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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其石在治印绘画之余，对其他艺术品类的收藏怀有极大的兴趣，喜收集名人书札、古器拓片等，还是有名的“老照片”收藏家，1960年代溥仪著《我的前半生》，为中的一些照片系出版社向他借用制版……
今年是诗人、学者朱大可(1898－1978)逝世30周年。他的故乡人、藏家王金龙有感于朱大可的业绩，拿出历年购藏积累的朱大可墨迹手稿在嘉兴举办一个小型展览，供人瞻仰，藉此纪念这位嘉兴籍诗坛学林的前辈。谈起朱大可，总让人想起他的仲弟朱其石(1906－1965)。这对昆仲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就有美誉。朱大可的诗文，朱其石的金石书画，有人以“秀州机云”赞之。笔者手头恰好藏有一份朱大可所写其石事略手稿，不妨就借此为题谈谈朱氏兄弟。
“仲弟其石事略”用小楷写在春明出版社的稿子上，按所署年月作于1965年，正是朱其石去世的当年。作者在交待写作起因时说：“略述其事迹如右，他日编纂艺术史者或将有取于斯文也。”原稿有几处剪贴挖补的痕迹，可知这份稿子写成后经过修改，修补后的纸面整洁干净，可想见作者写作时的神情。原文迻录以下：
仲弟初名秦，字其石，号桂莽。亦作蒉莽，后更名宣，又号括苍山人。清光绪丙午生于浙江之宣平县廨，五岁返嘉兴。辛亥以后，我父弃官，以书画篆刻自娱。弟犹髫龄，日侍案侧，候阿爷出，则窃取箧中余楮，泼墨作米家山水，或拾得庭前方甓，凿为当代名人私印。余姚汪蔚山，老画师也，见而奇之，畜为弟子。十五岁至上海，执业某银行，后入某公司某药厂，皆非其所好也。会计之暇，仍事文艺。是时我舅刘介玉，易名天台山农，以北魏书蜚声于时，文酒之会，无夕无之。弟每撰技捧几以从，因得获交吴昌硕、朱古微、赵叔孺、王一亭、任堇叔、袁寒云诸老。乘间请益，艺事大进。又与孙钧卿、叶渭莘、杨秋宾、侯晔华诸子结“素月社”，与陆澹安、谢玉岑、马万里、俞逸芬诸子结“回澜社”，各出所作，互相观摩。甲子夏，我嘉特举书画展览会于南湖之烟雨楼，江浙名家，联袂莅止，我弟为绘《南湖泛月》、《胥山踏雪》二图，见者无不许为合作。日本铃木翁访诸沪寓，出，语人曰：“我谓朱君已登耆艾，乃仅二十许人耶。”于是海内外乞书画篆刻者踵趾相接。惟弟常以未游名山水为憾，挈家归里，独游东南诸胜地。尝至黄山，遍陟天都莲花等峰，摹得画稿数十幅而还。丁丑秋拟游华岳，已束装矣，而倭难作，仓卒避地天日山，旋自兰溪，越温岭，渡大海，复至上海，行李尽失，依余以居。沪地自经兵燹以后，友朋零落，文物销沉，弟每踯躅冷摊闲肆间，凡遇残缣断楮之有关文献者，破铜烂石之足备掌故者，辄市以归，归则就余考证评论，篝灯促席，常至夜分。此数年来，能使余忘乱离之世、孤危之身者，实赖我弟之相处焉。及癸卯秋，归高氏妹以肠癌亡，余偕弟一视其殡，再临其窆，始有骨肉凋伤之感。惟余嗜酒，每一把盏，便可释然，而弟不能饮，忧伊之情，无以自解。先是弟患高血压症，至是复病两臂痿痹，遍谒名医，迄无大效，遂于乙巳春返里养疴，其别余也，余犹祝其病体稍瘥，可温联床听雨之乐，不意离沪甫匝月。而噩耗已突至也。呜呼痛巳。我弟为人，不求宦达，不务货殖，晨夕孳孳，惟在艺术，其篆隶行楷，皆有劲健疏宕之姿；山水初学八大清湘，自游黄山归，一以渐江上人为宗；墨梅与煮石山农稽留山民异趣，然深得老树着花之妙；至于篆刻，尤所自负。尝曰：“我之治印，高古不及吴昌硕，而苍茫过之；醇正不及赵叔孺，而烂漫过之。”可谓得失寸心知矣。殁年正六十，葬于嘉兴西丽桥公墓。娶钱氏，有子名芾，任药剂师；女名珏，任建筑师；孙女名铃与钿，尚幼。
论曰：书画篆刻，皆小技也，然非源本性情，切磋师友，渔猎文物，而又纵观乎一切可喜可悲可惊可愕之境者，亦未能造其极也。我弟幼年即耽游艺，可谓发于性情矣，长居海上，饫闻名流之绪论，又尝博览故家旧藏，可谓得于师友与文物矣。所不足者，江山之助耳!然其一生所作缣素金石，合计不下数千事，此非水火刀兵所能遽毁也。然则我弟之身命虽亡，而其精神实未尝与之俱亡。故略述其事迹如右，他日编纂艺术史者或将有取于兹文也。乙巳六月兄大可挥泪撰。
缘于对其弟的了解，朱大可的这份传略介绍朱其石的性格为人、师承、交游、兴趣、生活、艺术活动、创作要言不烦，是了解朱其石平生艺事重要而且可信度高的文字。
作者朱大可名奇，别署莲坨。祖籍南京，因祖父曾为秀水县(今嘉兴)巡检，遂寄籍嘉兴。父丙一，清末任宣平县知县。大可少时负笈南京农学堂，毕业后曾任上海《新申报》主编，先后在上海务本女中、爱群女中、正风文学院、正始中学、大经中学、比乐中学及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南通学院等院校任教师、教授。建国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58年退休。朱大可毕生勤于治学，博览群书，而不囿于旧说。对国学的研究，融经学、小学、训诂、辞章于一体。对古文字的源流辨识，尤多迈越前人的独到见解。早年著作散见《东方杂志》等刊物。朱大可兼擅书法，曾学曾熙(农髯)、李瑞清，所作行楷，摈碑体的矫揉，脱帖书的软俗。晚年专作古籀，兼谨严秀拔之长，为人所重。朱大可以诗鸣世。陈衍上世纪20年代末选清末民初旧体诗佳作370人，辑为《近代诗钞》，朱大可是助编者。诗抄收录的最后一人是他，也是入选诗人中最年轻的一位。朱大可的好些名篇佳句，为人所传诵。陈鹤柴在《静照轩诗话》中赞誉：“朱十以后，复见此才”(朱十即朱彝尊)；名词人朱祖谋更赠以“莲垞”之号，以莲垞与竹垞(朱彝尊号)相比拟。建国后，朱大可专心治学。著作已出版有《古籀蒙求》等。未刊稿有《周易复古篇》、《说文匡谬》、《石鼓文集释》、《尚书义疏》、《兰亭考》、《耽寂宦自选集》及《集外集》(诗集)、《诗坛纪旧》、《论印绝句一百首》、《诸刻印纪事》、《中风集》、《听雪轩诗存》、《群经今古文通释》等。晚年唯恐未刊之稿散佚，每种手抄数份，故至今民间流传大可遗作手稿不乏复本。朱大可是个达观的人，一生嗜烟酒，即便到了晚年遭中风，结习依旧，照样抽烟喝酒，自咏：“我生忽忽复悠悠，已届平头八十秋。无己头衔惟教授，放翁老态不风流。(予去年中风，左足微蹇。)群经诸子皆忘记，万壑干岩只卧游。底事不随猿鹤去，诗情酒兴未全收。”他自己叫“大可”，为两个儿子分别取名为“小可”、“再可”。最难得的是他家一门风雅，妻子孙幕征学蚕桑专业，也能诗，被人评为“饶有唐音”。大儿小可天姿聪颖(朱夏(1920－1990))，八岁能诗，虽然后来从事自然科学研究，是中科院的院士，新中国重要的地质学家，但一生没有放弃旧诗写作，是自然科学家中著名的旧体诗人，著有《朱夏诗词集》。 可能限于文体和作者与传主的特殊关系，还有一些朱其石的情况“事略”没有述及。例如现在能见到的传记文字，大多提到朱其石从艺和其舅刘山农有关，朱其石的篆刻最先得到舅父的指点。因刘山农又结识海上大家吴昌硕，进而获得请益，艺事大进。刘山农(1878－1932)，本名青，字照藜，后改字文玠、介玉，号天台山农。原籍浙江黄岩，生于嘉兴，擅书法。戎马数载，1914年辞江北戎幕，寓居沪上，以鬻字为生，常写诗文投《新闻报》等，曾编辑《大世界报》，晚年养疴嘉兴广平桥种菜庐。吴昌硕年长刘山农34岁，两人相交时吴年事已高。但诗书同道，自多交往，诗歌酬唱频繁，遂成至交。1926年吴昌硕家发生绑架案，事由刘山农找黄金荣帮忙解决，可见两人非泛泛之交。嘉兴市博物馆藏有一册《吴昌硕尺牍》，是吴昌硕与刘山农的酬唱墨迹。但据嘉兴已故宿耆吴藕汀回忆，朱其石的篆刻，早年学吴昌硕，走豪放一路。后来随着交游面的扩展，受同里前辈陈澹如(1884－1953，原名履熙，字澹如、坦如，号福田、澹庐、觉庵，晚称复恬居士。嘉兴人。善竹刻，对金石书画潜心研究，尤浸邃于金石之学。工于铁线篆，边款工致端庄，神似《张黑女志》。陈澹如篆刻选人西泠印社辑印的《现代篆刻》第一辑。著有《澹如竹刻》(拓本))影响甚深，风格渐趋整饬，中年又倾心于邓散木艺风，力学粪翁。其治印经历从写意到工致雅隽，又经历由内在的工致趋向内敛的豪放。这是朱其石艺术道路上至关重要的一环。其走过的艺术历程，与同时代的有些同辈艺友相似，如张大干、于非庵都属于这个类型的艺术家。于非庵是最典型的一例，从写意走到工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艺术上取得成就极高。
凡是在旧上海生活过的艺术家，在他们的艺术生活里，或多或少有过“结社”和参与“结社”的经历。“结社”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成立小规模的文友团体，通过雅集、文酒之会、展览等活动，增进同道间的交流，提高艺术创作水平，亦含有相互提携，借此扩大影响的意思。像朱其石那样活跃而且在上海又非常有人脉关系的艺术家，自然是结社人群中的中坚。除了朱大可在“事略”里提到的与孙钧卿、叶渭莘、杨秋宾、侯哗华诸子结“素月社”，与陆澹安、谢玉岑、马万里、俞逸芬诸子结“回澜社”，还与范烟桥等人结“星社”。结社的对象跨越艺术文学界。
朱其石在治印绘画之余，对其他艺术品类的收藏怀有极大的兴趣，喜收集名人书札、古器拓片等，还是有名的“老照片”收藏家。1960年代溥仪著《我的前半生》，为中的一些照片系出版社向他借用制版。上世纪20年代中期朱其石还和钱化佛等人联合发起成立我国最早的火花收藏团体“发烧友火花学会”。同时他还酷爱艺兰，1944年延续乡前辈许东生清光绪十七年所著《兰蕙同心录》，成《兰蕙同心续录》一书，收集手绘的兰花41种，分别绘其形制，述其形状，并撰诗相配，融诗书画印于一炉，颇具艺术价值。
此外，建国后朱其石对故里嘉兴文化建设所作的贡献亦值得一提。1958年嘉兴博物馆筹建，他在上海奔走动员收藏家捐献书画文物。平湖金氏、嘉兴沈氏等在沪收藏家在其动员下，捐赠了不少珍贵文物。嘉兴博物馆建立后，为了丰富馆藏文物，朱其石广为联系，动员魏廷荣捐赠名画家蒲作英的作品，向古钱币收藏家沈子槎征得一整套历朝货币，动员寓沪海宁籍收藏家钱镜塘捐赠百余幅嘉兴籍书画家的精作。1962年嘉兴南湖书画社成立，朱其石花了年余精力广事征求，或登门，或函请，不但把上海几乎所有著名书画家的作品一一求到，而且远及广西、南京的名家，共征得作品一二百幅。他本人也加入到捐赠的行列，多次把珍藏的古籍以及印谱赠送给嘉兴图书馆。1963年自沪返回故里嘉兴居住，次年被聘为嘉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从这一年到1965年初，担任“携李金石书画社”第四任社长。
和大多数江南艺术家一样，朱其石在艺术上是个多面手。“博雅多才”是他留给同时代人的普遍印象。朱大可在传略中提到乃弟于画最善梅花和山水，书法则以篆隶行书最当行。笔者见到过嘉兴市博物馆所藏的朱其石梅花及黄山，书法只见过他在乡贤墨迹上的题名，比较起来，书法的造诣大胜于绘画。其书确如乃兄所评，有“劲健疏宕”之致。诸艺中，篆刻的成就最大，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版过《朱其石印存》、《抱冰庐印存》，抗战前像张大干等画坛名家的书画用印多出于朱其石之手。对于朱的印艺，邓散木的好友、南社诗人沈禹钟《印人杂咏》有诗咏之：“黄山层翠落胸中，印法平生守浙宗。老屋鸳鸯湖上在，病深归卧迳苔封。”张大干则有：“缶老封泥绝代夸，端凝天水亦名家。知君不落入窠臼，汉石秦金气自华。”但也有研究者认为，沈禹钟以“印法平生守浙宗”看待朱其石似失公允。马国权就持这种态度。综观朱其石平生艺事，他和同时代的印人不同的是，他曾协助伯兄朱大可编写《古籀蒙求》，探讨过甲金文字的渊源。他对于大小篆的素养也表现在他胜长的小篆印风外，还兼长大篆印风，如他所刻的甲文、钟鼎文印章亦十分精当，显示他在文字学及镌刻方面的双重功力。那个时候的嘉兴，出过不少文字学家，朱大可算一个，唐兰、郭沫若的助手金祖同以及留法博士张天方等都是这方面出色的研究者。朱其石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对于文字学的理解超过一般印人是可以想见的。他留下来的作品证明，他不是一个只知株守浙派的印人。朱其石自述：“我之治印，高古不及吴昌硕，而苍茫过之；醇厚不及赵叔孺，而烂漫过之。”看出他在篆刻上的标准趋向于近现代新兴的海派。
朱其石在世59年。他的性格偏于内向，晚年积极投身于故里文化建设，贡献良多，但他也为自己无法找到职业与艺术的平衡点苦闷彷徨。他一直是高血压患者，去世前数月又得肌肉萎缩症，两手不能屈伸，难以握笔箸，遍求名医仍无法医治。1965年春夏之交卒于故里嘉兴。友人闻其谢世，撰联日：“是书家，是画师，是金石巨子，更欣同客春江常亲道宇，浙派数名流，不愧渊源承老辈；有贤妇，有哲嗣，有聪明文孙，只惜未登耆寿遽谢尘寰，襄园怀旧侣，最伤风雨失斯人。”大可亦有联挽之：“画派师浙，印派师皖，鲤对记趋庭，许尔聪明能继武；前年丧妹，今年丧弟，雁行惊失序，嗟予老大剧伤心。”
朱大可的这份手稿，上世纪90年代初得于故乡海宁的一位世伯之手。笔者同时得到的还有一些朱大可助编《近代诗抄》的散页草稿。据那位世伯讲，东西是从上海朱家流出来的。从时间上推算，应发生在朱小可去世以后。与这份手稿一起的还有书信、文稿、旧书以及朱大可本人写的字。那个时候，这样的东西被视为琐屑之物，玩古玩的都是论斤或成堆卖，常常用便宜得心跳的价格就能买到一大堆。这位世伯从上海抱回这堆东西后，并没有把它当回事，只对其中朱大可的大张书法感兴趣，因为这样的东西有人要，拿出去马上可以换钱。我看到的除了楷书，还有篆书。墨迹工稳内敛，笔力苍坚，结构饱满，一眼就能感觉到出于学养醇厚的饱学之士之手。朱大可的那些墨迹品相都很好，不知什么原因，作品大多数没有钤印盖章。世伯担心这些作品的销路，在出手之前，特意托人用锌版做了朱大可的两方印，一一盖在那些字上。这是我十多年来见过的唯一一次朱大可书法的大宗。前几年我曾在嘉兴藏家那里看到过这类东西，就是经过那位世伯之手的，看着字上所盖那两方拷贝逼真的红钤，心里总为此感到些许遗憾。
今年是诗人、学者朱大可(1898－1978)逝世30周年。他的故乡人、藏家王金龙有感于朱大可的业绩，拿出历年购藏积累的朱大可墨迹手稿在嘉兴举办一个小型展览，供人瞻仰，藉此纪念这位嘉兴籍诗坛学林的前辈。谈起朱大可，总让人想起他的仲弟朱其石(1906－1965)。这对昆仲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就有美誉。朱大可的诗文，朱其石的金石书画，有人以“秀州机云”赞之。笔者手头恰好藏有一份朱大可所写其石事略手稿，不妨就借此为题谈谈朱氏兄弟。
“仲弟其石事略”用小楷写在春明出版社的稿子上，按所署年月作于1965年，正是朱其石去世的当年。作者在交待写作起因时说：“略述其事迹如右，他日编纂艺术史者或将有取于斯文也。”原稿有几处剪贴挖补的痕迹，可知这份稿子写成后经过修改，修补后的纸面整洁干净，可想见作者写作时的神情。原文迻录以下：
仲弟初名秦，字其石，号桂莽。亦作蒉莽，后更名宣，又号括苍山人。清光绪丙午生于浙江之宣平县廨，五岁返嘉兴。辛亥以后，我父弃官，以书画篆刻自娱。弟犹髫龄，日侍案侧，候阿爷出，则窃取箧中余楮，泼墨作米家山水，或拾得庭前方甓，凿为当代名人私印。余姚汪蔚山，老画师也，见而奇之，畜为弟子。十五岁至上海，执业某银行，后入某公司某药厂，皆非其所好也。会计之暇，仍事文艺。是时我舅刘介玉，易名天台山农，以北魏书蜚声于时，文酒之会，无夕无之。弟每撰技捧几以从，因得获交吴昌硕、朱古微、赵叔孺、王一亭、任堇叔、袁寒云诸老。乘间请益，艺事大进。又与孙钧卿、叶渭莘、杨秋宾、侯晔华诸子结“素月社”，与陆澹安、谢玉岑、马万里、俞逸芬诸子结“回澜社”，各出所作，互相观摩。甲子夏，我嘉特举书画展览会于南湖之烟雨楼，江浙名家，联袂莅止，我弟为绘《南湖泛月》、《胥山踏雪》二图，见者无不许为合作。日本铃木翁访诸沪寓，出，语人曰：“我谓朱君已登耆艾，乃仅二十许人耶。”于是海内外乞书画篆刻者踵趾相接。惟弟常以未游名山水为憾，挈家归里，独游东南诸胜地。尝至黄山，遍陟天都莲花等峰，摹得画稿数十幅而还。丁丑秋拟游华岳，已束装矣，而倭难作，仓卒避地天日山，旋自兰溪，越温岭，渡大海，复至上海，行李尽失，依余以居。沪地自经兵燹以后，友朋零落，文物销沉，弟每踯躅冷摊闲肆间，凡遇残缣断楮之有关文献者，破铜烂石之足备掌故者，辄市以归，归则就余考证评论，篝灯促席，常至夜分。此数年来，能使余忘乱离之世、孤危之身者，实赖我弟之相处焉。及癸卯秋，归高氏妹以肠癌亡，余偕弟一视其殡，再临其窆，始有骨肉凋伤之感。惟余嗜酒，每一把盏，便可释然，而弟不能饮，忧伊之情，无以自解。先是弟患高血压症，至是复病两臂痿痹，遍谒名医，迄无大效，遂于乙巳春返里养疴，其别余也，余犹祝其病体稍瘥，可温联床听雨之乐，不意离沪甫匝月。而噩耗已突至也。呜呼痛巳。我弟为人，不求宦达，不务货殖，晨夕孳孳，惟在艺术，其篆隶行楷，皆有劲健疏宕之姿；山水初学八大清湘，自游黄山归，一以渐江上人为宗；墨梅与煮石山农稽留山民异趣，然深得老树着花之妙；至于篆刻，尤所自负。尝曰：“我之治印，高古不及吴昌硕，而苍茫过之；醇正不及赵叔孺，而烂漫过之。”可谓得失寸心知矣。殁年正六十，葬于嘉兴西丽桥公墓。娶钱氏，有子名芾，任药剂师；女名珏，任建筑师；孙女名铃与钿，尚幼。
论曰：书画篆刻，皆小技也，然非源本性情，切磋师友，渔猎文物，而又纵观乎一切可喜可悲可惊可愕之境者，亦未能造其极也。我弟幼年即耽游艺，可谓发于性情矣，长居海上，饫闻名流之绪论，又尝博览故家旧藏，可谓得于师友与文物矣。所不足者，江山之助耳!然其一生所作缣素金石，合计不下数千事，此非水火刀兵所能遽毁也。然则我弟之身命虽亡，而其精神实未尝与之俱亡。故略述其事迹如右，他日编纂艺术史者或将有取于兹文也。乙巳六月兄大可挥泪撰。
缘于对其弟的了解，朱大可的这份传略介绍朱其石的性格为人、师承、交游、兴趣、生活、艺术活动、创作要言不烦，是了解朱其石平生艺事重要而且可信度高的文字。
作者朱大可名奇，别署莲坨。祖籍南京，因祖父曾为秀水县(今嘉兴)巡检，遂寄籍嘉兴。父丙一，清末任宣平县知县。大可少时负笈南京农学堂，毕业后曾任上海《新申报》主编，先后在上海务本女中、爱群女中、正风文学院、正始中学、大经中学、比乐中学及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南通学院等院校任教师、教授。建国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58年退休。朱大可毕生勤于治学，博览群书，而不囿于旧说。对国学的研究，融经学、小学、训诂、辞章于一体。对古文字的源流辨识，尤多迈越前人的独到见解。早年著作散见《东方杂志》等刊物。朱大可兼擅书法，曾学曾熙(农髯)、李瑞清，所作行楷，摈碑体的矫揉，脱帖书的软俗。晚年专作古籀，兼谨严秀拔之长，为人所重。朱大可以诗鸣世。陈衍上世纪20年代末选清末民初旧体诗佳作370人，辑为《近代诗钞》，朱大可是助编者。诗抄收录的最后一人是他，也是入选诗人中最年轻的一位。朱大可的好些名篇佳句，为人所传诵。陈鹤柴在《静照轩诗话》中赞誉：“朱十以后，复见此才”(朱十即朱彝尊)；名词人朱祖谋更赠以“莲垞”之号，以莲垞与竹垞(朱彝尊号)相比拟。建国后，朱大可专心治学。著作已出版有《古籀蒙求》等。未刊稿有《周易复古篇》、《说文匡谬》、《石鼓文集释》、《尚书义疏》、《兰亭考》、《耽寂宦自选集》及《集外集》(诗集)、《诗坛纪旧》、《论印绝句一百首》、《诸刻印纪事》、《中风集》、《听雪轩诗存》、《群经今古文通释》等。晚年唯恐未刊之稿散佚，每种手抄数份，故至今民间流传大可遗作手稿不乏复本。朱大可是个达观的人，一生嗜烟酒，即便到了晚年遭中风，结习依旧，照样抽烟喝酒，自咏：“我生忽忽复悠悠，已届平头八十秋。无己头衔惟教授，放翁老态不风流。(予去年中风，左足微蹇。)群经诸子皆忘记，万壑干岩只卧游。底事不随猿鹤去，诗情酒兴未全收。”他自己叫“大可”，为两个儿子分别取名为“小可”、“再可”。最难得的是他家一门风雅，妻子孙幕征学蚕桑专业，也能诗，被人评为“饶有唐音”。大儿小可天姿聪颖(朱夏(1920－1990))，八岁能诗，虽然后来从事自然科学研究，是中科院的院士，新中国重要的地质学家，但一生没有放弃旧诗写作，是自然科学家中著名的旧体诗人，著有《朱夏诗词集》。 可能限于文体和作者与传主的特殊关系，还有一些朱其石的情况“事略”没有述及。例如现在能见到的传记文字，大多提到朱其石从艺和其舅刘山农有关，朱其石的篆刻最先得到舅父的指点。因刘山农又结识海上大家吴昌硕，进而获得请益，艺事大进。刘山农(1878－1932)，本名青，字照藜，后改字文玠、介玉，号天台山农。原籍浙江黄岩，生于嘉兴，擅书法。戎马数载，1914年辞江北戎幕，寓居沪上，以鬻字为生，常写诗文投《新闻报》等，曾编辑《大世界报》，晚年养疴嘉兴广平桥种菜庐。吴昌硕年长刘山农34岁，两人相交时吴年事已高。但诗书同道，自多交往，诗歌酬唱频繁，遂成至交。1926年吴昌硕家发生绑架案，事由刘山农找黄金荣帮忙解决，可见两人非泛泛之交。嘉兴市博物馆藏有一册《吴昌硕尺牍》，是吴昌硕与刘山农的酬唱墨迹。但据嘉兴已故宿耆吴藕汀回忆，朱其石的篆刻，早年学吴昌硕，走豪放一路。后来随着交游面的扩展，受同里前辈陈澹如(1884－1953，原名履熙，字澹如、坦如，号福田、澹庐、觉庵，晚称复恬居士。嘉兴人。善竹刻，对金石书画潜心研究，尤浸邃于金石之学。工于铁线篆，边款工致端庄，神似《张黑女志》。陈澹如篆刻选人西泠印社辑印的《现代篆刻》第一辑。著有《澹如竹刻》(拓本))影响甚深，风格渐趋整饬，中年又倾心于邓散木艺风，力学粪翁。其治印经历从写意到工致雅隽，又经历由内在的工致趋向内敛的豪放。这是朱其石艺术道路上至关重要的一环。其走过的艺术历程，与同时代的有些同辈艺友相似，如张大干、于非庵都属于这个类型的艺术家。于非庵是最典型的一例，从写意走到工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艺术上取得成就极高。
凡是在旧上海生活过的艺术家，在他们的艺术生活里，或多或少有过“结社”和参与“结社”的经历。“结社”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成立小规模的文友团体，通过雅集、文酒之会、展览等活动，增进同道间的交流，提高艺术创作水平，亦含有相互提携，借此扩大影响的意思。像朱其石那样活跃而且在上海又非常有人脉关系的艺术家，自然是结社人群中的中坚。除了朱大可在“事略”里提到的与孙钧卿、叶渭莘、杨秋宾、侯哗华诸子结“素月社”，与陆澹安、谢玉岑、马万里、俞逸芬诸子结“回澜社”，还与范烟桥等人结“星社”。结社的对象跨越艺术文学界。
朱其石在治印绘画之余，对其他艺术品类的收藏怀有极大的兴趣，喜收集名人书札、古器拓片等，还是有名的“老照片”收藏家。1960年代溥仪著《我的前半生》，为中的一些照片系出版社向他借用制版。上世纪20年代中期朱其石还和钱化佛等人联合发起成立我国最早的火花收藏团体“发烧友火花学会”。同时他还酷爱艺兰，1944年延续乡前辈许东生清光绪十七年所著《兰蕙同心录》，成《兰蕙同心续录》一书，收集手绘的兰花41种，分别绘其形制，述其形状，并撰诗相配，融诗书画印于一炉，颇具艺术价值。
此外，建国后朱其石对故里嘉兴文化建设所作的贡献亦值得一提。1958年嘉兴博物馆筹建，他在上海奔走动员收藏家捐献书画文物。平湖金氏、嘉兴沈氏等在沪收藏家在其动员下，捐赠了不少珍贵文物。嘉兴博物馆建立后，为了丰富馆藏文物，朱其石广为联系，动员魏廷荣捐赠名画家蒲作英的作品，向古钱币收藏家沈子槎征得一整套历朝货币，动员寓沪海宁籍收藏家钱镜塘捐赠百余幅嘉兴籍书画家的精作。1962年嘉兴南湖书画社成立，朱其石花了年余精力广事征求，或登门，或函请，不但把上海几乎所有著名书画家的作品一一求到，而且远及广西、南京的名家，共征得作品一二百幅。他本人也加入到捐赠的行列，多次把珍藏的古籍以及印谱赠送给嘉兴图书馆。1963年自沪返回故里嘉兴居住，次年被聘为嘉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从这一年到1965年初，担任“携李金石书画社”第四任社长。
和大多数江南艺术家一样，朱其石在艺术上是个多面手。“博雅多才”是他留给同时代人的普遍印象。朱大可在传略中提到乃弟于画最善梅花和山水，书法则以篆隶行书最当行。笔者见到过嘉兴市博物馆所藏的朱其石梅花及黄山，书法只见过他在乡贤墨迹上的题名，比较起来，书法的造诣大胜于绘画。其书确如乃兄所评，有“劲健疏宕”之致。诸艺中，篆刻的成就最大，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版过《朱其石印存》、《抱冰庐印存》，抗战前像张大干等画坛名家的书画用印多出于朱其石之手。对于朱的印艺，邓散木的好友、南社诗人沈禹钟《印人杂咏》有诗咏之：“黄山层翠落胸中，印法平生守浙宗。老屋鸳鸯湖上在，病深归卧迳苔封。”张大干则有：“缶老封泥绝代夸，端凝天水亦名家。知君不落入窠臼，汉石秦金气自华。”但也有研究者认为，沈禹钟以“印法平生守浙宗”看待朱其石似失公允。马国权就持这种态度。综观朱其石平生艺事，他和同时代的印人不同的是，他曾协助伯兄朱大可编写《古籀蒙求》，探讨过甲金文字的渊源。他对于大小篆的素养也表现在他胜长的小篆印风外，还兼长大篆印风，如他所刻的甲文、钟鼎文印章亦十分精当，显示他在文字学及镌刻方面的双重功力。那个时候的嘉兴，出过不少文字学家，朱大可算一个，唐兰、郭沫若的助手金祖同以及留法博士张天方等都是这方面出色的研究者。朱其石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对于文字学的理解超过一般印人是可以想见的。他留下来的作品证明，他不是一个只知株守浙派的印人。朱其石自述：“我之治印，高古不及吴昌硕，而苍茫过之；醇厚不及赵叔孺，而烂漫过之。”看出他在篆刻上的标准趋向于近现代新兴的海派。
朱其石在世59年。他的性格偏于内向，晚年积极投身于故里文化建设，贡献良多，但他也为自己无法找到职业与艺术的平衡点苦闷彷徨。他一直是高血压患者，去世前数月又得肌肉萎缩症，两手不能屈伸，难以握笔箸，遍求名医仍无法医治。1965年春夏之交卒于故里嘉兴。友人闻其谢世，撰联日：“是书家，是画师，是金石巨子，更欣同客春江常亲道宇，浙派数名流，不愧渊源承老辈；有贤妇，有哲嗣，有聪明文孙，只惜未登耆寿遽谢尘寰，襄园怀旧侣，最伤风雨失斯人。”大可亦有联挽之：“画派师浙，印派师皖，鲤对记趋庭，许尔聪明能继武；前年丧妹，今年丧弟，雁行惊失序，嗟予老大剧伤心。”
朱大可的这份手稿，上世纪90年代初得于故乡海宁的一位世伯之手。笔者同时得到的还有一些朱大可助编《近代诗抄》的散页草稿。据那位世伯讲，东西是从上海朱家流出来的。从时间上推算，应发生在朱小可去世以后。与这份手稿一起的还有书信、文稿、旧书以及朱大可本人写的字。那个时候，这样的东西被视为琐屑之物，玩古玩的都是论斤或成堆卖，常常用便宜得心跳的价格就能买到一大堆。这位世伯从上海抱回这堆东西后，并没有把它当回事，只对其中朱大可的大张书法感兴趣，因为这样的东西有人要，拿出去马上可以换钱。我看到的除了楷书，还有篆书。墨迹工稳内敛，笔力苍坚，结构饱满，一眼就能感觉到出于学养醇厚的饱学之士之手。朱大可的那些墨迹品相都很好，不知什么原因，作品大多数没有钤印盖章。世伯担心这些作品的销路，在出手之前，特意托人用锌版做了朱大可的两方印，一一盖在那些字上。这是我十多年来见过的唯一一次朱大可书法的大宗。前几年我曾在嘉兴藏家那里看到过这类东西，就是经过那位世伯之手的，看着字上所盖那两方拷贝逼真的红钤，心里总为此感到些许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