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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七大为什么不把毛泽东思想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呢?这是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纠正毛泽东晚期探索失误更是在错误中走出的一条新路;毛泽东所开始的只是对建设规律探索不是理论体系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更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创新;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历史贡献主要突显在中国革命中。
关键词: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党的十七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9)05-0006-05
历史地讲,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始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尽管毛泽东的这种探索进行得断断续续而且艰难曲折,但却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重要经验,提出许多正确的重要思想和观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挥了政治制度基础、理论基础、方法论指导和历史经验教训的借鉴四个方面的重要作用。那么,党的十七大又为什么不把毛泽东思想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呢?关于这个问题,在当前理论界有应当纳入和不能纳入两种完全相反的看法。但当前理论界对为何不纳入的缘由分析论证不够充分,特别是以“近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时限”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央文件从来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包括在内”作为依据缺乏说服力。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四点思考,以就教各界各方和同行。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纠正毛泽东晚期探索失误中走出的一条新路
从探索实践的历程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继承了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的有益的探索,更是在纠正毛泽东晚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中走出的一条新路。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艰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思想成果,其中尤以《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论著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最为突出。但也要看到,由于缺乏经验和“左”倾错误的影响,我们党犯了许多偏离实事求是路线的错误:在1957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做出了与客观实际日益相悖的错误估计,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左”的偏离,这就使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离开了正确的方向;在1957年9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违反了八大一次会议的决议,认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以后更是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把阶级斗争置于一切工作之上,尤其是在1966-1976年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当然,还应当指出是,即使在1957年以后,毛泽东也没有停止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继续探索,并提出一些正确的和有益的见解,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以及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的论述。但在同时也必须看到,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是一个“正确与错误相交织的混合体”,在这一“混合体”中,“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影响乃至决定其他一切因素的地位、作用、特点和比重的“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1]13,以致出现“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严重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由邓小平领导主持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拨乱反正,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在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革的任务,重新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理论上的创新和实践中的突破开辟了道路。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在许多问题上继承了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中提出的积极思想成果,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契机,却是纠正“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正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迫使我们不能不认真考虑走一条新路。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别于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的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
二、毛泽东所开始的只是对建设规律探索而不是理论体系创立
从探索理论所解决的问题来讲,毛泽东从1956年所开始的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只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层面的探索,而并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社会主义理论创造,从内容看,还主要是围绕着“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展开的。而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具有正确认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前提意义的、更为重大的理论命题,则因深受当时风行于整个社会主义国家,教条式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原则而形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也因为苏联模式的弊端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还没有充分显现,而没有能够及时地提出和加以认识,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局限。也正是由于这一重大理论欠缺的原因,致使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最终难以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框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发动群众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两大运动,实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而只能将继续解答这一命题的任务留给了他们的后继者。当然,客观地说,在1957年以后,毛泽东也并没有停止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继续探索,也提出一些正确的和有益的见解。但在同时也必须要指出的是,由于在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这个“交织着正确与错误的混合体”中,“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具有影响乃至决定其他一切因素的地位和作用。这就使他在这种探索中产生出的那些积极的思想成果,或者失去效力,或者扭曲变形,或者仅停留在口头宣示层面而根本无法实施,从而也就使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的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没有升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13。
以上两个方面的情况充分说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体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搞清楚,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到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没有清楚。对此,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2]137。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所以,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尽管提出过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观点,但是,由于在总体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而,毛泽东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不系统、不完整。同样,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在党的八大前后有良好开端,但最终没有真正找到。
这样,对于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来展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说,是当代中国的创新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新成果,不把作为基础理论的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包括在内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必须指出的是,不包括不等于不重要,它仍然是我们党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更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创新
就理论的渊源和本源来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渊源理论,而不是本源理论。所谓渊源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3]005。对此,邓小平曾经说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间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4]300正是基于这个认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非常流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的说法。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本身并没错,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必须辨证地具体地分析和认识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做毛泽东已经提出而没有做的事情,改正毛泽东反对错了的事情,做好毛泽东所没有做好的事,这些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形成过程,不同于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过程的部分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继承和发展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过程的部分内容。这一观点可从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邓小平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过程中,两者在时代背景、历史和现实根据、理论基础,以及社会主义观的具体内容等方面不同得到充分说明。
从时代背景、历史和现实根据、理论基础来看,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同邓小平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是有所不同的。在时代背景方面,两者的区别,就是时代的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在历史和现实根据方面,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历史和现实根据,是在苏共20大揭开了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盖子以后,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同苏联模式的对比中去寻找道路。众所周知,在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党面临的直接任务,是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寻找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担负起了这个拨乱反正的历史重任。这次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在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革的任务。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总结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开始找到自己的建设道路,创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样,在理论基础方面,虽然这两者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继承,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它既是对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积极成果的科学继承,又是通过对毛泽东晚年错误进行纠正而又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来实现的。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不仅渊源于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更是以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起点。
就社会主义观的具体内容来说,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一次会议明确指出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也曾明确指出;“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5]22但随着后来的国际波匈事件和国内反右斗争的发生,毛泽东在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上就离开了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转而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继而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这就说明,对社会主义是什么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毛泽东在当时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立者邓小平则坚定不移地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是经济建设,而且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373相应地,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毛泽东力图依据在民主革命时期解决军事政治任务的群众性阶级斗争的办法去完成经济任务,如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片面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大二公三纯。邓小平则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370,并由此引出把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任务等等。这就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提出和解决。
从以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来看,足以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理论不是本源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创新性的发展,特别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及思想理论上的认识有着质的飞跃。也就是说,若就我们党提出要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个思想而言,即从指导思想的方法论和探索历史过程而言,完全可以继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但若就在探索和形成过程中的许多不同的前提下所提出的一系列创新理论而言,特别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之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说,不将毛泽东思想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也是有依据的。
四、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历史贡献主要突显在中国革命中
在我们党88年来的历史中,为回答、解决“中国向何处去”问题,产生了四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圆满回答了中国在四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主题,揭示出马克思主义要保持永不枯竭的旺盛生命力。就理论的历史贡献而言,毛泽东思想主要突显在中国革命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主要突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新成果。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解决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第一大历史课题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开辟了中国革命新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创立了中国特色革命理论。这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及其所产生的伟大理论成果。由于这一理论成果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所以我们党把它称之为毛泽东思想。从这一角度来讲,中国特色革命理论基本上与毛泽东思想是同一语。接着,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和重要创立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在解决“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第二大历史课题中,又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第二次“结合”,为寻找符合中国国情、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就此而言,毛泽东思想不仅包括中国特色革命理论,而且还包括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部分,我们可从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1981年《历史决议》)和1982年党的十二大修订的党章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得到印证。毛泽东思想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其内容涵盖了“革命理论”与“建设理论”两大板块。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历史的局限和失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不仅未能成功地探寻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最终难以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框架,而且还出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严重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所以,尽管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起始和奠基作用是毋庸质疑的,但就其理论的历史贡献而言主要突显在中国革命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及其所产生的伟大理论成果。由于这一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所以我们党把它称之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历史命题,实现了党的理论创造和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质的飞跃。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十五大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在深刻总结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用新的思想观点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并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并将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一起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由此可见,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进程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三大理论成果,贯穿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理论主题,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三大理论成果在总体上都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主题,也即其理论的历史贡献都主要突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这正是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的缘由所在,也是为何不把毛泽东思想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
[1] 徐崇温.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点[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2).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 石仲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什么不包括毛泽东思想?[N].河南日报,2007-11-13.
[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决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任浩明
关键词: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党的十七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9)05-0006-05
历史地讲,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始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尽管毛泽东的这种探索进行得断断续续而且艰难曲折,但却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重要经验,提出许多正确的重要思想和观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挥了政治制度基础、理论基础、方法论指导和历史经验教训的借鉴四个方面的重要作用。那么,党的十七大又为什么不把毛泽东思想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呢?关于这个问题,在当前理论界有应当纳入和不能纳入两种完全相反的看法。但当前理论界对为何不纳入的缘由分析论证不够充分,特别是以“近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时限”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央文件从来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包括在内”作为依据缺乏说服力。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四点思考,以就教各界各方和同行。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纠正毛泽东晚期探索失误中走出的一条新路
从探索实践的历程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继承了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的有益的探索,更是在纠正毛泽东晚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中走出的一条新路。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艰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思想成果,其中尤以《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论著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最为突出。但也要看到,由于缺乏经验和“左”倾错误的影响,我们党犯了许多偏离实事求是路线的错误:在1957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做出了与客观实际日益相悖的错误估计,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左”的偏离,这就使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离开了正确的方向;在1957年9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违反了八大一次会议的决议,认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以后更是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把阶级斗争置于一切工作之上,尤其是在1966-1976年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当然,还应当指出是,即使在1957年以后,毛泽东也没有停止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继续探索,并提出一些正确的和有益的见解,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以及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的论述。但在同时也必须看到,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是一个“正确与错误相交织的混合体”,在这一“混合体”中,“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影响乃至决定其他一切因素的地位、作用、特点和比重的“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1]13,以致出现“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严重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由邓小平领导主持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拨乱反正,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在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革的任务,重新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理论上的创新和实践中的突破开辟了道路。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在许多问题上继承了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中提出的积极思想成果,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契机,却是纠正“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正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迫使我们不能不认真考虑走一条新路。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别于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的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
二、毛泽东所开始的只是对建设规律探索而不是理论体系创立
从探索理论所解决的问题来讲,毛泽东从1956年所开始的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只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层面的探索,而并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社会主义理论创造,从内容看,还主要是围绕着“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展开的。而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具有正确认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前提意义的、更为重大的理论命题,则因深受当时风行于整个社会主义国家,教条式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原则而形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也因为苏联模式的弊端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还没有充分显现,而没有能够及时地提出和加以认识,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局限。也正是由于这一重大理论欠缺的原因,致使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最终难以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框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发动群众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两大运动,实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而只能将继续解答这一命题的任务留给了他们的后继者。当然,客观地说,在1957年以后,毛泽东也并没有停止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继续探索,也提出一些正确的和有益的见解。但在同时也必须要指出的是,由于在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这个“交织着正确与错误的混合体”中,“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具有影响乃至决定其他一切因素的地位和作用。这就使他在这种探索中产生出的那些积极的思想成果,或者失去效力,或者扭曲变形,或者仅停留在口头宣示层面而根本无法实施,从而也就使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的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没有升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13。
以上两个方面的情况充分说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体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搞清楚,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到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没有清楚。对此,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2]137。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所以,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尽管提出过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观点,但是,由于在总体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而,毛泽东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不系统、不完整。同样,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在党的八大前后有良好开端,但最终没有真正找到。
这样,对于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来展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说,是当代中国的创新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新成果,不把作为基础理论的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包括在内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必须指出的是,不包括不等于不重要,它仍然是我们党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更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创新
就理论的渊源和本源来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渊源理论,而不是本源理论。所谓渊源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3]005。对此,邓小平曾经说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间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4]300正是基于这个认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非常流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的说法。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本身并没错,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必须辨证地具体地分析和认识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做毛泽东已经提出而没有做的事情,改正毛泽东反对错了的事情,做好毛泽东所没有做好的事,这些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形成过程,不同于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过程的部分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继承和发展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过程的部分内容。这一观点可从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邓小平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过程中,两者在时代背景、历史和现实根据、理论基础,以及社会主义观的具体内容等方面不同得到充分说明。
从时代背景、历史和现实根据、理论基础来看,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同邓小平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是有所不同的。在时代背景方面,两者的区别,就是时代的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在历史和现实根据方面,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历史和现实根据,是在苏共20大揭开了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盖子以后,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同苏联模式的对比中去寻找道路。众所周知,在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党面临的直接任务,是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寻找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担负起了这个拨乱反正的历史重任。这次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在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革的任务。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总结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开始找到自己的建设道路,创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样,在理论基础方面,虽然这两者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继承,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它既是对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积极成果的科学继承,又是通过对毛泽东晚年错误进行纠正而又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来实现的。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不仅渊源于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更是以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起点。
就社会主义观的具体内容来说,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一次会议明确指出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也曾明确指出;“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5]22但随着后来的国际波匈事件和国内反右斗争的发生,毛泽东在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上就离开了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转而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继而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这就说明,对社会主义是什么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毛泽东在当时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立者邓小平则坚定不移地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是经济建设,而且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373相应地,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毛泽东力图依据在民主革命时期解决军事政治任务的群众性阶级斗争的办法去完成经济任务,如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片面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大二公三纯。邓小平则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370,并由此引出把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任务等等。这就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提出和解决。
从以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来看,足以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理论不是本源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创新性的发展,特别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及思想理论上的认识有着质的飞跃。也就是说,若就我们党提出要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个思想而言,即从指导思想的方法论和探索历史过程而言,完全可以继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但若就在探索和形成过程中的许多不同的前提下所提出的一系列创新理论而言,特别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之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说,不将毛泽东思想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也是有依据的。
四、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历史贡献主要突显在中国革命中
在我们党88年来的历史中,为回答、解决“中国向何处去”问题,产生了四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圆满回答了中国在四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主题,揭示出马克思主义要保持永不枯竭的旺盛生命力。就理论的历史贡献而言,毛泽东思想主要突显在中国革命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主要突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新成果。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解决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第一大历史课题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开辟了中国革命新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创立了中国特色革命理论。这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及其所产生的伟大理论成果。由于这一理论成果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所以我们党把它称之为毛泽东思想。从这一角度来讲,中国特色革命理论基本上与毛泽东思想是同一语。接着,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和重要创立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在解决“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第二大历史课题中,又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第二次“结合”,为寻找符合中国国情、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就此而言,毛泽东思想不仅包括中国特色革命理论,而且还包括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部分,我们可从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1981年《历史决议》)和1982年党的十二大修订的党章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得到印证。毛泽东思想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其内容涵盖了“革命理论”与“建设理论”两大板块。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历史的局限和失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不仅未能成功地探寻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最终难以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框架,而且还出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严重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所以,尽管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起始和奠基作用是毋庸质疑的,但就其理论的历史贡献而言主要突显在中国革命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及其所产生的伟大理论成果。由于这一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所以我们党把它称之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历史命题,实现了党的理论创造和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质的飞跃。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十五大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在深刻总结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用新的思想观点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并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并将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一起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由此可见,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进程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三大理论成果,贯穿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理论主题,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三大理论成果在总体上都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主题,也即其理论的历史贡献都主要突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这正是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的缘由所在,也是为何不把毛泽东思想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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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任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