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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8月12日，92岁的林风眠来到天堂门口。
“干什么的？身上多是鞭痕？”上帝问他。
“画家。”林风眠回答。
这是林风眠去世后，黄永玉在悼念他的文章中所写到的一幕。
林风眠这辈子，当过校长，坐过牢，风光过，也落魄过。他所有的光荣和苦难都因画画而起，大半生都过着离群索居的日子，如同他画中反复出现的那只孤雁。
童年与母亲
命运留在林风眠身上的第一道鞭痕，是母亲的下落不明。
林风眠出生在广东梅江边一个小山村里，原名叫作林凤鸣，村子前流过一弯清澈的溪水，水中荇藻青青，溪边芦苇摇曳。
如果不是发生了那件不堪回首的事，林风眠的童年也许不会那么孤单。他6岁那年，母亲被族人五花大绑在村口，被树枝抽打，被蚂蚁咬，被族人唾骂，他们都说母亲和染坊老板做出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林风眠被家人关在屋里，听到母亲一声声的惨叫，他奋不顾身地拿着把刀从屋里冲了出来，大哭大叫。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抱回家里的，只是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母亲。
失去了母亲，他不愿意和村里人接近，总是对着一本《芥子园画谱》描摹。或者跟着祖父去刻石碑，祖父是个石匠，长年累月地在一方方石块上画呀、刻呀，还告诉他长大了要老老实实做石匠，不要想什么读书做官。祖父让他少穿鞋子，并说：“脚下磨出功夫来，将来什么路都可以走。”
祖父对他影响很大，他后来回忆说：“我的这双手和手中的一支笔，恰也像祖父的手和他手中的凿子一样，成天是闲不住的;不过祖父是在沉重的、粗硬的石头上消磨了一生，而我却是在轻薄的、光滑的画纸上消磨了一生。”
林风眠最终没有听祖父的话，他18岁从梅州中学毕业后，选择去了上海，后又辗转去法国留学。
他再也没有回过故乡，可故乡的山水一直在他心里。他爱画秋鹜苇墉，那正是岭南秋天常见的风景。
青年与爱人
命运留在林风眠身上的第二道鞭痕，是妻子罗拉的骤然去世。
林风眠生来就是做画家的料，在梅州中学读书时，美术老师梁伯聪十分赏识他，常给他的作业打120分，理由是“他的画比我还好”。
中学毕业后，林风眠去上海投奔同窗好友林文铮，恰好在报纸上看到招收勤工俭学的学生赴法留学的广告，于是就和好友一起报了名。
1921年，林风眠和同伴们坐四等舱来到了巴黎，一心想投身艺术的他把自己的名字从“凤鸣”改成了“风眠”。
他先在法国第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不到半年后，院长杨西斯惊异于他的才能，劝他说：“你在我校没有什么可学的了，我介绍你去巴黎最高美术学府吧。”就这样，林风眠转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师从柯罗蒙学素描和油画。
他一度沉迷于自然主义，后来杨西斯看了他的画后批评说：“你不要在这里學得太长，否则你就变成学院派了。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可知道你们中国艺术有多少宝贵、优秀的传统啊，怎么不去好好学习？”
一句话惊醒梦中人，从此后，林风眠就从学院派变成了“野路子”，从全盘西化走向了融合中西，最终回到了中国的传统上。
巴黎给予了林风眠充分的艺术滋养。求学之余，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博物馆，不光看画，也看雕塑、陶瓷、木刻、工艺，就像一只贪婪的蜜蜂，从各种花朵中吸取精华。
在巴黎待了一阵后，他去德国游学了，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生命中的挚爱罗拉。那时他其实已有女友，可一见到罗拉，就怦然心动，如痴如醉，很快就做出了选择。
可惜好景不长，就在林风眠的画入选了法国秋季沙龙展览，艺术上崭露头角时，罗拉却在分娩时不幸染疾，母子同亡于巴黎一家医院。
中年与艺术
命运留在林风眠身上的第三道鞭痕，是他倡导的“艺术运动”的失败。
1926年，在回国的船上，林风眠遇到了徐悲鸿，那时徐已声名鹊起，又是官费生，名头和派头都远胜过林。相遇后，徐悲鸿问他回国有什么打算，林风眠如实回答，还在找工作。
下船后，码头上有几个人扯起红布横幅，上面写着“欢迎林校长回国”，有人向船上大声喊道：“我们接林风眠校长，哪位是林校长？”林风眠还不知道，蔡元培早已保荐他为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
林风眠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当了全国最高艺术学府的校长，那一年，他才26岁。二十到三十多岁那个阶段，是林风眠一生中最意气风发的岁月。那时的林风眠完全像一个斗士，他当校长，办画展，向传统的中国绘画“宣战”，试图“调和中西”。
他请来了齐白石任教，当时的齐白石，只是个画民间画的木匠，不敢到全国最高艺术学府执教。林风眠多次登门，诚恳邀请，终于说服了他。
林风眠在北京做过最轰动的事是开办艺术大会，他大力主张“艺术救国”。艺术大会一开就是一个月，展出作品3000件以上，试图将艺术的种子播撒到民众心中。可惜民众大多并不理解，有人甚至写信批评说，多少可怜的百姓啼饥呼寒，你们却充耳不闻，还要开什么艺术大会！
林风眠大力推行艺术大众化，雇请人体模特，引起了教育总长刘哲的反感。
重压之下，他只得南下，到杭州筹办艺术专科学校并任校长。
林风眠从不束缚学生，而是鼓励他们“放松一些，随便些”，还对学生说“画不出来，就不要画，出去玩玩”。学生赵无极平时只喜欢西画，国画考试不到十分钟，在纸上涂了一个大大的墨团，题上“赵无极画石”，就收起画具扬长而去。
老师潘天寿愤怒至极，认为是“目无师长，戏弄国画”，向校方提出开除赵无极，是林风眠极力说情，才让他免于开除。学生洪毅然画画太理智、太冷静，他就劝洪在作画之前少量喝一点酒，这样就会狂热起来。
可惜的是，林风眠的性格并不适合做校长，他拙于事务，不擅应酬，在学生闹事时无法处理自如。他的画风被视为洪水猛兽，他的性格也不讨人喜欢，他领导的艺术运动最终寿终正寝，本人也不得不辞去艺专校长之职。
离开学校的林风眠，彻底从斗士变成了隐士。他先是迁居于上海，躲到一个仓库里去画画，没有任何职务，只靠卖画为生。后来索性独自跑到重庆嘉陵江边的一间茅草屋里住下，一住就是五六年。
据拜访过他的人形容，茅屋里仅有一张旧白木桌子，放了一把菜刀和一块砧板，以及油瓶。就是在这样的陋室里，他不知疲倦地画啊画啊，一种全新的画风诞生了，因为个人风格太过强烈，被称为“风眠体”。
所谓“风眠体”，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诗意中蕴含着淡淡的哀伤。他笔下的风景不是现实中的景色，而是记忆中的景色，是艺术家主观表现的景色，是林风眠自我心灵的呈现，清逸缥缈但又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就像杜甫诗句“渚清沙白鸟飞回”中的意境，孤独地美着。
老年与孤独
如果说之前上天对林风眠还算怜惜，那么到了六七十年代，命运便完全露出了狰狞的一面，鞭子如雨一般落到他的身上。他的第二任妻子和女儿去了巴西，留下他一个人在上海， 一别就是22年。
最伤心的是，在写实主义盛行的年代，没有人再欣赏他的写意画。柳和清回忆：“在那段‘凄风苦雨’的岁月里，南昌路上经常可以看到林先生瘦小、孤单的身影，悠悠地在马路边徘徊、踟蹰，冷冷清清，孤孤寂寂……有一次，他甚至无奈地对我感叹道：‘今后，我的画恐怕只好挂在自己家里孤芳自赏了！’”
78岁那年，他受关照去了香港。带不走的画他都送给了亲友，学生吴冠中收到的是芦塘和归雁，吴冠中想到先生此去孤雁离群，不禁潸然泪下。
生命中最后十几年，林风眠是在香港度过的，妻女仍住在巴西，他去短暂探望过两次，还是两地分居。
孤独就像是他的宿命，晚年他已全盘接受这宿命，不再抵抗，而是自觉地与世隔绝，凭着记忆重画毁掉的作品，几乎一直画到生命的终点。他活到92岁才去世，最终长眠于香江。临终前留下绝笔：我想回家，要回杭州。
（摘自《中国青年》2019年第22期，有删节）
“干什么的？身上多是鞭痕？”上帝问他。
“画家。”林风眠回答。
这是林风眠去世后，黄永玉在悼念他的文章中所写到的一幕。
林风眠这辈子，当过校长，坐过牢，风光过，也落魄过。他所有的光荣和苦难都因画画而起，大半生都过着离群索居的日子，如同他画中反复出现的那只孤雁。
童年与母亲
命运留在林风眠身上的第一道鞭痕，是母亲的下落不明。
林风眠出生在广东梅江边一个小山村里，原名叫作林凤鸣，村子前流过一弯清澈的溪水，水中荇藻青青，溪边芦苇摇曳。
如果不是发生了那件不堪回首的事，林风眠的童年也许不会那么孤单。他6岁那年，母亲被族人五花大绑在村口，被树枝抽打，被蚂蚁咬，被族人唾骂，他们都说母亲和染坊老板做出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林风眠被家人关在屋里，听到母亲一声声的惨叫，他奋不顾身地拿着把刀从屋里冲了出来，大哭大叫。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抱回家里的，只是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母亲。
失去了母亲，他不愿意和村里人接近，总是对着一本《芥子园画谱》描摹。或者跟着祖父去刻石碑，祖父是个石匠，长年累月地在一方方石块上画呀、刻呀，还告诉他长大了要老老实实做石匠，不要想什么读书做官。祖父让他少穿鞋子，并说：“脚下磨出功夫来，将来什么路都可以走。”
祖父对他影响很大，他后来回忆说：“我的这双手和手中的一支笔，恰也像祖父的手和他手中的凿子一样，成天是闲不住的;不过祖父是在沉重的、粗硬的石头上消磨了一生，而我却是在轻薄的、光滑的画纸上消磨了一生。”
林风眠最终没有听祖父的话，他18岁从梅州中学毕业后，选择去了上海，后又辗转去法国留学。
他再也没有回过故乡，可故乡的山水一直在他心里。他爱画秋鹜苇墉，那正是岭南秋天常见的风景。
青年与爱人
命运留在林风眠身上的第二道鞭痕，是妻子罗拉的骤然去世。
林风眠生来就是做画家的料，在梅州中学读书时，美术老师梁伯聪十分赏识他，常给他的作业打120分，理由是“他的画比我还好”。
中学毕业后，林风眠去上海投奔同窗好友林文铮，恰好在报纸上看到招收勤工俭学的学生赴法留学的广告，于是就和好友一起报了名。
1921年，林风眠和同伴们坐四等舱来到了巴黎，一心想投身艺术的他把自己的名字从“凤鸣”改成了“风眠”。
他先在法国第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不到半年后，院长杨西斯惊异于他的才能，劝他说：“你在我校没有什么可学的了，我介绍你去巴黎最高美术学府吧。”就这样，林风眠转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师从柯罗蒙学素描和油画。
他一度沉迷于自然主义，后来杨西斯看了他的画后批评说：“你不要在这里學得太长，否则你就变成学院派了。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可知道你们中国艺术有多少宝贵、优秀的传统啊，怎么不去好好学习？”
一句话惊醒梦中人，从此后，林风眠就从学院派变成了“野路子”，从全盘西化走向了融合中西，最终回到了中国的传统上。
巴黎给予了林风眠充分的艺术滋养。求学之余，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博物馆，不光看画，也看雕塑、陶瓷、木刻、工艺，就像一只贪婪的蜜蜂，从各种花朵中吸取精华。
在巴黎待了一阵后，他去德国游学了，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生命中的挚爱罗拉。那时他其实已有女友，可一见到罗拉，就怦然心动，如痴如醉，很快就做出了选择。
可惜好景不长，就在林风眠的画入选了法国秋季沙龙展览，艺术上崭露头角时，罗拉却在分娩时不幸染疾，母子同亡于巴黎一家医院。
中年与艺术
命运留在林风眠身上的第三道鞭痕，是他倡导的“艺术运动”的失败。
1926年，在回国的船上，林风眠遇到了徐悲鸿，那时徐已声名鹊起，又是官费生，名头和派头都远胜过林。相遇后，徐悲鸿问他回国有什么打算，林风眠如实回答，还在找工作。
下船后，码头上有几个人扯起红布横幅，上面写着“欢迎林校长回国”，有人向船上大声喊道：“我们接林风眠校长，哪位是林校长？”林风眠还不知道，蔡元培早已保荐他为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
林风眠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当了全国最高艺术学府的校长，那一年，他才26岁。二十到三十多岁那个阶段，是林风眠一生中最意气风发的岁月。那时的林风眠完全像一个斗士，他当校长，办画展，向传统的中国绘画“宣战”，试图“调和中西”。
他请来了齐白石任教，当时的齐白石，只是个画民间画的木匠，不敢到全国最高艺术学府执教。林风眠多次登门，诚恳邀请，终于说服了他。
林风眠在北京做过最轰动的事是开办艺术大会，他大力主张“艺术救国”。艺术大会一开就是一个月，展出作品3000件以上，试图将艺术的种子播撒到民众心中。可惜民众大多并不理解，有人甚至写信批评说，多少可怜的百姓啼饥呼寒，你们却充耳不闻，还要开什么艺术大会！
林风眠大力推行艺术大众化，雇请人体模特，引起了教育总长刘哲的反感。
重压之下，他只得南下，到杭州筹办艺术专科学校并任校长。
林风眠从不束缚学生，而是鼓励他们“放松一些，随便些”，还对学生说“画不出来，就不要画，出去玩玩”。学生赵无极平时只喜欢西画，国画考试不到十分钟，在纸上涂了一个大大的墨团，题上“赵无极画石”，就收起画具扬长而去。
老师潘天寿愤怒至极，认为是“目无师长，戏弄国画”，向校方提出开除赵无极，是林风眠极力说情，才让他免于开除。学生洪毅然画画太理智、太冷静，他就劝洪在作画之前少量喝一点酒，这样就会狂热起来。
可惜的是，林风眠的性格并不适合做校长，他拙于事务，不擅应酬，在学生闹事时无法处理自如。他的画风被视为洪水猛兽，他的性格也不讨人喜欢，他领导的艺术运动最终寿终正寝，本人也不得不辞去艺专校长之职。
离开学校的林风眠，彻底从斗士变成了隐士。他先是迁居于上海，躲到一个仓库里去画画，没有任何职务，只靠卖画为生。后来索性独自跑到重庆嘉陵江边的一间茅草屋里住下，一住就是五六年。
据拜访过他的人形容，茅屋里仅有一张旧白木桌子，放了一把菜刀和一块砧板，以及油瓶。就是在这样的陋室里，他不知疲倦地画啊画啊，一种全新的画风诞生了，因为个人风格太过强烈，被称为“风眠体”。
所谓“风眠体”，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诗意中蕴含着淡淡的哀伤。他笔下的风景不是现实中的景色，而是记忆中的景色，是艺术家主观表现的景色，是林风眠自我心灵的呈现，清逸缥缈但又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就像杜甫诗句“渚清沙白鸟飞回”中的意境，孤独地美着。
老年与孤独
如果说之前上天对林风眠还算怜惜，那么到了六七十年代，命运便完全露出了狰狞的一面，鞭子如雨一般落到他的身上。他的第二任妻子和女儿去了巴西，留下他一个人在上海， 一别就是22年。
最伤心的是，在写实主义盛行的年代，没有人再欣赏他的写意画。柳和清回忆：“在那段‘凄风苦雨’的岁月里，南昌路上经常可以看到林先生瘦小、孤单的身影，悠悠地在马路边徘徊、踟蹰，冷冷清清，孤孤寂寂……有一次，他甚至无奈地对我感叹道：‘今后，我的画恐怕只好挂在自己家里孤芳自赏了！’”
78岁那年，他受关照去了香港。带不走的画他都送给了亲友，学生吴冠中收到的是芦塘和归雁，吴冠中想到先生此去孤雁离群，不禁潸然泪下。
生命中最后十几年，林风眠是在香港度过的，妻女仍住在巴西，他去短暂探望过两次，还是两地分居。
孤独就像是他的宿命，晚年他已全盘接受这宿命，不再抵抗，而是自觉地与世隔绝，凭着记忆重画毁掉的作品，几乎一直画到生命的终点。他活到92岁才去世，最终长眠于香江。临终前留下绝笔：我想回家，要回杭州。
（摘自《中国青年》2019年第22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