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艺术人类学学术史”项目主持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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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修建,1980年生,山东临沂人,哲学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美学专业,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入选第四批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其他文献
"Folklore"中的"lore"很长时间被解释为"知识","民俗"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被当作底层社会的学问,呈现为用以分析的资料,而不是需要感受和经历的生活本身。于是,民俗学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以分析、探讨和阐释为己任,而没有成为感受之学。民俗学知识与民俗生活知识分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当地人拥有当地的民俗,却被学界排斥于民俗书写权限之外,因为他们不具有学者的身份。民俗书写主体的单一是一种常态,学者与当地人构成了固定的书写主体与对象客体的关系,几乎所有学院派的民俗书写都是在"
手工艺的知识生产有两层:一是围绕物质生产的实践性知识向编码知识的转化;二是围绕文本生产的手工艺文化与社会研究。在手工艺研究日趋从技艺本体转向了文化的研究背景下,从手工艺知识体系的分析出发,结合人类学的理论路径,探寻手工艺知识系统的特点及知识转化样态。通过对手工艺研究视角的比较和对相关文化人类学理论的评述,重点探讨结构人类学理论对手工艺文化研究的启示,并从自然结构、社会结构与符号结构三个维度建构出手工艺文化分析模型,探寻手工艺知识生产的文化范式。
作为"符号"与"物"的信仰物,本身具有多重的意义与质性纹理。中国民间大量信仰实践离不开神像一类的信仰物。以潮汕神像为例,一块木材成为受万人景仰的圣物,抑或被退神火化,重回自然,其社会生命历程不断展开。人们通过工艺与仪式进行物人互动,实现"灵性"的生产或消解。借用佛教"造像量度"的概念来探讨潮汕造像的"民间量度",可以发现工匠、委托者和村民三个群体对神像"灵性"的认知存在差异,造像知识、社会评价等成为影响人们对神像"灵性"认可的重要因素,"集体"观念时刻影响着不同群体的行动和
期刊
瑶族是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民族,其服饰自古便以"五彩斑斓"著称。瑶族服饰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在这过程中,它经历了历代经济生活与社会文化的严格筛选和淘汰,汇集、沉淀了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文化,并将它们融入自己的文化体系中。这些几经洗练、历经沧桑才流传至今的瑶族服饰文化,是瑶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与精华。
英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盖尔在其出版于1998年的《艺术与能动性》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艺术的能动性理论,建立了一种新的"以行动为中心"的艺术研究框架。他的这部著作一直被看作是艺术人类学领域的奠基之作。要理解盖尔能动性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及方法论意义,就需要在艺术史与人类学研究的脉络中回溯盖尔的基本观点和论证方法。能动性理论改变了过去艺术学界对纯粹审美和符号意义的关注,强调不再把艺术单纯看作一种有待阐释的文本或对艺术品进行某种特定评估,转而重点研究艺术生产、传播和接受的语境,讨论艺术在社会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敦煌壁画以众多图像展现了高座等外来坐具的汉化与发展。本文通过解析敦煌壁画中高座图式的汉化,《维摩诘经变》系列图式中高座的发展,以及高座图式组合之变,进而展开对于敦煌高座图式的深入研究,揭示其演变规律以及对后世起居文化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国际地缘政治发生了巨变,新马华人社会与侨乡的互动与联系开始变得异常困难。新加坡潮剧戏班的艺人在社会主义思潮和反殖运动的影响下,成立了"马来亚潮剧职工联合会",将工人运动和潮剧改革结合起来。通过公演《玉娇龙》一戏,本土艺人用改良的潮剧对话新马的社会现实,用"侠义"精神来影射和赞美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在脱离侨乡母胎文化的环境下,新加坡的潮剧戏班在动荡不安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寻求变革与创新,为书写离散地华人文化史留下了重要的一笔财富。
《历代名画记》开篇提出的"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古圣先王受命应箓,则有龟字效灵、龙图呈宝。自巢燧以来,皆有此瑞,迹映乎瑶牒,事传乎金册",实则来源于《二十四史·艺术列传》"定吉凶,审存亡,省祸福。曰神与智,藏往知来;幽赞冥符,弼成人事;既兴利而除害,亦威众以立权,所谓神道设教,率由于此"。也就是说,《二十四史·艺术列传》规范着中国艺术或绘画的基本路径与演变脉络,因而《历代名画记》是在《二十四史·艺术列传》框架中建构的我国第一部完备的、体系
中国七夕及其传说早期伴随着纺织传入日本,在生活层面影响着日本人的信仰、祭祀以及神话。七夕及其传说再次传播日本则与随遣唐使来华的留学生搬运有关,后在宫廷内部形成以诗宴为中心的风雅仪礼。江户时代,宫廷仪礼向庶民阶层渗透,逐渐演化为平民化的城市七夕风俗,并向农村扩散。日本七夕宫廷之礼在冷泉家传续,各地都市七夕祭展示了兼容并蓄的城市风俗,机物神社织女祭则显示了神道祭礼与民俗的互动,体现了七夕及其传说在日本多层面、多角度以及多元融合的活态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