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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随园诗话》是清代诗人、诗论家袁枚所著，论及内容包含了诗歌美学、诗歌理论等古典诗歌的方方面面，其中含有不少修辞理论，涉及到修辞的多个领域。本文从“修辞立其誠”、诗之美、辩证思维以及鉴赏品读四方面论述探讨袁枚的修辞观。
关键词：袁枚 随园诗话 修辞原则 美 辩证
诗话修辞是我国古代修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诗话通过结合具体诗例分析总结修辞规律，体现语言运用的艺术价值，表明了我国微观修辞研究的高水平。《随园诗话》既是袁枚体现“性灵”说的代表作，也是一部内容丰富的诗论著作，行文之中对诗人诗才、辞采韵律、风格手法等多方面进行了论述和点评，虽不成系统但却闪烁着修辞思想的光芒。
一.“修辞立其诚”
“修辞立其诚”最早是作为君子居业的条件提出来的，后来被引申为作文、修辞的总原则。所谓“诚”，就是指文章内容信实、作者思想感情诚实。袁枚论诗标举“性灵”之说，要“发乎于情”但不“止乎于礼”，一切以“我”的内心为主，“有我”是“性灵”说的核心思想。“性灵”旨在强调诗歌的本质是抒发性情，突出文学是情感的表现，主张情发心底、言出肺腑。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敷衍成文矣。[1]105袁“诗贵真切”的观点与“修辞立其诚”是一致的。在《随园诗话》中“《三百篇》”被提及七次之多，诗三百虽是无题之作，但却被后人传唱为经典就在于它文辞中融有真情。写诗首先要融入真感情、真性情，这是佳作的基础，也是诗歌最有力量的表达。
1.“为情而造文”
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明确提出了“为情而造文”的修辞原则，文辞必须为述志抒情服务，能“为情而造文”者须首先做到内容真实，文生于情，进而再达到情采并茂、文质相称的境界。“为情而造文”是“修辞立其诚”的具体表现，诗歌发自内心，是真诚；将真诚的情感付诸于笔端书写成文，就是“为情而造文”。袁枚对当时从“故纸堆”来的风气不满，反感才子文人热衷于“抄袭”古人作品的复古行为，认为这样的诗既没有“生于心、生于情”也失去了自己的风格。诗歌的发展应当是吐故吸新，推陈出新，不能以为“复古”就是典雅精深。
2.“有德者必有言”
“有德者必有言”体现了孔子重视道德的中心思想，唐韩愈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文道合一的修辞观，强调作家写文章首先要重视道德修养。“有德者必有言”旨在强调诗歌能体现诗人的才华固然好，但是比才华更重要的是诗人的品格修养。尹文端公曰：“言者，心之声也。古今来未有心不善而诗能佳者。诗歌是真诚情感的流露和结晶，如果诗人本身不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那么也是一切归零，毫无意义。圣人用行舍藏，可伸可屈，于诗亦可一贯。[1]37刘霞裳与余论诗曰：“天分高之人，其心必虚，肯受人讥弹。”余谓非独诗也；……非谦也，天分高，故心虚也。袁枚对才高不狂的贤能之人，不仅称赞他们人品一流，更看到谦虚的背后是宽广的胸怀和高尚的修养。既品评诗作，也明辨是非，臧否人物。
二.诗之美
诗歌是诗人艺术与思想双峰对峙的产物，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和生动形象的表现手法带给人以美的享受，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因此，感知并理解诗歌中的“美”对鉴赏品读诗作有着积极的意义。
1.丰富多彩之美
袁枚认为天地万物是丰富多彩的，诗的风格流派等也应该不拘一格，所谓“诗家各有所宜”。
A.反对“门户之见”
前明门户之习，不止朝廷也，于诗亦然。当其盛时，高、杨、张、徐，各自成家，毫无门户。一传而为七子；再传而为钟、谭，为公安；又再传而为虞山：率皆攻排诋呵，自树一帜，殊可笑也。[1]4袁枚对于诗坛“各自为政”、尊此贱彼的现象十分不满，并列举前朝例子，认为“门户之见”的狭隘观念只会阻碍诗歌发展。
B.诗人诗作无高下之别
袁枚认为诗的题材根据诗人之所长而各有不同，如性情、才学、见识等，并无高下之别。正因诗人各有不同，才能呈现出多样化格局，这也符合诗歌发展规律。诗如天生花卉，春兰秋菊，各有一时之秀，不容人为轩轾。音律风趣，能动人心目者，即为佳诗；无所为第一、第二也。[1]28诗歌的繁荣就像花园中百花盛开，各有其美，才能大美天下。诗人也如同花儿一样，关键在于其诗作能否打动人心，带给人以美的享受。
2.自然适宜之美
诗歌是“为情而造”的产物，贵在自然流露，应如情思自然流动，因时因地因人而宜地进行修辞。袁枚提倡自然清新、平易流畅之美，反对雕章琢句、堆砌典故，批评矫揉造作、牵强做作的不良诗风。余晓之曰：“兰为幽静之花，七古乃沉雄之作：考钟鼓以享幽人，与题不称。[1]187修辞须适应诗歌体裁，袁反对不顾文体，只追求新奇以至于“失体成怪”。汪研香司马摄上海县篆，临去，同官饯别江浒，村童以马拦头献。某守备赋诗云：“欲识黎民攀恋意，村童争献马拦头。”这是写汪研香司马离开当地时村童送别献以“马拦头”。“马拦头”是野菜名，京师称为“十家香”。袁枚称赞说，诗中不用“十家香”而用“马拦头”，正适合当时的情景，“用之赠行篇，便尔有情。”
3.意境回味之美
我国诗人重委婉含蓄，讲求“语尽意远”、“缘情蓄意”、“文外之旨”。诗人将诗歌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内在蕴含的情感相契合，创造一个深邃的审美世界供读者反复回味。诗无言外之意，便同嚼蜡。[1]17袁枚认为，诗歌必须给人意犹未尽的回味之感，品读之后体会文字之外的深远含义。
三.辩证思维
袁枚倡导“性灵”“有我”之说，可以说是一位唯心主义者，但在《随园诗话》中有多处都显示出他客观辩证地看待问题。如：盖诗有从天籁来者，有从人巧得者，不可执一以求。袁枚列举了陆游天赋使然、一挥而就的自来与杜甫千锤百炼、苦心经营的力构，这是得诗的两种不同的方式，灵感与勤奋同等重要二者不可偏废。又如对古体与近体诗的看法：盖古体地位宽余，可使才气卷轴；而近体之妙，须不着一字，自得风流。古体诗发挥自如，近体诗虽受格律束缚，却在反复打磨之中将潜力发挥到极致。
关键词：袁枚 随园诗话 修辞原则 美 辩证
诗话修辞是我国古代修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诗话通过结合具体诗例分析总结修辞规律，体现语言运用的艺术价值，表明了我国微观修辞研究的高水平。《随园诗话》既是袁枚体现“性灵”说的代表作，也是一部内容丰富的诗论著作，行文之中对诗人诗才、辞采韵律、风格手法等多方面进行了论述和点评，虽不成系统但却闪烁着修辞思想的光芒。
一.“修辞立其诚”
“修辞立其诚”最早是作为君子居业的条件提出来的，后来被引申为作文、修辞的总原则。所谓“诚”，就是指文章内容信实、作者思想感情诚实。袁枚论诗标举“性灵”之说，要“发乎于情”但不“止乎于礼”，一切以“我”的内心为主，“有我”是“性灵”说的核心思想。“性灵”旨在强调诗歌的本质是抒发性情，突出文学是情感的表现，主张情发心底、言出肺腑。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敷衍成文矣。[1]105袁“诗贵真切”的观点与“修辞立其诚”是一致的。在《随园诗话》中“《三百篇》”被提及七次之多，诗三百虽是无题之作，但却被后人传唱为经典就在于它文辞中融有真情。写诗首先要融入真感情、真性情，这是佳作的基础，也是诗歌最有力量的表达。
1.“为情而造文”
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明确提出了“为情而造文”的修辞原则，文辞必须为述志抒情服务，能“为情而造文”者须首先做到内容真实，文生于情，进而再达到情采并茂、文质相称的境界。“为情而造文”是“修辞立其诚”的具体表现，诗歌发自内心，是真诚；将真诚的情感付诸于笔端书写成文，就是“为情而造文”。袁枚对当时从“故纸堆”来的风气不满，反感才子文人热衷于“抄袭”古人作品的复古行为，认为这样的诗既没有“生于心、生于情”也失去了自己的风格。诗歌的发展应当是吐故吸新，推陈出新，不能以为“复古”就是典雅精深。
2.“有德者必有言”
“有德者必有言”体现了孔子重视道德的中心思想，唐韩愈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文道合一的修辞观，强调作家写文章首先要重视道德修养。“有德者必有言”旨在强调诗歌能体现诗人的才华固然好，但是比才华更重要的是诗人的品格修养。尹文端公曰：“言者，心之声也。古今来未有心不善而诗能佳者。诗歌是真诚情感的流露和结晶，如果诗人本身不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那么也是一切归零，毫无意义。圣人用行舍藏，可伸可屈，于诗亦可一贯。[1]37刘霞裳与余论诗曰：“天分高之人，其心必虚，肯受人讥弹。”余谓非独诗也；……非谦也，天分高，故心虚也。袁枚对才高不狂的贤能之人，不仅称赞他们人品一流，更看到谦虚的背后是宽广的胸怀和高尚的修养。既品评诗作，也明辨是非，臧否人物。
二.诗之美
诗歌是诗人艺术与思想双峰对峙的产物，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和生动形象的表现手法带给人以美的享受，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因此，感知并理解诗歌中的“美”对鉴赏品读诗作有着积极的意义。
1.丰富多彩之美
袁枚认为天地万物是丰富多彩的，诗的风格流派等也应该不拘一格，所谓“诗家各有所宜”。
A.反对“门户之见”
前明门户之习，不止朝廷也，于诗亦然。当其盛时，高、杨、张、徐，各自成家，毫无门户。一传而为七子；再传而为钟、谭，为公安；又再传而为虞山：率皆攻排诋呵，自树一帜，殊可笑也。[1]4袁枚对于诗坛“各自为政”、尊此贱彼的现象十分不满，并列举前朝例子，认为“门户之见”的狭隘观念只会阻碍诗歌发展。
B.诗人诗作无高下之别
袁枚认为诗的题材根据诗人之所长而各有不同，如性情、才学、见识等，并无高下之别。正因诗人各有不同，才能呈现出多样化格局，这也符合诗歌发展规律。诗如天生花卉，春兰秋菊，各有一时之秀，不容人为轩轾。音律风趣，能动人心目者，即为佳诗；无所为第一、第二也。[1]28诗歌的繁荣就像花园中百花盛开，各有其美，才能大美天下。诗人也如同花儿一样，关键在于其诗作能否打动人心，带给人以美的享受。
2.自然适宜之美
诗歌是“为情而造”的产物，贵在自然流露，应如情思自然流动，因时因地因人而宜地进行修辞。袁枚提倡自然清新、平易流畅之美，反对雕章琢句、堆砌典故，批评矫揉造作、牵强做作的不良诗风。余晓之曰：“兰为幽静之花，七古乃沉雄之作：考钟鼓以享幽人，与题不称。[1]187修辞须适应诗歌体裁，袁反对不顾文体，只追求新奇以至于“失体成怪”。汪研香司马摄上海县篆，临去，同官饯别江浒，村童以马拦头献。某守备赋诗云：“欲识黎民攀恋意，村童争献马拦头。”这是写汪研香司马离开当地时村童送别献以“马拦头”。“马拦头”是野菜名，京师称为“十家香”。袁枚称赞说，诗中不用“十家香”而用“马拦头”，正适合当时的情景，“用之赠行篇，便尔有情。”
3.意境回味之美
我国诗人重委婉含蓄，讲求“语尽意远”、“缘情蓄意”、“文外之旨”。诗人将诗歌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内在蕴含的情感相契合，创造一个深邃的审美世界供读者反复回味。诗无言外之意，便同嚼蜡。[1]17袁枚认为，诗歌必须给人意犹未尽的回味之感，品读之后体会文字之外的深远含义。
三.辩证思维
袁枚倡导“性灵”“有我”之说，可以说是一位唯心主义者，但在《随园诗话》中有多处都显示出他客观辩证地看待问题。如：盖诗有从天籁来者，有从人巧得者，不可执一以求。袁枚列举了陆游天赋使然、一挥而就的自来与杜甫千锤百炼、苦心经营的力构，这是得诗的两种不同的方式，灵感与勤奋同等重要二者不可偏废。又如对古体与近体诗的看法：盖古体地位宽余，可使才气卷轴；而近体之妙，须不着一字，自得风流。古体诗发挥自如，近体诗虽受格律束缚，却在反复打磨之中将潜力发挥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