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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4日,惠普笔记本电脑出口制造基地和富士康产业基地这一IT业上下游组合项目,落户重庆。
这一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带动400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量,相当于再造“4个重庆外贸”,形成超过2000亿元的产业集群,相当于再造“1/3个重庆工业”。
一座距离海岸线2000多公里的内陆城市,靠什么打动了全球第一大IT巨头和全球3C(计算机、通讯、消费性电子)代工龙头?
■ 揭幕战
美国洛杉矶时间,2008年5月12日上午8点,惠普总部,早餐开始。
“就在9小时前,重庆附近发生了强烈地震,从安全考虑,我们觉得不应把‘惠普400’生产基地放在重庆。”餐桌上,惠普全球执行副总裁托德一脸严肃。
原定于早餐后的磋商,极可能因此取消——重庆招商团成员的心一下蹦到嗓子眼。
“在看过这个PPT(演示文稿图形)之后,你们的顾虑会打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接过托德的话,自信地说。
托德并不知道,重庆招商团彻夜未眠。
5月11日晚,刚到洛杉矶,招商团就获悉汶川发生地震的消息。“惠普会不会因此放弃重庆?”招商团紧急行动,投入到PPT的制作中。
在托德担忧的目光中,黄奇帆镇定地打开PPT——一幅清晰的中国地震带分布图跃然眼前。
“重庆并不在地震带上,我们虽离震中只有几百公里,但重要基础设施没受任何影响。”在黄奇帆的激情演说下,托德的疑虑打消了。
紧接着,黄奇帆拿出为惠普量身定做的《重庆计划书》——这是200多位专家三个月熬更守夜的结晶。“计划书专业得让我吃惊,你们非常了解我们需要什么。”托德一脸兴奋,“我们定会派团入渝考察。”
其实,在惠普全球战略中,压根就没考虑过中国西部。当惠普决定在中国新建一个年产400万台电脑生产基地时,高层一致认为,上海和苏州是最佳选择。
“中国沿海地区的电脑生产已趋饱和,其销售高峰也将过去,下一轮增长速度最快的将是中西部市场。”市经信委副主任沐华平说,“三个月里,我们给惠普高层发去了2000多封邮件。”
重庆的诚意,终于打动惠普高层——同意接见重庆招商团一行。
■ 转型梦
重庆为何要紧盯“惠普400”?
一座城市要想成为中心城市,其产业必然是多样性的。重庆的汽摩产业占全市工业比重高达30%多,过分集中。一业独大的产业格局,将使重庆无法担负中央赋予建设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的重任。
必须寻找一条传统工业城市的转型捷径,重庆最终将目光聚焦在IT业上。
“IT业不但是装备制造业升级换代的传动器,而且能耗低、产出高,对GDP的贡献率远高于传统工业。”沐华平说,“重庆工业结构调整必须弥补这条短腿。”
重庆决定到2012年将IT业打造成第一支柱产业。但这一目标的背后,却是一个无比残酷的现实:2000年重庆IT业的销售收入只有20多亿元,当时IT在重庆基本上称不上“业”!
经过七年追赶,重庆IT业虽然进步神速,但由于起步太晚,与武汉、成都、西安等中西部城市相比,丝毫不占上风。
步入2008年,重庆开始反思——撬动IT业跨越式发展的支点究竟在哪?几番论证,得出结论:支点就是系统项目。就像汽摩产业,正是因为整车厂的存在,才带动了重庆成千上万的配套企业,形成坚不可摧的产业体系。IT业也必须引进“整车厂”
具备“整车厂”效应的,只有电脑整机。
正在此时,传来了惠普要新建“惠普400”电脑基地的消息。
■ 变平战
重庆与东部海岸线之间,是漫长的2000公里距离。这一距离,足以让重庆处处落后一步。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全球加工贸易大转移;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全球制造业大转移。在两轮产业转移中,长三角、珠三角以其优越地利,强势崛起。
深居内陆的重庆,因为2000公里阻隔,只是“波澜微起”。
地处西部,劳动力成本低,油电煤等生产要素成本低,15%的所得税比沿海的25%低——但这“三低”并不能使重庆脱穎而出。
“高昂的物流成本抵消了‘三低’优势。”市外经贸委主任李建春说,重庆到上海,每标准集装箱的水运成本为3700元,铁路运输为5622元,这是投资者不能不考虑的。
如何降低物流成本,这是惠普等国际巨头能否沿江而上,落户重庆的关键所在。
重庆开始了“变平战”。
简化运输转货。重庆的货物通过水路运输到上海,至少需要三天时间。为此,重庆向铁道部申请了一趟直达上海港的集装箱专列,时间缩短为一天,而运输成本和环绕在上海附近的加工点的公路运输费相差无几。
建设欧亚大陆桥。“重庆—兰州—新疆—莫斯科—鹿特丹”铁路,将于2012年完工,届时重庆到鹿特丹只需13天,比上海到欧洲少23天,沿海地区的货物要出口欧洲,以后反而要到重庆来中转。
此外,重庆还成功争取到内陆第一个保税港区。所有零部件只要运到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就视同出口,可以退税。
这些举措,弥补了2000公里空间距离的劣势。2008年8月,惠普考察团入渝探路。10月9日,重庆与惠普正式牵手:“惠普400”落户西永。
■ 大进攻
“惠普400”落户后,重庆又将目光投向了“惠普2000”。
如能争取惠普年产2000万台外销笔记本电脑项目入渝,重庆IT业将迎来突变时代。但全球众多大城市都对此项目虎视眈眈,重庆凭什么虎口夺食?
“可否考虑把‘惠普2000’同样放到重庆?”市领导多次致信托德,“惠普在重庆已有内销项目,如不利用此项目做外销,在成本投入等方面就极不合算。”
2008年12月10日,托德的专机降落江北机场——这是惠普高层专机第一次降落在中国西部土地上。
一番考察后,托德提出两个忧虑,排在第一的是航空运输问题。“惠普2000”的配件和成品,70%-80%是通过波音747货机运输,而江北机场跑道长度为3200米,无法满足货机起降要求。重庆立即公关,获得民航局的批准,将机场跑道从3200米延长至3600米——由一个项目倒过来推动机场建设,前所未见。
托德的另一个忧虑是配套问题:“惠普2000”需要强大的产业配套体系,但重庆在这方面才刚刚起步。
三年内,重庆将把“惠普2000”所需要的零部件本地化。这一郑重承诺,让托德心动了。
■ 背对背
托德并不知道,重庆敢如此承诺,是因为早已盯上了富士康。
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电脑零部件供应商,2008年春节,其掌门人郭台铭曾给一位市领导寄过一张贺卡。
2009年春节前夕,黄奇帆走进台湾,在会见郭台铭时,他在“无意之间”透露了“惠普2000”将要入渝的消息,从未涉足整机代工的郭台铭,当即表态愿意参与代工。
转过身,重庆又以富士康答应代工为条件,与惠普进行深度谈判。同为世界500强企业,惠普当然清楚富士康的分量。富士康若入渝,不但可以解决“惠普2000”的配套问题,还能大大降低惠普的物流成本。托德欣然同意。
“在重庆、惠普、富士康三方博弈中,任意两方的谈判,另一方并不知情,这就是商业上常说的背对背谈判。”沐华平说,“重庆拿捏得恰到好处。”
今年5月初,郭台铭派出久经沙场的谈判团入渝,与重庆展开正式谈判。
经验丰富的富士康谈判团,将其他城市的优惠政策搜集起来,打成一张一米多长的单子,与重庆进行逐条谈判。
这一次,多亏了沐华平。
沐华平在任原重庆市信产局局长之前,曾以哈佛访问学者的身份在我国多个城市进行过IT业调研,对众多城市的IT业状况了如指掌,这让重庆在谈判中占据主动。
面对重庆招商团队的高度专业,富士康收回了“零地价”等苛刻条件。
8月4日,黄奇帆、托德、郭台铭的手终于握在一起——一部传统工业城市的IT传奇,展示在世界面前。
这一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带动400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量,相当于再造“4个重庆外贸”,形成超过2000亿元的产业集群,相当于再造“1/3个重庆工业”。
一座距离海岸线2000多公里的内陆城市,靠什么打动了全球第一大IT巨头和全球3C(计算机、通讯、消费性电子)代工龙头?
■ 揭幕战
美国洛杉矶时间,2008年5月12日上午8点,惠普总部,早餐开始。
“就在9小时前,重庆附近发生了强烈地震,从安全考虑,我们觉得不应把‘惠普400’生产基地放在重庆。”餐桌上,惠普全球执行副总裁托德一脸严肃。
原定于早餐后的磋商,极可能因此取消——重庆招商团成员的心一下蹦到嗓子眼。
“在看过这个PPT(演示文稿图形)之后,你们的顾虑会打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接过托德的话,自信地说。
托德并不知道,重庆招商团彻夜未眠。
5月11日晚,刚到洛杉矶,招商团就获悉汶川发生地震的消息。“惠普会不会因此放弃重庆?”招商团紧急行动,投入到PPT的制作中。
在托德担忧的目光中,黄奇帆镇定地打开PPT——一幅清晰的中国地震带分布图跃然眼前。
“重庆并不在地震带上,我们虽离震中只有几百公里,但重要基础设施没受任何影响。”在黄奇帆的激情演说下,托德的疑虑打消了。
紧接着,黄奇帆拿出为惠普量身定做的《重庆计划书》——这是200多位专家三个月熬更守夜的结晶。“计划书专业得让我吃惊,你们非常了解我们需要什么。”托德一脸兴奋,“我们定会派团入渝考察。”
其实,在惠普全球战略中,压根就没考虑过中国西部。当惠普决定在中国新建一个年产400万台电脑生产基地时,高层一致认为,上海和苏州是最佳选择。
“中国沿海地区的电脑生产已趋饱和,其销售高峰也将过去,下一轮增长速度最快的将是中西部市场。”市经信委副主任沐华平说,“三个月里,我们给惠普高层发去了2000多封邮件。”
重庆的诚意,终于打动惠普高层——同意接见重庆招商团一行。
■ 转型梦
重庆为何要紧盯“惠普400”?
一座城市要想成为中心城市,其产业必然是多样性的。重庆的汽摩产业占全市工业比重高达30%多,过分集中。一业独大的产业格局,将使重庆无法担负中央赋予建设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的重任。
必须寻找一条传统工业城市的转型捷径,重庆最终将目光聚焦在IT业上。
“IT业不但是装备制造业升级换代的传动器,而且能耗低、产出高,对GDP的贡献率远高于传统工业。”沐华平说,“重庆工业结构调整必须弥补这条短腿。”
重庆决定到2012年将IT业打造成第一支柱产业。但这一目标的背后,却是一个无比残酷的现实:2000年重庆IT业的销售收入只有20多亿元,当时IT在重庆基本上称不上“业”!
经过七年追赶,重庆IT业虽然进步神速,但由于起步太晚,与武汉、成都、西安等中西部城市相比,丝毫不占上风。
步入2008年,重庆开始反思——撬动IT业跨越式发展的支点究竟在哪?几番论证,得出结论:支点就是系统项目。就像汽摩产业,正是因为整车厂的存在,才带动了重庆成千上万的配套企业,形成坚不可摧的产业体系。IT业也必须引进“整车厂”
具备“整车厂”效应的,只有电脑整机。
正在此时,传来了惠普要新建“惠普400”电脑基地的消息。
■ 变平战
重庆与东部海岸线之间,是漫长的2000公里距离。这一距离,足以让重庆处处落后一步。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全球加工贸易大转移;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全球制造业大转移。在两轮产业转移中,长三角、珠三角以其优越地利,强势崛起。
深居内陆的重庆,因为2000公里阻隔,只是“波澜微起”。
地处西部,劳动力成本低,油电煤等生产要素成本低,15%的所得税比沿海的25%低——但这“三低”并不能使重庆脱穎而出。
“高昂的物流成本抵消了‘三低’优势。”市外经贸委主任李建春说,重庆到上海,每标准集装箱的水运成本为3700元,铁路运输为5622元,这是投资者不能不考虑的。
如何降低物流成本,这是惠普等国际巨头能否沿江而上,落户重庆的关键所在。
重庆开始了“变平战”。
简化运输转货。重庆的货物通过水路运输到上海,至少需要三天时间。为此,重庆向铁道部申请了一趟直达上海港的集装箱专列,时间缩短为一天,而运输成本和环绕在上海附近的加工点的公路运输费相差无几。
建设欧亚大陆桥。“重庆—兰州—新疆—莫斯科—鹿特丹”铁路,将于2012年完工,届时重庆到鹿特丹只需13天,比上海到欧洲少23天,沿海地区的货物要出口欧洲,以后反而要到重庆来中转。
此外,重庆还成功争取到内陆第一个保税港区。所有零部件只要运到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就视同出口,可以退税。
这些举措,弥补了2000公里空间距离的劣势。2008年8月,惠普考察团入渝探路。10月9日,重庆与惠普正式牵手:“惠普400”落户西永。
■ 大进攻
“惠普400”落户后,重庆又将目光投向了“惠普2000”。
如能争取惠普年产2000万台外销笔记本电脑项目入渝,重庆IT业将迎来突变时代。但全球众多大城市都对此项目虎视眈眈,重庆凭什么虎口夺食?
“可否考虑把‘惠普2000’同样放到重庆?”市领导多次致信托德,“惠普在重庆已有内销项目,如不利用此项目做外销,在成本投入等方面就极不合算。”
2008年12月10日,托德的专机降落江北机场——这是惠普高层专机第一次降落在中国西部土地上。
一番考察后,托德提出两个忧虑,排在第一的是航空运输问题。“惠普2000”的配件和成品,70%-80%是通过波音747货机运输,而江北机场跑道长度为3200米,无法满足货机起降要求。重庆立即公关,获得民航局的批准,将机场跑道从3200米延长至3600米——由一个项目倒过来推动机场建设,前所未见。
托德的另一个忧虑是配套问题:“惠普2000”需要强大的产业配套体系,但重庆在这方面才刚刚起步。
三年内,重庆将把“惠普2000”所需要的零部件本地化。这一郑重承诺,让托德心动了。
■ 背对背
托德并不知道,重庆敢如此承诺,是因为早已盯上了富士康。
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电脑零部件供应商,2008年春节,其掌门人郭台铭曾给一位市领导寄过一张贺卡。
2009年春节前夕,黄奇帆走进台湾,在会见郭台铭时,他在“无意之间”透露了“惠普2000”将要入渝的消息,从未涉足整机代工的郭台铭,当即表态愿意参与代工。
转过身,重庆又以富士康答应代工为条件,与惠普进行深度谈判。同为世界500强企业,惠普当然清楚富士康的分量。富士康若入渝,不但可以解决“惠普2000”的配套问题,还能大大降低惠普的物流成本。托德欣然同意。
“在重庆、惠普、富士康三方博弈中,任意两方的谈判,另一方并不知情,这就是商业上常说的背对背谈判。”沐华平说,“重庆拿捏得恰到好处。”
今年5月初,郭台铭派出久经沙场的谈判团入渝,与重庆展开正式谈判。
经验丰富的富士康谈判团,将其他城市的优惠政策搜集起来,打成一张一米多长的单子,与重庆进行逐条谈判。
这一次,多亏了沐华平。
沐华平在任原重庆市信产局局长之前,曾以哈佛访问学者的身份在我国多个城市进行过IT业调研,对众多城市的IT业状况了如指掌,这让重庆在谈判中占据主动。
面对重庆招商团队的高度专业,富士康收回了“零地价”等苛刻条件。
8月4日,黄奇帆、托德、郭台铭的手终于握在一起——一部传统工业城市的IT传奇,展示在世界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