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21日，各大媒体播发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从这一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高考，大学招收学生要通过考试来进行。这则消息传遍了祖国各地，给那些不甘心一辈子在穷山沟里碌碌无为的青年人带来了希望。
　　那年，笔者正读高三，这条消息让我第一次知道了“择优录取”“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大学录取原则。而延续了多年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大学招生制度从此成为历史。
　　即将高中毕业的我，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应该去农村劳动，体验农村生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再教育不知是多少年，当时叫“插队落户”，大概就是安插到农村生产大队，在那里落户生根的意思。而插队的青年学生也有一个好听的名称叫“知识青年”。
　　记得小时候，有个小伙伴的哥哥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插队，在当时这是非常光荣的事。不久，小伙伴向我炫耀他哥哥寄来的照片，一幅英姿勃勃的马上形象，特别羡慕。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就从他哥哥那边传来兵团如何艰苦、如何贫穷落后的消息。几年后，很多知青偷偷跑回来，即使无所事事，也不愿意回到广阔天地去了。我是在“文革”后读伤痕文学，才对知青的苦难有所认识。现在读到食指的诗《这里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中描述一知青奔赴插队离开北京时的那句： “永远记着我，妈妈呀，北京!”仍然为之动容。
　　后来，政策有了调整，中学毕业不再去边疆，北京中学毕业生就到郊区农村，每周日可以回家。有特殊情况需要照顾的，还可以分配到工厂当工人。我们中学的毕业生都统一安排到京郊一个名叫“永丰公社”的地方。名字听着挺好，可据说永丰公社从来就没有丰收过。知青们经常向我们这些在校学生调侃农村的景况，也不时流露出无奈和绝望的情绪。听多了，渐渐对自己毕业后的前途担忧起来：这就是我今后的生活，或许一生都这样了……
　　高等院校从1966年“文革”开始就停止招生了，到1973年又采取了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政策，能上大学的不是根正苗红，就是有“后门”有关系的。像我这样的臭老九子弟。基本没什么希望。推荐上大学无需考试，一些热爱学习的青年选不上，文化程度低但有关系的人占了招生名额。在这种状态下，学生对学习还能有多少积极性呢?
　　能上大学了!这是我1977年10月21日看报纸后的第一个反应。以前根本就不敢想的事，突然间化为了现实。那是一种从心底奔涌出的、无法抑制的激动。从那以后，教师上课有了心气儿，学生心里也都暗暗憋着一股劲。许多老知青也回到学校复习功课。不论是知青、学徒工，还是应届高中毕业生，都把这次高考当作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次机会。
　　那时，准备考试好像没有现在这么紧张。我们的高考复习材料经常是自己刻蜡板油印。高考考场在北京郊区的一个中学，骑车约半个小时，没有家长护送，都是同学们结伴而行。
　　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将我本该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人生轨迹，一个搬道叉转向了大学深造。
　　1977、1978年的两次高考，报名人数超过1100万人次，而录取只有70万人，那才是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两届学生的年龄相差非常大。有些三十几岁才考上大学的人，非常不容易地闯过了独木桥，桥的那边是一片新天地。一部分知青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而绝大多数人却因长期在农村劳动，早将所学的知识丢得一干二净，没能通过考试。直到国家落实政策，才返回城里。他们失去的太多了，最好的年华白白浪费掉了，没有得到应有的学习机会。回城后由于既没有知识也没有技能，只能到工厂干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企业改革，他们又成了第一批下岗工人。
　　今天，在祖国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很多都是1977、1978年两届学生，他们得益于国家的变革，又加倍地回报国家。也正是这一批学生，以及其后一届届大学毕业生，推动了祖国的建设。32年了，一代人的努力，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人的希望，更看到了国家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