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6岁的我被分配到北京育群小学直接担任了三年级上、下午两个班全部的教学工作。为了上好课，我使尽浑身解数，但也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知识被逐渐掏空。于是，我只要有时间就到学校图书室尽可能地广泛阅读。
　　学校当时的图书室是一间低矮的朝西的小屋，窗户与操场齐平，一阵风吹来，常常卷着操场上的黄土扑进屋里。小屋地上堆放着布满灰尘的书，我一边找书看，一边做些清理工作。一天，当我翻开一堆书时，忽然眼前一亮：居然有一台幻灯机，和我当年在黄城根小学电化教室里看到的一模一样。虽然已经满是灰尘，但我仍然兴奋地把它抱回备课室，细心地擦拭干净。令我更为意外的是，我又在小图书室里翻腾出“刘文学”、“张高谦”、“欧阳海”、“桂林山水”等几套幻灯片，真可谓如获至宝。我请示领导后找来一些旧窗帘，布置好了放映室准备一试身手。
　　记得那天一大早天气就很热，我和几位老师闷在四面不透风的教室里，守着高温灯泡，忙着插片，借着机器散射的光进行电化教学的尝试。这间教室一次只能进30来位学生，容不下的学生则在外面排着队耐心等待。看到那些以前最不爱进教室上课的学生，此时也老老实实地听从指挥，大汗淋漓地坐在椅子上听讲，我心里那叫一个得意啊！当时，我最担心的不是自己身上起的痱子，而是唯恐灯泡出什么问题。我顾不上喝水擦汗，始终守在幻灯机旁，边放映边解说。上了几节课后，学生对我仿佛有了新的认识，我分明也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来自学生的尊重。
　　三年后，我接任大队辅导员的工作。这个工作首先是要管理学校的广播站，保证每周一、三、五的全校广播。我需要掌握扩音机、电唱机的使用，要亲自播音，训练学生小记者，完成各类稿件的采写和修改，还要能够处理播音音质、扬声器音量等技术问题，维护好各班的线路。我硬着头皮赶紧学习有关广播的技术知识，“现买现卖”。很快，学校的广播出现了新气象，各班学生积极参与采写稿件，争相在广播中说话、表演。广播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渠道，不仅活跃了少先队活动，还使我与各班保持了良好的沟通。
　　记得那年北京电影学院的一批毕业生首次使用16毫米电影摄影机拍片，他们选择了以我们学校 “护盲小组”的事迹为主线，拍摄一个学习雷锋的纪实片。我和学生们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到拍电影的过程。在他们一遍遍地“开始”、“停机”、“重来”的喊声中，孩子们同我一起参与到制作电影的全过程中，当了一回主角儿。我在学生中的威信也渐长。
　　为了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我们几个年轻教师以广播站、幻灯放映为契机，编排节目，大力宣传优秀教师和英雄模范事迹。在排练时我们反复地弹琴和练唱，嗓子都哑了。当时听说外国有录音机，可以把音乐录下来，无论放多少遍都行，我们真是太羡慕了。由于当时学校没有照像机，外出演出我们都没有拍照，就更甭提录像了。那年头，我最大的期盼就是学校能有一台录音机和一部照像机就好了。
　　同学少年敢为先，一屏音画真情见。从教方知有师责，企盼办学环境变。
　　（作者单位：北京市西城区研修学院信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