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人”是汪曾祺三篇小说的总题（被选入北京版高一语文教材），三个故事中的人物互为彼此，他们的职业互换后，各自对应的处世态度、命运故事、人生境界也可以互换，作家强调的正是小百姓的几种人生可能。不论是医生、瓦匠，还是打鱼人，汪曾祺笔下人物的身上都不乏诗意的闪光。《打鱼的》作为汪曾祺“故乡人”这组小说之首篇更像是作家人文情怀的起点，另外两篇《金大力》《钓鱼的医生》与它有一种难以拆分的、连贯成体的“文气”，三者结合才更能看清“故乡人”这组小说的真意、深意。
　　因为主题的深邃性与开放性，《打鱼的》经常被用作中学生的语文考题。“参考答案”里少不得“巧用了对比手法”“作品弥散着淡淡的哀伤”“着力描写下层百姓勤劳、坚忍的形象”“寄寓了作家对贫苦人家辛酸生活的深深同情”之类。如果这篇小说的情节碰巧被弗洛伊德看在眼里，他也许会说：“强迫重复的各种表现充分地显示出一种本能的特征，并且当他们的活动与唯乐原则相对立时，就会给人一种印象，好像某种‘魔’力在发生作用。”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是两个机械的人，两个对生活缺少要求、热望的人，他们生存的动力来自一种惯性，来自一种机械的重复。生活的无情挤压已使人丧失了绝大部分社会性，只余下本能。小说有意模糊了时代印记，这样的生命几乎被榨干了水分，并且不止今天，还有明天；不止这一代，还有下一代：
　　有几天不见这两个穿着黄白黄白的牛皮罩衣的打鱼的了。又过了几天，他们又来了。按着梯形竹架赶鱼的换了一个人，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辫根缠了白头绳。一看就知道，是打鱼人的女儿，她妈死了，得的是伤寒。她来顶替妈的职务了。她穿着妈穿过的皮罩衣，太大了，腰里窝着一块，更加显得臃肿。她也像妈一样，按着梯形竹架，一戳一戳地戳着，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她一定觉得：这身湿了水的牛皮罩衣很重，秋天的水已经很凉，父亲的话越来越少了。
　　认定小说主旨是“寒凉”不能算错，但有偏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作品中人物的力量只够“活着”，他们本本分分、尽心尽力埋头过好自己的日子，不去麻烦他人，不去惊扰世界。他们的沉默不是歌唱，却也不是抱怨。这同样是不小的胜利。
　　《打鱼的》起首一句是：“女人很少打鱼。”这也似汪曾祺的许多作品一样——第一句交代一下人物，第二句便开始把目光移开，或陶醉在养育人物的乡风民俗，或临摹五味杂陈的生存实况。小说真正的情节（或者说人物来到前台）出现在全文的三分之二处：
　　在小学校后面的苇塘里，臭水河，常常可以看到两个这样的打鱼的。一男一女。他们是两口子。男的张网，女的赶鱼。奇怪的是，他们打了一天的鱼，却听不到他们说一句话。他们的脸上既看不出高兴，也看不出失望、忧愁，总是那样平平淡淡的，平淡得近于木然。除了举网时听到欺的一声，和梯形的竹架间或搅动出一点水声，听不到一点声音。就是举网的搅水的声音，也很轻。
　　如果说汪曾祺的小说《职业》写的是呐喊的沉默，那么《打鱼的》写的就是沉默的呐喊。两篇作品涉及的是同一个绝不轻松的话题——职业。《职业》讲到一个因贫穷而过早出来工作的孩子每日走街串巷卖小吃，不断吆喝着“椒盐饼子西洋糕”。刚散学的一群同龄孩子则常尾随着，模仿他的腔调高呼“捏着鼻子吹洋号”。有一天这个孩子空着手从熟悉的街巷穿过，见前后无人，他自己突然痛痛快快地喊了一声“捏着鼻子吹洋号”。《打鱼的》写的是一家人，打鱼的先是丈夫和妻子，后是父亲和女儿，他们终日寡言，这篇小说很像里面的人物因为一种沉默而不大引人注意，名气要比《职业》小了不少，但是，沉默有时比呐喊更有力量。
　　小说中作家着力介绍了当地惯见的三种打鱼方式：一是用两只三桅大船，在大湖的激浪中并排前进，一网上来能打上千斤鱼，渔船的船主都是些小财主，这种打鱼“豪迈壮观”；二是放鱼鹰的，通常是两个人，一个撑船一个管鹰。一船鱼鹰，多的可到二十只，“站在高高的运河堤上，看人放鹰捉鱼，真是一件快事”。汪曾祺强调的是另一种情景：两个人都穿了牛皮缝制的连鞋子、裤子带上衣的罩衣站在齐腰的水里，一个张着兜网，另一个按着一个下宽上窄的梯形的竹架，对面走过来一戳一戳地赶鱼。这样打鱼当然收获甚微，根本没有像样儿的鱼。作家耐心地对一种职业分门别类的叙述，显然是用心良苦的，我们隐约感到了生活、命运由高到低迥异的层级。打鱼是人类古老的职业，人在现代而仍沿用着近乎最原始的工具，初民般的选择真实地标注了人物“身在底层”。
　　《金大力》中的金大力也“拙于言词，一天说不了几句话”，没有什么出奇的本领，“墙都砌不直”的他做瓦匠也“不够格”。因为尽职尽责，做事老实，“有一个好人缘儿”，他成为瓦匠头儿，得到主人家的礼遇和同行的爱戴。他拿同小工差不多的工钱，大家很不安。他说：“不。干什么活，拿什么钱。再说，我家里还开着一爿茶水炉子，我不比你们指身为业。这我就知足。”应该说打鱼的一家人还封闭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与外界缺少联系。敦厚、乐观、自足的金大力则能很好地融入人群，这是一种进步。他对金钱的淡看，对众人的关心，纵使是从至为粗朴的语言和行动中透出，也一样令人心生感佩。
　　汪曾祺的小说总是不动声色地苦守着一抹诗意，阅读者只有超越红尘、穿透庸常，以一颗赤子之心靠近才能彻悟这种诗意。我们这些寻常百姓，平凡的生平注定要隐于自然或社会的哪个角落，在那里上演着各式的悲欢，这并没有什么，顺境能进逆境能退，冷也过得热也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打不败的奇迹。
　　平凡得如同草芥的人物，他们的生命中包孕着某种顽强，这种顽强能够战胜一切，有了它，任何干枯的生活都会绿意盎然。他们一直在翻找，他们心中也必有一个目标是常人所不知道的，却正是他们的快乐所在。人物极像简笔画，甚至我们只能看到背影。他们的生命是否有色彩，是否有价值，我们的心中都有一个判断。“故乡人’标题也可以改作“人生”，人物显然来自我们之中，或者小说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地段。小说并不缺乏厚重的历史感，并不缺乏那种普遍的、极具针对性的指代意义。
　　我们有把握说，“理解”“敬重”可能比“悲悯”更接近汪曾祺的本意。比如，《打鱼的》中说“女人很少打鱼”，可那一家却打破了这个常规，母亲倒下了，女儿很快顶上来。他们不是走向死亡，而是走向明天；沉默也不是对命运的归顺，而是大音希声的抗争，比呐喊更震撼人心。
　　而《钓鱼的医生》里热爱郑板桥“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的乡间医生王淡人一边钓鱼一边行医，潇洒脱俗，不求闻达，乐善好施，尽管“淡人夫妇，十多年没有添置过衣裳”，但不影响他有时干脆免费为穷苦的乡人看病。他常做“傻事”，比如冒着生命危险救治被洪水围困的乡人，还有他曾主动用名贵药材为一个破落的无赖子弟汪炳精心治疗“搭背”。别人对此不解时，话语不多的他只有轻轻的一句：“我不给他治，他会死的呀。”安贫乐道，热心公益，避开浮名俗利，安享淡泊风雅，这正是汪曾祺推崇、期待的“真人”“至人’。小说结尾处，文字一向内敛的作家再也按捺不住，“你好，王淡人先生”竟脱口而出。
　　三篇作品先抑后扬，形成了一个梯度——向上的，向恬淡的，向诗情的梯度。《打鱼的》情节简省，更多地是把事件托付给特定的风情民俗。“他们打了一天的鱼，却听不到他们说一句话”，人物耐住了生存的压迫与蹂躏，他们面对卑微和辛酸时表现出感人的平静。《金大力》中的金大力对生活没有任何苛责，不乱发脾气，这是一份无需大声说出的刚强、安稳与坦然。《钓鱼的医生》中的王淡人乐善好施，优雅恬淡，超然脱俗，特别像一首完整的抒情诗。三篇作品遵循“本分守己一随遇而安一自得其乐”的脉络，文意是向上攀升的趋势，是诗性的递进。
　　由郁结阻滞到豁然开朗，由慷慨悲凉到平和温暖，由低沉晦暗到明艳热烈，一条鲜明的抒情线索足以证明和谐安适才是汪曾祺真正的美学旨趣与人文理想。孔子激赏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的人格大境，在汪曾祺的文字世界俯拾即是。其实，只要乐天知命、急公好义，我们就都有机会修成自己的诗人、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