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中国篆刻艺术殿堂的西泠印社，创建百年，能有幸入社的不到300人，而1946年前入社的早期社员，前些年仍活跃在印坛的只汪新士一人。
　　汪新士为西泠印社创始人王福庵、丁辅之、唐醉石及马公愚的入室弟子，与一代国画大师张大千同年入社，60余年如醉如痴，游刃于方寸金石之间，治印一万余方。曾为一代伟人邓小平及彭真、陈立夫、沙孟海、关山月等刻治“私家印”或藏书章。汪新士以“人世无常，艺术永存”为信条，特别珍惜迟到的晚晴，改革开放20余年，他亲率弟子在荆州、深圳创办南纪印社和北斗印社，承传西泠精神，弘扬国粹，培养学生二千多名，桃李满天下。他那金石般生命撞击出的火花，如同铄石流星，飞落神州大地，将我国特有的至高至雅的金石篆刻艺术发扬光大于世界。他还担任了家乡浙江江山印社名誉社长和余绍宋研究学会研究员及深圳书画艺术学院篆刻研究班导师，作品多次参加中外大型书法篆刻展览并获奖。他编刻的《毛泽东诗词集句印谱》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汪新士出身名门，转益多师，作品高妙，才情横溢，但一生颠沛，经历坎坷，身陷囹圄而不忘国粹。他为人谦和，豁达大度，宁静淡泊，甘守清贫，年近八旬仍在深圳以卖字治印为生。2001年11月19日逝世那一天的凌晨３点，他仍在教学生治印，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书香世家 幼承庭训
　　
　　汪新士名开年，号不舍翁、无际老人。书斋名养气斋、锲镂轩。
　　汪新士1923年生于浙江江山县(现江山市)大陈乡的一个书香世家。大陈乡四面环山，峰峦起伏，小桥流水，满目苍翠，汪新士少时就生活在这“环山十里皆松树，天下应无第二园”的世外桃源之地，秀丽的山水孕育了他的艺术灵气。
　　汪新士祖父汪乃恕为光绪年间衢州首富，曾任衢州府商会会长。一生积德行善，铺路修桥、建凉亭、施医药，创办义学萃文学会(民国改为萃文中学)，被誉为“清末慈善家”。父亲汪志庄为民国初年国会议员，在北京住了十年。他广交结，精诗书印，且富收藏，书画碑帖、石章印谱、钟鼎彝器、文房四宝……既多且精。伯父汪访平篆刻别树一帜。母亲余氏更是出自“文艺传家三百年”的七代书画之家。舅父余绍宋是民国时期的大书画家、理论家，与梁启超、陈师曾、叶恭绰、于右任、黄宾虹等友善。清末留学日本，学法律，曾画风霜雨雪四幅墨竹参加全日本书画展，被日本皇太后重金收藏。回国后从政，官至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因不满意北洋政府与法国签订的不平等贷款条约而拒绝签字(即民国史上的金法朗案)，愤然辞官回故里，专事研究学问，著有《画法要录》、《书画书录题解》。现此两书仍为研习书画者的理论典籍。其家乡浙江，建有余绍宋纪念馆。
　　幼年的汪新士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书林画海文化氛围十分浓烈的家庭环境里。耳濡目染，使他对书、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5岁开始跟随父亲临帖写字，15岁从伯父、舅父研习篆刻，临摹西泠八大家作品。父亲常教导他篆刻应“执刀如执笔”。1948年汪新士在他的《学印师承记略》中，对他这段经历作过记述：“开年幼喜涂鸦，见家君临池，心窃好之，退诸小则摹拟以为乐，稍长好为人书，即非所求者，亦赠之，至为可笑。弱冠学治印，辛巳赴龙游省觐舅氏余越园先生……”
　　汪新士生性聪慧，摹仿力很强，几至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有一次，他去给外婆拜寿，并带着自己的书印作品求舅父余绍宋教诲。舅父展开一看，大吃一惊，以为是自己的旧作，赞叹之余，正色地对外甥说，你不要摹仿我的字，这只能“徒具形似”，却失去了个性。习字应多临古帖，刻印要以“秦汉为宗”，多摹古印，多研书法及《说文》，始有所本；不能专攻一家，尤其不能摹仿近人作品，以求自立……
　　余绍宋见外甥汪新士资质聪慧，勤勉好学，1941年，将其介绍给从他学山水画的韩登安学艺。韩登安名竞，别号仲静，书斋曰容膝楼。1933年入西泠印社，1947年为印社总干事、代理社长，也是书法篆刻界一大名家，其细朱文印人称绝艺，尤擅多字印及小印。当时汪新士在浙江丽水县碧湖镇省立联合中学艺术科就读，其美术课教师是徐悲鸿的得意门生孙多慈女士。孙继徐氏衣钵擅素描写生。因有此渊源，汪新士除兼通正草隶篆四体书、诗词、篆刻外，也善丹青，偶作墨竹，亦清新淡雅，意境幽长。
　　


　　抗战初期，韩登安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秘书，代省主席回信，时间比较充裕。汪新士常将自己习作寄给韩登安指点。韩登安不厌其烦地为其细加批改，评论指导，虽极细微处，亦不放过。汪新士1941年至1945年从韩登安函授学篆刻四年，功业大进。
　　汪新士十分珍惜韩登安的教诲，把有韩登安阅示的印存辑为八厚册，郑重地在封面题签《汪新士学印初稿集成》。可惜这八本“印存”在解放初期汪新士赴上海读书时未及带走而散佚。族人汪德祥父子曾拾一册，但被人用其背面作收谷账本，后由族侄汪逸羽索回，得以虎口余生，成为手抄孤本。笔者曾见到过此残本，见韩氏在每方印稿上都用蝇头小楷批示：“茂秀”、“流走自然”、“有韵”、“尚佳”、“稍细则秀”、“此为岭南一派，刀法笔意均佳”……并从字法、篆法、章法上亲作示范。老一辈印学大师严谨治学、诲人不倦的精神，令人叹服。
　　抗战时期，汪新士曾随校逃难，衣物用品多有散失，唯保存的印谱及治印之具无遗，特别是1941年他在舅父余绍宋家钤拓的《寒柯堂印存》八册，均是名家为余绍宋所刻的用印，共2000余方，保存完好，足见汪老潜心斯道之志不移。
　　
　　转益多师师事王
　　
　　抗战胜利后，汪新士随校回到上海，就读于上海诚明文学院中国文学系。院长蒋维乔原是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校长，著名学者。汪新士亲聆其授古典文学课，因此古文功底深厚，善吟诗作对，常自吟自书，一气呵成，对仗工整，且时出新意。
　　去上海前，舅父余绍宋写了一封荐举信，将汪新士介绍给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他的老朋友、书法篆刻界一代宗师王福庵。
　　王福庵(1880-1960)，名，字维季，别号持默老人，浙江杭州人。曾先后在北京、南京任中央印铸局校正，创作官印关防。王福庵最工小篆，合以古籀，沉健圆润，得二李奥秘，自成一家。治印稳实浑朴，挺秀停匀，直追秦汉，开创浙派新面貌，为当代所宗。光绪三十年(1904年)王福庵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开风气之先，与丁辅之、叶舟、吴隐、唐醉石等共同在杭州创办了西泠印社。西泠印社是我国第一个研究金石书画的学术团体，也是中国篆刻艺术的学术研究中心，被誉为“天下第一名社”。1911年，孙中山先生创建民国，中华民国国玺(解放前夕，被蒋介石带往台湾)，就是王福庵刻的。
　　


　　王福庵不仅学养高深，人格也十分高尚。上海沦陷时，汪精卫派人邀他去南京汪逆伪政府任职，他严辞拒绝，并刻了“山鸡自爱其羽”一印以表心迹，曾轰动一时。他和其他几位西泠印社创始人，后人誉为西泠创社“四英”的，约定终生不任西泠印社社长。他为自己治了一方印：“但开风气不为师”。王福庵及余绍宋不畏权势、淡泊名利的高风亮节和铮铮铁骨对汪新士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汪新士拜师王福庵前，韩登安曾多次向王福庵谈及汪新士，说汪新士为可造之才。为郑重其事，汪志庄还特意将自己珍藏的一页扇面让汪新士带去作为拜师礼。王福庵展开一看，不禁一惊，竟是他父亲王同(同治年间进士、大学问家)写给太师秋圃夫子的书法作品，大喜过望。仔细欣赏，连说从未见过，但表示实不敢受。汪新士说：“父命难违，请老伯一定要收下。”王福庵这才站立起来，屏息沐尘，毕恭毕敬对着扇面鞠躬，三拜而受之，然后为汪新士的印屏题写“新士铁笔”，收其为弟子。
　　王福庵将汪新士收为入室弟子后，汪新士每周一两次携着自己的印稿，到王福庵的寓所求教。王福庵不吝指点，勖勉有加，鼓励汪新士创出自己的风格。汪新士把老师的教导记录在自己的《治印日记》上，反复领悟，并带印泥把王福庵自刻的用印，钤在宣纸上，以便摹刻。
　　1947年，汪新士临摹王福庵1938年刻的一方苏东坡词句：“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经反复领悟，将其数处篆法改动。王老看过后，大加赞赏说：“改得好，比我的更加紧凑。”后来亲笔题词勉励这位高足：“勉力务之必有成”，称赞他“好学力行，日有进境”。
　　
　　少年得志跻身西泠
　　
　　当时西泠印社的大师们大多住在上海，为让这位高徒博采众家之长，王福庵又领汪新士拜见寓居沪上的西泠老人丁辅之、唐醉石两位挚友，拜其为师。丁辅之(1897-1949)名仁号鹤庐，收藏西泠八大家印５００多方，其中浙派始祖丁敬的篆刻有72方，故颜其居曰“七十二丁庵”；唐醉石(1886-1969)，名源邺，号醉农，现代杰出金石书法家，在文物鉴定、收藏等方面造诣极深，18岁即为西泠印社创办人之一，其外祖父李辅耀，因此而将孤山别墅连同花园赠作印社社址，以促成其事。自拜了这两位名家为师后，汪新士便经常出入于丁、唐住所，求教于这两位老前辈。丁、唐二老常在精要处加以点拨，以“小心落墨，大胆奏刀”、“以古为师”、“印外求印”等语相勉，令爱徒得其精髓。在沪期间，王、丁、唐，以及马公愚等，均向这位晚生出示了他们历年珍藏的古今石章印谱，指点他精勘鉴别。汪新士花了两年时间，将王、丁、唐的藏印共800余方，钤拓成谱。在丁辅之亲自督导下，学会了拓边之法，达到“黑白分明，油光闪亮”的八字要求；并几次亲见唐醉石老师用切中带削的滚刀法为其修改刻印，而得其真传。
　　就这样，汪新士在上海大学求学期间，在完成学校功课之余，遍访在沪的书画名家，穿行于众师之间，同时广涉前人碑帖，深研金石印章，上朔秦汉，下法邓(石如)赵(之谦)，功力益进，使其在风华正茂之年而头角崭露。其印因字设形、章法自然、平中见奇，富于笔墨情趣和金石气韵。尤擅长边款，冲切结合，笔墨情趣与金石斑驳相融洽，形式多样，各体皆备，有六朝碑意。与此同时，他的书法艺术也达到相当境界，其书不留飞白，横画顺势直下并拖，竖画则从轻出，一波三折，燕尾处挑笔，节奏自出腕底，显得古拙厚重，结构天成，为他晚年在印坛自成一格打下了坚实基础。
　　


　　汪新士还为自己的篆刻总结了一套经验：“运笔临石之初，试收神摄气以审度，平心静气以布局，沛然盛气以发刊，则气之所存，形神险巧俱随之矣。”受到众师赞赏，曰：“吾弟实为我浙后起之第一人也!”“十年之后，未有不名家者!”
　　汪新士转益多师，书法篆刻艺术造诣已达到相当水平。1946年，汪新士由恩师王福庵、韩登安引荐，加入了西泠印社这所篆刻艺术殿堂。当年与他同时入社的有一代国画大师张大千。张大千时年48岁，他24岁，是当时社中年纪最小的，直到现在还保持着这个纪录，可谓少年得志。抗战前，西泠印社社员每年清明、中秋两节各聚会一次，每次一周左右，在一起切磋技艺，开办展览，交换收藏。1947年重阳，是西泠印社抗战胜利后补行成立40周年纪念会，汪新士有幸列其中。是日，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湖光山色，交相辉映，各位老前辈谈古论今，挥毫奏刀，乐也融融。汪新士置身其间，感到受益匪浅。2001年夏，汪新士向记者出示了1947年秋西泠印社补行４０周年纪念的社员合影照，留影者多为鹤发银须，或届中年，唯汪新士少年英俊，西装革履，风度翩翩。50多年后，重睹旧物，岁月磋砣，汪新士不胜唏嘘。西泠创建近百年，先后入社的不到300人，照片中的50多位早期社员，至2001年夏，健在的只有他和晚他一年入社的高式熊、方去疾而已。
　　
　　刻印娱亲书艺姻缘
　　
　　1948年，汪新士完成了大学学业。1949年7月入上海华东新闻学院研究班(复旦大学新闻系前身)。为研究班授课的是范长江、恽逸群、王中等我国著名报人和新闻理论家。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急需无产阶级新闻人才，研究班的学员只学习了一年就毕业了。由于碰上特殊时期，汪新士正好成了民国的最后一届大学毕业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最早一期新闻研究班学员。
　　解放前夕，汪家已家道中落。原来，汪新士的父亲汪志庄有兄弟四人。祖父汪乃恕去世后，父亲分得良田1600亩，加上祖母的一份，共3200亩。汪志庄辞官归隐后，在家乡办报纸，兴实业，开电灯公司，建电影院。他秉承祖上遗风，乐于施舍，助人求学，尝谓：身外之物不足惜，但求温饱足矣；纵使千金不复来，亦复何憾。有一次，家乡一庙宇倒塌，和尚到汪家化缘，汪志庄将卖田准备给两个儿子的学费悉数捐给庙里。诸如此类的事不胜枚举。1948年，汪志庄60岁生辰，汪新士专为父亲治了“守拙归园田”、“老不求名语益真”、“千金散尽还复来”、“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世冥”、“我愿慈闱多福寿”等２０多方石印，收在他解放前印拓的《娱亲印存》中。汪新士以刻印娱亲，一时在师长、亲友中传为美谈。舅氏余绍宋在《娱亲印存》扉页上题辞：“娱亲之方法不一端，而以刻印娱其亲则前人尚未有。开年此刻实为创举可嘉也。”
　　1949年解放初，汪新士与小他６岁的张明之(原名张明珠)结为伉俪，说起来，这也是一段“书艺姻缘”。
　　汪新士就读的上海诚明文学院，校址在上海市闸北区。沦陷时学校迁到江西上饶，院址被基督教办的孤儿院占用。汪新士的老师韩登安知道后，当即给其同事的外甥张九如写了一封信，请他为汪新士解决住宿问题。汪新士搬到张宅亭子间与张九如同住。亭子间里放有一架风琴。汪新士在中学时是歌咏队长，会钢琴，经常与音乐老师的提琴伴奏演出。张明珠初中毕业时，代人上过音乐课，自己弹风琴伴唱。听到汪新士用和声弹风琴，十分羡慕，就跟着学弹起来。她又想考高中，汪新士就帮她复习国文，这样便日益亲近起来。张明珠从小由外婆抚养长大，和外婆最亲热，而外婆经常称赞汪新士勤奋好学，品行端庄，十里洋场，从不涉足。九如心领神会，就去杭州找袁家舅舅和韩登安当介绍人，把三妹许配给汪新士，造就了这段姻缘。
　　
　　生命谷底 秦砖汉瓦
　　
　　汪新士在华东新闻学院研究班毕业后，开始准备分配他到山东《大众日报》，后考虑到他夫妻分居两地，改分配到上海铁路局政治部宣传部，创办《上海铁道报》。宣传部长见他擅长书画，将其留在宣传部工作，并编写《铁路宣传员手册》。1953年，铁道部创办上海铁路电讯信号专科学校，缺乏师资，让他改行任教员。1956年铁路教育大发展，铁道部又在武汉筹建铁路运输学校，汪新士同夫人张明珠一起调到武汉。汪新士任语文学科主任，张明珠在校图书馆工作。
　　1957年，整风“反右”开始，汪新士一下子跌进了人生的低谷，这场运动改变了他以后的大半生命运。
　　整风运动初期，汪新士听了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最高国务会上的讲话录音，毛泽东说，人长了嘴巴有两个功能，一是吃饭，二是讲话，你不能不让人讲话。大鸣大放时，小组推选他执笔，写了一篇文章《救救我们的肚皮》，意思是不让人发表不同的意见，光吃饭，肚皮会撑破的。学校联系到他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出身，将其划为右派，因他不认错，又“升格”将其打为反革命，开除公职，判刑四年，投入监狱劳改，1961年方始出狱。
　　在此以前，他拿的是副教授级工资，每月96元。失去工作后，只有妻子一月59元的工资收入维持他夫妻和四个孩子的生活，日子过得十分艰难。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精简城市人口，号召居民下乡，下乡者除由政府负责路费外，还给200元安家费，带小孩的另有补助。汪新士一咬牙，于1962年带着10岁的女儿新立和６岁的儿子迎超，下到钟祥县长城人民公社肖家店孙家弯生产队。肖家店是钟祥县最落后的地方，缺水缺肥，每个工分只有4分钱，一年中有半年吃返销粮。
　　虽然队里看他是个知识分子，没有让他做田里的农活，只安排他给生产队放牛，但生活还是十分艰难，煮一锅稀饭吃三餐。他同队里的老乡一样，喂养了几只鸡，把下的蛋拿到镇上去换点盐油酱。10岁的女儿汪新立帮他放牛、洗衣、碾米、做饭和照料弟弟迎超生活，喊周围社员为大伯、大妈，农民都很喜欢她。
　　昔日的篆刻大师，在政治上、生活上都一下子跌入了谷底。但生性乐观和性格倔强的汪新士在艰难的岁月里没有失去信心，仍痴迷于他赖以为命的篆刻艺术。白天要放牛、做饭、洗衣、种菜，只有夜晚才能拿起刻刀。没有电灯，他便用墨水瓶做成煤油灯，伏在煤油灯下潜心刻印，常奏刀至半夜一二点。腹中饥饿，就喝几口用瓦罐在柴草灶里的余火煨熟的稀饭，抓一把咸菜，聊以果腹。生活上的困难他能克服，他感到最为难的是没有刻印材料。开始他一方石章六面刻满，后来带来的几方石章也用完了。一次他放牛路经一片瓦砾地，忽然想到了秦砖汉瓦，便参考秦始皇开国之印，试着在磨光的青砖青瓦上刻了几方砖印、瓦印。拿到放大镜下一看，连自己也惊呆了：这些砖刻、瓦刻别有一番风韵，那种金石斑驳的情趣，是人工难以摹仿的。从此他便一发不可收，在钟祥期间，他共刻了60多方砖、瓦印。每刻完一方印，他都要在煤油灯下，用放大镜仔细观赏把玩，感到乐不可支，宠辱皆忘。
　　


　　篆刻作品文物收藏
　　
　　1964年毛泽东主席正式出版了他的诗词37首，北京荣宝斋准备举办毛泽东诗词全国书画展，向全国征集书画印作品。西泠印社、东湖印社为此向社员转发了通知。为表达对领袖的崇敬和爱国之忱，汪新士决心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把毛泽东诗词的精神用篆刻转换出来。通过反复研读，他发现毛泽东诗词虽只发表了37首，却涵盖了从“五四”运动到社会主义建设近半个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实，是一卷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史诗。于是他找到了创作的主题：“一幅悲惨壮烈雄壮瑰丽的长卷”。他从毛泽东诗词中精选了34句诗词，用三字句、七字句组合成了一组类似歌谣体的印刻———《毛主席诗词集句》：
　　怅寥廓，江山如此多娇；忆往昔，百年魔怪舞翩跹；惊回首，洒向人间都是怨；风雷激，红旗卷起农奴戟；枪林逼，敌军围困万千重；缚苍龙，红军不怕远征难；驱虎豹，红旗漫卷西风；俱往矣，天翻地覆慨而慷；天下白，百万雄狮过大江；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起宏图，欲与天公试比高；同心干，六亿神州尽舜尧；今胜昔，芙蓉国里尽朝晖；全无敌，扫除一切害人虫；迎春到，风景这边独好；看今朝，神女当惊世界殊；歌一曲，环球同此凉热。
　　在表现形式上，采取或方或圆，或长或短，或拟古或用今，共刻出印章46方，每方印分别用钟鼎文、石鼓文、瓦当文、古玺文、玉箸篆、拟秦诏版、汉碑、魏碑、元朱文、浙派刀法、白石老人法甚至毛泽东书体等不同字体刻就。在风格上，浙派、皖派及明清和当代各大流派具备，而刀法上则是单刀、双刀、冲刀、切刀、凿刀等无不运用。其中用瓦片刻标题《毛主席诗词集句印稿》、《中国人民革命诗史》、《一幅悲惨壮烈雄伟瑰丽的长卷》等八方，最大的一方直径达15厘米，篆刻作者均署名“红农”，取红色农民之意，也指印泥的红。这些作品凝聚了汪新士的平生所学，可谓篆刻艺术之集大成，也是汪新士篆刻艺术的登峰造极之作。当时他还计划结合《毛泽东选集》编写长篇边款，作为歌颂中国人民的革命胜利，但不久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汪新士未能如愿，此事成了他终身的遗憾。
　　1965年，《毛主席诗词集句印屏》送荣宝斋展览，好评如潮。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没有人敢公开宣扬。直到1986年，红军长征胜利５０周年书画展在北京展出，这组毛主席诗词篆刻作品，才重见天日。这些作品后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作为文物收藏，他获得四枚纪念章。
　　20世纪90年代汪新士在深圳，香港记者问他，你治印60年，一生刻过一万多方印章，你认为哪些印章是你的最得意之作?汪新士不假思索地说，是我在钟祥刻的那些砖章瓦印，它们确是我倾尽心力，富有创造性的作品。
　　
　　在劫难逃再陷囹圄
　　
　　汪新士下到钟祥的第二年春节，夫人张明珠从武汉赶来看望他和小孩。见他拖着两个孩子在农村劳动，十分艰难，特别是两个孩子的教育问题很难解决，意欲将小孩带回武汉。但此事谈何容易。因当初下放时，新立和迎超的户口都随父亲转到农村，要想再转回城市，比登天还难。在苦苦作了一番思想斗争后，汪新士一咬牙，又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与十多年相濡以沫的妻子张明珠离婚，以便子女随母将户口转到武汉。出此下策，实在是万般无奈，但为了子女们的前途和今后免遭连累，他与妻子不得不默默地承受着这巨大的痛苦。张明珠携儿女回城后，为负担一家大小的生活，白天在学校上班，夜晚到职工夜校教课，含辛茹苦、艰辛备尝，直到20年后汪新士重获自由，他们夫妻、父子(女)才得以重新团聚。这是历史所铸成的人间悲剧。
　　当时汪新士在农村虽是改造对象，但他和村里的农民相处很好，平时帮社员写信，春节为老乡写春联，有时还教队里小青年学书法、唱歌和识音乐简谱。淳朴善良的农民没有将他作“四类分子”看待，仍然亲切地称他为汪同志，队里还安排他去教小学二年级。这使他感到了人间的温暖。
　　但即使这样的“好境”也不长，不久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文革”一开始，就不准他再在耕读小学教书。桀骜不驯的性格和不谙世事的书生气又让汪新士做了一大糊涂事，他竟然上书中央某大报，写了一篇什么“建议书”，结果他被抓去无休止地批斗、挂黑牌、游街。身体上的折磨，他尚能忍受，而令他心里滴血的是抄了他的“家”，将他几十年耗尽心血珍藏的书法作品、印章、印谱，包括他精心刻制的《毛主席诗词集句印谱》的原件，统统抄缴一空，其中有陈伏庐(清末翰林、民国初国民政府秘书长，即陈叔通的二哥)和他的先师王福庵、唐醉石、马公愚、韩登安等为其书写的书法篆刻作品，以及1948年他为父亲刻的多方印章。所幸的是，他侄儿汪乐夏在那艰难的岁月里，还是为他保存下了一些非常珍贵的作品和资料。那时，也许是汪新士对“文革”初期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风云有所觉察，或者是对自己斗胆上书中央提建议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有所醒悟，他于1966年初将随身收藏保存了20余年的两本印存、两幅印屏寄给了汪乐夏，并嘱咐侄儿妥为保存。寄给侄儿印谱时，他无意中将1947年西泠印社补行纪念成立40周年的合影照及社员题名录也夹了进去。汪乐夏受叔父重托，将印存、印谱连同那帧珍贵的照片视为生命，绞尽脑汁、冒着风险，不避艰辛地将其藏匿在大柜底、悬置于农村大屋的房梁上、包裹在破烂的衣物中，甚至多次转移到亲戚、同学、朋友家。尽管自己家也被抄，个人所珍爱的制印工具及带纽石章被抄走，但三叔托管的这批文物还是躲过了十年浩劫被保存下来。1985年，他将这些东西完整无缺地送还了汪新士，后被收入到汪新士出版的《汪新士篆刻书法集》里。因“文革”时西泠印社也被抄，照片及题名录已佚失。汪新士将那帧弥足珍贵的西泠印人合影照片赠给了西泠印社，使这一珍贵文物能留存于世，真乃不幸之幸。
　　1973年清理阶级队伍。汪新士不仅是右派、反革命分子，大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孝子贤孙，而且还清理出他二哥在解放初期逃往台湾，表姐夫现在香港，有着复杂的台港关系，加之他斗胆上书中央等罪名，在批斗会上由军管会当场宣布将他逮捕，判刑15年，再次投入监狱。这年，汪新士50岁。
　　


　　狱中收徒“高墙教化”
　　
　　汪新士身陷囹圄，仍不忘他的篆刻艺术。他在狱中刻了两方印章投寄《湖北新生报》被刊载。监狱领导见他有一技之长，便将其安排到监狱办的建筑工程设计室绘图。
　　在监狱的管理干部中，有一位21岁的统计员昌少军，稍懂书法和绘画，见狱中有此高人，便萌发了向汪新士学习篆刻的念头。一天，昌少军以到设计室统计数字为名，拿着那张报纸悄悄对汪新士说：“我想拜你为师。”汪新士会意地点点头。当天晚上，昌少军写了一封拜师信。汪新士见昌少军态度诚恳，便在狱中收了这位徒弟。当时汪新士住在设计室三楼的一间阁楼上，每天夜深人静，昌少军就悄悄溜进汪新士的住处。汪新士收上活动楼梯，盖上木板，教昌少军学治印，师徒二人浸沉在艺术的殿堂之中，经常“三更灯火五更鸡”刻印到东方发白。学了一段时间，昌少军学业大有长进，在一些书法绘画展览会上频频得奖。昌少军便将自己这一奇遇告诉了荆州日报记者、书协会员鲁家雄和江陵县文化馆馆长、画家肖代贤。鲁家雄带着相机到狱中采访、拍摄照片。肖代贤与汪新士的老师唐醉石之子是同学，早就仰慕西泠印社，便赶忙来到监狱观看了汪的作品，并和管理汪新士的指导员商量，让汪新士为文化馆办的书法篆刻学习班学员讲课。指导员断然拒绝。
　　肖代贤见说不动指导员，又找到在荆州地委担任领导职务的书法协会顾问张一正，张虽与监狱长是战友，但监狱领导认为放服刑人员出去讲课属原则问题，不敢擅作主张，此事又被搁了下来。1983年肖代贤又找到荆州行署分管政法工作的孙华明副专员。恰好孙华明刚从省劳改局开会回来，他也听说荆州监狱关有一名西泠印社的早期社员，才华出众，便偕同肖代贤一道到监狱去了解情况。监狱长、政委见分管领导都这么重视，便应允了肖代贤的要求。但有个条件，汪新士只能在监狱中讲课。这样便由文化馆出面，招收了30多名学员，在狱内办起了一个特殊的书法篆刻学习班。办班之前，监狱长、政委一起找汪新士谈话，要他不要保守，表现好可以酌情减刑。
　　就在此时，沙市也办了个50多人的书法篆刻学习班。沙市的学员闻讯后便赶到荆州监狱来听课，学习班人数猛增到90人。监狱的会议室装不下了，监狱领导在做了妥善安排后，只好作出让步，将学习班搬到了工人文化宫。开始，汪新士在监外授课，后面还跟着一个狱警。后来狱方根据具体情况，认为没有必要再这样做，便不跟了。再后来又将汪新士调到狱外的基建队描图，这样汪新士讲课更方便了。
　　就这样，汪新士在特殊的环境下以特殊的身份，为文化馆开办的三期书法篆刻学习班授课。
　　古有“高台教化”之说，然而，荆州监狱发生的这段极富传奇色彩的“高墙教化”的故事，可谓首开教化先河。这一举措已在荆楚文化界及城乡人民中广为流传。
　　
　　铁笔生花 再创辉煌
　　
　　1985年，汪新士被提前三年释放出狱，从此摆脱伴随他27年的厄运。
　　1986年端午节，汪新士在荆州创建南纪印社。
　　1991年，汪新士来到深圳，创立了北斗印社。
　　至此，我国已有西泠、东湖、南纪、北斗“东南西北”四印社，汪新士是唯一身为东南西北四印社的印人。他还计划再办一“中原印社”，这样便东南西北中都齐全了，可惜竟成遗愿。
　　2001年11月19日，汪新士刚过完80岁生日半个月，驾鹤而去。
　　2004年5月，汪新士的弟子出资出版了《汪新士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