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话,叫做:“上下一条心,黄土变成金。”现在我们上下一致的同向性、同步性正在增强。这种一致性在汶川地震时达到了高峰。可是,官民之间仍然存在不少芥蒂。
　　官民矛盾是同贫富矛盾相联系的,是政府官员对待贫富矛盾态度的延伸和后果。比如拆迁矛盾的激化,十有八九是因为居民怀疑官方与开发商捆绑在一起所造成的。再比如官民矛盾中的一个大疙瘩是所谓“权贵经济”。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经济部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不少是高干子女。相反,夺取奥运金牌这么光彩的事业,获奖者中无一名高干子女。是不是因为金牌的投入产出比低于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呢?大家知道,旧中国有“四大家族”之说。有人说,如今少数权贵拥有的财富远大于“四大家族”中的某些家族,“四大家族”在今日之权贵经济面前是“小巫见大巫”。虽然这一点没法统计,也可能有夸大之嫌,但空穴不来风,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群众对官僚特权集团的不满。这种局面,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从而引发上下矛盾,破坏了党群关系。万州事件曾引发关注:一挑担的乡下人被一个超市的保安打伤以后,过路人质问保安是何许人,保安谎称自己是“区干部”。他为什么要冒充区干部?无非认为群众怕干部,会放他一马。可恰恰相反,正因为他是“干部”,便有人以“干部打人”来惑众,结果聚集了上万人上街。两种逻辑的距离之大说明了什么?
　　改进党风是恢复干群血肉联系的关键。有的地方强调党组织“全覆盖”。究竟用什么来覆盖,值得从长计议。覆盖,应当是重质量,轻数量;应当是用党的优良作风覆盖,用公平正义覆盖,用共同富裕覆盖。作风是没有文字的教材,无形的覆盖胜过有形。“润物细无声”,用无形的党风覆盖能够深入、持久。反之,如果官员与富人打得火热,为富人说话的代表、委员比重过高,就是一种“政治失衡”,到一定时候就积重难返。有人把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跳崖自杀称作“悬崖平衡”。出身贫寒的卢武铉看到了社会失衡,在当政后企图搞点平衡,可惜在上层代表富人的权势人物太多,卢已无回天之力,落得如此下场。
　　从法的角度看,官民矛盾就是公权与私权的矛盾。官,是公权的代表者和实施者;民,是私权的拥有者和享受者。犯罪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不只是公民破坏和危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盖,还包括国家机关等公共部门对公民个人权益的侵犯。维权要维护公权、私权两种权。过去,我们忽视了后者,“欠账”太多。官告民十拿九稳胜诉,民告官的事十分罕见,即使有几宗,也是败诉的居多。在刑法从国家刑法向公民刑法转变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官员依然死抱住“公权超越私权”的理念不放;另一方面是百姓尚不善于正确地运用私权。于是,官民之间的磨擦便多了起来。
　　调整官民关系迫在眉睫。如何调整?说一千道一万,首要的一条是官员要打掉“当官做老爷”的思想,牢固树立“做人民的儿子”的观念。是“老爷还是儿子”,关系大不一样。邓小平以做人民的儿子而自豪。官员要做人民的儿子就要弯下腰来听人民的,勤快地为人民办事。可是,现在有些官儿酷似老爷,高高在上,动不动就骂百姓“刁民”。 真正的“刁民”是应该骂的。可是,不能把不听你话的“良民”统统视为“刁民”。作为官员更应当看到:有些“刁民”是刁官逼出来的,是刁官带出来的,是先有刁官后有刁民,是刁官增多,再是刁民增多。刁官把自己头上的“刁”字摘掉了,刁民也会相应地把自己头上的“刁”字拿掉。官民的素质极大提高,官民之间就会是鱼水关系、血肉关系了。就这一点来说,革命战争年代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实在令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