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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部队培养了我，让我从一个农村青年成长为一个国家干部”
军人，被誉为“最可爱的人”。战争年代，他们扛起枪保家卫国，冲锋在炮火连天的战场。和平年代，他们依然是岿然屹立的钢铁长城，哪里有危险哪里肯定就有军人的身影。在老百姓心里，“军人”这个名词是奉献的注解，更是高尚的化身。
湖南退休干部吴增钧老人对“军人”更有一种特殊的情结。他1964年入伍，在湘西度过11年的军旅生涯，亲身经历剿灭“最后一个土匪头子”覃国卿的战斗，“是部队培养了我，让我从一个农村青年成长为一个国家干部” 。
“小新兵”穿上了大号军装
1964年冬，国家发布了征兵令，年仅17岁的吴增钧之所以积极报名参军。听到吴增钧也报名应征，和他坐在一起的同村青年吴荣成当场说，“上面规定在18-22岁之间，你还没有18岁，不够年龄。”吴增钧反驳说：“我已经18岁了。”当然，他报的是当地人平常所说的虚岁。民兵营长接话说，“那行，可是你到底身高够不够呢？”当场他就用尺子在会场的门框上用粉笔画了个高度，让吴增钧去比一下。结果，他的身高刚好够上征兵的要求。
回家后，吴增钧对父亲说了自己报名参军的事，父亲既没有表示赞同，也没有明显地反对，只是说“自己看着办吧”。告诉父亲之后，他却不敢透露给外公外婆。吴增钧的外婆也只有他母亲这一个女儿，所以自从他的母亲去世后，外婆外公就只有他这么一个亲人了。“如果外婆知道我去当兵，哪怕我马上就要出发，外婆也一定会用尽各种办法阻止我。”
然而，外婆虽然未能阻住他去当兵的行动，但也给他留下了永远的遗憾。由于他的不告而别，致使外婆知情后又气又急，就在他离家5个月后，即1965年4月间，外婆带着无限的担忧、牵挂溘然长逝。
报名后不久体检，体检合格即进入政审阶段。到吴增钧家作政审的接兵部队干部谢茂双，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政审内容主要是家庭成员政治面貌，历史是否清白，是否与国民党有牵连等等。父亲一直是土改干部，家里是贫农根子，所以政审非常顺利。”
体检定员后，全部新兵在耒阳理发、洗澡、换发军装。新兵先在一家小理发店排队理发，两个理发师傅着实忙得不可开交。好不容易理完发，吴增钧准备去洗澡时发现不知澡堂在哪里。正发愁时他脑中灵机一动有了主意，“我注意街上有农村面孔的青年，抱着一堆衣服，便料定是洗澡去的新兵，马上跟在人家身后，果然找到了澡堂。”发新军装是在县委机关大院，新兵们排队站好，发放军装的人按顺序一个接一个地发放，并未按号对身材发放。吴增钧领到军装后，着实一阵欣喜。可是军装穿上身后，松垮垮的，他又觉得有些好笑。“那付样子确实很滑稽：军帽罩住额头，只剩下两只眼睛在‘忽闪忽闪’；上衣袖子卷起老高，但军服还是遮住屁股；裤子卷了好多层，还是拖在地上。”
出发前夜，耒阳县政府组织县花鼓剧团演出一场现代戏《南海长城》，欢送入伍新兵。第二天一早，新兵们背着北包列队步行到灶市乘车去湘西桑植。“因为我不会打背包，背包不一会儿在半途中全散了架，只得用手托着跟着队伍前进。”他们乘坐的火车是那种推拉门的闷罐车。离开故土家人，他却没有一点留恋的情绪，只希望离开这里收获不一样的人生。
接受剿匪战斗的洗礼
湘西自古多匪患。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部曾风行一时的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講述的就是解放初期解放军一支小分队在湘西剿匪的故事。
吴增钧刚下连队初时，便亲身经历了一起剿匪战斗。解放后，经过解放军多年的清剿，湘西绝大部分匪患已经肃清，但还有少数匪首利用湘西林密洞多的有利自然地形，潜伏在深山老林。其中，匪首覃国卿被称为“新中国成立后湘西最后一个土匪头子”，他的“大名”曾在公安部挂号。
覃国卿根本没把新生政权和剿匪大军放在眼里，继续作恶。解放初，解放军大队人马出动，把覃国卿一伙赶进深山野林之中，并陆续对其残余进行围剿，最后只剩下覃国卿和其妻田玉莲两人。他俩因目标小，行动快，像钻地鼠似的这山奔那山，东洞钻西洞，经常往返于大庸、永顺、桑植之间。
1965年1月1日，湖南省军区下达剿灭覃国卿的命令，部队、公安、民兵一齐出动，同时恢复湘西剿匪指挥部，特设永顺、大庸、桑植三县分指挥部。一时间，在湘西掀起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剿匪高潮。
3月的一天，一个农民在山上垦荒烧林，没料到“烧”出了覃国卿藏身的山洞。吴增钧记忆力非常好，现在回想他当时了解到的那些情况，就像翻开了一本书，书上的内容清晰完整。“垦荒农民看见土匪提着枪，吓得大叫‘抓土匪’，覃国卿回头一枪便打死了该农民。枪声惊动了附近的人们，发现土匪的消息当即层层上报湖南省军区。湖南省军区调集军区独立师一个营、吉首军分区、吉首公安大队的两个连队及桑植、大庸、永顺、龙山公安中队的兵力和事发地点公社民兵力量，大约万余人重重包围发现土匪的那座山。”
当时，吴增钧所在部队正在进行军事训练，正下着毛毛细雨，气温极低。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求部队以强行军速度赶往事发地点，参加战斗。虽然军事训练时也有射击项目，但这次是真枪实弹参战，作为新兵的他不免有点紧张。“在战场上跟随战友们冲锋时，又渐渐习惯枪声后，我也就把其他想法置之脑后了。”
“白天，组织搜山，不放过任何一个山洞、一片山林；晚上，设卡放哨，盘查行人，在警戒范围内只准进不准出。搜捕活动继续了三日两夜。土匪一点一点地往山上退，最后退到山顶一个山洞里。”这次执行任务的细节，吴增钧一一记得很清楚。他所熟悉的老兵谢茂双在这次执行任务时经历了惊险一刻。谢茂双时任吉首公安大队下属某连队司务长，当他匍匐爬上覃田二匪藏身的岩窝前面的巨石时，与二匪仅隔一道岩脊，近在咫尺。“他伸出手枪射击，看不到目标，正想抬头观察，军帽马上被打飞。”
之后，吉首公安大队二中队副指导员向南书发现洞边的茅草晃动，他探起身子查看，正准备开枪射击，土匪一记冷枪正中向南书的心脏部位，向南书当场牺牲。 桑植县公安中队班长胡本潭见状，马上把副指导员的遗体拖出阵地，并向洞里扔出一颗手榴弹。“不料，手榴弹被洞口旁的树枝挡住反弹回来，落到胡本潭附近。”胡本潭身边还卧伏着几位民兵，为了掩护离手榴弹最近的一位民兵，胡本潭一下横扑到这位民兵的背上。手榴弹爆炸之后，这位民兵还是炸断了双腿，胡本潭则炸伤了屁股。
听到爆炸声之后，部队如潮水般涌向洞口。解放军向洞里喊话，要土匪缴械投降。可是顽固的土匪负隅顽抗，不时向洞外打冷枪。在此情况下，战场指挥员果断下令，就地消灭土匪。轻重机枪、冲锋枪、步枪、手枪、手榴弹一齐开火，子弹如雨点般向洞内射去，桑植县中队的陈治本第一个冲向洞口近距离射击。过一会儿，洞里没有动静了。解放军进洞查看，只见两个土匪被打得如同网筛一般。这次战斗，以一死一伤一残的代价、消灭匪首二人的结局而结束。
湖南省军区在桑植召开剿匪庆功大会。牺牲的副指导员向南书荣立一等功，谢茂双荣立二等功，陈治本荣立三等功。虽然此时吴增钧还是个新兵，但一入伍便经历一场实战，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在十余年的军旅生涯中，这次战斗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回忆。
大庸“平暴”经历几次枪战
“文革”时期，大庸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震惊全国的暴动。两个造反派大规模持械武斗，抢夺并动用了正规部队的枪炮进行武斗，当时在全国也属罕见。
在这种情势之下，湖南省军区派吉首军分区独立营及驻桑植、永顺两个中队的兵力开往大庸制止武斗。吴增钧随所在部队奉命进入大庸执行平暴任务。
1967年三四月间，部队浩浩荡荡进入大庸后，猖狂的造反派即用炸药炸毁了大庸唯一的一条进出境公路。
到大庸当晚，吴增钧所在连队驻在大庸粮食局一个粮仓内。刚要睡下，突接紧急命令，要求连队赶到吴家河渡口守住渡口。当时流经大庸的酉水河上没有修桥，此渡口是通往吉首的必经之路，人畜车辆必须从该渡口渡船而过。当晚，吴增钧在渡口持枪放哨时，河两岸的两个造反派组织隔河发生了激烈交火，带着火光的子弹呼啸着在河面上空飞来飞去。为避流弹，他全身匍匐在地，只把枪稍稍举起，两眼紧盯渡船，如果有人敢来破坏渡船就马上开枪。
1967年10月1日这天，吴增钧所在连队换防。连队行进在酉水河边的一條公路上，后面跟着二十多名原乡下的一派造反派，他们趁着部队换防的机会跟在部队后面回到乡下。突然，河对岸骤然响起了枪声。对立的另一造反组织名义上是打造反派，实际上把部队也裹进去了。
连队领导组织战士向对河喊话，“我们是解放军，你们不要误会了”。谁知，造反派不但不听，反而枪声越来越密集。连队领导无奈只有把全连十来台轻机枪调集在一起，向着河对岸的天空开火。一时枪声大作，震耳欲聋，对河的造反派见形势对他们不利，他们的枪声被迫停了。
因为发生战事耽误了时间，天已经黑了下来，部队摸黑行军。一夜行军，直到第二天早上到了一个村庄旁，部队想要进村买点粮食、柴禾做饭吃。“当时，那个村子好像是在办喜事，可能怕部队进去不方便，村里的老乡便婉言拒绝了。部队考虑当时当地对解放军来制止武斗并不很了解，也怕引起新的矛盾，只好饿着肚子拖着疲惫的步子继续行军，直到当天下午三、四点钟才到达指定换防的地点。从头天早上吃了那顿早饭之后，隔了三十二三个小时之后，部队才吃上一顿饭，喝上一口水。”
在大庸制止武斗近八个月时间里，由于经常行军调防，加上气温时冷时热，饮食时饱时饥，吴增钧患上了急性痢疾。但由于连队卫生员所带的药品有限，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急性痢疾转变成肠炎。这个慢性疾病在部队一直没治好，折磨了他近20年，直到1988年才治愈。
“我的青年时代是奋进的，我在军营中度过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为了摆脱苦难的命运，在军营中我一直学习认真，工作努力，不甘落后，奋发向上，奠定了通往美好前程的坚实基础。”回顾自己从17岁入伍当兵参加工作到60岁正式退休，这43年的革命工作生涯，吴增钧说自己经历了风风雨雨，丰富的人生经历磨炼了他。
责任编辑 李菡丹
军人，被誉为“最可爱的人”。战争年代，他们扛起枪保家卫国，冲锋在炮火连天的战场。和平年代，他们依然是岿然屹立的钢铁长城，哪里有危险哪里肯定就有军人的身影。在老百姓心里，“军人”这个名词是奉献的注解，更是高尚的化身。
湖南退休干部吴增钧老人对“军人”更有一种特殊的情结。他1964年入伍，在湘西度过11年的军旅生涯，亲身经历剿灭“最后一个土匪头子”覃国卿的战斗，“是部队培养了我，让我从一个农村青年成长为一个国家干部” 。
“小新兵”穿上了大号军装
1964年冬，国家发布了征兵令，年仅17岁的吴增钧之所以积极报名参军。听到吴增钧也报名应征，和他坐在一起的同村青年吴荣成当场说，“上面规定在18-22岁之间，你还没有18岁，不够年龄。”吴增钧反驳说：“我已经18岁了。”当然，他报的是当地人平常所说的虚岁。民兵营长接话说，“那行，可是你到底身高够不够呢？”当场他就用尺子在会场的门框上用粉笔画了个高度，让吴增钧去比一下。结果，他的身高刚好够上征兵的要求。
回家后，吴增钧对父亲说了自己报名参军的事，父亲既没有表示赞同，也没有明显地反对，只是说“自己看着办吧”。告诉父亲之后，他却不敢透露给外公外婆。吴增钧的外婆也只有他母亲这一个女儿，所以自从他的母亲去世后，外婆外公就只有他这么一个亲人了。“如果外婆知道我去当兵，哪怕我马上就要出发，外婆也一定会用尽各种办法阻止我。”
然而，外婆虽然未能阻住他去当兵的行动，但也给他留下了永远的遗憾。由于他的不告而别，致使外婆知情后又气又急，就在他离家5个月后，即1965年4月间，外婆带着无限的担忧、牵挂溘然长逝。
报名后不久体检，体检合格即进入政审阶段。到吴增钧家作政审的接兵部队干部谢茂双，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政审内容主要是家庭成员政治面貌，历史是否清白，是否与国民党有牵连等等。父亲一直是土改干部，家里是贫农根子，所以政审非常顺利。”
体检定员后，全部新兵在耒阳理发、洗澡、换发军装。新兵先在一家小理发店排队理发，两个理发师傅着实忙得不可开交。好不容易理完发，吴增钧准备去洗澡时发现不知澡堂在哪里。正发愁时他脑中灵机一动有了主意，“我注意街上有农村面孔的青年，抱着一堆衣服，便料定是洗澡去的新兵，马上跟在人家身后，果然找到了澡堂。”发新军装是在县委机关大院，新兵们排队站好，发放军装的人按顺序一个接一个地发放，并未按号对身材发放。吴增钧领到军装后，着实一阵欣喜。可是军装穿上身后，松垮垮的，他又觉得有些好笑。“那付样子确实很滑稽：军帽罩住额头，只剩下两只眼睛在‘忽闪忽闪’；上衣袖子卷起老高，但军服还是遮住屁股；裤子卷了好多层，还是拖在地上。”
出发前夜，耒阳县政府组织县花鼓剧团演出一场现代戏《南海长城》，欢送入伍新兵。第二天一早，新兵们背着北包列队步行到灶市乘车去湘西桑植。“因为我不会打背包，背包不一会儿在半途中全散了架，只得用手托着跟着队伍前进。”他们乘坐的火车是那种推拉门的闷罐车。离开故土家人，他却没有一点留恋的情绪，只希望离开这里收获不一样的人生。
接受剿匪战斗的洗礼
湘西自古多匪患。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部曾风行一时的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講述的就是解放初期解放军一支小分队在湘西剿匪的故事。
吴增钧刚下连队初时，便亲身经历了一起剿匪战斗。解放后，经过解放军多年的清剿，湘西绝大部分匪患已经肃清，但还有少数匪首利用湘西林密洞多的有利自然地形，潜伏在深山老林。其中，匪首覃国卿被称为“新中国成立后湘西最后一个土匪头子”，他的“大名”曾在公安部挂号。
覃国卿根本没把新生政权和剿匪大军放在眼里，继续作恶。解放初，解放军大队人马出动，把覃国卿一伙赶进深山野林之中，并陆续对其残余进行围剿，最后只剩下覃国卿和其妻田玉莲两人。他俩因目标小，行动快，像钻地鼠似的这山奔那山，东洞钻西洞，经常往返于大庸、永顺、桑植之间。
1965年1月1日，湖南省军区下达剿灭覃国卿的命令，部队、公安、民兵一齐出动，同时恢复湘西剿匪指挥部，特设永顺、大庸、桑植三县分指挥部。一时间，在湘西掀起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剿匪高潮。
3月的一天，一个农民在山上垦荒烧林，没料到“烧”出了覃国卿藏身的山洞。吴增钧记忆力非常好，现在回想他当时了解到的那些情况，就像翻开了一本书，书上的内容清晰完整。“垦荒农民看见土匪提着枪，吓得大叫‘抓土匪’，覃国卿回头一枪便打死了该农民。枪声惊动了附近的人们，发现土匪的消息当即层层上报湖南省军区。湖南省军区调集军区独立师一个营、吉首军分区、吉首公安大队的两个连队及桑植、大庸、永顺、龙山公安中队的兵力和事发地点公社民兵力量，大约万余人重重包围发现土匪的那座山。”
当时，吴增钧所在部队正在进行军事训练，正下着毛毛细雨，气温极低。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求部队以强行军速度赶往事发地点，参加战斗。虽然军事训练时也有射击项目，但这次是真枪实弹参战，作为新兵的他不免有点紧张。“在战场上跟随战友们冲锋时，又渐渐习惯枪声后，我也就把其他想法置之脑后了。”
“白天，组织搜山，不放过任何一个山洞、一片山林；晚上，设卡放哨，盘查行人，在警戒范围内只准进不准出。搜捕活动继续了三日两夜。土匪一点一点地往山上退，最后退到山顶一个山洞里。”这次执行任务的细节，吴增钧一一记得很清楚。他所熟悉的老兵谢茂双在这次执行任务时经历了惊险一刻。谢茂双时任吉首公安大队下属某连队司务长，当他匍匐爬上覃田二匪藏身的岩窝前面的巨石时，与二匪仅隔一道岩脊，近在咫尺。“他伸出手枪射击，看不到目标，正想抬头观察，军帽马上被打飞。”
之后，吉首公安大队二中队副指导员向南书发现洞边的茅草晃动，他探起身子查看，正准备开枪射击，土匪一记冷枪正中向南书的心脏部位，向南书当场牺牲。 桑植县公安中队班长胡本潭见状，马上把副指导员的遗体拖出阵地，并向洞里扔出一颗手榴弹。“不料，手榴弹被洞口旁的树枝挡住反弹回来，落到胡本潭附近。”胡本潭身边还卧伏着几位民兵，为了掩护离手榴弹最近的一位民兵，胡本潭一下横扑到这位民兵的背上。手榴弹爆炸之后，这位民兵还是炸断了双腿，胡本潭则炸伤了屁股。
听到爆炸声之后，部队如潮水般涌向洞口。解放军向洞里喊话，要土匪缴械投降。可是顽固的土匪负隅顽抗，不时向洞外打冷枪。在此情况下，战场指挥员果断下令，就地消灭土匪。轻重机枪、冲锋枪、步枪、手枪、手榴弹一齐开火，子弹如雨点般向洞内射去，桑植县中队的陈治本第一个冲向洞口近距离射击。过一会儿，洞里没有动静了。解放军进洞查看，只见两个土匪被打得如同网筛一般。这次战斗，以一死一伤一残的代价、消灭匪首二人的结局而结束。
湖南省军区在桑植召开剿匪庆功大会。牺牲的副指导员向南书荣立一等功，谢茂双荣立二等功，陈治本荣立三等功。虽然此时吴增钧还是个新兵，但一入伍便经历一场实战，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在十余年的军旅生涯中，这次战斗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回忆。
大庸“平暴”经历几次枪战
“文革”时期，大庸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震惊全国的暴动。两个造反派大规模持械武斗，抢夺并动用了正规部队的枪炮进行武斗，当时在全国也属罕见。
在这种情势之下，湖南省军区派吉首军分区独立营及驻桑植、永顺两个中队的兵力开往大庸制止武斗。吴增钧随所在部队奉命进入大庸执行平暴任务。
1967年三四月间，部队浩浩荡荡进入大庸后，猖狂的造反派即用炸药炸毁了大庸唯一的一条进出境公路。
到大庸当晚，吴增钧所在连队驻在大庸粮食局一个粮仓内。刚要睡下，突接紧急命令，要求连队赶到吴家河渡口守住渡口。当时流经大庸的酉水河上没有修桥，此渡口是通往吉首的必经之路，人畜车辆必须从该渡口渡船而过。当晚，吴增钧在渡口持枪放哨时，河两岸的两个造反派组织隔河发生了激烈交火，带着火光的子弹呼啸着在河面上空飞来飞去。为避流弹，他全身匍匐在地，只把枪稍稍举起，两眼紧盯渡船，如果有人敢来破坏渡船就马上开枪。
1967年10月1日这天，吴增钧所在连队换防。连队行进在酉水河边的一條公路上，后面跟着二十多名原乡下的一派造反派，他们趁着部队换防的机会跟在部队后面回到乡下。突然，河对岸骤然响起了枪声。对立的另一造反组织名义上是打造反派，实际上把部队也裹进去了。
连队领导组织战士向对河喊话，“我们是解放军，你们不要误会了”。谁知，造反派不但不听，反而枪声越来越密集。连队领导无奈只有把全连十来台轻机枪调集在一起，向着河对岸的天空开火。一时枪声大作，震耳欲聋，对河的造反派见形势对他们不利，他们的枪声被迫停了。
因为发生战事耽误了时间，天已经黑了下来，部队摸黑行军。一夜行军，直到第二天早上到了一个村庄旁，部队想要进村买点粮食、柴禾做饭吃。“当时，那个村子好像是在办喜事，可能怕部队进去不方便，村里的老乡便婉言拒绝了。部队考虑当时当地对解放军来制止武斗并不很了解，也怕引起新的矛盾，只好饿着肚子拖着疲惫的步子继续行军，直到当天下午三、四点钟才到达指定换防的地点。从头天早上吃了那顿早饭之后，隔了三十二三个小时之后，部队才吃上一顿饭，喝上一口水。”
在大庸制止武斗近八个月时间里，由于经常行军调防，加上气温时冷时热，饮食时饱时饥，吴增钧患上了急性痢疾。但由于连队卫生员所带的药品有限，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急性痢疾转变成肠炎。这个慢性疾病在部队一直没治好，折磨了他近20年，直到1988年才治愈。
“我的青年时代是奋进的，我在军营中度过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为了摆脱苦难的命运，在军营中我一直学习认真，工作努力，不甘落后，奋发向上，奠定了通往美好前程的坚实基础。”回顾自己从17岁入伍当兵参加工作到60岁正式退休，这43年的革命工作生涯，吴增钧说自己经历了风风雨雨，丰富的人生经历磨炼了他。
责任编辑 李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