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晚年创新的哲学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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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札记)》是列宁晚年最后论著、“政治遗嘱”中的重要一篇,蕴涵着他一生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总结和思想精髓,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社会主义道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对立统一;(二)带有小农国家特点的俄国社会主义特殊道路;(三)东方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与特殊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与哲学基础,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理论的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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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历史学存在互补共生的关系。哲学理论的历史感揭示了哲学靠近历史学的方式,历史叙述的哲学性则揭示了历史学靠近哲学的特点。历史在哲学理论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历史是人的存在方式和根本特征;历史是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历史性是哲学看待事物的基本方式;历史是哲学的服务目标。哲学在历史学研究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超越偶然的普遍史;超越局部的全球史;历史研究方法的系统总结;作为理论框架和宏观指导的历史观;导向哲学是历史研究的最高境界。哲学与历史学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黑格尔不同
自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伴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剧烈变动,早期现代政治哲学观念群发生了剧烈变化。这个变化过程是通过一系列连续性和断裂性的发展才得以充分实现的。其中两次非常重要的断裂分别是使用抽象的人类理性人格否定超验的上帝人格,以及进而使用经验的人类概念否定抽象的人类理性人格。这两次断裂可以被理解为早期启蒙和社会学启蒙,人类思想在趋于更为实证化和去-形而上学化的方向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德国古典哲学的后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更为清晰同时又更为暧昧地呈现出这两次重要的断裂。站在德国古典哲学末端的青年马克思也正同
啖助新《春秋》学从追问孔子为什么删修《春秋》开始,希望揭明孔子寄寓在历史表象中的“微旨”。他们以分析的批判的方法,由时代问题出发,指出历史表象的背后存在着必然之理,即人们对于自己所处时代问题的回应,并由此确立起相应的制度。但在历史的展开中,具有正效应的制度逐渐呈现出负效应,因此需要因时从宜,进行权变。权变不是常人可以根据训条进行判识的,只有圣心足以裁定,而圣心的裁定实际上完全遵从于众人所愿。啖助新《春秋》学通过历史表象背后的理、权、心的赋予,不仅表达了他们的历史观念与政治哲学,而且使旧的经学知识形态转为新
两汉今文经学强调六经折中于孔子,经学为孔子所立之法。汉末面对《周官》《左传》等典籍的传播与兴盛,郑玄把古文经典纳入经学体系。郑玄的注经目标,是“究先圣之元意”,其基本背景,是体现在《汉书·艺文志》中把经学理解为“王官学”的体系。把经学视为王官学,容易导出经学就是历史。而在郑玄的体系中,经书是自伏羲至孔子所遗的文献集合,而历史只是理解经书的一种方式,作为文献的经书本身是独立的。经书的独立性与解经方法的历史化,既维系了经部的独立地位,也塑造了中国的经史传统。
“异类具存”是王弼论证“无”之必要性的重要依据,即经由无而生成万物,充满差异的万物由此被统合起来以建立整体的秩序;这一点也历来受到重视和讨论。然而在王弼看来,“统物”只是论证无的必要条件且有着局限。实际上,除了统物,“通物”也是王弼所揭示的无的另一层面。而且通物居于无与统物之间,具体指明了无如何统物,是连接两者的实质性环节,从而是王弼讨论无的更为充分和根本的路径。这意味着需要重新界定和廓清王弼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为在新的问题视域中阅读王弼著作和理解其哲学提供路途。
价值形式论的“内在机理”重在关注从简单价值形式到货币形式的逻辑展开过程。虽然该逻辑揭示了货币的本质和起源,揭露了货币之谜,为资本主义拜物教预留了深度批判的理论空间,但要充分地把握价值形式论,还需要探寻其内在机理背后的“历史依据”。对历史依据的挖掘应当到原始社会中去寻找。在原始社会,伴随着生产力的缓慢发展,“公有财产、财产观念”“私有财产”和“私有制、奴隶制”也逐步产生并发展起来,构成了价值形式论的历史依据。从历史依据中生成的人类学哲学,以生产为核心,展现了人类历史的原初图景,它启示人们,单纯追求财富不是人
现代实践吁求道德义务的解释新论,过往的经验论、超验论、神令论、功利论、边际约束论的解释方式皆存在一定的缺陷。借助挖掘隐伏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同意论,为重塑西方道德义务观的内在生成机理确立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在回溯霍布斯及洛克的“契约论”、康德的“德性论”和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基础上,发现同意论视角下的道德义务观既具有契约主义的理性,又兼具责任伦理的底色。洛克提出的“自愿同意”假设作为道德义务的确认程序完成了对个体意愿的观照,同时依据罗尔斯主张的正义制度的规制作用,保障了群体意志的在场。在技术加剧伦理冲突的当代
胡塞尔晚期在对几何学起源的追问中将理念性问题主题化,其关注核心在于理念性如何实现从主观起源到客观性的转变。梅洛-庞蒂聚焦于这种转变。在胡塞尔那里这种转变根源于先验主体的构成能力,而梅洛-庞蒂则认为逻辑构造对经验起源的排除隐藏了否定,这使人们遗忘了语言从言语实践到书写沉淀的转变。梅洛-庞蒂在语言的起源中追问理念性的涌现,这使起源的追问聚焦于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深度交织。梅洛-庞蒂由此肯定交织在存在根源上的真实性,而不再像胡塞尔那样以绝对自我为源泉。因此,在对《几何学的起源》的解读中,梅洛-庞蒂转向了与胡塞尔不同
道德是偶然的吗?道德偶然性理论何以可能?回答它们需要回应“道德的偶然性”“道德内偶然性”与“道德间偶然性”三个基本问题。“道德的偶然性”通过对道德与偶然性关系的历史梳理,呈现人类道德认识中的偶然性谱系,揭示道德偶然性世界观的出场;“道德内偶然性”,在道德偶然性世界观中,阐释道德偶在、道德偶性与道德偶然的道德哲学范畴,探究道德偶然性理论话语体系;“道德间偶然性”,说明道德成为偶然之后,个体的道德行动与社会的伦理准则如何可能,回答道德偶然性的实践问题。道德偶然性理论将为后现代语境中的道德认知、道德行动与道德治
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并不是表面的“认识对象”的不同和区分,而是“认识方式”的不同和区分,也即一种从“客体性逻辑”到“主体性逻辑”的“认识逻辑”的根本转换和“认识主体”的时代凸显。在此基础上,《资本论》的认识论革命,必须在“认识论转向”而不是“认识论断裂”的意义上才能理解:它既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非批判的“抽象实在论”,也不同于古典哲学非批判的“抽象辩证法”,而是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抽象力”。正是借助于“抽象力”,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才能既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