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王金勇和他的“丰收”农机合作社虽然拿到政府300万元的巨额补贴，但仍然亏了400万元。
　　1983年出生的王金勇只有31岁，但已经在成都农村从事了17年的农机服务生意。2013年，他与人合伙投资成立农机专业合作社，利用多年走镇串乡提供农机服务的渠道资源，赶着成都推进土地流转，扶持粮食规模经营的热潮，从农机服务转入粮食生产，一口气在成都7个区县租赁上万亩土地实施机械化耕种，一举成为成都种植规模最大，也最年轻的“种粮大户”。
　　不下田的美国式“现代化农业”
　　开着宝马X6的王金勇，自己几乎从不下田。
　　与周家林的家庭临时雇工经营模式不同，王金勇将现代公司化的商业管理体系和工业化生产模式移植到他的粮食种植中。农机合作社内部效仿企业设立了总经办，生产管理部门和农机技术部门等层级体系，按租赁土地所属区县划分片区，设置片区经理，下辖三四名管理人员驻点看管粮食生长情况，执行生产管理部门的指令；而所有生产管理人员都实施工资聘用制，再根据各负责片区的产销情况给予奖惩。
　　具体生产方式上，从播种、植保，到收割，全程机械化。搞农机服务出身的王金勇组建了一个拥有两百多台现代化农业机械和100多名机手的农机服务团队，除了继续给有需求的农户提供机耕服务，现在开始自己生产粮食。
　　但这套美国式的“现代农业”模式施行一年下来却巨亏700多万元。
　　王金勇事后总结亏损的原因是成本太高。水稻平均一亩的成本投入高达1500元，比周家林高出近一倍；油菜或小麦一亩成本投入也达到850～900元；化肥农药的使用量也比周家林的人力模式要高出近一倍；而仅聘用数十名生产管理人员的工资成本，就达到三四百万元，全年投资上千万。
　　如此高成本之下，全机械化规模种植的产量却不敢恭维。水稻亩均不到800斤，油菜260斤左右，小麦500斤左右；正常情况下，农民家庭人工种植的产量是水稻亩均1000斤以上，油菜300斤以上，小麦600～700斤。
　　再加上2013年中国大米进口量增长压低了国内米价，虽然只有2毛钱的差别，却让规模上万亩的王金勇剧增300多万元的亏损。
　　“为年轻付出代价”的粗放模式
　　在曾必荣看来，王金勇的生产管理模式太过粗放，整个团队缺乏农业生产经验，过于迷信和依赖机械化，对成本缺乏控制，又不懂农业技术和田间管理，一味追求规模扩张，经营风险太大。
　　曾必荣给王总结：重年轻不重经验，重农机不重农业，重学历不重专业，重栽培不重病虫害。
　　王金勇聘用的一线田间管理人员，全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学计算机、中文、市场营销的，什么都有”，就是缺乏农业生产经验。曾必荣同样提供农技指导，在周家林那儿，能有效贯彻；因为请的工人做没做，做得怎样，老农民周家林从田边走一圈，“一眼就能看出来”；但王金勇这里，却执行不了。
　　但王金勇的团队和周家林等其他种粮大户最醒目的区别也是：年轻。在王金勇看来，这两三年的亏损也是摸索经验，“为年轻付出代价”，而他自己代表的才是社会发展的方向。
　　“传统农业模式没有把资源跟资本结合，没有抵抗经营风险的能力，也难以扩大规模，所以没有高利润培养不了人才，也留不住人才，挣的不过是一点劳力成本。”王金勇说，“我们走的是规模化、机械化和人才优化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只要形成稳定的利润模式，哪怕产量低一点，利润薄一点，就可以无限扩张。”
　　今年，王金勇的种植规模已经扩张到2万亩。王金勇算下来，仅省市两级政府补贴就能拿到七八百万元，如果粮食产量再提高到预期的900～1000斤，就可能实现成本收益的基本平衡，明年就可以争取不再亏损。
　　但他也坦言，在政府高额补贴下，即使达到盈亏平衡目前仍看不到盈利点；他因此寄望政府会进一步加大政策补贴力度，為他的机械化规模经营创造出利润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