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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的话
《死亡诗社》是一部经典的教育影片，它以打破保守、僵硬、违背学生天性的教育理念而为人称道。影片中崇尚释放学生天性的基汀老师也被自由主义教育者奉为英雄。这样的教育者形象对于饱受诟病的应试教育中的师生来说有如一阵春风，因此影片也有一个优美贴切的中文标题《春风化雨》。但是我们希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这部影片，即从影片悲剧的结局中讨论教育启蒙的脆弱和局限。这样的讨论并不是说教育中的启蒙是不必要的，而是我们要审慎地对待启蒙，要深刻地认识到教育本身的脆弱性。唯有此，教育者才能真正培育学生强健的主体，而不仅仅只是觉醒后的悲情和绝望。
——张华军（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死亡诗社》是澳大利亚导演彼得·威尔德的名作，根据托马斯·舒曼在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的男子预备学校的真实经历改编而成。电影讲述了20世纪中期发生在美国一所贵族名校—威尔顿中学的故事。威尔顿中学以沉稳凝重的教学风格和较高的升学率而闻名，学校以“传统、荣誉、纪律、卓越”为校训，但在学生眼中却是一所地狱学校。英文教师基汀的到来如同一阵春风，一反传统名校名师的严肃刻板。他用自己的方式教导学生们珍惜青春年华，尽情绽放生命。学生们在他的引导下渐渐学会思考，勇敢追求自由和心中所爱，追问人生的真谛。但是，敢于向传统挑战发起变革的教育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影片以热爱戏剧的学生尼尔走投无路之下自杀和基汀老师离开收场，引人深思。
一、指向“人”的教育：学生作为独一无二的主体
教育学者格特·比斯塔将教育的功能分为三类：资格化、社会化、主体化。资格化意味着学生能掌握基本的知识和技能，社会化是指学生融入社会的过程，主体化是学生作为个体独一无二的主体生成。他说：“这种主体性，不是我们拥有的某种东西，而是不时在新的、开放的和不可预测的相遇情景下，可以实现的某种东西。”[1]如果说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实现资格化或者社会化，那么教育将变成知识“输入”与成绩“输出”的问题解决，学生就是无生命的客体。然而，教育在“输入”与“输出”之间永远也不会有完美的配合，真正好的教育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降低到技术层面，所以教育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去除教育中“主体化”的风险，也就意味着承认教育的机械主义，教育便成为固定不动的东西，以至于在某个点上，它能够类似于一条流畅运行的生产线或一架完美机器。[2]如此，教育便失去了培养“人”的价值和意义。
基汀老师作为传统教育的革新者，正是看到了教育的主体化功能。第一节课，他坐在教室前面，凝神望着每一个学生，学生们拖着沉重的身体，像极了生产线上的产品，等待被雕琢成最优质的物件。终于，基汀站了起来，拿起一把码尺，在过道里走来走去，他停下脚步，紧盯着每个男孩的脸。转身，他像演戏一样跳到讲台上，以朗诵惠特曼的诗歌《哦，船长！我的船长！》成功吸引了学生们的注意。
正如学生尼尔所说，基汀很有特点，他和学校中任何一个老师都不一样。他抓住自己的喉咙、恐怖地尖叫，他带领學生撕掉教科书，并让学生相信，每个人都应该作为独立的个体得到认可。他鼓励学生打破固有思维的框架，引导学生和他一起站到桌子上，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看完全不同的世界。
基汀作为启蒙者，他眼中的教育不局限于知识与技能的传递，而在于唤醒学生心灵、启蒙心智。启蒙在东西方语义中皆有“去除遮蔽物、除却蒙昧而彰显理智”之义。[3]但在工具理性思想的影响下，部分教师将教学重点放在成绩上却忽略学生精神上的启蒙，学生陷于“学不知为何学”的困境中。基汀与众不同，他以全新的角度看待教育，他不把学生看成被塑造和被规训的客体，而是看成发起行动和担当责任的主体。学生不是机器人，他所热爱的教育不是机械生产，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美丽相遇。
二、启蒙的脆弱：自我和外界的断裂
在遇到基汀之前，尼尔生活在父母规划的人生道路上：他是父母眼中的好孩子，学校引以为傲的优等生。父亲一直用“你必须听我的”这样的权威话语掌控尼尔的人生方向，他不允许儿子在成为医生这条道路上有任何冒险行为。当父亲一直以未来前途和父母的期盼对尼尔施加压力时，尼尔内心的想法总会在愧疚和惩罚的压力下分崩离析。“尼尔是谁？”他似乎只能是父母眼中的好孩子。
尼尔发现，当他满足了外在目光的期待，却丢失了自我。当他褪去荣誉光环向内心深处发问，却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尼尔的心灵渴望得到解放，基汀的到来似一阵春风，化作一场春雨，滋润了尼尔的心田。尼尔是基汀最有灵性的学生，他的眼中燃着激情的火苗。他第一个领悟基汀的话语，第一个和基汀打招呼时叫出“船长”，第一个提出恢复死亡诗社的想法。死亡诗社在尼尔的提议下重建，男孩们找到了那个黑漆漆的山洞，将自己置身于一处“圣地”，他们在睡梦中渐渐清醒。沉睡的思想巨人，等待涅槃重生。
长期压抑的尼尔被唤醒了！他找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他满脸喜悦，兴奋地攥着那张海报，他第一次发现掌握自己人生的感觉原来是如此美妙。尼尔热爱剧本和表演，这些都让他感到自己真真实实地活着。他欣喜若狂，他想到父亲一定会反对，但这一次不管父亲同不同意他都要去，没有人能让他退出。他处在被内心召唤的情境中，作为自由而独立的个体，他要回应这个受到召唤的情境，因为那里有他的梦想。“尼尔是谁？”他是一个等待被创造的独一无二的个体。
《仲夏夜之梦》的演出非常成功。正当所有人为尼尔感到骄傲，为他起身喝彩时，父亲领着他从礼堂走了出去，那时的他活像一个被押往刑场的囚犯。他的演出在父亲看来毫无意义，因为这不能得到金钱、权力、身份和地位。在严酷、强横专制的父亲面前所有的冲动和欲望化为灰烬，尼尔明白所谓“对话”，不过是更激烈的争吵，妥协将他引入深渊，那里充斥着绝望。他选择结束自己人生的那一刻是真正的解脱，没有人来拯救他，死是他最后一次对自己的救赎。
从尼尔的悲剧结局中，我们能看到启蒙带给尼尔心灵上的冲击：一方面，尼尔的主体意识被唤醒，他渴望成为自己的主人;另一方面，尼尔不得不继续活在父母的期望中。某种意义上说，他把自己置于一种脆弱的境地中。内在的自我召唤与外界对他的规定、期望之间形成了剧烈的冲突，使他无所适从，甚至走向灭亡。但，这并不意味着启蒙的失败或无意义。这部电影的悲剧结局更多的是启发我们思考：作为启蒙者的教师，如何帮助学生在自我主体意识觉醒之后，处理和外界的种种矛盾冲突，重建自我和可能存在冲突的外部世界的联系。 三、作为启蒙者的教师：在倾听中帮助学生重建自我和世界的联系
当觉醒使学生深陷于两难困境之中，作为启蒙者，教师应当帮助学生处理好外部世界与自我的矛盾和冲突。倾听，是教师帮助学生重建自我与精神世界联系的有效方法。
倾听并不意味着教师是旁观者或被动的信息接收者，教师应当成为参与者和行动者，主动与学生的精神世界建立实质性联系。没有主动的倾听，教师很难真正走进学生内心深处，更不能听到他们的呼唤和吁求。教师倾听的根本目的是倾听生命和呼应生命，倾听学生的欲望、需求、情感、思想和困惑，呼应学生困境中重建自我与世界联系的需要。但生命并不是抽象的生命，它具体体现在各种欲望、需求、情感、思想，体现在个体生命的差异和区别之上。[4]每个学生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声音都是复杂的，当他们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情绪和情感时，教师作为倾听者要进入他们的知觉世界，而不是把他们嵌入自己的知觉世界。[5]共情式倾听能帮助教师深入学生的内心世界，深刻体验学生的内在情感，从而能设身处地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
倾听与理解是不可分割的，没有理解的纯粹倾听是不存在的。然而显而易见，也不存在某种没有倾听的理解。[6]尼尔在感到走投无路时向基汀倾诉，他说：“如果将演出告诉父亲，父亲一定会杀了我。”而基汀只是简单回应：“如果你执意参加演出，一定要和父亲谈谈，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基汀在这次对话中没能理解尼尔诉求背后的无助，没能设身处地从尼尔的立场出发考虑问题，最终无法对尼尔的想法和感受做到感同身受。教师作为倾听者，应当有意识地与学生共情，使学生感受到老师对自己的理解与接纳，只有在理解与接纳的情境中，学生才会愿意完全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教师才有可能在倾听的过程中帮助学生重建自我与世界的联系。
启蒙的脆弱性决定教师必需持续地支持学生的自我觉醒，教师有必要成为与学生共情的倾听者。当学生深陷于启蒙之后发生的自我实现和满足外界需求之间的矛盾困境中，教师需要通过持续的倾听正确引导学生逐步地缓和矛盾、解决矛盾、重塑自我和外界之间的关系。唯此，才有可能克服啟蒙带来的自我的脆弱，培育内在强健的自我。
参考文献
[1] 简成熙.教育评价时代的危机与BIESTA的教育美丽冒险[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9，18（1）：61-75.
[2] 格特·比斯塔.为着公共利益的教育哲学：五个挑战与一个议
程[J].赵康，译.教育学报，2011，7（4）：27-35.
[3] 张倩.教育启蒙：唤醒教师专业自主发展意识[J].教育现代化，2018，5（37）：84-86.
[4] 李政涛.倾听着的教育——论教师对学生的倾听[J].教育科学，2001（4）：46-50.
[5] 心理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心理学百科全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1924.
[6] 伽达默尔.论倾听[J].潘德荣，译.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1）：1-4.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
《死亡诗社》是一部经典的教育影片，它以打破保守、僵硬、违背学生天性的教育理念而为人称道。影片中崇尚释放学生天性的基汀老师也被自由主义教育者奉为英雄。这样的教育者形象对于饱受诟病的应试教育中的师生来说有如一阵春风，因此影片也有一个优美贴切的中文标题《春风化雨》。但是我们希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这部影片，即从影片悲剧的结局中讨论教育启蒙的脆弱和局限。这样的讨论并不是说教育中的启蒙是不必要的，而是我们要审慎地对待启蒙，要深刻地认识到教育本身的脆弱性。唯有此，教育者才能真正培育学生强健的主体，而不仅仅只是觉醒后的悲情和绝望。
——张华军（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死亡诗社》是澳大利亚导演彼得·威尔德的名作，根据托马斯·舒曼在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的男子预备学校的真实经历改编而成。电影讲述了20世纪中期发生在美国一所贵族名校—威尔顿中学的故事。威尔顿中学以沉稳凝重的教学风格和较高的升学率而闻名，学校以“传统、荣誉、纪律、卓越”为校训，但在学生眼中却是一所地狱学校。英文教师基汀的到来如同一阵春风，一反传统名校名师的严肃刻板。他用自己的方式教导学生们珍惜青春年华，尽情绽放生命。学生们在他的引导下渐渐学会思考，勇敢追求自由和心中所爱，追问人生的真谛。但是，敢于向传统挑战发起变革的教育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影片以热爱戏剧的学生尼尔走投无路之下自杀和基汀老师离开收场，引人深思。
一、指向“人”的教育：学生作为独一无二的主体
教育学者格特·比斯塔将教育的功能分为三类：资格化、社会化、主体化。资格化意味着学生能掌握基本的知识和技能，社会化是指学生融入社会的过程，主体化是学生作为个体独一无二的主体生成。他说：“这种主体性，不是我们拥有的某种东西，而是不时在新的、开放的和不可预测的相遇情景下，可以实现的某种东西。”[1]如果说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实现资格化或者社会化，那么教育将变成知识“输入”与成绩“输出”的问题解决，学生就是无生命的客体。然而，教育在“输入”与“输出”之间永远也不会有完美的配合，真正好的教育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降低到技术层面，所以教育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去除教育中“主体化”的风险，也就意味着承认教育的机械主义，教育便成为固定不动的东西，以至于在某个点上，它能够类似于一条流畅运行的生产线或一架完美机器。[2]如此，教育便失去了培养“人”的价值和意义。
基汀老师作为传统教育的革新者，正是看到了教育的主体化功能。第一节课，他坐在教室前面，凝神望着每一个学生，学生们拖着沉重的身体，像极了生产线上的产品，等待被雕琢成最优质的物件。终于，基汀站了起来，拿起一把码尺，在过道里走来走去，他停下脚步，紧盯着每个男孩的脸。转身，他像演戏一样跳到讲台上，以朗诵惠特曼的诗歌《哦，船长！我的船长！》成功吸引了学生们的注意。
正如学生尼尔所说，基汀很有特点，他和学校中任何一个老师都不一样。他抓住自己的喉咙、恐怖地尖叫，他带领學生撕掉教科书，并让学生相信，每个人都应该作为独立的个体得到认可。他鼓励学生打破固有思维的框架，引导学生和他一起站到桌子上，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看完全不同的世界。
基汀作为启蒙者，他眼中的教育不局限于知识与技能的传递，而在于唤醒学生心灵、启蒙心智。启蒙在东西方语义中皆有“去除遮蔽物、除却蒙昧而彰显理智”之义。[3]但在工具理性思想的影响下，部分教师将教学重点放在成绩上却忽略学生精神上的启蒙，学生陷于“学不知为何学”的困境中。基汀与众不同，他以全新的角度看待教育，他不把学生看成被塑造和被规训的客体，而是看成发起行动和担当责任的主体。学生不是机器人，他所热爱的教育不是机械生产，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美丽相遇。
二、启蒙的脆弱：自我和外界的断裂
在遇到基汀之前，尼尔生活在父母规划的人生道路上：他是父母眼中的好孩子，学校引以为傲的优等生。父亲一直用“你必须听我的”这样的权威话语掌控尼尔的人生方向，他不允许儿子在成为医生这条道路上有任何冒险行为。当父亲一直以未来前途和父母的期盼对尼尔施加压力时，尼尔内心的想法总会在愧疚和惩罚的压力下分崩离析。“尼尔是谁？”他似乎只能是父母眼中的好孩子。
尼尔发现，当他满足了外在目光的期待，却丢失了自我。当他褪去荣誉光环向内心深处发问，却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尼尔的心灵渴望得到解放，基汀的到来似一阵春风，化作一场春雨，滋润了尼尔的心田。尼尔是基汀最有灵性的学生，他的眼中燃着激情的火苗。他第一个领悟基汀的话语，第一个和基汀打招呼时叫出“船长”，第一个提出恢复死亡诗社的想法。死亡诗社在尼尔的提议下重建，男孩们找到了那个黑漆漆的山洞，将自己置身于一处“圣地”，他们在睡梦中渐渐清醒。沉睡的思想巨人，等待涅槃重生。
长期压抑的尼尔被唤醒了！他找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他满脸喜悦，兴奋地攥着那张海报，他第一次发现掌握自己人生的感觉原来是如此美妙。尼尔热爱剧本和表演，这些都让他感到自己真真实实地活着。他欣喜若狂，他想到父亲一定会反对，但这一次不管父亲同不同意他都要去，没有人能让他退出。他处在被内心召唤的情境中，作为自由而独立的个体，他要回应这个受到召唤的情境，因为那里有他的梦想。“尼尔是谁？”他是一个等待被创造的独一无二的个体。
《仲夏夜之梦》的演出非常成功。正当所有人为尼尔感到骄傲，为他起身喝彩时，父亲领着他从礼堂走了出去，那时的他活像一个被押往刑场的囚犯。他的演出在父亲看来毫无意义，因为这不能得到金钱、权力、身份和地位。在严酷、强横专制的父亲面前所有的冲动和欲望化为灰烬，尼尔明白所谓“对话”，不过是更激烈的争吵，妥协将他引入深渊，那里充斥着绝望。他选择结束自己人生的那一刻是真正的解脱，没有人来拯救他，死是他最后一次对自己的救赎。
从尼尔的悲剧结局中，我们能看到启蒙带给尼尔心灵上的冲击：一方面，尼尔的主体意识被唤醒，他渴望成为自己的主人;另一方面，尼尔不得不继续活在父母的期望中。某种意义上说，他把自己置于一种脆弱的境地中。内在的自我召唤与外界对他的规定、期望之间形成了剧烈的冲突，使他无所适从，甚至走向灭亡。但，这并不意味着启蒙的失败或无意义。这部电影的悲剧结局更多的是启发我们思考：作为启蒙者的教师，如何帮助学生在自我主体意识觉醒之后，处理和外界的种种矛盾冲突，重建自我和可能存在冲突的外部世界的联系。 三、作为启蒙者的教师：在倾听中帮助学生重建自我和世界的联系
当觉醒使学生深陷于两难困境之中，作为启蒙者，教师应当帮助学生处理好外部世界与自我的矛盾和冲突。倾听，是教师帮助学生重建自我与精神世界联系的有效方法。
倾听并不意味着教师是旁观者或被动的信息接收者，教师应当成为参与者和行动者，主动与学生的精神世界建立实质性联系。没有主动的倾听，教师很难真正走进学生内心深处，更不能听到他们的呼唤和吁求。教师倾听的根本目的是倾听生命和呼应生命，倾听学生的欲望、需求、情感、思想和困惑，呼应学生困境中重建自我与世界联系的需要。但生命并不是抽象的生命，它具体体现在各种欲望、需求、情感、思想，体现在个体生命的差异和区别之上。[4]每个学生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声音都是复杂的，当他们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情绪和情感时，教师作为倾听者要进入他们的知觉世界，而不是把他们嵌入自己的知觉世界。[5]共情式倾听能帮助教师深入学生的内心世界，深刻体验学生的内在情感，从而能设身处地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
倾听与理解是不可分割的，没有理解的纯粹倾听是不存在的。然而显而易见，也不存在某种没有倾听的理解。[6]尼尔在感到走投无路时向基汀倾诉，他说：“如果将演出告诉父亲，父亲一定会杀了我。”而基汀只是简单回应：“如果你执意参加演出，一定要和父亲谈谈，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基汀在这次对话中没能理解尼尔诉求背后的无助，没能设身处地从尼尔的立场出发考虑问题，最终无法对尼尔的想法和感受做到感同身受。教师作为倾听者，应当有意识地与学生共情，使学生感受到老师对自己的理解与接纳，只有在理解与接纳的情境中，学生才会愿意完全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教师才有可能在倾听的过程中帮助学生重建自我与世界的联系。
启蒙的脆弱性决定教师必需持续地支持学生的自我觉醒，教师有必要成为与学生共情的倾听者。当学生深陷于启蒙之后发生的自我实现和满足外界需求之间的矛盾困境中，教师需要通过持续的倾听正确引导学生逐步地缓和矛盾、解决矛盾、重塑自我和外界之间的关系。唯此，才有可能克服啟蒙带来的自我的脆弱，培育内在强健的自我。
参考文献
[1] 简成熙.教育评价时代的危机与BIESTA的教育美丽冒险[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9，18（1）：61-75.
[2] 格特·比斯塔.为着公共利益的教育哲学：五个挑战与一个议
程[J].赵康，译.教育学报，2011，7（4）：27-35.
[3] 张倩.教育启蒙：唤醒教师专业自主发展意识[J].教育现代化，2018，5（37）：84-86.
[4] 李政涛.倾听着的教育——论教师对学生的倾听[J].教育科学，2001（4）：46-50.
[5] 心理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心理学百科全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1924.
[6] 伽达默尔.论倾听[J].潘德荣，译.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1）：1-4.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