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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贵州省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实施情况的实地调查数据发现：现行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虽已取得显著成效，但与政策预期仍存在较大差距，且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组织体系、教学体系、保障体系对其均具有显著影响。为保障和提升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效果，可通过规范组织体系、优化教学体系、加强物质保障等“三位一体”共同推进的方式实现。
关键词 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评估；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G7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4）25-0057-06
对政策实施效果的系统评估，是政策实施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环节，是判断政策决定正确与否、政策执行得力与否的主要标准，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也是如此。为解决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就业中遭遇的多重困境，我国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与培训政策，但却缺乏对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有效评估。为此，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紧制定农民工培训质量效益评估指标体系，统一培训考核指标、考核程序和考核办法”。可见，对现行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实施效果进行系统评估，已成为客观、全面考察相关政策实施状况，以促进相关政策贯彻落实的迫切要求。
一、文献回顾及研究缘起
农民工作为我国现有“城乡二元结构”下特有的产物，在国外对其的研究不多，主要集中于对城市移民问题的关注，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对城乡人口流动提出了多种理论视角，如推拉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同化理论等；另一方面是对城市移民职业培训及相关问题进行经验研究。而国内已有关于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实施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两方面：一是关于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实施现实困境的研究。已有研究主要从政府、企业和农民工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其中反映政府责任问题的研究居多，如政府培训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和培训经费使用效率不高[1]，培训资格认证中存在的政府部门垄断行为[2]、政府督导缺失、缺乏对农民工培训的配套政策[3]等。其次，企业也是农村转移劳动力中常会出现问题的对象。由于逆向选择的存在使得企业对于农民工的培训缺乏动力[4]，导致农民工教育培训中企业和行业组织参与度低下[5]。另外，许小青等提出了企业不愿意或难以独立承担企业内农民工培训的任务是导致培训有效供给不足的原因之一。除了政府和企业，农民工群体本身的问题也很多，是影响培训的重要因素之一[6]。李亚芹等认为这一群体自身教育上的“先天不足”与“后天残缺”以及农民工群体弱势化导致自身话语权缺失这两个问题使得他们很难自主推动培训的进行。二是关于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实施过程的研究[7]。有学者认为培训内容与市场需求脱节和就业服务体系不够完善，并且对培训过程缺乏有效的培训质量控制体系[8]。三是提升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实施效果的对策研究。钱桃英等认为农民工培训政策执行中涉及多元利益主体，因而应科学制定体现多元主体不同利益诉求的农民工培训政策，并努力建构保障农民工培训政策执行中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平衡的制度体系[9]。关晶等认为，应当建立阶梯化的现代学徒制体系，并纳入将其纳入正规学制，为农民工构建继续学习和社会向上流动的路径[10]。
综观已有研究成果，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已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在研究内容上，研究农民工培训政策的主体、内容、保障机制等方面的居多，而系统研究审视现行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实施效果的较少；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局限于定性研究方法对该问题进行描述性的居多，而将定量研究方法运用于其中的居少。因此，本文基于贵州省的实地调查，通过运用实证研究范式，系统评估现行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实施效果，以探究现行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实施体系与其实施效果之间的动态相关性。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的界定
自变量：现行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体系，即贯彻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和实施农民教育培训政策的组织结构及其组织过程。本研究将其具体化为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实施的组织体系、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实施的教学体系和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实施的保障体系三个方面。组织体系是指在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中承担培训任务的机构及管理部门，是农民工培训的主体。
因变量：现行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效果，是指现行的农民工政策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实际作用，本研究主要从农民工培训后的再就业状况与职业适应性两个方面进行测量。其中，农民工再就业状况具体操作化为就业机会的增加、职业技能的提升、择业能力的增强以及职业收入的增长等四个维度；农民工职业适应性具体操作化为职业技能的适应性、人际关系的适应性、职业心理的适应性和职业环境的适应性等四个维度。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
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效果，是在政策实施体系与农民工个体之间持续的互动过程中，对农民工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效果应当受到组织体系、教学体系和保障体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假设1：组织体系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有显著影响，即组织体系越规范，农民工再就业状况越好；假设2：教学体系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有显著影响，即教学体系越完善，农民工再就业状况越好；假设3：保障体系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有显著影响，即保障体系越健全，农民工再就业状况越好；假设4：组织体系对农民工职业适应性有显著影响，即组织体系越规范，农民工职业适应性越强；假设5：教学体系对农民工职业适应性有显著影响，即教学体系越完善，农民工职业适应性越强；假设6：保障体系对农民工职业适应性有显著影响，即保障体系越健全，农民工职业适应性越强。
（三）资料来源与处理
本文调查数据来源于“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估研究”课题组2011年9月在贵州省内的贵阳、遵义、安顺、毕节等四个地级市或地区所进行的问卷调查。在抽样过程中：首先，采用配额抽样方法，预定样本量为300个。为提高样本的代表性和多样性，贵阳市分配样本90个，因为该地区教育培训基地与机构数量多，培训项目类型覆盖面较广，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其他地区各分配样本70个。然后，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在贵阳市抽取3个区，在其他地级市或地区中分别抽取2个区或县级市。最后，在贵阳市抽中的每个区的培训机构中随机抽取30名，在其他地区抽中的区或县的培训机构中随机抽取35名参加过职业教育培训的农民工，最终抽取300名农民工作为本次调查样本。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87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7%。本研究采用SPSSl6.0统计软件包对相关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三、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实施的效果评估
为了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效果，本研究主要通过农民工在培训后的再就业状况和职业适应状况两个维度对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分析。在研究中，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并对8个评估指标均进行正向赋分，每个指标分为完全不符（1分），有点符合（2分），符合（3分），较多符合（4分），完全符合（5分）五个等级，缺失值则以所有调查对象在该问题上的平均得分来替代处理。数值越大表明政策实施效果越好，在问卷中则反映出农民工再就业状况越好或职业适应程度越高。在数据处理时，本研究将这些定序变量视为定距变量，运用统计分析软件计算出反映量表项目指标内部一致性程度的Cronbach’s alpha系数，见表1。通过观测表1中Cronbach’s alpha系数的数值可知，用于测量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实施效果各维度的项目指标其内部一致性程度符合要求，调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
近年来，随着农民工群体的就业状况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家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通过本次调查统计可见，这些政策的落实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民工就业与城市融入，但从整体而言，其实施效果尚未达到最佳（均值≈3.3），与政策预期仍存在一定差距。
（二）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实施前后的对比分析
1. 农民工培训前后就业状况对比分析
从表2的统计结果可见，在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实施之前，农民工未能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其职业收入、职业技能、择业能力、就业环境等测量指标的得分均值为2.71，而在参与职业技能培训之后，其相关测量指标得分均值提高至3.35，得分提高了0.64分，总体均值提高了2.55分。通过配对样本 T检验的结果显示，参与职业教育培训的农民工就业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可见，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具有显著效果（t=5.73，df=286，Sig=0.001）。
2. 农民工培训前后职业适应水平对比分析
从表3的统计结果可见，在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实施之前，农民工未能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其职业技能适应、人际关系适应、职业心理适应、职业环境适应等测量指标的得分均值为2.53，而在参与职业技能培训之后，其相关测量指标得分均值提高至3.24，得分提高了0.71分，总体均值提高了2.84分。配对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参与职业教育培训的农民工职业适应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可见，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具有显著效果（t=5.73，df=286，Sig=0.001）。
（三）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实施体系的各维度与实施效果的相关性分析
为深入探究职业教育培训政策实施体系的各部分因素与实施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即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了实施效果，其影响程度如何。本研究以农民工培训后的再就业状况、职业适应水平，即实施效果的两个维度为因变量，职业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体系为自变量，依据统计学原理运用多元回归模型来进行分析，见表4。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对模型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进行了相关检验。两个模型中各变量的VIF值（方差膨胀因子）均大于1且小于2，说明四个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DW值为1.815、1.762，说明两个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分别对回归模型以标准化预测值为横轴、标准化残差为纵轴进行残差项的散点图分析，散点图呈无序状态，说明两个模型不存在异方差问题。而从回归分析结果中的修正后判定系数Adjusted R2可以看到，自变量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的解释力较大 （R2=0.314），对农民工职业适应水平的解释力相对较小（R2=0.226）。具体而言，从表4中多个回归模型的统计结果，可以得知：
第一，从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组织体系的各个维度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形下，培训单位性质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有显著影响，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31（P<0.01），且在影响方向上为正向影响，即“事业单位型”培训单位所培训的农民工，其再就业状况要优于“企业单位”培训的农民工0.131个单位；培训单位所属层次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和职业适应水平有显著影响，其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164（P<0.01）和0.196（P<0.05），且在影响方向上均为正向影响，即培训单位所属层次越高，农民工再就业状况越好，职业适应水平越高；培训单位资质认定时间长短对农民工职业适应水平有显著影响，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72（P<0.05），且在影响方向上为正向影响，即培训单位资质认定时间越长，农民工职业适应水平越高；培训对象类型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和职业适应水平有显著影响，其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207（P<0.01）和-0.186（P<0.01），且在影响方向上为负向影响，即“临时招募的未就业农民工”在培训后，其再就业状况劣于“企业在岗农民工”0.207个单位，而职业适应水平则低0.186个单位；培训班规模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和职业适应水平有显著影响，其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197（P<0.05）和-0.156（P<0.01），且在影响方向上为负向影响，即培训班规模越大，农民工再就业状况越差，职业适应水平越低。可见，假设1和4得到部分证实。
第二，从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教学体系的各个维度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形下，培训次数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和职业适应水平有显著影响，其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246（P<0.05）和0.147（P<0.01），且在影响方向上均为正向影响，即培训次数越多，农民工再就业状况越佳，职业适应水平越高；培训时间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影响显著，其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192（P<0.01），且在影响方向上为正向影响，即培训时间越长，农民工再就业状况越佳；培训方式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和职业适应水平均有显著影响，其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241（P<0.01）和0.225（P<0.001），且在影响方向上均为正向影响，即“集中面授”的培训方式与“网络式”的培训方式相比，其在改善农民工再就业状况方面要高于后者0.241个单位，而对提升农民工职业适应水平则高0.225个单位；培训内容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和职业适应水平均有显著影响，其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213（P<0.001）和0.237（P<0.01），且在影响方向上均为正向影响，即以“实践技能”为主要内容的培训与以“科普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培训相比，其在改善农民工再就业状况方面要高于后者0.213个单位，而对提升农民工职业适应水平则高0.237个单位；教学效果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和职业适应水平均有显著影响，其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261（P<0.05）和0.208（P<0.05），且在影响方向上均为正向影响，即教学效果越好，农民工再就业状况越佳，职业适应水平越高。可见，假设2和5得到部分证实。 第三，从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保障体系的各个维度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形下，培训经费来源渠道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有显著影响，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32（P<0.05），且在影响方向上为负向影响，即农民工参加以“政府财政”为主要经费来源的培训，其再就业状况要低于参与以“企业投入为主”的培训农民工0.132个单位；培训场所规模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和职业适应水平有显著影响，其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183（P<0.01）和0.125（P<0.01），且在影响方向上均为正向影响，即培训场所规模越大，农民工再就业状况越佳，职业适应水平越高；师资力量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和职业适应水平有显著影响，其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216（P<0.01）和0.180（P<0.05），且在影响方向上均为正向影响，即师资力量越强，农民工再就业状况越佳，职业适应水平越高；监管力度对农民工职业适应水平有显著影响，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03（P<0.01），且在影响方向上为正向影响，即监管力度越强，农民工职业适应水平越高。可见，假设3和6得到部分证实。
四、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从以上的统计结果及其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方面，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所导致的各种制度性不平等，以及劳动个体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偏低、职业技能缺乏，使得农民工群体在就业和生活中面临多重困境。为解决该群体在城市的就业问题，我国政府下发了多个指导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与培训的政策，并在全国开展了较大规模的教育与培训实践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从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现行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实施体系仍呈现出培训主体的单一化、培训机构的良莠不齐以及教学内容与实际需求不同程度的脱离、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单一等现象，导致现行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效果与政策预期存在较大差距。
另一方面，现行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是一个由组织体系、教学体系、保障体系三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共同为现阶段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有序开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组织保障，进而直接关系到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效果。本研究表明，组织体系、教学体系、保障体系对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效果均具有显著影响。
（二）对策
研究表明，保障和提升政策实施效果已成为与贯彻落实当前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的题中要义，而这一目标可通过 “三位一体”共同推进的方式来得以实现。
一是要规范组织体系，创新激励机制，提升培训效率。当前我国农民工培训机构良莠不齐，上级主管部门或组织应当对其培训资质进行定期审查，采取动态筛选机制，对不能达标者果断取消其培训资格。并且，政策解读与执行过程的灵活性特征给予了政策执行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空间，而组织中的有效激励设计能诱导有利于组织目标的行为。而在农民工培训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对政策执行主客体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导致农民工培训政策执行主体的执行动力不足，偏离政策初衷。因此，为促使政策执行者与政策制定者的目标保持一致，增强农民工培训政策实施的实效性，应当创新激励机制，激发政策实施主客体的积极性。
二是要优化教学体系，激发培训兴趣，保证培训质量。在农民工培训政策落实的过程中，教学体系具体实施和承担了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整个教学过程。优化教学体系不仅包括具有培训资格的教师队伍自身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并且其在培训中也要注重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更新。对教学内容的调整，不仅要与时代发展相符合，而且要充分考虑农民工群体自身的培训需求；在教学方式的运用上，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借助电脑、智能手机等新媒体设备来激发农民工的培训兴趣，提升培训效果。
三是加强物质保障，加强监督，为政策实施保驾护航。在农民工培训政策的实施中，一方面，保障体系提供的物质基础和经费，为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由于相关监督管理部门集“运动员”和“裁判员”于一身，导致权责不清，对政策执行行为的监督乏力，未能保证政策的有效实施。因此，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必须建立全面的监督网络和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及时跟踪评估和监督，以保障农民工培训政策实施的时效性。
关键词 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评估；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G7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4）25-0057-06
对政策实施效果的系统评估，是政策实施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环节，是判断政策决定正确与否、政策执行得力与否的主要标准，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也是如此。为解决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就业中遭遇的多重困境，我国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与培训政策，但却缺乏对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有效评估。为此，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紧制定农民工培训质量效益评估指标体系，统一培训考核指标、考核程序和考核办法”。可见，对现行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实施效果进行系统评估，已成为客观、全面考察相关政策实施状况，以促进相关政策贯彻落实的迫切要求。
一、文献回顾及研究缘起
农民工作为我国现有“城乡二元结构”下特有的产物，在国外对其的研究不多，主要集中于对城市移民问题的关注，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对城乡人口流动提出了多种理论视角，如推拉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同化理论等；另一方面是对城市移民职业培训及相关问题进行经验研究。而国内已有关于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实施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两方面：一是关于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实施现实困境的研究。已有研究主要从政府、企业和农民工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其中反映政府责任问题的研究居多，如政府培训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和培训经费使用效率不高[1]，培训资格认证中存在的政府部门垄断行为[2]、政府督导缺失、缺乏对农民工培训的配套政策[3]等。其次，企业也是农村转移劳动力中常会出现问题的对象。由于逆向选择的存在使得企业对于农民工的培训缺乏动力[4]，导致农民工教育培训中企业和行业组织参与度低下[5]。另外，许小青等提出了企业不愿意或难以独立承担企业内农民工培训的任务是导致培训有效供给不足的原因之一。除了政府和企业，农民工群体本身的问题也很多，是影响培训的重要因素之一[6]。李亚芹等认为这一群体自身教育上的“先天不足”与“后天残缺”以及农民工群体弱势化导致自身话语权缺失这两个问题使得他们很难自主推动培训的进行。二是关于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实施过程的研究[7]。有学者认为培训内容与市场需求脱节和就业服务体系不够完善，并且对培训过程缺乏有效的培训质量控制体系[8]。三是提升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实施效果的对策研究。钱桃英等认为农民工培训政策执行中涉及多元利益主体，因而应科学制定体现多元主体不同利益诉求的农民工培训政策，并努力建构保障农民工培训政策执行中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平衡的制度体系[9]。关晶等认为，应当建立阶梯化的现代学徒制体系，并纳入将其纳入正规学制，为农民工构建继续学习和社会向上流动的路径[10]。
综观已有研究成果，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已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在研究内容上，研究农民工培训政策的主体、内容、保障机制等方面的居多，而系统研究审视现行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实施效果的较少；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局限于定性研究方法对该问题进行描述性的居多，而将定量研究方法运用于其中的居少。因此，本文基于贵州省的实地调查，通过运用实证研究范式，系统评估现行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实施效果，以探究现行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实施体系与其实施效果之间的动态相关性。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的界定
自变量：现行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体系，即贯彻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和实施农民教育培训政策的组织结构及其组织过程。本研究将其具体化为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实施的组织体系、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实施的教学体系和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实施的保障体系三个方面。组织体系是指在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中承担培训任务的机构及管理部门，是农民工培训的主体。
因变量：现行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效果，是指现行的农民工政策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实际作用，本研究主要从农民工培训后的再就业状况与职业适应性两个方面进行测量。其中，农民工再就业状况具体操作化为就业机会的增加、职业技能的提升、择业能力的增强以及职业收入的增长等四个维度；农民工职业适应性具体操作化为职业技能的适应性、人际关系的适应性、职业心理的适应性和职业环境的适应性等四个维度。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
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效果，是在政策实施体系与农民工个体之间持续的互动过程中，对农民工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效果应当受到组织体系、教学体系和保障体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假设1：组织体系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有显著影响，即组织体系越规范，农民工再就业状况越好；假设2：教学体系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有显著影响，即教学体系越完善，农民工再就业状况越好；假设3：保障体系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有显著影响，即保障体系越健全，农民工再就业状况越好；假设4：组织体系对农民工职业适应性有显著影响，即组织体系越规范，农民工职业适应性越强；假设5：教学体系对农民工职业适应性有显著影响，即教学体系越完善，农民工职业适应性越强；假设6：保障体系对农民工职业适应性有显著影响，即保障体系越健全，农民工职业适应性越强。
（三）资料来源与处理
本文调查数据来源于“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估研究”课题组2011年9月在贵州省内的贵阳、遵义、安顺、毕节等四个地级市或地区所进行的问卷调查。在抽样过程中：首先，采用配额抽样方法，预定样本量为300个。为提高样本的代表性和多样性，贵阳市分配样本90个，因为该地区教育培训基地与机构数量多，培训项目类型覆盖面较广，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其他地区各分配样本70个。然后，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在贵阳市抽取3个区，在其他地级市或地区中分别抽取2个区或县级市。最后，在贵阳市抽中的每个区的培训机构中随机抽取30名，在其他地区抽中的区或县的培训机构中随机抽取35名参加过职业教育培训的农民工，最终抽取300名农民工作为本次调查样本。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87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7%。本研究采用SPSSl6.0统计软件包对相关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三、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实施的效果评估
为了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效果，本研究主要通过农民工在培训后的再就业状况和职业适应状况两个维度对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分析。在研究中，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并对8个评估指标均进行正向赋分，每个指标分为完全不符（1分），有点符合（2分），符合（3分），较多符合（4分），完全符合（5分）五个等级，缺失值则以所有调查对象在该问题上的平均得分来替代处理。数值越大表明政策实施效果越好，在问卷中则反映出农民工再就业状况越好或职业适应程度越高。在数据处理时，本研究将这些定序变量视为定距变量，运用统计分析软件计算出反映量表项目指标内部一致性程度的Cronbach’s alpha系数，见表1。通过观测表1中Cronbach’s alpha系数的数值可知，用于测量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实施效果各维度的项目指标其内部一致性程度符合要求，调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
近年来，随着农民工群体的就业状况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家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通过本次调查统计可见，这些政策的落实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民工就业与城市融入，但从整体而言，其实施效果尚未达到最佳（均值≈3.3），与政策预期仍存在一定差距。
（二）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实施前后的对比分析
1. 农民工培训前后就业状况对比分析
从表2的统计结果可见，在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实施之前，农民工未能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其职业收入、职业技能、择业能力、就业环境等测量指标的得分均值为2.71，而在参与职业技能培训之后，其相关测量指标得分均值提高至3.35，得分提高了0.64分，总体均值提高了2.55分。通过配对样本 T检验的结果显示，参与职业教育培训的农民工就业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可见，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具有显著效果（t=5.73，df=286，Sig=0.001）。
2. 农民工培训前后职业适应水平对比分析
从表3的统计结果可见，在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实施之前，农民工未能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其职业技能适应、人际关系适应、职业心理适应、职业环境适应等测量指标的得分均值为2.53，而在参与职业技能培训之后，其相关测量指标得分均值提高至3.24，得分提高了0.71分，总体均值提高了2.84分。配对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参与职业教育培训的农民工职业适应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可见，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具有显著效果（t=5.73，df=286，Sig=0.001）。
（三）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实施体系的各维度与实施效果的相关性分析
为深入探究职业教育培训政策实施体系的各部分因素与实施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即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了实施效果，其影响程度如何。本研究以农民工培训后的再就业状况、职业适应水平，即实施效果的两个维度为因变量，职业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体系为自变量，依据统计学原理运用多元回归模型来进行分析，见表4。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对模型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进行了相关检验。两个模型中各变量的VIF值（方差膨胀因子）均大于1且小于2，说明四个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DW值为1.815、1.762，说明两个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分别对回归模型以标准化预测值为横轴、标准化残差为纵轴进行残差项的散点图分析，散点图呈无序状态，说明两个模型不存在异方差问题。而从回归分析结果中的修正后判定系数Adjusted R2可以看到，自变量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的解释力较大 （R2=0.314），对农民工职业适应水平的解释力相对较小（R2=0.226）。具体而言，从表4中多个回归模型的统计结果，可以得知：
第一，从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组织体系的各个维度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形下，培训单位性质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有显著影响，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31（P<0.01），且在影响方向上为正向影响，即“事业单位型”培训单位所培训的农民工，其再就业状况要优于“企业单位”培训的农民工0.131个单位；培训单位所属层次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和职业适应水平有显著影响，其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164（P<0.01）和0.196（P<0.05），且在影响方向上均为正向影响，即培训单位所属层次越高，农民工再就业状况越好，职业适应水平越高；培训单位资质认定时间长短对农民工职业适应水平有显著影响，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72（P<0.05），且在影响方向上为正向影响，即培训单位资质认定时间越长，农民工职业适应水平越高；培训对象类型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和职业适应水平有显著影响，其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207（P<0.01）和-0.186（P<0.01），且在影响方向上为负向影响，即“临时招募的未就业农民工”在培训后，其再就业状况劣于“企业在岗农民工”0.207个单位，而职业适应水平则低0.186个单位；培训班规模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和职业适应水平有显著影响，其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197（P<0.05）和-0.156（P<0.01），且在影响方向上为负向影响，即培训班规模越大，农民工再就业状况越差，职业适应水平越低。可见，假设1和4得到部分证实。
第二，从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教学体系的各个维度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形下，培训次数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和职业适应水平有显著影响，其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246（P<0.05）和0.147（P<0.01），且在影响方向上均为正向影响，即培训次数越多，农民工再就业状况越佳，职业适应水平越高；培训时间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影响显著，其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192（P<0.01），且在影响方向上为正向影响，即培训时间越长，农民工再就业状况越佳；培训方式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和职业适应水平均有显著影响，其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241（P<0.01）和0.225（P<0.001），且在影响方向上均为正向影响，即“集中面授”的培训方式与“网络式”的培训方式相比，其在改善农民工再就业状况方面要高于后者0.241个单位，而对提升农民工职业适应水平则高0.225个单位；培训内容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和职业适应水平均有显著影响，其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213（P<0.001）和0.237（P<0.01），且在影响方向上均为正向影响，即以“实践技能”为主要内容的培训与以“科普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培训相比，其在改善农民工再就业状况方面要高于后者0.213个单位，而对提升农民工职业适应水平则高0.237个单位；教学效果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和职业适应水平均有显著影响，其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261（P<0.05）和0.208（P<0.05），且在影响方向上均为正向影响，即教学效果越好，农民工再就业状况越佳，职业适应水平越高。可见，假设2和5得到部分证实。 第三，从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保障体系的各个维度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形下，培训经费来源渠道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有显著影响，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32（P<0.05），且在影响方向上为负向影响，即农民工参加以“政府财政”为主要经费来源的培训，其再就业状况要低于参与以“企业投入为主”的培训农民工0.132个单位；培训场所规模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和职业适应水平有显著影响，其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183（P<0.01）和0.125（P<0.01），且在影响方向上均为正向影响，即培训场所规模越大，农民工再就业状况越佳，职业适应水平越高；师资力量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和职业适应水平有显著影响，其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216（P<0.01）和0.180（P<0.05），且在影响方向上均为正向影响，即师资力量越强，农民工再就业状况越佳，职业适应水平越高；监管力度对农民工职业适应水平有显著影响，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03（P<0.01），且在影响方向上为正向影响，即监管力度越强，农民工职业适应水平越高。可见，假设3和6得到部分证实。
四、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从以上的统计结果及其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方面，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所导致的各种制度性不平等，以及劳动个体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偏低、职业技能缺乏，使得农民工群体在就业和生活中面临多重困境。为解决该群体在城市的就业问题，我国政府下发了多个指导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与培训的政策，并在全国开展了较大规模的教育与培训实践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从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现行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实施体系仍呈现出培训主体的单一化、培训机构的良莠不齐以及教学内容与实际需求不同程度的脱离、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单一等现象，导致现行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效果与政策预期存在较大差距。
另一方面，现行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是一个由组织体系、教学体系、保障体系三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共同为现阶段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有序开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组织保障，进而直接关系到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效果。本研究表明，组织体系、教学体系、保障体系对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效果均具有显著影响。
（二）对策
研究表明，保障和提升政策实施效果已成为与贯彻落实当前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的题中要义，而这一目标可通过 “三位一体”共同推进的方式来得以实现。
一是要规范组织体系，创新激励机制，提升培训效率。当前我国农民工培训机构良莠不齐，上级主管部门或组织应当对其培训资质进行定期审查，采取动态筛选机制，对不能达标者果断取消其培训资格。并且，政策解读与执行过程的灵活性特征给予了政策执行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空间，而组织中的有效激励设计能诱导有利于组织目标的行为。而在农民工培训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对政策执行主客体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导致农民工培训政策执行主体的执行动力不足，偏离政策初衷。因此，为促使政策执行者与政策制定者的目标保持一致，增强农民工培训政策实施的实效性，应当创新激励机制，激发政策实施主客体的积极性。
二是要优化教学体系，激发培训兴趣，保证培训质量。在农民工培训政策落实的过程中，教学体系具体实施和承担了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整个教学过程。优化教学体系不仅包括具有培训资格的教师队伍自身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并且其在培训中也要注重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更新。对教学内容的调整，不仅要与时代发展相符合，而且要充分考虑农民工群体自身的培训需求；在教学方式的运用上，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借助电脑、智能手机等新媒体设备来激发农民工的培训兴趣，提升培训效果。
三是加强物质保障，加强监督，为政策实施保驾护航。在农民工培训政策的实施中，一方面，保障体系提供的物质基础和经费，为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由于相关监督管理部门集“运动员”和“裁判员”于一身，导致权责不清，对政策执行行为的监督乏力，未能保证政策的有效实施。因此，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必须建立全面的监督网络和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及时跟踪评估和监督，以保障农民工培训政策实施的时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