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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不到,三个激进的热血青年沦落为出卖国家民族的汉奸,这不仅仅是三个人的个人选择,还是一批知识青年的沦丧。
早在留学日本时期,周佛海已经因研究社会主义小有名气,自诩为“中国的列宁”。1919年10月,周佛海撰写了《中国的阶级斗争》一文,并发表于12月的《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在文章中,他预言阶级斗争“不久就会要实现的”。
与陈公博性格不同,周佛海一开始就怀抱政治野心,并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居,因此在中共一大会上表现颇为积极,被选为中央局候补委员。此后一段时间,由于总书记陈独秀不在上海,他还代理了总书记的职务,主持中央局的工作。1922年,周佛海受中共中央委托,物色代表参加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会议。其时正值陈独秀被捕,周佛海一面营救陈独秀,一面派人四处物色代表。还亲赴长沙、汉口、安庆等地,会见了毛泽东、陈潭秋等人,商议挑选各界民众代表。此后,他还参与发动了上海劳工运动等活动。
然而,带着投机心理入党的周佛海终究未能坚持自己的革命事业。他和上海小姐杨淑慧的婚外恋受到党内批评后,便对组织产生了不满情绪。而陈独秀被捕入狱更让他觉得革命的风险太大。于是,在陈独秀出狱三天后,他向陈做了一次简单的交代便携杨淑慧返回日本,从此再不过问中共中央的事务。
半年后,周佛海升入京都帝国大学。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反对“早熟的社会革命”的论调动摇了周佛海的社会主义理想。1923年,帝国大学毕业时,找不到工作的周佛海更是一筹莫展,早把当年理想抛到了脑后。恰在此时,国共两党已经实现合作,在广东地区的革命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写信邀请周佛海到广州担任宣传部秘书,月薪为200元大洋。周佛海毫不犹豫便欣然前往。没过多久,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邀请他兼任该校教授,月薪240元。
不过,收入优厚的周佛海却以“每月交纳20元党费太多”为由——事实上,他认为在共产党内没有政治前途——宣布脱离共产党。随后,周佛海立即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为了报答戴季陶的知遇之恩,周佛海一面标榜要做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一面公开称“攻击共产党是我的义务,我的责任”。
1923年,陈公博与周佛海——这两位曾经的中共元老,不约而同地投靠了国民党。
从文人做政客
北大毕业后,热衷政治斗争的梅思平没能顺利地踏上仕途,而是应聘到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做编辑,过起了普通文人的日子。但因为周佛海,他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变。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作为全国书刊出版中心的上海,迅速成为社会运动与思想运动的推进地,人才济济的商务印书馆更是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那时候,商务印书馆的学者文人爆发出高度的政治热情,纷纷组织各类社团或党派。梅思平加入了同事何公敢创立的孤军社。孤军社的抱负甚高,自认为是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一个政治团体。他们鼓吹民族主义、民主政治和工会主义,因其主张符合孙中山三民主义而引起国民党高层的注意。
正是在孤军社,梅思平结识了已是国民党重臣的周佛海,同样有政治野心的两人志趣相投,交往甚密,结为好友。
1926年11月,经戴季陶推荐,周佛海投奔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旋即受命出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周佛海乘机引荐自己的好友梅思平、陶希圣和另一位商务印书馆编辑吴文祺为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梅思平从此走上了政坛,并迎来了自己人生中最辉煌的十年。
1928年,蒋介石授意周佛海创办《新生命》杂志作为自己政策宣传的阵地,梅思平和陶希圣成为骨干成员。10月,陶希圣在《新生命》杂志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甚么社会》的论文,梅思平立即以《中国社会变迁的概略》与陶希圣呼应。随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李季、陈邦国、王宜昌、杜畏之等相继参加论战,形成一场影响深远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
也就是在这场论战中,他的才能获得了蒋介石的欣赏,这为他日后的仕途经济打下了良好基础。1933年2月,时任中央政治学校政治系主任的梅思平受命出任江宁实验县县长。他在江宁实验县进行的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其改革经验受到了蒋介石的充分肯定。一时间,梅思平名声大噪,成为全国知名的政治明星。
“低调俱乐部”
既然决定接受日本的条款,汪精卫便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出逃了。他召集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人秘密商讨叛逃事宜。此时,身在成都的陈公博得知汪精卫准备逃离重庆的消息,赶紧打电报劝告汪精卫:“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在汪精卫的追随者中,最痛苦的莫过于陈公博。他对汪精卫深怀知遇之恩的感激,作为汪精卫的肱骨之臣,陈公博主和,但反对汪精卫与日本私下媾和,更反对汪出面组织汉奸政权。然而,他对汪精卫的死忠让他作出了错误的决定。12月18日,汪精卫一意孤行叛逃到河内,陈公博应召尾随而至。矛盾重重的他临行前曾写信给蒋介石,声称要做“最后的努力”,力劝汪回心转意。然而,他的劝说终告失败,最终随汪精卫一路走到黑。
其实,汪精卫等人自己也很清楚,汉奸行为是不会被国人饶恕的。如梅思平事后坦言:“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梅思平却有先见之明,当他叛国投敌之后,立刻被钉上了耻辱柱,甚至是众叛亲离。
1939年12月15日,《浙瓯日报》的《展望》专版于显著位置,刊出了梅思平的女儿梅爱文的“宣言”:《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呼吁“每个做了汉奸儿女的人,都能快快地觉醒,和我携起手来,共同进行反汉奸运动,参加到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中去!”面对女儿的愤怒声讨,梅思平自知大节已亏,尽管内心苦楚却始终无法辩白。此后,父女决裂,梅思平再也没能活着见到女儿。
与陈公博被动投敌不同,周佛海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主动地走上汉奸道路的。在汪精卫叛国投敌的过程中他非但没有劝解阻止,反倒利用自己对高宗武、梅思平的影响力,授意他们与日本秘密联络并签署《重光堂密约》,最终成为汪伪政权的始作俑者。
尽管如此,面对叛国的道德困境,周佛海也还是经历了痛苦的内心挣扎。据说,在出逃前,他整整一个月都在思考该不该走出这一步,常常彻夜难眠。最后,现实的利益,对战局的悲观心态,或者干脆说是对战败的恐惧,最终战胜了做汉奸的耻辱。
身名俱灭
岂止是陈公博、周佛海和梅思平,因为对战局的悲观,一大批丧失信心的国民党高官纷纷投靠日本侵略者,最终集体堕落为汉奸。尽管其中不乏良心未泯、幡然悔悟,甚或曲线救者,但附逆者之多恰如过江之鲫。
就在汪精卫准备筹建南京伪国民政府时,作为骨干的高宗武和陶希圣因种种原因悄然逃离上海,并在香港《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高陶二人的幡然醒悟,却没能唤醒陈公博、周佛海和梅思平等人的民族意识,在全国民众的一片骂声中公然走上卖国投敌的最前台。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作为“首义分子”身居要职。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日本,陈公博代理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宣称“凡主席手定之政策,皆为公博奉行之政策;凡汪先生生前之设施,皆为公博今日之设施。”继续执行汪精卫的汉奸政策。而对汪伪政权丧失信心的周佛海却已经开始与重庆方面暗通消息,开始为蒋介石在沦陷区的特工活动提供方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南京伪国民政府在陈公博的主持下宣告解散。此后数月,汪伪政权的高官相继被捕,并受到审判。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均被判处死刑。陈公博和梅思平先后被处决,周佛海则因其“戴罪立功”而改判为无期徒刑,最终病死狱中。
图说:1942年12月20日,汪精卫、周佛海、周隆庠、梅思平等一行抵达东京羽田机场,受到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及各大臣的欢迎。资料图片
1929年,蒋介石与周佛海(前左一)、戴笠(后左一)及卫队在泰山。资料图片
陈公博,广东南海人。资料图片
1943年4月11日,汪伪政府官员周佛海到吉林松花江小丰满电厂参观。资料图片
1942年12月23日,汪精卫与周隆庠(二排左一)、周佛海(二排左二)、徐良(二排左三)、梅思平(三排左一)、大东亚相青木一男(三排右一)等出席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前中)晚宴前合影。资料图片
20世纪40年代初,江苏南京,汪精卫与德国、意大利各国使节交谈,其右立者为褚民谊。资料图片
1946年,周佛海在南京高等法院接受公审。资料图片
1943年4月15日,辽宁,汪伪政府官员周佛海到参观抚顺煤矿。资料图片
早在留学日本时期,周佛海已经因研究社会主义小有名气,自诩为“中国的列宁”。1919年10月,周佛海撰写了《中国的阶级斗争》一文,并发表于12月的《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在文章中,他预言阶级斗争“不久就会要实现的”。
与陈公博性格不同,周佛海一开始就怀抱政治野心,并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居,因此在中共一大会上表现颇为积极,被选为中央局候补委员。此后一段时间,由于总书记陈独秀不在上海,他还代理了总书记的职务,主持中央局的工作。1922年,周佛海受中共中央委托,物色代表参加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会议。其时正值陈独秀被捕,周佛海一面营救陈独秀,一面派人四处物色代表。还亲赴长沙、汉口、安庆等地,会见了毛泽东、陈潭秋等人,商议挑选各界民众代表。此后,他还参与发动了上海劳工运动等活动。
然而,带着投机心理入党的周佛海终究未能坚持自己的革命事业。他和上海小姐杨淑慧的婚外恋受到党内批评后,便对组织产生了不满情绪。而陈独秀被捕入狱更让他觉得革命的风险太大。于是,在陈独秀出狱三天后,他向陈做了一次简单的交代便携杨淑慧返回日本,从此再不过问中共中央的事务。
半年后,周佛海升入京都帝国大学。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反对“早熟的社会革命”的论调动摇了周佛海的社会主义理想。1923年,帝国大学毕业时,找不到工作的周佛海更是一筹莫展,早把当年理想抛到了脑后。恰在此时,国共两党已经实现合作,在广东地区的革命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写信邀请周佛海到广州担任宣传部秘书,月薪为200元大洋。周佛海毫不犹豫便欣然前往。没过多久,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邀请他兼任该校教授,月薪240元。
不过,收入优厚的周佛海却以“每月交纳20元党费太多”为由——事实上,他认为在共产党内没有政治前途——宣布脱离共产党。随后,周佛海立即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为了报答戴季陶的知遇之恩,周佛海一面标榜要做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一面公开称“攻击共产党是我的义务,我的责任”。
1923年,陈公博与周佛海——这两位曾经的中共元老,不约而同地投靠了国民党。
从文人做政客
北大毕业后,热衷政治斗争的梅思平没能顺利地踏上仕途,而是应聘到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做编辑,过起了普通文人的日子。但因为周佛海,他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变。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作为全国书刊出版中心的上海,迅速成为社会运动与思想运动的推进地,人才济济的商务印书馆更是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那时候,商务印书馆的学者文人爆发出高度的政治热情,纷纷组织各类社团或党派。梅思平加入了同事何公敢创立的孤军社。孤军社的抱负甚高,自认为是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一个政治团体。他们鼓吹民族主义、民主政治和工会主义,因其主张符合孙中山三民主义而引起国民党高层的注意。
正是在孤军社,梅思平结识了已是国民党重臣的周佛海,同样有政治野心的两人志趣相投,交往甚密,结为好友。
1926年11月,经戴季陶推荐,周佛海投奔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旋即受命出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周佛海乘机引荐自己的好友梅思平、陶希圣和另一位商务印书馆编辑吴文祺为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梅思平从此走上了政坛,并迎来了自己人生中最辉煌的十年。
1928年,蒋介石授意周佛海创办《新生命》杂志作为自己政策宣传的阵地,梅思平和陶希圣成为骨干成员。10月,陶希圣在《新生命》杂志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甚么社会》的论文,梅思平立即以《中国社会变迁的概略》与陶希圣呼应。随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李季、陈邦国、王宜昌、杜畏之等相继参加论战,形成一场影响深远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
也就是在这场论战中,他的才能获得了蒋介石的欣赏,这为他日后的仕途经济打下了良好基础。1933年2月,时任中央政治学校政治系主任的梅思平受命出任江宁实验县县长。他在江宁实验县进行的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其改革经验受到了蒋介石的充分肯定。一时间,梅思平名声大噪,成为全国知名的政治明星。
“低调俱乐部”
既然决定接受日本的条款,汪精卫便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出逃了。他召集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人秘密商讨叛逃事宜。此时,身在成都的陈公博得知汪精卫准备逃离重庆的消息,赶紧打电报劝告汪精卫:“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在汪精卫的追随者中,最痛苦的莫过于陈公博。他对汪精卫深怀知遇之恩的感激,作为汪精卫的肱骨之臣,陈公博主和,但反对汪精卫与日本私下媾和,更反对汪出面组织汉奸政权。然而,他对汪精卫的死忠让他作出了错误的决定。12月18日,汪精卫一意孤行叛逃到河内,陈公博应召尾随而至。矛盾重重的他临行前曾写信给蒋介石,声称要做“最后的努力”,力劝汪回心转意。然而,他的劝说终告失败,最终随汪精卫一路走到黑。
其实,汪精卫等人自己也很清楚,汉奸行为是不会被国人饶恕的。如梅思平事后坦言:“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梅思平却有先见之明,当他叛国投敌之后,立刻被钉上了耻辱柱,甚至是众叛亲离。
1939年12月15日,《浙瓯日报》的《展望》专版于显著位置,刊出了梅思平的女儿梅爱文的“宣言”:《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呼吁“每个做了汉奸儿女的人,都能快快地觉醒,和我携起手来,共同进行反汉奸运动,参加到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中去!”面对女儿的愤怒声讨,梅思平自知大节已亏,尽管内心苦楚却始终无法辩白。此后,父女决裂,梅思平再也没能活着见到女儿。
与陈公博被动投敌不同,周佛海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主动地走上汉奸道路的。在汪精卫叛国投敌的过程中他非但没有劝解阻止,反倒利用自己对高宗武、梅思平的影响力,授意他们与日本秘密联络并签署《重光堂密约》,最终成为汪伪政权的始作俑者。
尽管如此,面对叛国的道德困境,周佛海也还是经历了痛苦的内心挣扎。据说,在出逃前,他整整一个月都在思考该不该走出这一步,常常彻夜难眠。最后,现实的利益,对战局的悲观心态,或者干脆说是对战败的恐惧,最终战胜了做汉奸的耻辱。
身名俱灭
岂止是陈公博、周佛海和梅思平,因为对战局的悲观,一大批丧失信心的国民党高官纷纷投靠日本侵略者,最终集体堕落为汉奸。尽管其中不乏良心未泯、幡然悔悟,甚或曲线救者,但附逆者之多恰如过江之鲫。
就在汪精卫准备筹建南京伪国民政府时,作为骨干的高宗武和陶希圣因种种原因悄然逃离上海,并在香港《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高陶二人的幡然醒悟,却没能唤醒陈公博、周佛海和梅思平等人的民族意识,在全国民众的一片骂声中公然走上卖国投敌的最前台。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作为“首义分子”身居要职。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日本,陈公博代理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宣称“凡主席手定之政策,皆为公博奉行之政策;凡汪先生生前之设施,皆为公博今日之设施。”继续执行汪精卫的汉奸政策。而对汪伪政权丧失信心的周佛海却已经开始与重庆方面暗通消息,开始为蒋介石在沦陷区的特工活动提供方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南京伪国民政府在陈公博的主持下宣告解散。此后数月,汪伪政权的高官相继被捕,并受到审判。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均被判处死刑。陈公博和梅思平先后被处决,周佛海则因其“戴罪立功”而改判为无期徒刑,最终病死狱中。
图说:1942年12月20日,汪精卫、周佛海、周隆庠、梅思平等一行抵达东京羽田机场,受到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及各大臣的欢迎。资料图片
1929年,蒋介石与周佛海(前左一)、戴笠(后左一)及卫队在泰山。资料图片
陈公博,广东南海人。资料图片
1943年4月11日,汪伪政府官员周佛海到吉林松花江小丰满电厂参观。资料图片
1942年12月23日,汪精卫与周隆庠(二排左一)、周佛海(二排左二)、徐良(二排左三)、梅思平(三排左一)、大东亚相青木一男(三排右一)等出席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前中)晚宴前合影。资料图片
20世纪40年代初,江苏南京,汪精卫与德国、意大利各国使节交谈,其右立者为褚民谊。资料图片
1946年,周佛海在南京高等法院接受公审。资料图片
1943年4月15日,辽宁,汪伪政府官员周佛海到参观抚顺煤矿。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