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穿一身银色西装，郎朗来到他在巴黎的酒店大厅接受采访。他刚结束一个关于他新创办的基金的会议。这个基金致力于鼓励那些制作音乐的孩子们。这天是4月1日愚人节，由此引得他一阵大笑。我问，在中国也有类似的习俗吗?
　　“嗯，不算有。我是在美国知道愚人节的。但是我14岁就来美国了，有近一半的日子是在那里度过。所以愚人节也算是我的风俗了。”压力大得用拳头捶墙
　　1997年，郎朗获得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的奖学金，在此求学。从而开始了他适应西方方式的漫长过程。这是他第一次离家出远门吗?“不是，此前我去德国参加过一个钢琴比赛。我还记得，走在街道上，对那些宏伟老建筑的坚固感到惊讶不已。在中国，我们也有很多古老建筑，但都是木质结构，欧洲的建筑让我感到很新鲜。”
　　那时他对欧洲有什么了解吗?像想起什么似的，他的眼睛一下亮了起来，“当然!那时我疯狂地喜欢足球，知道很多英国和意大利的城市。我常通过有线电视看比赛转播，那在上世纪90年代刚刚兴起。”
　　这个男孩当年住在中国的一个省会城市，在电视上看足球比赛转播，为了“好玩”而弹钢琴。但是他有个爱他却有点专断的父亲，他坚信儿子将是中国最棒的钢琴家。在父亲的陪伴下，郎朗来到北京，找到最好的钢琴老师学琴。
　　他的第一个老师让他备感丢脸。“她不愿教我，”郎朗简单地说，“因为她觉得我没有天赋。”郎朗的父亲说他不够勤奋，为此两人吵得不可开交。难以承受巨大的压力，郎朗曾经狠狠地用拳头捶墙减压。
　　但他还是找到了一个给他希望的老师。通过中央音乐学院的入学考试后，郎朗苦练琴艺。终于在日本一个为青年钢琴家举办的钢琴赛中崭露头角。他获到了柯蒂斯音乐学院的奖学金。
　　他的转折点在2000年的一天。当时他不得不在最后一刻接替别人演奏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从那时起的lO年来，郎朗成为一种最令人震惊的现象冲击着世界古典音乐界。他曾在50亿观众面前，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他的面孔频繁出现在广告和杂志上。
　　在古典音乐世界，郎朗征服了一座又一座高山。他曾在各个伟大的音乐殿堂，和最好的管弦乐队合作过。
　　
　　“为何不让古典音乐也有趣些”
　　
　　在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中，浓缩了如此多的失败和荣耀，你想当然地认为他情感的伤痕会显现出来。但是，正如他对足球队的评论所展示出的性格，这个热切的男孩还活在郎朗心中。他对娱乐圈的热情让他看起来似乎倒退到19世纪早期，那时娱乐和高雅艺术的界限还不甚明显。
　　“当然，古典音乐是非常严肃和高水准的，但我们为什么不让它变得也有趣一些呢?”他说，“古典音乐最贴近我的心灵，但是我喜爱流行音乐。对我来说，真正伟大的流行音乐家，比如猫王和迈克尔·杰克逊，他们创造出最高水平的艺术。为了那些年轻听众，我尝试着将流行音乐融入古典音乐。因为我和他们年纪相仿，看待世界的方式相似。”
　　不出意料，郎朗喜欢李斯特。在19世纪伟大的音乐家中，李斯特是一个出色的表演者。那郎朗认为李斯特是一个严肃的作曲家吗?“他有浮夸的一面，也有严肃的一面，我喜欢这种融合。他不像莫扎特那样总是像上帝一样，任何事情都力求完美。”
　　但是郎朗也认为有一种音乐是非常严肃和谨慎的，有它特别的价值和挑战。“问题是，如果单纯是技巧困难，你知道何时可以克服它，”他说，“但如果是对音乐的理解有困难，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有时候，你觉得已经在练习室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在舞台上，你无法向听众传达。”
　　同时，他也意识到，除了天赋和勤奋，还有第三个因素控制着表演。“我总是在演出中做到自己的最好，但这不意味着每场音乐会都是最佳的表演。因为有些乐章需要时间去体会。”
　　“比如?”
　　“巴赫第一协奏曲。在第8次表演后，我才陧慢表达出想要的音乐。还有贝多芬29号钢琴奏鸣曲。这首曲子我还没在公众面前表演过，因为我需要建立自信。这个过程十分漫长。”
　　他在美国已经居住了很长时间，他认为自己完全西化了吗?“嗯，我不是很确定。在费城我觉得像回家一样，但中国文化中还有很多东西是我认同的。我认为西方的高等教育非常出色，但在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玩乐太多，缺少原则和尊重。”
　　这听起来开始像儒家思想了。在问到他对哈佛教授蔡美儿有些“极端”的教育方式有何看法时，他说：“任何方式的极端都是不好的。”
　　他停顿了一下，语气变得认真：“但是对于音乐，你不可能中庸。如果乐谱是急板，你不能弹成慢板。如果在音乐中你也事事中庸，你就变成办公室中那个唯唯诺诺的人。”平衡生活的平和与艺术的极度紧张——这似乎就是郎朗的信条。
　　“现在，我正阅读关于毕加索的书籍。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我们需要一个伟大的人物，像贝多芬和毕加索那样，带着整个世界前进。现在，没有真正伟大的作曲家可以为整个社会代言。这正是未来我希望能做到的。”
　　
　　(选自《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