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是中国率先踏入西方文明的主要城市之一。一提起推动社会的开放与发展进步，许多人言必谈那些名人志士。美国波士顿大学现代语言与比较文学系教授叶凯蒂（Catherine Yeh）独辟蹊径，从中华传统道德最不屑的群体——妓女入手，来谈近代上海。本书中，叶凯蒂以妓女为中心，分析了许多历史文献，包括戏装和家具等物质文化资料，以及插图、照片、地图等视觉文化资料，借此洞窥那个时代的文人与娱乐文化等社会背景，至而深入展现民国革命前夜的世态变迁。
　　存在即合理。晚清上海娱乐产业之所以十分发达，与时代密不可分。在此之前，苏州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娱乐中心，但随着横扫华中的太平天国大军步步进逼，妓女们只得纷纷逃到上海租界——“他们搬到上海去因为它是中国的‘西方’”。作为外国的一块“飞地”，租界更关注外国人的经济利益，所以对于妓女这类群体，至少不会像大清其他地方那样，假以种种名义，动辄高举道义之棒严厉打击。
　　妓女们首先为上海租界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1876年，包括妓馆在内的执照费收入居然达到2万两，占整个工部局总收入的三分之一。马相伯是上海当时最著名的学者之一，据他记载，香港汇丰银行1865年成立的时候，存款人主要是常做外国人生意的广东名妓。
　　妓女促进租界经济发展，可能不为人所屑，但这又是不能抹杀的历史事实。这是一个追求奢侈浮华的群体，先是广东妓女带来的全套红木家具落户上海，再接着是妓女们往往成为国内用户中对西洋先进新潮产品的先试者。妓女对时尚痴迷，同时为了提高内涵与身价，对文化（戏曲）也表现出相当的热度。有姿色有文化内涵，这几乎成了那个时代上海人的生活风向标。
　　而在妓女、文人和娱乐产业这一“场域”中，妓女始終处于整个消费链条的中心焦点位置。对大清政改逐渐失去信心的文人，转而把精力与才气倾洒在妓女身上。他们通过挖掘、放大妓女的日常生活和个人感情，最终把妓女们身上的点点滴滴，转化为供社会消费的口水式产品，放在今天讲就是消费娱乐。但那个时代的娱乐与今天显然有着不同，虽然他们也会关注一些口水化话题，更重要的是在提升女性群体社会地位、拓展国民对西方国家信息和产品的认知方面，无意中扮演了“发动机的角色”。许多人正是从这些不起眼的小报上，通过对“四大金刚”的关注，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个人对“舶来品”的认知观点。妓女们追求时尚展现出的魅力，甚至激起一些大户人家夫人小姐的兴趣，这对于尚未开启民智、对海外缺乏更多了解的内地许多地方而言，简直不可思议。
　　本书最为独特之处在于，跳出了公众对妓女群体道德化的蔑视，而取之以一种平视的视角，努力抵近妓女群体的日常生活。叶凯蒂的研究还有另一个向度，即租界妓女们的生活并不是个个都天花乱坠，她们的“市场寿命”极短，而真正能够出类拔萃，成为娱乐焦点受到恩客追捧的乃凤毛麟角，更多人只能努力抓住短暂的青春岁月，为自己挣取更多积累。妓女也并非全都没有真爱，只会沉迷于眼前的纸醉金迷，名妓小凤仙勇救蔡锷将军就被传为美谈，至少她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对自己的未来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虽然她们表面上穷奢极欲，其实是渴望通过这样努力的展示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从而趁自己年轻貌美之时，找一个称心如意或者具备相当经济实力的依靠。她们中不乏成功者，但成功概率极低。这也表明，虽然她们看似风光，但又很难摆脱悲剧的宿命。
　　无意过度拔高晚清上海租界妓女群体的形象，叶凯蒂的研究之意，也并非站在道德角度为妓女们翻案。特殊的时代有着特殊的意义。在上海租界特殊环境下，妓女产业的走旺，不仅带动了娱乐产业，还在不知不觉中促进了上海社会的发展，当然这一结果绝非她们的主观意愿。
　　不先入为主地以道德“干净人”自居，不夹杂主观色彩地平视，这就是发现价值的开始，也是破解社会现象的钥匙。其实，叶凯蒂努力展现出的这种力避被世俗灰尘沾染的学术态度，正是我们所处社会学界的最为稀缺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