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每日电讯2007年3月28日报道，收入高的银行单位年平均工资超过100万元，而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6097元，其中，达不到的平均工资水平的人占60.7%。同一天的《经济参考报》的报道说，乌鲁木齐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时的月平均工资大多在800元左右，而实际的基本生活费需要1000元。看来，无论是同一地区的不同人之间，还是不同地区的人之间，收入距确实是很大的。
　　
　　贫富差距
　　
　　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呢？网络调查显示，有69%的人认为“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强化高收入人群税收监管，改变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体的现状”最关键,也就是说大家希望治病用猛药，以收立竿见影之效。然而，我认为这种追求的“公平”想法，将损失“效率”，是短视的行为，还会产生很多副作用。
　　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表明，我国个体工商户6年间净“缩水”81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35万户。中央党校周天勇研究找出的原因是“税费太高”，创业“油水”几乎被榨干。如果把更多的税赋再转嫁给个体工商户，必然会加剧他们的倒闭，而一个工商户的倒闭又会使几十，甚至成百上千的工薪阶层者失业。目前，刚毕业的大学生都会失业，就和810万个体工商户倒闭有密切关系，而始作俑者是我国给民营企业主收（税）费过重，是没有切实执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
　　国家决策部门不能简单地跟着“急功近利”的“民意”走。或许有人讲，“要对巨富和腐败官商收重税，而不是对民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我赞成这个提法，但我知道它并不能成功实施。太多的教训告诉我们，地方政府的不少官员和巨富、官商有“亲密无间”的关系，现在对“巨富、官商”收重税，实施中多半会被地方政府偷梁换柱，变成对辛辛苦苦的、没有任何官场关系的民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收重税。这必然导致更多的民营企业倒闭，同时，也砸烂了更多企业员工的饭碗。
　　这剂“猛药”还有可能摧毁我国现代经济的骨架，并导致“分配不公”的恶性循环。在现有条件下，要破解“分配不公”就要本着“效率优先”而鼓励创业。鼓励创业的最好办法，就是减少对民营企业、小商小贩的税收，更要把比税还多的“费”尽量都免掉。
　　鼓励创业，就是保障就业——能人当了民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就要招员工。创业者和新员工就有了长期的保障，大家比拿救济强多了。这就是授人以渔的道理。
　　小商小贩也是就业的很好渠道，但目前就业的环境太差。除了税费，还可能受到城管和城市其他执法者的“毁灭性”打击。在城市脸面和群众生存的矛盾中，决策层要敢于选择后者。我的建议是取消城管，其职能由无罚没权的交通协管代替，同时要尽量对他们少收税、不收费。
　　有人说这会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实际上，我国近几年财政收入增长很快，财政收入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国富”和“民富”的天平要倾向后者。面对大量仅仅度过温饱线的国民，我们要施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不仅不能与民争利，还要扶植民间产业，最起码的也让民营企业和垄断企业、外资企业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发展。民间产业发展了，税收会更大增长。而且还节省了财政转移支付救济穷人的花费。
　　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要改善“兼顾公平”。要在容易操作的方面实施。例如收垄断行业的“垄断税”，收“遗产税”等等。其实，只要堵住税收中的“偷、漏、逃”，即使降低税赋，收到的税也不一定少。而且，减少税赋，也有利于大家主动纳税。
　　在财政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的费用最多。因此，更根本的，还是要进行体制改革。把“发展型政府”变为“监管型政府”。
　　政府尽量少去搞建设，更不要去搞政府投资。而是监管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运行，就像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对病变自动发起攻势，对合法创业、创新和创造保驾护航。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必须不断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
　　总之，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攻坚任务艰巨，此时如果弱化“效率优先”，甚至把“效率”和“公平”倒置，这势必打断“发展是硬道理”的改革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