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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孝文帝迁都后的改革，对民族的融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对北魏统治集团来说，却并不是什么好事。由于他的全盘汉化改革，导致鲜卑民族精神的丧失，鲜卑贵族腐化堕落，各种矛盾的极化，最终引发了各族人民大起义，使北魏最终导致灭亡。
关键词：孝文帝；汉化改革；矛盾激化；北魏灭亡
历史教科书中所说的孝文帝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分界线是孝文帝迁都前后。也就是说第一阶段是迁都前平城时期的改革，第二阶段是迁都后洛阳时期的改革。迁都前的孝文帝改革实际上都是由冯太后主持的，与孝文帝本人并无多大关系。孝文帝本人真正主持改革是在迁都洛阳后才开始的。对这一时期的改革如何评价，史学界历来都因站的角度不同，因而有不同的评价结果。客观地讲，孝文帝这一时期的改革对历史虽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对鲜卑本民族却是一场灭顶之灾。
一、文化的否定、凝聚力的破坏，导致鲜卑民族精神的丧失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的改革，虽然加快了鲜卑族的汉化进程，促进了北方各族的大融合，但這些措施也在去除民族特色的同时致使鲜卑民族精神的丧失。
孝文帝的迁都举措削弱了鲜卑民族的凝聚力，对其民族精神的丧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鲜卑族“尚勇、纯朴，好射猎”[1]的性格，造就了他们团结，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正是由于在这种民族优秀的民族精神和品质造就了强盛的北魏王朝。但由于孝文帝迁都洛阳之举，受到了鲜卑贵族绝大多数的反对。孝文帝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采取了非常手段得以迁都。然后对反对迁都的鲜卑贵族杀了一批；对保守派在平城一带留了一批；在洛阳提拔重用了一批汉门阀士族。这样在鲜卑内部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分裂，同时也意味着其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受到破坏。
历史证明，如果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他的国家就会一盘散沙，没有方向没有出路，只有灭火。正如王夫之所评：“自迁洛以来，涂饰虚伪，滥于释，皆可谓沐猴而冠者也。糜天下于无实之女，自诧升平之象，强宗大族，以侈相尚，而上莫之，于是而精悍之气销矣，朴固之风斫矣”[2]。实事证明，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的改革，并未给北魏王朝带来昌盛和长远统治及安定。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的汉化改革的断胡语、改胡姓、禁胡服不仅是对鲜卑民族文化的摒弃，更是对其民族精神的摧残。语言、姓氏、服装等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载体。独特的语言、姓氏、服饰是人们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形成的，它们不仅是本民族的象征，更是本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特有的语言、姓氏、服饰是民族向心力的源泉、动力之一。孝文帝不顾民族差异想通过改说汉语、穿汉服、用汉姓来“中夏正音”，是对鲜卑民族文化的践踏和否定。“民族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必须是建立在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基础之上，否则便不称其为民族国家，那么它的生存和发展也是不可能的”[3]。
北魏前期到冯太后改革后，北魏的发展都是在鲜卑民族文化基础上发展的，但在孝文帝亲政及迁都洛阳改革后，北魏的文化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孝文帝采取的一系列否定鲜卑民族文化的做法，在减少鲜卑民族性的同时也导致了民族精神的丧失，亡国也就成为必然。
二、门阀奢靡、道德沦丧，使鲜卑贵族腐化堕落
孝文帝改革中引入的门阀制度使得贵族在物质和精神上腐化堕落，道德沦丧，促进了北魏统治阶级腐败、腐朽，加速了北魏的崩溃。
门阀制度是我国古代较为腐朽的一种制度，它崇尚文儒，士人多以游手好闲、吃喝玩乐为贵。孝文帝为取得同汉人士族同等的社会地位以当代官爵为主要标准将门阀制度引入后，虽加快了同汉人的融合，但这些新士族分子在精神的空虚和丰富的物质财富面前迷失了自我。孝文帝不知文化素养的提高岂是一蹴而就的，于是整个贵族阶层不知不觉中把他们的战斗力和进取心抛之脑后，在滋生腐化的肥沃土壤中迅速堕落。
首先，他们附庸风雅，肆意挥霍，生活奢侈腐化。如河间王元琛请客用水晶钵、玛瑙碗，就连家中的马都用银槽来喂养。他们大肆兴建园林，极力追求其豪华奢靡。“高阳王元雍‘贵及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白壁月楹，窈窕连亘，飞檐反宇，轇轕周通’” [4]，奢靡至极，可见一斑；太武帝死后佛教重新抬头，且发展迅速。从皇室到公卿多崇尚佛教，佛教寺塔建造华丽，遍及各地。僧侣地主到处占田建宅，王公大族也大量捐施财物。北魏上层的生活腐化就连园林、庙宇也普遍奢侈化了；
其次，王公贵族大量搜集美女婢妾，纵情声色，道德沦丧。王公显贵们终日沉湎女色，弄得身心交瘁；就连寺院也受到上流社会的波及，一些王公大族蓄养女尼，与之通奸。“《洛阳伽蓝记》载，长乐寺‘至于大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观者，以为天堂’”[5]。可见当时上层社会道德沦丧、淫风弥漫，实是无可救药；
第三，为了满足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各级官吏大肆捞钱，致使北魏后期贪污成风，吏治腐败。“史载元琛为秦州刺史时，‘在州聚敛，求欲无厌，百姓患害，有甚虎狼’”[6]。统治阶级的奢靡成性，不仅激化了其内部争夺财富的斗争，他们从政治上打击对手，占用对手的资产，利用特权强取豪夺，而且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到世宗朝时竟开始公开卖官，朝廷卖官不考虑买官之人的才能、品性如何，只为钱财；买官之人为挣回所花投资，贪污成风，吏治败坏，腐败之风愈演愈烈。
贵族的腐化堕落严重损害了北魏统治阶层的道德与精神，他们厌恶劳动，耽于享乐、鄙薄世务，多为昏庸贪吝、软弱无能之辈，这样一个仅有物质财富而道德沦丧、精神堕落的统治阶层是铁定要被灭亡的。
三、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激化，促使各族人民大起义
孝文帝迁都后不顾本民族实际情况而采取的汉化政策，引起了鲜卑民族的分裂以及贵族的由腐败到腐朽。又加之他迁都的借口是为了向南朝进攻，统一华夏。因此连续不断向南朝发动非正义战争，使本来因迁都、建设洛阳就国库空虚的北魏王朝经济负担进一步加重。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鲜卑统治集团明显的分为反对、中间和赞成三大派，从另一个角度又可分留守北方和迁都洛阳南北两大派。政治、经济重心南移，平城以及六镇逐渐边缘化，留守六镇及平城的鲜卑边镇官兵地位急剧下降。引起了镇守边镇官兵的不满。孝文帝又连续发兵征讨南齐，致使人民负担加重，民不聊生，引起人民对统治阶级的怨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愈演愈烈。终于引发了足以撼动北魏统治的各族人民大起义。 这些起义有力的打击了北魏的腐朽统治，动摇了北魏王朝的根基。进一步激化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之后尔朱荣“河阴之变”擅权，各地方势力纷纷割据，北魏政权分崩离析，最终导致分裂灭亡。
四、孝文帝改革给我们的教训和启示
北魏的灭亡，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地：一个落后民族在向先进民族学习时，应该在保留自己民族特色的前提下，有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鑒先进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份，将外来文明融入到自身文明的发展进程之中，这样本民族在不断的变革与发展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从北魏以后的历史来看，元朝排斥汉化，最终统治不过一百多年，而清朝既吸收了汉族先进文明又保留了自己的民族特色，最终获得了几百年的发展。
北魏的灭亡值得令人深思：在迁都洛阳之前冯太后的统治时期，北魏社会虽然也有矛盾和斗争，但总体上说是一个政治稳定，经济不断增长蓬勃发展的社会，冯太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改革是社会发展前进中遇到的必须解决的问题，有的改革力度虽然很大，也会伤害到一部分人的利益，但对社会发展和大多数人来说是有利的。冯太后及北魏前期的改革，都是在保留本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循序渐进行的，是适应社会发展要求和本民族发展需要的，因而能被社会和统治集团普遍地接受。而孝文帝的改革，对当时社会发展和本民族的进步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而是他本人对汉文化的仰慕向往和好大喜功，是不顾本民族利益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一种冲动，是对本民族的一种否定。事实证明：一个民族必须要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民族性是维系民族国家生存的生命保障，对民族性的丢弃和否定便预示着国家的衰亡；一个人国家同样也是这样。
一个统治者如果只为了实现个人的所谓理想和主张，而不顾国家、民族和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表面上堂而皇之，短时间内可能忽悠和糊弄不明真相的人们，但最终都会葬送国家和民族。
[参考文献]
[1]魏收.魏书.序纪[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1.
[2]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576.
[3]周建江.太和十五年[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23.
[4][5]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三、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6]魏收.魏书.元修义传.卷十九上[M].吉林：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
关键词：孝文帝；汉化改革；矛盾激化；北魏灭亡
历史教科书中所说的孝文帝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分界线是孝文帝迁都前后。也就是说第一阶段是迁都前平城时期的改革，第二阶段是迁都后洛阳时期的改革。迁都前的孝文帝改革实际上都是由冯太后主持的，与孝文帝本人并无多大关系。孝文帝本人真正主持改革是在迁都洛阳后才开始的。对这一时期的改革如何评价，史学界历来都因站的角度不同，因而有不同的评价结果。客观地讲，孝文帝这一时期的改革对历史虽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对鲜卑本民族却是一场灭顶之灾。
一、文化的否定、凝聚力的破坏，导致鲜卑民族精神的丧失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的改革，虽然加快了鲜卑族的汉化进程，促进了北方各族的大融合，但這些措施也在去除民族特色的同时致使鲜卑民族精神的丧失。
孝文帝的迁都举措削弱了鲜卑民族的凝聚力，对其民族精神的丧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鲜卑族“尚勇、纯朴，好射猎”[1]的性格，造就了他们团结，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正是由于在这种民族优秀的民族精神和品质造就了强盛的北魏王朝。但由于孝文帝迁都洛阳之举，受到了鲜卑贵族绝大多数的反对。孝文帝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采取了非常手段得以迁都。然后对反对迁都的鲜卑贵族杀了一批；对保守派在平城一带留了一批；在洛阳提拔重用了一批汉门阀士族。这样在鲜卑内部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分裂，同时也意味着其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受到破坏。
历史证明，如果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他的国家就会一盘散沙，没有方向没有出路，只有灭火。正如王夫之所评：“自迁洛以来，涂饰虚伪，滥于释，皆可谓沐猴而冠者也。糜天下于无实之女，自诧升平之象，强宗大族，以侈相尚，而上莫之，于是而精悍之气销矣，朴固之风斫矣”[2]。实事证明，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的改革，并未给北魏王朝带来昌盛和长远统治及安定。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的汉化改革的断胡语、改胡姓、禁胡服不仅是对鲜卑民族文化的摒弃，更是对其民族精神的摧残。语言、姓氏、服装等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载体。独特的语言、姓氏、服饰是人们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形成的，它们不仅是本民族的象征，更是本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特有的语言、姓氏、服饰是民族向心力的源泉、动力之一。孝文帝不顾民族差异想通过改说汉语、穿汉服、用汉姓来“中夏正音”，是对鲜卑民族文化的践踏和否定。“民族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必须是建立在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基础之上，否则便不称其为民族国家，那么它的生存和发展也是不可能的”[3]。
北魏前期到冯太后改革后，北魏的发展都是在鲜卑民族文化基础上发展的，但在孝文帝亲政及迁都洛阳改革后，北魏的文化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孝文帝采取的一系列否定鲜卑民族文化的做法，在减少鲜卑民族性的同时也导致了民族精神的丧失，亡国也就成为必然。
二、门阀奢靡、道德沦丧，使鲜卑贵族腐化堕落
孝文帝改革中引入的门阀制度使得贵族在物质和精神上腐化堕落，道德沦丧，促进了北魏统治阶级腐败、腐朽，加速了北魏的崩溃。
门阀制度是我国古代较为腐朽的一种制度，它崇尚文儒，士人多以游手好闲、吃喝玩乐为贵。孝文帝为取得同汉人士族同等的社会地位以当代官爵为主要标准将门阀制度引入后，虽加快了同汉人的融合，但这些新士族分子在精神的空虚和丰富的物质财富面前迷失了自我。孝文帝不知文化素养的提高岂是一蹴而就的，于是整个贵族阶层不知不觉中把他们的战斗力和进取心抛之脑后，在滋生腐化的肥沃土壤中迅速堕落。
首先，他们附庸风雅，肆意挥霍，生活奢侈腐化。如河间王元琛请客用水晶钵、玛瑙碗，就连家中的马都用银槽来喂养。他们大肆兴建园林，极力追求其豪华奢靡。“高阳王元雍‘贵及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白壁月楹，窈窕连亘，飞檐反宇，轇轕周通’” [4]，奢靡至极，可见一斑；太武帝死后佛教重新抬头，且发展迅速。从皇室到公卿多崇尚佛教，佛教寺塔建造华丽，遍及各地。僧侣地主到处占田建宅，王公大族也大量捐施财物。北魏上层的生活腐化就连园林、庙宇也普遍奢侈化了；
其次，王公贵族大量搜集美女婢妾，纵情声色，道德沦丧。王公显贵们终日沉湎女色，弄得身心交瘁；就连寺院也受到上流社会的波及，一些王公大族蓄养女尼，与之通奸。“《洛阳伽蓝记》载，长乐寺‘至于大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观者，以为天堂’”[5]。可见当时上层社会道德沦丧、淫风弥漫，实是无可救药；
第三，为了满足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各级官吏大肆捞钱，致使北魏后期贪污成风，吏治腐败。“史载元琛为秦州刺史时，‘在州聚敛，求欲无厌，百姓患害，有甚虎狼’”[6]。统治阶级的奢靡成性，不仅激化了其内部争夺财富的斗争，他们从政治上打击对手，占用对手的资产，利用特权强取豪夺，而且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到世宗朝时竟开始公开卖官，朝廷卖官不考虑买官之人的才能、品性如何，只为钱财；买官之人为挣回所花投资，贪污成风，吏治败坏，腐败之风愈演愈烈。
贵族的腐化堕落严重损害了北魏统治阶层的道德与精神，他们厌恶劳动，耽于享乐、鄙薄世务，多为昏庸贪吝、软弱无能之辈，这样一个仅有物质财富而道德沦丧、精神堕落的统治阶层是铁定要被灭亡的。
三、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激化，促使各族人民大起义
孝文帝迁都后不顾本民族实际情况而采取的汉化政策，引起了鲜卑民族的分裂以及贵族的由腐败到腐朽。又加之他迁都的借口是为了向南朝进攻，统一华夏。因此连续不断向南朝发动非正义战争，使本来因迁都、建设洛阳就国库空虚的北魏王朝经济负担进一步加重。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鲜卑统治集团明显的分为反对、中间和赞成三大派，从另一个角度又可分留守北方和迁都洛阳南北两大派。政治、经济重心南移，平城以及六镇逐渐边缘化，留守六镇及平城的鲜卑边镇官兵地位急剧下降。引起了镇守边镇官兵的不满。孝文帝又连续发兵征讨南齐，致使人民负担加重，民不聊生，引起人民对统治阶级的怨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愈演愈烈。终于引发了足以撼动北魏统治的各族人民大起义。 这些起义有力的打击了北魏的腐朽统治，动摇了北魏王朝的根基。进一步激化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之后尔朱荣“河阴之变”擅权，各地方势力纷纷割据，北魏政权分崩离析，最终导致分裂灭亡。
四、孝文帝改革给我们的教训和启示
北魏的灭亡，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地：一个落后民族在向先进民族学习时，应该在保留自己民族特色的前提下，有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鑒先进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份，将外来文明融入到自身文明的发展进程之中，这样本民族在不断的变革与发展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从北魏以后的历史来看，元朝排斥汉化，最终统治不过一百多年，而清朝既吸收了汉族先进文明又保留了自己的民族特色，最终获得了几百年的发展。
北魏的灭亡值得令人深思：在迁都洛阳之前冯太后的统治时期，北魏社会虽然也有矛盾和斗争，但总体上说是一个政治稳定，经济不断增长蓬勃发展的社会，冯太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改革是社会发展前进中遇到的必须解决的问题，有的改革力度虽然很大，也会伤害到一部分人的利益，但对社会发展和大多数人来说是有利的。冯太后及北魏前期的改革，都是在保留本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循序渐进行的，是适应社会发展要求和本民族发展需要的，因而能被社会和统治集团普遍地接受。而孝文帝的改革，对当时社会发展和本民族的进步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而是他本人对汉文化的仰慕向往和好大喜功，是不顾本民族利益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一种冲动，是对本民族的一种否定。事实证明：一个民族必须要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民族性是维系民族国家生存的生命保障，对民族性的丢弃和否定便预示着国家的衰亡；一个人国家同样也是这样。
一个统治者如果只为了实现个人的所谓理想和主张，而不顾国家、民族和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表面上堂而皇之，短时间内可能忽悠和糊弄不明真相的人们，但最终都会葬送国家和民族。
[参考文献]
[1]魏收.魏书.序纪[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1.
[2]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576.
[3]周建江.太和十五年[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23.
[4][5]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三、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6]魏收.魏书.元修义传.卷十九上[M].吉林：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