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仲夏的一天，在上海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当主任的陈孟熙突然来到陈修和的寓所，悄声对他说：“大哥，好消息，五弟来信了，说是将从汕头乘香港船来上海，要我们去接他。”
　　“真的吗？”陈修和心头掠过一阵喜悦，但随即又涌出缕缕担忧。喜的是为追寻自己的主义舍生忘死的五弟仍安然无恙，且兄弟又得团聚；忧的是近期上海环境严酷，彭湃、颜昌颐等共产党人刚刚惨遭捕杀，颜昌颐还是陈毅的入党介绍人。五弟此时来沪，风险太大了。
　　但陈毅既然决定要来，那么确保他在沪期间的生命安全，作为大哥的陈修和感到责无旁贷。陈修和与陈毅的亲哥哥陈孟熙仔细商议了一番，认为租界区内相对安全些，遂化名王根生、王根新，在位于租界内三马路的新苏旅馆包下房间。他们还为陈毅赶制了一套西装，搞到一枚兵工厂的徽章。“如此装束后，看上去就像个民国政府的科级干部。”
　　陈毅到沪的那天上午，陈修和、陈孟熙西装革履前往码头。他们以为陈毅会坐头等舱，因为那里多是达官贵人，军警盘查不严格。于是船刚泊稳，他们便直奔头等舱。谁知寻找半天，也不见陈毅的身影。
　　正待到其他客舱寻找，突然听见熟悉的川音唤着他们的名字。回身望去，一个工人打扮的人正对着他们俏皮地微笑。 “五弟！”惊喜绽露在两个哥哥的眉宇之间。
　　陈毅此次来沪，是应中共中央之召汇报红四军情况，并讨论红军发展等重大问题的。当年6月，红四军主要领导毛泽东和朱德，在如何建军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陈毅暂居红四军领导地位。他最初对毛、朱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中間立场，结果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但经过一段思考，他感到红四军仍应由毛泽东领导，朱德辅之。而上海的会议，正是要研究这些问题。
　　住进哥哥们安排好的旅馆后，陈毅立即向中共中央机关发出安然抵达的信号，随之接上了联系。此时的上海一片风声鹤唳，悬赏捉拿共产党人的告示随处可见，便衣特务、警探密布。但陈毅在两位兄长的保护下活动自如。
　　有一天，陈毅告诉陈修和，他准备约周恩来到旅馆中长谈，请陈修和设法掩护。陈修和想想说：“我可以同孟熙在外间下围棋，你们就在里间谈吧。”
　　当陈毅将如此安排告诉周恩来时，周恩来有些不放心，问道：“你哥哥可靠吗？”“绝对可靠！”陈毅对长兄充满信任。
　　一个月的时光悄然度过，陈毅把自己的思考向中共中央做了汇报，而当时的中央认为红四军领导仍应由毛泽东担任。于是周恩来委托陈毅起草中央对红四军的指示信，未加修改，便交陈毅带回赣南闽西苏区，此信即有名的“九月来信”。
　　陈毅离沪返苏区后，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随即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古田会议，由此可见此次上海之行的意义。而倘若没有陈修和、陈孟熙兄长的庇护，陈毅能否安然往返，则可能要当做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