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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类”概念是马克思早期分析人类社会的重要范畴之一，这一概念科学地描述了人的类本质与类生活、人与自然以及他人的类关系等重要内容，这些重要内容与当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有诸多契合之处。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以及世界形势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从“类”概念的角度深入思考社会现实中可能呈现出的各种异化状态对于反思与扬弃这些异化，达成人的自由与解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社会的进步与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类”概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 异化; 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 H 3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1）02-0175-06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21.02.012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clas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ategories in Marx’s early analysis of human society.This concept scientifically describes the class nature and class life of human beings，the class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and others.These important contents have much in common with the theory on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In the face of the new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and various challenges by the changes in the world situation，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flect on and sublate the various alienation states that may appear in the social re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ass” concept，to achieve freedom and liberation of human beings，to build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and to make progress in overall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Keywords：
the concept of “class”;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lienation; Marx
“类”概念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提出的概念。通过对“类”概念的阐释，马克思深入分析了人的类本质，历史地、实践地把握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类关系，阐述了“类”概念的丰富内涵。然而，有人主张此时的“类”概念是后期马克思弃之不用的旧思想，因此明显地造成了两个马克思的对立。事实上，后期马克思对于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等研究都无法脱离“类”概念的深刻内涵，因此，从马克思的思想脉络中深入把握“类”概念，才能进一步结合当代社会现实进行深入剖析，解决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道路。
一、马克思对“类”概念的阐释
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多方面阐释了“类”概念的具体内容：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种活动不是抽象的精神运动，而是人在现实社会进行的实践活动，由此构成了人的类生活。在这种类生活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构建起了相互交织的类关系，体现了人的社会性。只有深入理解“类”概念，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重要思想。
（一）“类”概念的普遍性
要理解“类”概念的普遍性，就不能只将目光局限在类主体本身。马克思认为，“类”的普遍性要从实践和理论两个角度来解释。而无论是哪一种角度，都是人类与外界发生关系的物质生产或精神生产过程，“类”的普遍性应该从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中去理解最为恰当[1]。
从“类”概念的角度来看，动物与人相互区别。动物之所以作为一种相对片面的存在，是因为动物依赖一种纯粹自然本能的行为与自然界之间发生相互作用。“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2]53人通过对自然界不同程度的利用，在满足了肉体的生存需要之后，再通过劳动，利用各种工具实现对自然资源更高程度的开发，满足自身更高层次的需要。因此，从生产实践的角度看，人的“类”的普遍性表现在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和利用超出了自身物种的先天局限，在广阔的范围内与自然发生作用，从而满足自身的生存发展需要。
如果说动物与人在物质生产实践中的区别是范围大小和利用程度的不同，那么精神生产，即理论维度是人之所以具有“类”的普遍性的关键之处。由于人除了有类似于动物本能的生存需要以外，还有满足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这一动因，因此人的“类”的普遍性更为突出地表现为人不仅将自然界作为物质生产和实践的场域，更是作为自身能动意识和超越性加工的场所。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自然界“一方面作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2]53。人的“类”的普遍性在于独有的精神生产。人意识世界的活跃以及对未知的想象与探索，使得人逐步将自身对自然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并形成了特有的审美与世界观，逐步丰富和拓宽了精神世界，从而越来越具有普遍性。 （二）“类”概念的意识能动性
要理解“类”概念的普遍性，关键在于把握人精神上的超越性，即意识的能动性。马克思认为“类”是有意识的，其原因在于“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2]53，人这一“类”的精神属性是其独有的，意识的能动性对指导人的生产实践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马克思看来，对于动物来说，它们的生命活动就是其本身，二者相互统一，动物的唯一需要就是肉体的生存需要，它们的“意识”只是一种低层次的、简单的生存本能。人之所以能够与动物区分开来，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人运用意识进行思考，从而从多种角度把握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并利用劳动创造工具，将意识中的事物通过生产实践对象化为现实存在，体现了“类”的能动性;另一方面，人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进一步推动了人对自然界、对对象的认识与发展，从而进一步深化对自身的理解，开始思考自我的生命活动和存在意义等形而上的精神问题，这也是人具有超越性的思维根源。“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2]53通过对对象世界其他物种尺度以及自我尺度的研究，人的自我意识使得精神世界产生二重化，即人一方面进行正常的生命与发展活动，另一方面对自我的所有活动进行思考，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和规律进行探索，从而实现对过去、对现实的突破与超越，体现了“类”的意识性。
（三）“类”概念的自由性
人的意识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因此人的活动便能超出生存领域的范围，按照万物的尺度最大程度地把握、利用自然资源，实现自由自觉的活动，这正是“类”概念的自由性的表现。马克思认为，人这一主体的“类”自由性，在其生产过程中最为凸显。
对人而言，首先从生产的范围来看，人进行的并不是某个个体或某个族群的孤立生产，而是互相之间充满联系的、从所有物种尺度出发、广阔地利用自然资源的生产实践。其次，从生产的目的而言，人的生产并不仅仅停留于肉体的生存需要层面，在意识的能动性的驱使下，人在从事物质生产的同时，还从事精神生产用于满足更高层次的需要，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最后，从生产的结果来看，人的生产在满足了人的各种需要的同时，深化了人对自然界、对自我、对社会的认识，探索出了社会与历史发展的规律，并将这些认识应用于生产实践中，推动生产的变革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人通过能动的意识指导现实生产，按照自我的意志和构想建造“人化世界”，从一开始的简单适应自然到利用和改造自然，正是人与动物相区别，体现“类”的自由性之处。“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2]53人在自由意识的驱使下，将脑海中的构想通过对现实的改造活动即生产实践活动具体化、对象化，这就体现了人的类本质正是自由自觉的活动。通过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在与自然建立类关系的过程中，进而与他人、与社会建立了类关系，从而产生了社会生活，使得人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为“类”的自由性提供了更广阔的展现场域。
（四）“类”概念的社会性
人在进行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中，实现了自己的类本质，同样与他人和社会建立了类关系。与动物相比，人所特有的就是丰富的社会活动与生活，即“类”概念具有的社会性。马克思将“类”理解为一种社会的存在物，即个人的生命活动不仅仅是生存与繁衍的象征，更是社会生活的生动体现与确证。
马克思在论证“类”的社会性时，认为扬弃私有财产是人与社会、人与人互相统一的关键秘钥。马克思指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当私有财产出现时，人与人之间相互限制，呈现出一种对立关系，因此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2]53，最为明显的体现就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对立。私有财产的出现造成了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工人所从事的并不是自由自觉的、展现人的类本质的劳动活动，而是受资本家控制、奴役的被迫的生存选择，成为了人不自由的一种表现。因此，马克思提出要对私有财产进行积极的扬弃。当私有财产被积极扬弃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会破除互相限制与对立的状态，从而视人若己，在待人上改变以往的消极态度，使社会真正成为所有人的同一的社会，人才能向人本身、向社会、向自然实现复归[3]。
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社会使“类”概念社会性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当前我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恰好与其理论内涵不谋而合。对于处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社会关系的人来说，每一个个体都与他人、与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之间的内在利益是相互一致的，每个人的命运既与他人息息相关，又关系着整个人类群体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过往那种群体对个人或个人对个人的压迫、支配状态不得不被消除，只有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得到全面发展才能使人类群体得到整体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着“类”概念的核心价值追求，但社会现实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困难与异化状态使其实现道路仍然充满了曲折与荆棘。
二、当代“类”概念的现实境况
纵观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结合马克思对“类”概念的阐释，作为“类”主体的人在社会现实中总是呈现出“类”概念的不同程度的异化状态。在当代，以私有财产和私有制为主要标志的资本主义制度通过长期的发展，在推进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同时，也以各种隐蔽的途径导致了人与劳动、与人的类生活、与他人以及与自然的类关系的异化，构成了人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道路上的阻碍。
（一）“类”概念在“虚幻共同体”中的有限体现
“类”概念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虚幻共同体”中无法得到真正的体现。在过去的封建社会中，从事生产的个体虽然具有自然意义上的独立性，却往往依附于特权阶层，无法充分体现“类”概念。而当社会历史进程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私有制随之成为社会生产体系的基础，个体的生产必须依附于整个社会生产体系才能体现其意义与价值，此时个体仅仅作为共同体的一种附属品而存在。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共同体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
这种“虚幻的共同体”造成了“共同体”与个人的分裂，即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异化。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家为了逐利而进行的激烈竞争形成了以社会财富为基本划分标准的不同阶层，最终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成为“共同体”的支配阶层，而这正是这一“共同体”的“虚幻”之处。“共同体”中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维护其既得利益，就必须维护这一切的基础，即私有制，因此他们就将自身阶级的特殊利益视为整个共同体的公共利益来维护，由此造成了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冲突，“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國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4]164。统治阶级通过国家立法等手段，对广大工人的正常生活造成了影响，并减损广大工人的利益以维护和增进自身利益，造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阶级矛盾的激化，使得资本家与工人，甚至工人与工人之间发生了分裂与异化。这种个体之间互相对立、分裂的状态与“类”概念的社会性不符，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造成了困难。 （二）“类”概念在“资本逻辑”下的异化状态
“类”概念在“支配一切的资本逻辑”下呈现出异化的状态。在当代社会中，资本逻辑已经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与其类本质和类生活相异化，人与自然、与他人的类关系同样相异化。
首先，马克思指出：“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5]这里的抽象统治，指的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关系都被资本关系所渗透。其中关于人与自然的类关系的异化，马克思指出劳动产品作为工人生产出来的对象，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中成为异己的存在从而与人相异化，而自然界为人提供劳动对象，因此随着劳动产品与人相异化，整个自然界也与劳动者相异化。其次，当人与自然界、与其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相异化时，人与人之间类关系的异化也在同步发生。马克思指出：“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的存在物，劳动为之服务和劳动产品供其享受的那个存在物，只能是人自身。”[2]53即人生产出来的异己的劳动产品只属于不从事生产、不进行劳动的资本家，由此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愈发地对立，人与人之间相互异化、孤立。
另外，无论是劳动者还是资本家，他们都处于与自身类生活、类本质相异化的状态。对于劳动者而言，“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2]53。即劳动者一方面无法支配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另一方面这种受资本家控制的、被迫的劳动行为也是与自我类本质相异化的东西。对于资本家而言，任何东西只有他们占有才能体现其价值。人所独有的归纳万物的尺度，充满自由与创造的丰富的类生活，就这样被简单的对物占有的感觉所替代，而这种类生活的异化在当代同样普遍存在并仍在持续发生[6]。
再次，从人类整体的角度而言，当代资本逻辑统治下“类”概念的异化对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造成的困难还体现在不同的共同体，即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冲突上。资本逻辑的作用除了体现在资本家对利益的追求行为上，还体现在资本国际运动具有的扩张性趋势上。这种资本国际扩张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通过加强各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加快了世界从区域走向整体的进程;另一方面，这种资本扩张运动使资本输出国与输入国之间产生对抗，在全球化进程愈发深入的今天，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这无益于人对“类”概念的充分认识与自我把握，从而无益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7]。
综合来看，“资本逻辑支配一切”的问题根源在于人无法有效地充分利用和控制资本，完全受资本逻辑的增值逐利本性所驱使，无法使资本作为服务人类的手段以更好地服务于“类”的充分发展，因此使得“类”概念在当代的现实境况呈现出不同程度与形式的异化状态。因此，要通过对“类”概念异化的扬弃，探索出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道路。
三、“类”概念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从“类”概念在当代的现实境况来看，无论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虚幻的共同体”中人与人互相对立的状态，还是支配一切的资本逻辑下人与自然、与他人类关系以及与自我类本质的异化都表明人无法实现真正的、充分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从而不能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较难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因此，扬弃“类”概念的异化对于探索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通过制度改革实践达成人的类本质的复归
当代人无法摆脱的是与自我类本质相异化的状态，由此人与人之间呈现为互相对立、抽象的存在。因而实现人自我类本质的复归，实际上就是人的解放运动的达成，这种运动就是消灭当前人存在的异化状态的运动。在这一运动中，通过制度改革和规范治理从而有效地扬弃私有财产是内在的关键。“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2]53私有财产本身是社会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在特定的时期发挥着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但当社会化大生产愈发地发展时，生产资料私有制逐渐暴露出自身的缺陷。只有改变旧有的生产体系，促进制度体制的改革，才能实现广大劳动者、广大人民的解放，促进自由自觉活动的充分实现，到那时，人与人之间相互对立与冲突的状态将自然消解，私有财产的扬弃使得异化劳动随之被扬弃，人才能真正成为社会化的存在，实现向自我类本质的复归[8]。
“类”概念的异化不仅带来了人与人的分裂，更使共同体即国家之间充满激烈对抗，这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世界市场形成的同时，其运动本身带有的扩张性的结果。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私有制冲破了以往封建旧制度拷在人身上的枷锁，推动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要避免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及资本逻辑永恒化，通过制度改革的现实实践改善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分裂对抗形势。因此，通过现实制度改革和有效规范治理，扬弃私有财产，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二）確立“类本位”意识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不仅需要破除抽象统治的现实实践力量，更要关注对人的思维意识的引导。当今时代，人们虽然处于“支配一切的资本逻辑”统治之下，却依旧乐此不疲地无止境地追求利益，其原因在于大部分人对自我的思维认识仍没有超脱“物种思维”，意识仍然处在“个体本位”的时代。
超脱“物种思维”，就是要破除资本逻辑下弥漫的人与人之间互为手段、互相孤立且排他的思维模式，从而唤醒人的“类思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需要改革现有的制度，但如果仅仅停留在制度改革的层面，带来的仍然是不同国家，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对立。只有确立“类本位”的意识，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更是每个人命运相互联系的整体，我们才能真正将自己的存在作为他人和社会存在的条件，从而实现自我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内在统一。
确立“类本位”意识，就是要超越“群体本位”与“个体本位”的局限，通过破除束缚人类本质实现的枷锁，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统一，内在一体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追求的是共同发展。我们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9]“类”本位意识的确立，有利于各个国家、共同体摆脱过往那种零和博弈的旧思维，从而超越意识形态的界限，在增进本国利益的同时也注重带动他国的发展;有利于改变人与自然对立的状态，更加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有利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更好地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推进人类共同发展的进程。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将在“类本位”时代逐步完善与发展，真正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共同体之间的对抗和矛盾问题，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未来也将来临。 （三）成为“类存在”的人以稳定人类命运共同体
经历了“群体本位”和“个体本位”时代的人，正在走向“类本位”时代[10]，成为一种“类存在”，这对于构建乃至稳定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的精神支柱。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人们将会以他人的发展作为自我发展的前提与条件，从而实现整个人类群体的发展，这是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有效途径。但马克思曾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4]166这就是说，共产主义社会尽管是人类社会的理想蓝图，但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顶点，而共产主义运动是一种不断消灭现存状况，即与人的类生活相异化的状态的运动，这种运动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完善。
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类”所具有的普遍性范围不断扩大，从仅限于地球自然的万物的尺度，扩展到地球之外的宇宙范围内的不断探索，人所能利用和面临的资源与事物仍在不断更新与发展。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前提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而面对未知的变化，我们无法保证现有的科技水平乃至未来短期内的生产力水平能提供同样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确立“类思维”，使人成为自觉的“类存在”，面对稀缺的资源人类将可能重回“个体本位”时代，重新陷入人与人、人与外界自然、共同体之间的对抗中。只有确保人成为“类存在”，思维意识经历了突破性的发展，才能稳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未来的各种变化，从而促进人类的延续发展，持续进步。
四、结束语
马克思对“类”概念的阐释是对人类本质及其实践活动的科学描述。尽管“类”概念在当代社会呈现出不同的异化程度与状态，但通过对“类”概念异化的扬弃，有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完善，同时促使人向自我的类本质复归，唤醒人自由自觉的、充满创造性的类生活，自觉地走向“类存在”，实现整个人类群体的稳步发展。
参考文献：
[1] 杨金洲，冷蓉.马克思对“类”概念的立体化建构与超越性革命——《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36（5）：81-85.
[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3] 汪信砚，柳丹飞.论青年马克思的“类”概念——对马克思《手稿》中“类”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7（6）：5-11.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杨晓平.论马克思的类概念[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6（4）：82-87.
[7] 贺来.马克思哲学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J].哲学研究，2016（8）：3-9.
[8] 汤俪瑾，谷乐意.马克思主义“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9（4）：5-9.
[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2版.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10] 高清海.人类正在走向自觉的“类存在”[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1）：1-12.
（编辑： 朱渭波）
“类”概念是马克思早期分析人类社会的重要范畴之一，这一概念科学地描述了人的类本质与类生活、人与自然以及他人的类关系等重要内容，这些重要内容与当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有诸多契合之处。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以及世界形势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从“类”概念的角度深入思考社会现实中可能呈现出的各种异化状态对于反思与扬弃这些异化，达成人的自由与解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社会的进步与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类”概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 异化; 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 H 3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1）02-0175-06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21.02.012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clas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ategories in Marx’s early analysis of human society.This concept scientifically describes the class nature and class life of human beings，the class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and others.These important contents have much in common with the theory on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In the face of the new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and various challenges by the changes in the world situation，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flect on and sublate the various alienation states that may appear in the social re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ass” concept，to achieve freedom and liberation of human beings，to build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and to make progress in overall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Keywords：
the concept of “class”;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lienation; Marx
“类”概念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提出的概念。通过对“类”概念的阐释，马克思深入分析了人的类本质，历史地、实践地把握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类关系，阐述了“类”概念的丰富内涵。然而，有人主张此时的“类”概念是后期马克思弃之不用的旧思想，因此明显地造成了两个马克思的对立。事实上，后期马克思对于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等研究都无法脱离“类”概念的深刻内涵，因此，从马克思的思想脉络中深入把握“类”概念，才能进一步结合当代社会现实进行深入剖析，解决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道路。
一、马克思对“类”概念的阐释
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多方面阐释了“类”概念的具体内容：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种活动不是抽象的精神运动，而是人在现实社会进行的实践活动，由此构成了人的类生活。在这种类生活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构建起了相互交织的类关系，体现了人的社会性。只有深入理解“类”概念，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重要思想。
（一）“类”概念的普遍性
要理解“类”概念的普遍性，就不能只将目光局限在类主体本身。马克思认为，“类”的普遍性要从实践和理论两个角度来解释。而无论是哪一种角度，都是人类与外界发生关系的物质生产或精神生产过程，“类”的普遍性应该从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中去理解最为恰当[1]。
从“类”概念的角度来看，动物与人相互区别。动物之所以作为一种相对片面的存在，是因为动物依赖一种纯粹自然本能的行为与自然界之间发生相互作用。“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2]53人通过对自然界不同程度的利用，在满足了肉体的生存需要之后，再通过劳动，利用各种工具实现对自然资源更高程度的开发，满足自身更高层次的需要。因此，从生产实践的角度看，人的“类”的普遍性表现在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和利用超出了自身物种的先天局限，在广阔的范围内与自然发生作用，从而满足自身的生存发展需要。
如果说动物与人在物质生产实践中的区别是范围大小和利用程度的不同，那么精神生产，即理论维度是人之所以具有“类”的普遍性的关键之处。由于人除了有类似于动物本能的生存需要以外，还有满足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这一动因，因此人的“类”的普遍性更为突出地表现为人不仅将自然界作为物质生产和实践的场域，更是作为自身能动意识和超越性加工的场所。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自然界“一方面作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2]53。人的“类”的普遍性在于独有的精神生产。人意识世界的活跃以及对未知的想象与探索，使得人逐步将自身对自然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并形成了特有的审美与世界观，逐步丰富和拓宽了精神世界，从而越来越具有普遍性。 （二）“类”概念的意识能动性
要理解“类”概念的普遍性，关键在于把握人精神上的超越性，即意识的能动性。马克思认为“类”是有意识的，其原因在于“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2]53，人这一“类”的精神属性是其独有的，意识的能动性对指导人的生产实践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马克思看来，对于动物来说，它们的生命活动就是其本身，二者相互统一，动物的唯一需要就是肉体的生存需要，它们的“意识”只是一种低层次的、简单的生存本能。人之所以能够与动物区分开来，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人运用意识进行思考，从而从多种角度把握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并利用劳动创造工具，将意识中的事物通过生产实践对象化为现实存在，体现了“类”的能动性;另一方面，人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进一步推动了人对自然界、对对象的认识与发展，从而进一步深化对自身的理解，开始思考自我的生命活动和存在意义等形而上的精神问题，这也是人具有超越性的思维根源。“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2]53通过对对象世界其他物种尺度以及自我尺度的研究，人的自我意识使得精神世界产生二重化，即人一方面进行正常的生命与发展活动，另一方面对自我的所有活动进行思考，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和规律进行探索，从而实现对过去、对现实的突破与超越，体现了“类”的意识性。
（三）“类”概念的自由性
人的意识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因此人的活动便能超出生存领域的范围，按照万物的尺度最大程度地把握、利用自然资源，实现自由自觉的活动，这正是“类”概念的自由性的表现。马克思认为，人这一主体的“类”自由性，在其生产过程中最为凸显。
对人而言，首先从生产的范围来看，人进行的并不是某个个体或某个族群的孤立生产，而是互相之间充满联系的、从所有物种尺度出发、广阔地利用自然资源的生产实践。其次，从生产的目的而言，人的生产并不仅仅停留于肉体的生存需要层面，在意识的能动性的驱使下，人在从事物质生产的同时，还从事精神生产用于满足更高层次的需要，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最后，从生产的结果来看，人的生产在满足了人的各种需要的同时，深化了人对自然界、对自我、对社会的认识，探索出了社会与历史发展的规律，并将这些认识应用于生产实践中，推动生产的变革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人通过能动的意识指导现实生产，按照自我的意志和构想建造“人化世界”，从一开始的简单适应自然到利用和改造自然，正是人与动物相区别，体现“类”的自由性之处。“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2]53人在自由意识的驱使下，将脑海中的构想通过对现实的改造活动即生产实践活动具体化、对象化，这就体现了人的类本质正是自由自觉的活动。通过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在与自然建立类关系的过程中，进而与他人、与社会建立了类关系，从而产生了社会生活，使得人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为“类”的自由性提供了更广阔的展现场域。
（四）“类”概念的社会性
人在进行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中，实现了自己的类本质，同样与他人和社会建立了类关系。与动物相比，人所特有的就是丰富的社会活动与生活，即“类”概念具有的社会性。马克思将“类”理解为一种社会的存在物，即个人的生命活动不仅仅是生存与繁衍的象征，更是社会生活的生动体现与确证。
马克思在论证“类”的社会性时，认为扬弃私有财产是人与社会、人与人互相统一的关键秘钥。马克思指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当私有财产出现时，人与人之间相互限制，呈现出一种对立关系，因此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2]53，最为明显的体现就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对立。私有财产的出现造成了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工人所从事的并不是自由自觉的、展现人的类本质的劳动活动，而是受资本家控制、奴役的被迫的生存选择，成为了人不自由的一种表现。因此，马克思提出要对私有财产进行积极的扬弃。当私有财产被积极扬弃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会破除互相限制与对立的状态，从而视人若己，在待人上改变以往的消极态度，使社会真正成为所有人的同一的社会，人才能向人本身、向社会、向自然实现复归[3]。
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社会使“类”概念社会性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当前我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恰好与其理论内涵不谋而合。对于处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社会关系的人来说，每一个个体都与他人、与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之间的内在利益是相互一致的，每个人的命运既与他人息息相关，又关系着整个人类群体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过往那种群体对个人或个人对个人的压迫、支配状态不得不被消除，只有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得到全面发展才能使人类群体得到整体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着“类”概念的核心价值追求，但社会现实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困难与异化状态使其实现道路仍然充满了曲折与荆棘。
二、当代“类”概念的现实境况
纵观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结合马克思对“类”概念的阐释，作为“类”主体的人在社会现实中总是呈现出“类”概念的不同程度的异化状态。在当代，以私有财产和私有制为主要标志的资本主义制度通过长期的发展，在推进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同时，也以各种隐蔽的途径导致了人与劳动、与人的类生活、与他人以及与自然的类关系的异化，构成了人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道路上的阻碍。
（一）“类”概念在“虚幻共同体”中的有限体现
“类”概念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虚幻共同体”中无法得到真正的体现。在过去的封建社会中，从事生产的个体虽然具有自然意义上的独立性，却往往依附于特权阶层，无法充分体现“类”概念。而当社会历史进程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私有制随之成为社会生产体系的基础，个体的生产必须依附于整个社会生产体系才能体现其意义与价值，此时个体仅仅作为共同体的一种附属品而存在。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共同体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
这种“虚幻的共同体”造成了“共同体”与个人的分裂，即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异化。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家为了逐利而进行的激烈竞争形成了以社会财富为基本划分标准的不同阶层，最终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成为“共同体”的支配阶层，而这正是这一“共同体”的“虚幻”之处。“共同体”中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维护其既得利益，就必须维护这一切的基础，即私有制，因此他们就将自身阶级的特殊利益视为整个共同体的公共利益来维护，由此造成了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冲突，“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國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4]164。统治阶级通过国家立法等手段，对广大工人的正常生活造成了影响，并减损广大工人的利益以维护和增进自身利益，造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阶级矛盾的激化，使得资本家与工人，甚至工人与工人之间发生了分裂与异化。这种个体之间互相对立、分裂的状态与“类”概念的社会性不符，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造成了困难。 （二）“类”概念在“资本逻辑”下的异化状态
“类”概念在“支配一切的资本逻辑”下呈现出异化的状态。在当代社会中，资本逻辑已经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与其类本质和类生活相异化，人与自然、与他人的类关系同样相异化。
首先，马克思指出：“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5]这里的抽象统治，指的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关系都被资本关系所渗透。其中关于人与自然的类关系的异化，马克思指出劳动产品作为工人生产出来的对象，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中成为异己的存在从而与人相异化，而自然界为人提供劳动对象，因此随着劳动产品与人相异化，整个自然界也与劳动者相异化。其次，当人与自然界、与其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相异化时，人与人之间类关系的异化也在同步发生。马克思指出：“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的存在物，劳动为之服务和劳动产品供其享受的那个存在物，只能是人自身。”[2]53即人生产出来的异己的劳动产品只属于不从事生产、不进行劳动的资本家，由此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愈发地对立，人与人之间相互异化、孤立。
另外，无论是劳动者还是资本家，他们都处于与自身类生活、类本质相异化的状态。对于劳动者而言，“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2]53。即劳动者一方面无法支配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另一方面这种受资本家控制的、被迫的劳动行为也是与自我类本质相异化的东西。对于资本家而言，任何东西只有他们占有才能体现其价值。人所独有的归纳万物的尺度，充满自由与创造的丰富的类生活，就这样被简单的对物占有的感觉所替代，而这种类生活的异化在当代同样普遍存在并仍在持续发生[6]。
再次，从人类整体的角度而言，当代资本逻辑统治下“类”概念的异化对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造成的困难还体现在不同的共同体，即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冲突上。资本逻辑的作用除了体现在资本家对利益的追求行为上，还体现在资本国际运动具有的扩张性趋势上。这种资本国际扩张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通过加强各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加快了世界从区域走向整体的进程;另一方面，这种资本扩张运动使资本输出国与输入国之间产生对抗，在全球化进程愈发深入的今天，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这无益于人对“类”概念的充分认识与自我把握，从而无益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7]。
综合来看，“资本逻辑支配一切”的问题根源在于人无法有效地充分利用和控制资本，完全受资本逻辑的增值逐利本性所驱使，无法使资本作为服务人类的手段以更好地服务于“类”的充分发展，因此使得“类”概念在当代的现实境况呈现出不同程度与形式的异化状态。因此，要通过对“类”概念异化的扬弃，探索出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道路。
三、“类”概念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从“类”概念在当代的现实境况来看，无论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虚幻的共同体”中人与人互相对立的状态，还是支配一切的资本逻辑下人与自然、与他人类关系以及与自我类本质的异化都表明人无法实现真正的、充分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从而不能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较难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因此，扬弃“类”概念的异化对于探索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通过制度改革实践达成人的类本质的复归
当代人无法摆脱的是与自我类本质相异化的状态，由此人与人之间呈现为互相对立、抽象的存在。因而实现人自我类本质的复归，实际上就是人的解放运动的达成，这种运动就是消灭当前人存在的异化状态的运动。在这一运动中，通过制度改革和规范治理从而有效地扬弃私有财产是内在的关键。“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2]53私有财产本身是社会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在特定的时期发挥着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但当社会化大生产愈发地发展时，生产资料私有制逐渐暴露出自身的缺陷。只有改变旧有的生产体系，促进制度体制的改革，才能实现广大劳动者、广大人民的解放，促进自由自觉活动的充分实现，到那时，人与人之间相互对立与冲突的状态将自然消解，私有财产的扬弃使得异化劳动随之被扬弃，人才能真正成为社会化的存在，实现向自我类本质的复归[8]。
“类”概念的异化不仅带来了人与人的分裂，更使共同体即国家之间充满激烈对抗，这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世界市场形成的同时，其运动本身带有的扩张性的结果。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私有制冲破了以往封建旧制度拷在人身上的枷锁，推动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要避免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及资本逻辑永恒化，通过制度改革的现实实践改善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分裂对抗形势。因此，通过现实制度改革和有效规范治理，扬弃私有财产，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二）確立“类本位”意识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不仅需要破除抽象统治的现实实践力量，更要关注对人的思维意识的引导。当今时代，人们虽然处于“支配一切的资本逻辑”统治之下，却依旧乐此不疲地无止境地追求利益，其原因在于大部分人对自我的思维认识仍没有超脱“物种思维”，意识仍然处在“个体本位”的时代。
超脱“物种思维”，就是要破除资本逻辑下弥漫的人与人之间互为手段、互相孤立且排他的思维模式，从而唤醒人的“类思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需要改革现有的制度，但如果仅仅停留在制度改革的层面，带来的仍然是不同国家，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对立。只有确立“类本位”的意识，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更是每个人命运相互联系的整体，我们才能真正将自己的存在作为他人和社会存在的条件，从而实现自我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内在统一。
确立“类本位”意识，就是要超越“群体本位”与“个体本位”的局限，通过破除束缚人类本质实现的枷锁，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统一，内在一体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追求的是共同发展。我们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9]“类”本位意识的确立，有利于各个国家、共同体摆脱过往那种零和博弈的旧思维，从而超越意识形态的界限，在增进本国利益的同时也注重带动他国的发展;有利于改变人与自然对立的状态，更加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有利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更好地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推进人类共同发展的进程。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将在“类本位”时代逐步完善与发展，真正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共同体之间的对抗和矛盾问题，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未来也将来临。 （三）成为“类存在”的人以稳定人类命运共同体
经历了“群体本位”和“个体本位”时代的人，正在走向“类本位”时代[10]，成为一种“类存在”，这对于构建乃至稳定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的精神支柱。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人们将会以他人的发展作为自我发展的前提与条件，从而实现整个人类群体的发展，这是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有效途径。但马克思曾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4]166这就是说，共产主义社会尽管是人类社会的理想蓝图，但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顶点，而共产主义运动是一种不断消灭现存状况，即与人的类生活相异化的状态的运动，这种运动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完善。
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类”所具有的普遍性范围不断扩大，从仅限于地球自然的万物的尺度，扩展到地球之外的宇宙范围内的不断探索，人所能利用和面临的资源与事物仍在不断更新与发展。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前提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而面对未知的变化，我们无法保证现有的科技水平乃至未来短期内的生产力水平能提供同样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确立“类思维”，使人成为自觉的“类存在”，面对稀缺的资源人类将可能重回“个体本位”时代，重新陷入人与人、人与外界自然、共同体之间的对抗中。只有确保人成为“类存在”，思维意识经历了突破性的发展，才能稳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未来的各种变化，从而促进人类的延续发展，持续进步。
四、结束语
马克思对“类”概念的阐释是对人类本质及其实践活动的科学描述。尽管“类”概念在当代社会呈现出不同的异化程度与状态，但通过对“类”概念异化的扬弃，有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完善，同时促使人向自我的类本质复归，唤醒人自由自觉的、充满创造性的类生活，自觉地走向“类存在”，实现整个人类群体的稳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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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3] 汪信砚，柳丹飞.论青年马克思的“类”概念——对马克思《手稿》中“类”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7（6）：5-11.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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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汤俪瑾，谷乐意.马克思主义“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9（4）：5-9.
[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2版.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10] 高清海.人类正在走向自觉的“类存在”[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1）：1-12.
（编辑： 朱渭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