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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成都市文化馆发起的街头艺人表演活动在行业内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街头艺术表演在欧美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漫步在异国街道，法国凡尔赛宫外广场浪漫的吟游诗篇，意大利佛罗伦萨市政广场小提琴与手风琴的和谐乐章，纽约时代广场激扬的架子鼓演奏总是带给人们独特的艺术享受。街头艺术表演在展示艺术魅力，宣扬爱与自由的同时，也赋予各个城市独特气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情调、法国巴黎的浪漫情怀、纽约的多元文化和包容性都与街头表演不无关系。
我国也存在不少的街头艺人，如“西单女孩”等都曾红极一时，成为央视和各大网络传媒的常客。但街头艺术表演一直以来未受重视，甚至被视为城市公共秩序管理的顽疾，成为城管部门驱赶的对象，只能作为“地下艺术”苟且生存。但展现艺术魅力的街头艺术表演其实是拓宽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边界，改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重设施而轻软件”问题的重要倚仗。此次成都市文广新局、成都市文化馆指定街头艺术表演空间，招募选拔适合演出的街头艺人并给予合法身份，组织街头艺人表演活动，将街头艺术表演与文化惠民充分结合，为公共文化服务注入的新的内容，甚至可以说也为沉寂多时的群众文化打开了“新大门”，既符合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的根本要求，更将新鲜的文化活力与高水平的艺术表现力注入到成都这座城市之中，不仅仅是群众文化事业的崭新起点，也是城市文化定位与城市文化建设的新思路、新模式，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我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已经有二十多年的时间，成都市文化馆给予我的惊喜似乎许久都没有过了。文化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有公共机构，从组织架构上看，六十多年的时间，国家始终没有成立国家级文化馆，致使各省市文化馆缺少龙头引领，无法从全局视野开展工作，各自为政，一盘散沙。这样的情况直到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委派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代行国家文化馆部分职能后方有所好转。我参加了近几年的全国馆长联席会，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主任李宏同志在谈及文化馆的工作时，总是高屋建瓴，掷地有声，透露出他对群众文化工作的热爱。他深邃的双眸满是精明睿智，他的讲话给予大家诸多灵感与思考。在文化部公共文化司的指导下，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提出“全民艺术普及”的总体发展方向，推动的数字文化馆建设，开展的地方资源建设、“百姓大舞台”等项目均收到不俗反响，给予文化馆以新的使命、新的活力。
2014年中国文化馆协会正式成立，全国各省文化馆终于收获了专属于自己的组织，在协会领导下又成立了诸多的专业委员会以提升文化馆行业综合素质。现任协会秘书长赵保颖长发披肩，言谈举止优雅，做起工作来脚踏实地、干练利落。在文化部公共文化司的推动与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文化馆协会的倾力配合下，201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正式出台，全国各省文化馆开始徐徐驶向了群众文化的快车道。
但是文化馆模糊的职能定位时至今日依然是一个尴尬的顽疾。纵观文化馆的发展历程，从计划经济时代为政治服务，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再到目前国家所提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馆伴随着国家政策的更迭几度发生改变，所承担的职能始终过于宽泛，以至于无法找准具体定位，与其他公共文化机构相比，不但很难做到“精准化”的服务，而且文化馆的工作也很难找到“规定动作”。
目前，各省市文化馆的大部分精力在为当地文化主管部门组织的大型活动服务，这自然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所占精力太大往往容易忽略基层，难以安下心来去思考群众切实文化需求，进行群众文艺创作，不少文化馆已经成为活动馆，专业干部成为活动的组织者，大批专业艺术院校毕业的文艺干部在活动中充当记分员、计时员。文化馆在组织、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方面，艺术门类也许还算丰富，组织形式却大都陈旧得厉害，合唱、秧歌、广场舞、歌手赛，各种展演屡见不鲜，不但缺乏艺术性，针对中青年人群，或者说符合中青年人文化审美与文化需求的活动更是少之又少；传统的评奖、赛事活动依然占据主流，各省的活动同质化严重，缺乏地域文化特色的注入，群众文化已经成为老年、少儿文化的代名词，很难见到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重上级任务而轻群众反馈，重墨守成规而轻创新创造。而由于历史原因，许多文化馆也加挂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牌子，由于有些文化馆馆长对于文化馆业务疏于了解，在业务工作中有失偏颇，错误地将“非遗”保护视作文化馆的主要工作，在工作中一味地强调复古，犯了形而上学的錯误。站在文化变迁的时间轴上，我们所经历的每一种文化都是对历史的陈述，也是对未来的畅想。文化虽同源，工作应有异。文化馆的工作应着眼于当代，以“站在现在看未来”的文化视角描绘群众文化的蓝图。
实际上，在经过数十年的经济建设后，许多省份开始着力于软实力文化建设，开始强调文化特色与文化定位，不少城市和地区都将“文化兴市、文化兴区”作为城市建设工作的发展战略。在“全民艺术普及”的总体目标驱动下，在这样的机遇与契机下，文化馆实际上大有可为，完全有理由成为引领这座城市文化艺术的旗帜。只是近些年，群文人好像一直在裹足不前，还在以上世纪的思维方式去考虑当代群众的文化需求，或者根本还在迷茫，不清楚自己到底应该去做些什么。据我观察，上海市群众艺术馆最先冲破了旧有格局，打破陈规，将音乐、美术、舞蹈等艺术形式与现代的理念与新鲜的创意有机结合，做出许许多多堪称“行业标杆”的活动，如“旅图·我们的明信片故事”明信片展览、魔都手账集市、“我们一起读”市民经典朗诵主题活动、阿卡贝拉专场音乐会等，不仅能实现艺术普及的功效，也将群众文化上升到了“海派”城市文化的高度，反映着上海这座城市鲜明的艺术性格，也给予我们许多启发。
天津市群众艺术馆近年来也在积极尝试新的内容与形式，“你好·天真”少儿创意美术系列活动、“梦想家”京津冀青年戏剧节等活动取得了不俗的反响；迎合当前互联网浪潮，推出基于网络的“青年文学奖”、“圆梦舞台”等一系列创新群文品牌，得到不少群众的青睐。在收获关注的同时，也在不断展现着馆内青年干部立足潮头的决心与智慧。
在我看来，面对这个发展迅速、文化业态极为丰富的时代，文化馆的工作内容亟需开展新一轮的探索，一方面要找到与专业院团以及社会性文化艺术机构的区别与联系，从传统的活动中抽离出来，去关注那些具有一定群体性，却并未得到广泛关注的文化现象，去关注那些具有当代属性，或者当代特征的、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现象，并从中汲取营养，为我所用；另一方面则要以我为主，发挥专业干部的艺术特长，以现代的构想、鲜活的创意与出众的设计，去策划、组织、实施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亦符合当代群众审美的群众文化活动，努力提升群众文化活动的艺术水平。
今年暑期，天津市群众艺术馆继续开展了“弹·歌”大赛，并效仿成都市文化馆开展天津本地的街头艺术表演，希冀以一系列的特色活动给予天津这座600余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以“大气”“洋气”的时尚感与清新感，也希望全国各省的群艺馆、文化馆都能够将艺术个性作为立馆之本，保持既有优势，积极开拓创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挥出应有的力量，构建属于每一座城市的文化性格，展现每一座城市的艺术魅力。
（作者单位：天津市群众艺术馆）
我国也存在不少的街头艺人，如“西单女孩”等都曾红极一时，成为央视和各大网络传媒的常客。但街头艺术表演一直以来未受重视，甚至被视为城市公共秩序管理的顽疾，成为城管部门驱赶的对象，只能作为“地下艺术”苟且生存。但展现艺术魅力的街头艺术表演其实是拓宽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边界，改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重设施而轻软件”问题的重要倚仗。此次成都市文广新局、成都市文化馆指定街头艺术表演空间，招募选拔适合演出的街头艺人并给予合法身份，组织街头艺人表演活动，将街头艺术表演与文化惠民充分结合，为公共文化服务注入的新的内容，甚至可以说也为沉寂多时的群众文化打开了“新大门”，既符合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的根本要求，更将新鲜的文化活力与高水平的艺术表现力注入到成都这座城市之中，不仅仅是群众文化事业的崭新起点，也是城市文化定位与城市文化建设的新思路、新模式，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我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已经有二十多年的时间，成都市文化馆给予我的惊喜似乎许久都没有过了。文化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有公共机构，从组织架构上看，六十多年的时间，国家始终没有成立国家级文化馆，致使各省市文化馆缺少龙头引领，无法从全局视野开展工作，各自为政，一盘散沙。这样的情况直到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委派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代行国家文化馆部分职能后方有所好转。我参加了近几年的全国馆长联席会，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主任李宏同志在谈及文化馆的工作时，总是高屋建瓴，掷地有声，透露出他对群众文化工作的热爱。他深邃的双眸满是精明睿智，他的讲话给予大家诸多灵感与思考。在文化部公共文化司的指导下，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提出“全民艺术普及”的总体发展方向，推动的数字文化馆建设，开展的地方资源建设、“百姓大舞台”等项目均收到不俗反响，给予文化馆以新的使命、新的活力。
2014年中国文化馆协会正式成立，全国各省文化馆终于收获了专属于自己的组织，在协会领导下又成立了诸多的专业委员会以提升文化馆行业综合素质。现任协会秘书长赵保颖长发披肩，言谈举止优雅，做起工作来脚踏实地、干练利落。在文化部公共文化司的推动与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文化馆协会的倾力配合下，201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正式出台，全国各省文化馆开始徐徐驶向了群众文化的快车道。
但是文化馆模糊的职能定位时至今日依然是一个尴尬的顽疾。纵观文化馆的发展历程，从计划经济时代为政治服务，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再到目前国家所提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馆伴随着国家政策的更迭几度发生改变，所承担的职能始终过于宽泛，以至于无法找准具体定位，与其他公共文化机构相比，不但很难做到“精准化”的服务，而且文化馆的工作也很难找到“规定动作”。
目前，各省市文化馆的大部分精力在为当地文化主管部门组织的大型活动服务，这自然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所占精力太大往往容易忽略基层，难以安下心来去思考群众切实文化需求，进行群众文艺创作，不少文化馆已经成为活动馆，专业干部成为活动的组织者，大批专业艺术院校毕业的文艺干部在活动中充当记分员、计时员。文化馆在组织、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方面，艺术门类也许还算丰富，组织形式却大都陈旧得厉害，合唱、秧歌、广场舞、歌手赛，各种展演屡见不鲜，不但缺乏艺术性，针对中青年人群，或者说符合中青年人文化审美与文化需求的活动更是少之又少；传统的评奖、赛事活动依然占据主流，各省的活动同质化严重，缺乏地域文化特色的注入，群众文化已经成为老年、少儿文化的代名词，很难见到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重上级任务而轻群众反馈，重墨守成规而轻创新创造。而由于历史原因，许多文化馆也加挂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牌子，由于有些文化馆馆长对于文化馆业务疏于了解，在业务工作中有失偏颇，错误地将“非遗”保护视作文化馆的主要工作，在工作中一味地强调复古，犯了形而上学的錯误。站在文化变迁的时间轴上，我们所经历的每一种文化都是对历史的陈述，也是对未来的畅想。文化虽同源，工作应有异。文化馆的工作应着眼于当代，以“站在现在看未来”的文化视角描绘群众文化的蓝图。
实际上，在经过数十年的经济建设后，许多省份开始着力于软实力文化建设，开始强调文化特色与文化定位，不少城市和地区都将“文化兴市、文化兴区”作为城市建设工作的发展战略。在“全民艺术普及”的总体目标驱动下，在这样的机遇与契机下，文化馆实际上大有可为，完全有理由成为引领这座城市文化艺术的旗帜。只是近些年，群文人好像一直在裹足不前，还在以上世纪的思维方式去考虑当代群众的文化需求，或者根本还在迷茫，不清楚自己到底应该去做些什么。据我观察，上海市群众艺术馆最先冲破了旧有格局，打破陈规，将音乐、美术、舞蹈等艺术形式与现代的理念与新鲜的创意有机结合，做出许许多多堪称“行业标杆”的活动，如“旅图·我们的明信片故事”明信片展览、魔都手账集市、“我们一起读”市民经典朗诵主题活动、阿卡贝拉专场音乐会等，不仅能实现艺术普及的功效，也将群众文化上升到了“海派”城市文化的高度，反映着上海这座城市鲜明的艺术性格，也给予我们许多启发。
天津市群众艺术馆近年来也在积极尝试新的内容与形式，“你好·天真”少儿创意美术系列活动、“梦想家”京津冀青年戏剧节等活动取得了不俗的反响；迎合当前互联网浪潮，推出基于网络的“青年文学奖”、“圆梦舞台”等一系列创新群文品牌，得到不少群众的青睐。在收获关注的同时，也在不断展现着馆内青年干部立足潮头的决心与智慧。
在我看来，面对这个发展迅速、文化业态极为丰富的时代，文化馆的工作内容亟需开展新一轮的探索，一方面要找到与专业院团以及社会性文化艺术机构的区别与联系，从传统的活动中抽离出来，去关注那些具有一定群体性，却并未得到广泛关注的文化现象，去关注那些具有当代属性，或者当代特征的、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现象，并从中汲取营养，为我所用；另一方面则要以我为主，发挥专业干部的艺术特长，以现代的构想、鲜活的创意与出众的设计，去策划、组织、实施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亦符合当代群众审美的群众文化活动，努力提升群众文化活动的艺术水平。
今年暑期，天津市群众艺术馆继续开展了“弹·歌”大赛，并效仿成都市文化馆开展天津本地的街头艺术表演，希冀以一系列的特色活动给予天津这座600余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以“大气”“洋气”的时尚感与清新感，也希望全国各省的群艺馆、文化馆都能够将艺术个性作为立馆之本，保持既有优势，积极开拓创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挥出应有的力量，构建属于每一座城市的文化性格，展现每一座城市的艺术魅力。
（作者单位：天津市群众艺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