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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新世纪以来中国内地学者对于东南亚华文作家作品研究中关注的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进行总结、归纳与反思，找出其中的优势与不足，以期为之后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 ：新世纪 东南亚华文文学 作家作品研究
新世纪以来，中国内地学者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作家作品研究，从国别来看，仍以对新、马两国华文作家作品的研究为主，泰、菲、印尼三国次之，文莱、越南、缅甸稍逊，而老挝、柬埔寨两国则近乎为零。中国内地学者对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作家作品研究极不平衡，根据我们现有的研究资料，对新、马两国的作家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华文作家作品的研究文献占据了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半壁江山，泰、菲、印尼三国次之。通过梳理，我们可以了解到新世纪以来，中国内地学者对东南亚华文文学中各国、各类作品与作家群体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尤其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方面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姿态，值得我们关注与反思。新世纪以来，在对东南亚华文作家作品的主题研究方面较之以往有了进一步的深入，较多地开始集中在本土生活、原乡书写、爱情婚姻等主题的研究上，此外，如城市生活、人性书写等主题也逐渐被关注，但相对来说被关注的较少。关于“本土性”与“中国性”的研究一直是东南亚华文文学备受关注的一个焦点，尤其是作品中的中国特色，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内地学者所探讨研究的重点。
“原乡”是海外华文文学的永恒母题，而在原乡书写中“乡愁”与“寻根”是最常被提及的主题，尤其是对第一代旅居东南亚的华人作家而言，“乡愁”更是必不可少的题目，新世纪以来对“乡愁”主题的关注大都在“双重文学传统”之下进行分析，具有代表性的如朱文斌在《放逐·乡愁·寻根——论东南亚华文诗歌的三大母题》 中通过对东南亚华文诗歌中的“放逐”“乡愁”与“寻根”三大母题下的诗歌评析，指出在双重文学传统下，“放逐”“乡愁”“寻根”三者互相交织形成同构，并关注到在“放逐”中“乡愁”发生变化，尤其“由确有其指的地缘性乡愁转向抽象的文化性乡愁”a。
在代际更替的过程中，中国作为马华人的精神故乡，形象和文化影响都在逐渐淡薄，“乡愁”寄托于“寻根”之上。李小平的《“茉莉花种（Jasmine） 来自中国”——论80年代菲华文学中的“寻根文学”》 对20世纪80年代菲华文学中“文化寻根”主题的作品进行了梳理与归纳，认为这一时期对“文化寻根”的热度“表现了海外华人对中国文化的自觉认同” b。而张思阳在《乡愁乌托邦：黄锦树“旧家系列”小说的“归乡”主题》 中就对黄锦树“归乡”主题作品整理归纳，通过黄锦树笔下乡愁的增添的南洋色彩，指出马华作家对精神故乡追寻的减弱，他认为“只要马华作家追问自我的文化身份” ，马华作家就会“继续诉说离散生存状态下的归乡主题”c。
东南亚华文诗歌、散文中时常能够看到“中国意象”的出现，而小说中又可常见到源自与中国的传统思想、风俗习惯等。因而，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家作品中透露出的中国情结与原乡情结也是“中国性”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古大勇的《泉籍东南亚华文作家创作中的“原乡”情结》、李婷的《泰国华文微型小说的“中华情结”》 分别从作家群体与微型小说入手，通过分析作品中的中国文化、中国元素、思想精神等方面对作家作品中“原乡”的形象进行剖析，观测东南亚华文文学如何传承、发展中国文化。但两文侧重点不同，李婷更多关注华文作家作品中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依恋，古大勇则从“乡土的中国、文化的中国、审美的中国”d三种“原乡”层次进行研究与评析，将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家作品中“原乡”的定义进一步拓展，更指出海外的华文作家以多元的、理性的文化眼光看待“原乡”，称赞这种“理智”的文化认同。
诚然，华人作家在海外生活的过程中，居住地的本土文化必然对华人作家形成一定影响，随着时间日久、代际更替，在“原乡”凝聚力减弱与融入本土的愿望共同作用之下，本土生活的书写逐渐被重视起来。新世纪以来，对本土书写的研究首先集中在对“此时此地”的书写，而东南亚华文作家在融入本土中的尝试，也成为关注焦点，如朱崇科在《方北方的文学本土转型及其限制》 与《书写“此时此地”的坚守、调试与困境——流军论》 等分别从不同作家整体作品的角度来看东南亚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华文作家作品中对本土的书写与建构，肯定了基于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同时是对华文作家作品“本土化”的过程的展现。在此过程中，东南亚华文作家对本土文化逐渐转向认同，在进行书写时也在尝试由边缘的客居他者转变为主人公。
其次是对本土历史书写。如翁奕波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泰华社会的历史画卷——论〈破毕舍歪传〉 和〈风雨耀华力〉》、钱虹的《史与诗——评〈菲律宾不流血的革命〉 兼谈海外华文文学的“宏大叙事”》、朱崇科的《台湾经验与张贵兴的南洋再现——兼及陈河〈沙捞越战事〉 》 分别通过不同的作品中对居住国本土社会历史的书写，探究东南亚华文作家作品对于传统主题的突破，指出这种书写本地社会生活、历史故事的作品，是华人为融入居住国做出的努力，同时“将突破海外华文文学只写华人的命运遭遇的窠臼”e，进一步拓展了海外华文文学的题材与主题。
此外，对本土的书写还多见于爱情婚姻、家庭，以及城市生活等主题，而这些主题多见于东南亚华文女作家笔下，在对女作家进行研究时往往成为探究女性文学的一个切入点。如吴新桐的《以细腻的笔触轻抚爱情留下的伤痕——印度尼西亚华人女性文学初探》、刘俐莉的《城人传奇——马来西亚微型情爱小说一瞥》、徐榛与郑有轸的《超越马来西亚政治与文化语境的华文文学创作——以〈朵拉微型小說自选集〉“爱情书写”主题为中心》 等文章为研究东南亚华人社会以及华人生活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不仅可以观察东南亚华文女作家的现实生存环境，还可以观察东南亚华人社会中的主流思想及其发展演变。
新世纪以来中国内地学者对东南亚作家作品研究仍以作品细读为主，但随着西方文学批评方法与文艺理论的引入，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方法也逐渐多样化，其中较为突出的还是文化研究、女性主义、比较研究三种。
关键词 ：新世纪 东南亚华文文学 作家作品研究
新世纪以来，中国内地学者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作家作品研究，从国别来看，仍以对新、马两国华文作家作品的研究为主，泰、菲、印尼三国次之，文莱、越南、缅甸稍逊，而老挝、柬埔寨两国则近乎为零。中国内地学者对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作家作品研究极不平衡，根据我们现有的研究资料，对新、马两国的作家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华文作家作品的研究文献占据了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半壁江山，泰、菲、印尼三国次之。通过梳理，我们可以了解到新世纪以来，中国内地学者对东南亚华文文学中各国、各类作品与作家群体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尤其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方面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姿态，值得我们关注与反思。新世纪以来，在对东南亚华文作家作品的主题研究方面较之以往有了进一步的深入，较多地开始集中在本土生活、原乡书写、爱情婚姻等主题的研究上，此外，如城市生活、人性书写等主题也逐渐被关注，但相对来说被关注的较少。关于“本土性”与“中国性”的研究一直是东南亚华文文学备受关注的一个焦点，尤其是作品中的中国特色，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内地学者所探讨研究的重点。
“原乡”是海外华文文学的永恒母题，而在原乡书写中“乡愁”与“寻根”是最常被提及的主题，尤其是对第一代旅居东南亚的华人作家而言，“乡愁”更是必不可少的题目，新世纪以来对“乡愁”主题的关注大都在“双重文学传统”之下进行分析，具有代表性的如朱文斌在《放逐·乡愁·寻根——论东南亚华文诗歌的三大母题》 中通过对东南亚华文诗歌中的“放逐”“乡愁”与“寻根”三大母题下的诗歌评析，指出在双重文学传统下，“放逐”“乡愁”“寻根”三者互相交织形成同构，并关注到在“放逐”中“乡愁”发生变化，尤其“由确有其指的地缘性乡愁转向抽象的文化性乡愁”a。
在代际更替的过程中，中国作为马华人的精神故乡，形象和文化影响都在逐渐淡薄，“乡愁”寄托于“寻根”之上。李小平的《“茉莉花种（Jasmine） 来自中国”——论80年代菲华文学中的“寻根文学”》 对20世纪80年代菲华文学中“文化寻根”主题的作品进行了梳理与归纳，认为这一时期对“文化寻根”的热度“表现了海外华人对中国文化的自觉认同” b。而张思阳在《乡愁乌托邦：黄锦树“旧家系列”小说的“归乡”主题》 中就对黄锦树“归乡”主题作品整理归纳，通过黄锦树笔下乡愁的增添的南洋色彩，指出马华作家对精神故乡追寻的减弱，他认为“只要马华作家追问自我的文化身份” ，马华作家就会“继续诉说离散生存状态下的归乡主题”c。
东南亚华文诗歌、散文中时常能够看到“中国意象”的出现，而小说中又可常见到源自与中国的传统思想、风俗习惯等。因而，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家作品中透露出的中国情结与原乡情结也是“中国性”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古大勇的《泉籍东南亚华文作家创作中的“原乡”情结》、李婷的《泰国华文微型小说的“中华情结”》 分别从作家群体与微型小说入手，通过分析作品中的中国文化、中国元素、思想精神等方面对作家作品中“原乡”的形象进行剖析，观测东南亚华文文学如何传承、发展中国文化。但两文侧重点不同，李婷更多关注华文作家作品中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依恋，古大勇则从“乡土的中国、文化的中国、审美的中国”d三种“原乡”层次进行研究与评析，将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家作品中“原乡”的定义进一步拓展，更指出海外的华文作家以多元的、理性的文化眼光看待“原乡”，称赞这种“理智”的文化认同。
诚然，华人作家在海外生活的过程中，居住地的本土文化必然对华人作家形成一定影响，随着时间日久、代际更替，在“原乡”凝聚力减弱与融入本土的愿望共同作用之下，本土生活的书写逐渐被重视起来。新世纪以来，对本土书写的研究首先集中在对“此时此地”的书写，而东南亚华文作家在融入本土中的尝试，也成为关注焦点，如朱崇科在《方北方的文学本土转型及其限制》 与《书写“此时此地”的坚守、调试与困境——流军论》 等分别从不同作家整体作品的角度来看东南亚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华文作家作品中对本土的书写与建构，肯定了基于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同时是对华文作家作品“本土化”的过程的展现。在此过程中，东南亚华文作家对本土文化逐渐转向认同，在进行书写时也在尝试由边缘的客居他者转变为主人公。
其次是对本土历史书写。如翁奕波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泰华社会的历史画卷——论〈破毕舍歪传〉 和〈风雨耀华力〉》、钱虹的《史与诗——评〈菲律宾不流血的革命〉 兼谈海外华文文学的“宏大叙事”》、朱崇科的《台湾经验与张贵兴的南洋再现——兼及陈河〈沙捞越战事〉 》 分别通过不同的作品中对居住国本土社会历史的书写，探究东南亚华文作家作品对于传统主题的突破，指出这种书写本地社会生活、历史故事的作品，是华人为融入居住国做出的努力，同时“将突破海外华文文学只写华人的命运遭遇的窠臼”e，进一步拓展了海外华文文学的题材与主题。
此外，对本土的书写还多见于爱情婚姻、家庭，以及城市生活等主题，而这些主题多见于东南亚华文女作家笔下，在对女作家进行研究时往往成为探究女性文学的一个切入点。如吴新桐的《以细腻的笔触轻抚爱情留下的伤痕——印度尼西亚华人女性文学初探》、刘俐莉的《城人传奇——马来西亚微型情爱小说一瞥》、徐榛与郑有轸的《超越马来西亚政治与文化语境的华文文学创作——以〈朵拉微型小說自选集〉“爱情书写”主题为中心》 等文章为研究东南亚华人社会以及华人生活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不仅可以观察东南亚华文女作家的现实生存环境，还可以观察东南亚华人社会中的主流思想及其发展演变。
新世纪以来中国内地学者对东南亚作家作品研究仍以作品细读为主，但随着西方文学批评方法与文艺理论的引入，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方法也逐渐多样化，其中较为突出的还是文化研究、女性主义、比较研究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