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江西士绅阶层的研究着眼于士绅阶层在社会及历史大时代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并形成了许多论著和成果。
　　一、江西士绅与地方社会文化事业研究
　　在《清代江西宾兴组织探析》及《科举会社组织与社会权势的转移——以晚清至民国江西南康宾兴会为例的分析》这两篇文章中，杨品优从嘉庆、道光年间大量兴起的由士绅主导的宾兴组织入手，揭示出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地方社会权利的博弈；邓爱红的《明清江西新建县在北京的会馆考述》一文考证了北京新建会馆的资金来源和日常运作，指出官绅的捐助使得科举文化得以兴盛；在《清朝嘉庆年间地方学额纷争处理及其影响》及《学额纷争、移民族群和法律实践：以嘉庆朝广东新安县和江西万载县为例》两篇文章中，杨歌通过学额分配问题的研究，探讨了土、客籍精英阶层及其家族对于文化权利的保卫和争夺问题；林容、王栋的《民初江西捐资办学的特点和影响》探讨了在公立学校寥寥无几的民国初期，江西士绅阶层慷慨解囊，捐资办学，弥补了教育资源的不足，为百废待兴的社会积蓄了人才；罗艳春通过《教育、族群与地域社会——清中叶江西万载书院初考》和《教育、宗族与地域社会——清中叶江西万载书院再考》两篇文章，层层分析了江西万载地区书院的兴办事物在土客之间、官绅之间、宗族之间形成的多重矛盾，揭示了本地士绅阶层对于文化权利的固守及外来士绅阶层对于文化权利的争夺问题；廖华生在《官府、士绅与庙学的修建——明清时期婺源庙学的个案考察》中考察了婺源地区庙学修建模式的嬗变，揭示出绅权在博弈中不断壮大的趋势。
　　二、研究江西革命史的新角度
　　随着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入，以士绅阶层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在革命年代的活动成为革命发展的重要考量因素。蔡晓荣、张英明在《江西士绅与太平天国运动》中阐述了官府、士绅和太平军之间复杂的关系，认为太平军对地方士绅阶层的打压与官府对士绅阶层的拉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蔡晓荣在《传统士绅与社会剧变——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士绅为考察中心》中探讨了江西士绅阶层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分化及革命大潮与士绅、家国命运的相互关系；王才友在《从吉安城的占领看国民党第一次“围剿”失败——基于民国江西报刊、台北“国史馆”的档案史料及地方史资料的研究》一文中指出，国民党失去吉安的原因在于“邓英得不到基层社会，包括县政府及地方绅民的支持”；张弛在《论红军主力转移后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动——以湘赣边界为中心》中讨论了红军战略转移之后，国民党企图利用地方权力体系的重建来恢复社会秩序；许金华的《基层“清党”：阶级与非阶级的对抗——基于以江西赣南为中心的分析》以“清党”入手，讨论了国家与地方以及基层权力网络的纷争；廖华生在《士绅阶层地方霸权的建构和维护——以明清婺源的保龙诉讼为考察中心》中研究了诉讼案件下错综复杂的权利网络。
　　三、对江西士绅在公共领域的作用研究
　　饶伟新在《同姓联宗与地方自治——清末民国时期江西地方精英的文化策略》中探讨了“地方自治运动兴起的清末民初的新式地方政治精英的同姓联宗活动对于地方政治近代化进程发展的影响”；李晓方的《崇文向学与尚武好斗——明清历修‘赣州府志’对赣南民风的表达》通过对地方志中赣州民风的解读，映射出“国家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精英与民众以及土著与移民之间的诸多权力关系和利益诉求，具有多元话语的特征”的地域特色；李晓方、温小兴的《明清时期赣南客家地区的风水信仰与政府控制》解读了民间信仰在地方政府对乡村社会控制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施由明的《清代江西的乡绅与县域社会建设——以万载县为例》分析了乡绅在清代的县域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魏幼红的《官绅之间：试论明清时期江西府县城的“城门事件”——以吉安府城南门改建为中心》揭示了“社会文化权力与国家政治权力之间的争夺”。
　　除此之外，还有一批优秀的硕士和博士生也为江西士绅阶层与地方社会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如厦门大学李平亮的《明清南昌西山万寿宫与地方权力体系的演变（1550年～1910年）》、江西师范大学翟岩的《清代江西建昌府士绅与地方公共事务》、复旦大学张磊的《明清江西新设县厅研究》等。
　　（作者单位：广西医科大学人文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