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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曾国藩在《日课四条》中主张,为人处事要做到慎独、主敬、求仁、习劳,才能分别收到心安、身强、人悦、神钦之效,进而收获修己治家的“振兴之象、骈集之祥”。这些观点逻辑严谨,自成体系,要言不繁,阐发大义,是其一生成熟处世经验与智慧的总结,不仅对其本族后人产生了令人瞩目的优良影响,而且对当今为官者、为民者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日课四条 处世经验 借鉴意义
中图分类号:U471.15 文献标识码:U 文章编号:1009―914X(2013)25―0595―01
晚清重臣曾国藩(1811-1872)的家教理论对世人影响深刻,他于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于金陵节署中所作日记是一篇教诲后人如何做人与做事的经典文章,言简意赅,逻辑严密,对当今为官者、为民者足可借鉴。
一、要言不繁 阐发大义
通篇约1500字的《日课四条》文风简约,阐述了曾氏关于修身养性、为人处世方面的根本观点。
首条“慎独”论述“自修之道”。曾氏指出,自我修养的难处在于“养心”,这是决定、支配个体行为的思想基础。“养心”则要从不“自欺”做起,“自欺”即:心既知有善有恶,但却做不到去努力地为善去恶。他引用大学、中庸、曾子及孟子的言论说明“养心”的途径,并得出结论:人能“慎独”,不“内愧”,心就安泰,“快足宽平”;“慎独”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药之方”及“守身之先务”。
第二条说“主敬”。曾氏强调,孔子、春秋士大夫及程朱皆重“敬”;他论述“敬之工夫”、“敬之气象”和“敬之效验”,不仅结合了程颐的观点,说明“敬则无美不备”;对于“敬”的功效,他更是从一生中的“坛庙祭献”之“敬”或“战阵危急”之“敬”验证出“敬”能“悚神”、“振气”,“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即“知敬”足以使人“身体强健”。这种“敬”与“身强”之间的因果关系,确是经曾氏本人长期亲身体会而得以验证的。
第三条论“求仁”。曾国藩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是晚清儒家之集大成者,其理学造诣发端于程朱之学,朱熹学说认为,理为万物本原,人是理与气合的产物;后来,他接受北宋哲学家张载《正蒙》所阐明的气本体论,认为天地万物由气(可理解为物质实体,即张载所谓太虚之中的阴阳二气)生成,所以曾氏在本条论述中提出,“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以此为基础,他特别指出某些特殊人群应该担负起更大的社会责任:仁民爱物而不自私自利,即位高禄厚的官员要“拯民溺救民饥”,读书人则要带动与提升那些普通人的觉悟与素质,否则,若只考虑自我完善却不惠及众人,就违背了“大本一源”之道,极大地辜负了上天对这些人的厚待。
儒教的核心是“求仁”,要做到“仁”,最重要的莫过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即由“己立己达”,“推以立人达人”,这样方能获得“与物同春”的精神享受。他认同张载《西铭》的论述,爱一切人如同爱同胞手足,大力救助百姓,才是有道者之本分,“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如果我们确实做到了这些,人哪里会有不高兴进而拥戴我们的呢?试想,一个社会的执政者如果能确如曾氏所言,不知会化解掉多少矛盾,带来多少和谐气氛!
最后一条讲“习劳”。曾氏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好逸恶劳乃古今人之常情,关键问题是一个人的日常消费与付出的劳动是否相称。同治二年正月,他告诫胞弟曾国荃,“报国之道”若能切实做到“实浮于名,劳浮于赏,才浮于事”,“或者免于大戾”。他赞赏“自食其力”者,认为“旁人韪之,鬼神许之”;同时为“农夫织妇”终年劳作却所得甚微,“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的最不公平现象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喊:这种连鬼神也不容许的事情是绝不会长久的!同时,这也反映了他对当时腐朽封建统治的深刻担忧,。
为了佐证“习劳”的益处,曾氏不仅列举古代商汤、文王、周公等圣君贤相以勤劳自励的事迹,以及因为勤劳而被荀子称许的“大禹、墨翟之行”,而且根据其军旅生涯的亲眼所见认为,有才能之人“无不见用于人,见称于时”,而“其绝无材技,不惯作劳者,皆唾弃于时,饥冻就毙。故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羡慕)。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正反两方面的论证让读者萌生醍醐灌顶之感。
二、逻辑严谨 自成体系
《日课四条》契合儒家“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观念,在最末一段提出“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意为古代成功人士进行自我修养与治理家业,一定要首先做到精神安泰身体强健,然后才能具备振作兴旺的气象;一定要做到人人悦服鬼神钦敬,然后才会有各种祥瑞聚集到身旁。这些真知灼见是学养丰厚的曾国藩遍览历史,体察现实,经过潜心思考得出的结论。
“振兴之象”与“骈集之祥”,是曾氏孜孜以求的生活理想,而这些人生追求正是建立在前述的四个分论点基础之上的,亦即“心安”来自“慎独”,“身强”源于“主敬”,“人悦”本于“求仁”,“神钦”则生于“习劳”。这些分论点对仗工整,言简意赅,观点鲜明;论据充足,或引经据典,或结合现实,论证环环相扣,无懈可击,感觉一气呵成;分论结束用点睛之笔烘托与强调,令人印象深刻;简洁的语言也透露出曾氏深厚的文字功底。分论结构完整,推演过程逻辑严谨、水到渠成,令人信服地形成了文章的精华---总结论,同时,也展现出来一种逻辑之美。
三、借古鉴今 贵在实践
曾国藩一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对家教理论多有研究,其家书多次提及清张英所撰《聪训斋语》、康熙《庭训格言》及北齐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认为前二者“不特可以进德,可以居业,并可以惜福,可以养身却病”;“颜黄门《颜氏家训》作于乱离之世,张文瑞《聪训斋语》作于承平之世,所以教家者极精。……常常阅习,则日进矣”,他的《日课四条》也折射出这些著述的影子。另外,曾氏求学入仕治军,阅历丰富,宦道光、咸丰、同治三帝,立德立言立功多有建树,写作此文当年,因处理天津教案心怀愧疚眼疾加重,成文时间又在其去世(同治十一年二月)前不久,因此可以说,该文凝结了他一生成熟的处世经验与智慧。
曾氏将大彻大悟后提炼出的精华形诸笔端,示于后人,意图在于:一是“老年用自敬惕”,以弥补以往之过失;二是“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对照,并作为每个月末考核的标准,同时“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这篇家训的价值可以从曾氏后人的发展中得到认证,曾氏家风严格,曾家男子“看、读、写、作”缺一不可;女子则须精通“食事、衣事、细工、粗工”。曾家后人一直传承勤奋、俭朴、求学、务实的家风,英才辈出,绵延至今,出现过曾纪泽、曾广钧、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曾孙、玄孙辈中大都出国留学,多数从事文化、教育、科学、卫生工作,不少成为著名专家学者。
曾氏《日课四条》面世140余年之际,旧文新读,我们不妨对其深入地解读为:“慎独”即面对选择,谨慎决定;本着“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原则,科学决策。“敬”的客体应该包括“民众、法律、道德及规律”。“求仁”即在完成自身职责的同时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人实现人生价值,正如“人是目的又是工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习劳”则是指全力以赴地履行正当的职责。笔者认为曾氏劝世化俗之言与我们党倡导的个人修养之道和执政为民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加强个人修养”,“遵循规律办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勤劳致富、合法致富”等时代理念与上述主张是不冲突的。
作者简介
崔坤家(1965-),男,山东胶南人,中共胶南市委党校高级讲师,主要从事政治理论教学与研究。
[关键词]日课四条 处世经验 借鉴意义
中图分类号:U471.15 文献标识码:U 文章编号:1009―914X(2013)25―0595―01
晚清重臣曾国藩(1811-1872)的家教理论对世人影响深刻,他于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于金陵节署中所作日记是一篇教诲后人如何做人与做事的经典文章,言简意赅,逻辑严密,对当今为官者、为民者足可借鉴。
一、要言不繁 阐发大义
通篇约1500字的《日课四条》文风简约,阐述了曾氏关于修身养性、为人处世方面的根本观点。
首条“慎独”论述“自修之道”。曾氏指出,自我修养的难处在于“养心”,这是决定、支配个体行为的思想基础。“养心”则要从不“自欺”做起,“自欺”即:心既知有善有恶,但却做不到去努力地为善去恶。他引用大学、中庸、曾子及孟子的言论说明“养心”的途径,并得出结论:人能“慎独”,不“内愧”,心就安泰,“快足宽平”;“慎独”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药之方”及“守身之先务”。
第二条说“主敬”。曾氏强调,孔子、春秋士大夫及程朱皆重“敬”;他论述“敬之工夫”、“敬之气象”和“敬之效验”,不仅结合了程颐的观点,说明“敬则无美不备”;对于“敬”的功效,他更是从一生中的“坛庙祭献”之“敬”或“战阵危急”之“敬”验证出“敬”能“悚神”、“振气”,“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即“知敬”足以使人“身体强健”。这种“敬”与“身强”之间的因果关系,确是经曾氏本人长期亲身体会而得以验证的。
第三条论“求仁”。曾国藩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是晚清儒家之集大成者,其理学造诣发端于程朱之学,朱熹学说认为,理为万物本原,人是理与气合的产物;后来,他接受北宋哲学家张载《正蒙》所阐明的气本体论,认为天地万物由气(可理解为物质实体,即张载所谓太虚之中的阴阳二气)生成,所以曾氏在本条论述中提出,“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以此为基础,他特别指出某些特殊人群应该担负起更大的社会责任:仁民爱物而不自私自利,即位高禄厚的官员要“拯民溺救民饥”,读书人则要带动与提升那些普通人的觉悟与素质,否则,若只考虑自我完善却不惠及众人,就违背了“大本一源”之道,极大地辜负了上天对这些人的厚待。
儒教的核心是“求仁”,要做到“仁”,最重要的莫过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即由“己立己达”,“推以立人达人”,这样方能获得“与物同春”的精神享受。他认同张载《西铭》的论述,爱一切人如同爱同胞手足,大力救助百姓,才是有道者之本分,“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如果我们确实做到了这些,人哪里会有不高兴进而拥戴我们的呢?试想,一个社会的执政者如果能确如曾氏所言,不知会化解掉多少矛盾,带来多少和谐气氛!
最后一条讲“习劳”。曾氏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好逸恶劳乃古今人之常情,关键问题是一个人的日常消费与付出的劳动是否相称。同治二年正月,他告诫胞弟曾国荃,“报国之道”若能切实做到“实浮于名,劳浮于赏,才浮于事”,“或者免于大戾”。他赞赏“自食其力”者,认为“旁人韪之,鬼神许之”;同时为“农夫织妇”终年劳作却所得甚微,“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的最不公平现象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喊:这种连鬼神也不容许的事情是绝不会长久的!同时,这也反映了他对当时腐朽封建统治的深刻担忧,。
为了佐证“习劳”的益处,曾氏不仅列举古代商汤、文王、周公等圣君贤相以勤劳自励的事迹,以及因为勤劳而被荀子称许的“大禹、墨翟之行”,而且根据其军旅生涯的亲眼所见认为,有才能之人“无不见用于人,见称于时”,而“其绝无材技,不惯作劳者,皆唾弃于时,饥冻就毙。故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羡慕)。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正反两方面的论证让读者萌生醍醐灌顶之感。
二、逻辑严谨 自成体系
《日课四条》契合儒家“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观念,在最末一段提出“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意为古代成功人士进行自我修养与治理家业,一定要首先做到精神安泰身体强健,然后才能具备振作兴旺的气象;一定要做到人人悦服鬼神钦敬,然后才会有各种祥瑞聚集到身旁。这些真知灼见是学养丰厚的曾国藩遍览历史,体察现实,经过潜心思考得出的结论。
“振兴之象”与“骈集之祥”,是曾氏孜孜以求的生活理想,而这些人生追求正是建立在前述的四个分论点基础之上的,亦即“心安”来自“慎独”,“身强”源于“主敬”,“人悦”本于“求仁”,“神钦”则生于“习劳”。这些分论点对仗工整,言简意赅,观点鲜明;论据充足,或引经据典,或结合现实,论证环环相扣,无懈可击,感觉一气呵成;分论结束用点睛之笔烘托与强调,令人印象深刻;简洁的语言也透露出曾氏深厚的文字功底。分论结构完整,推演过程逻辑严谨、水到渠成,令人信服地形成了文章的精华---总结论,同时,也展现出来一种逻辑之美。
三、借古鉴今 贵在实践
曾国藩一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对家教理论多有研究,其家书多次提及清张英所撰《聪训斋语》、康熙《庭训格言》及北齐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认为前二者“不特可以进德,可以居业,并可以惜福,可以养身却病”;“颜黄门《颜氏家训》作于乱离之世,张文瑞《聪训斋语》作于承平之世,所以教家者极精。……常常阅习,则日进矣”,他的《日课四条》也折射出这些著述的影子。另外,曾氏求学入仕治军,阅历丰富,宦道光、咸丰、同治三帝,立德立言立功多有建树,写作此文当年,因处理天津教案心怀愧疚眼疾加重,成文时间又在其去世(同治十一年二月)前不久,因此可以说,该文凝结了他一生成熟的处世经验与智慧。
曾氏将大彻大悟后提炼出的精华形诸笔端,示于后人,意图在于:一是“老年用自敬惕”,以弥补以往之过失;二是“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对照,并作为每个月末考核的标准,同时“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这篇家训的价值可以从曾氏后人的发展中得到认证,曾氏家风严格,曾家男子“看、读、写、作”缺一不可;女子则须精通“食事、衣事、细工、粗工”。曾家后人一直传承勤奋、俭朴、求学、务实的家风,英才辈出,绵延至今,出现过曾纪泽、曾广钧、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曾孙、玄孙辈中大都出国留学,多数从事文化、教育、科学、卫生工作,不少成为著名专家学者。
曾氏《日课四条》面世140余年之际,旧文新读,我们不妨对其深入地解读为:“慎独”即面对选择,谨慎决定;本着“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原则,科学决策。“敬”的客体应该包括“民众、法律、道德及规律”。“求仁”即在完成自身职责的同时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人实现人生价值,正如“人是目的又是工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习劳”则是指全力以赴地履行正当的职责。笔者认为曾氏劝世化俗之言与我们党倡导的个人修养之道和执政为民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加强个人修养”,“遵循规律办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勤劳致富、合法致富”等时代理念与上述主张是不冲突的。
作者简介
崔坤家(1965-),男,山东胶南人,中共胶南市委党校高级讲师,主要从事政治理论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