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盈回国两年了，但她仍在努力适应眼前的生活。原本在国外，她经济独立，和丈夫一起买了房子，第一个孩子在令人放心的托儿所，她可以维持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平衡。她很快乐。
　　如今在国内的生活，她远离家乡，生了第二个孩子，没有工作，没有社交生活。她像是一座孤岛，“出不去”，孙盈无奈地说。这似乎是女性普遍都会遇到的问题—难以兼顾家庭与工作，但留学后重回故土，这种困境却变得更为突出。

回 国

　　1985年出生的孙盈外形靓丽，总是踩着高跟鞋闪亮地去上班，处理起事情干净利落。捍卫起部门的权益时，孙盈的脾气相当火爆。
　　那时候孙盈总是扯着嗓子在电话里和人吵架，涉及原则的事情概不退让。吵完架她会笑眯眯地说，老子以前可不是这样的，都是工作后被逼的。有时候太生气，下班后孙盈就去买东西。
　　她服务的公司是世界500强，薪资虽不能说很高，但生活绰绰有余，一年大概有30天年假，没事就跑出去旅个游。那时候她还没结婚，一个人活得逍遥自在。
　　孙盈喜欢在国外自由自在的日子，她认为自己会一直在国外长住。她拿的是永久合同，只要她不辞职，公司就不能解雇她。
　　后来隔壁部门来了个北方男孩李霄，又高又清秀，两人很快就恋爱、结婚了。婚后孙盈诞下一个可爱的女儿。
　　育儿虽然很辛苦，但因为欧洲有较为完善的福利制度和托儿机构，孙盈仍有余力同时兼顾事业和家庭。夫妻两人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买下了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
　　日子过得惬意自在。欧洲人养孩子基本散养，小孩的唯一任务就是玩。孙盈的邻居是一对欧洲夫妇，放假的时候他们就在屋子里干自己的事，两个孩子便在门口玩得不亦乐乎。“父母都不会过度担心，除非孩子打闹。”
　　一切安逸自在，岁月静好。就在孙盈以为日子会这样一直平静地过下去时，丈夫李霄的父亲去世了。李霄不忍心留母亲一人在家，与此同时他也在国内收到了一份工作邀请，于是有了回国的念头。“我老公想回去，作为妻子我就支持他，没考虑太多。”
　　2018年，孙盈离开了生活8年的欧洲城市，重回故土。然而，孙盈没有回到自己南方的故乡，而是跟着李霄来到他北方的家。在一座陌生的城市，没有工作，没有朋友，丈夫常常需要去外地出差，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
　　新生命的诞生总是有某种希望的隐喻，孙盈怀了第二个孩子，这个三口之家很快又添了一个可爱的弟弟。

束 缚

　　回国后孙盈忙于照顾孩子，分身乏术，根本无法再出去工作，她一下子从一个职业女性变成了家庭妇女。
　　“有朋友觉得婆婆带孩子是她应该做的，可在国外，婆婆帮忙带孩子是情分，而不是义务。”
　　如今孙盈每天的日子都是带孩子、做家务，她也不再像以前心情不好就出去买东西、旅游。骨子里要强，她觉得经济不独立始终让自己束手束脚。而且现在哪里管得了自己，生活的重心全都扑在了两个孩子身上。
　　即便是育儿，国内的环境和国外的理念也有落差。以前大女儿都是散养，可在国内，其他孩子都早早开始报名各种兴趣班，孙盈也会隐隐感到焦虑，以后和其他孩子差距太大怎么办？
　　儿子到两岁的时候还不太会说话，但国内的其他小孩已经会背诗说英语了，孙盈的内心很挣扎。
　　生活被家庭填满，孙盈听到自己内心的不快乐。“在家两年后，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是事业型女性。目前的生活状态让我不开心。”
　　孙盈也试过去找工作，但都不太理想。高不成低不就，很难找到一份工作内容和薪水都满意的工作。此外，对于女性来说，年纪也是进入职场不得不面临的关卡。从前那个自信、脾气火爆的孙盈现在变得有些自卑：“我已经太久没工作了，觉得自己现在什么也不会，就连英文都退步了。”
　　孙盈希望等孩子再大一点后，放低自己对工作的要求，无论如何，必须重回职场。她是那种脾气很硬的人，什么事都想自己解决，不太会向别人求助，也自始至终没听她抱怨过任何人。
　　“偶尔也会有点后悔，如果当初没回来，也许我会过得更开心一点。”

新的征途

　　何恬最近刚新婚，打算好好在家享受家庭主妇的生活。
　　1989年出生的何恬，留学回国后一直都在职场打拼，从一座城市跳转到另一座更大的城市，工作的时间也变得愈来愈长。“那时候半夜三更下班算是正常的，常常回家后还要发邮件，发着发着就睡着了，早上起来继续发。”
　　何恬的性格圆润一些，她看到很多留学生出国回来后，难以融入当下的社会。“落差可能是接受了这么好的教育，但却觉得没有用武之地。这样很痛苦，其实只要放低自我，以一个初学者的姿态重新融入，会过得比较轻松。”
　　在做第一份工作时，何恬会像其他新入职的员工一样帮忙打杂、端茶递水。“那时候其他人问我，怎么会愿意做这些事，因为我的那间公司没有其他有留学背景的人，大家会以为我很高傲。”

从前那个自信、脾气火爆的孙盈现在变得有些自卑：“我已经太久没工作了，觉得自己现在什么也不会，就连英文都退步了。”

　　也因为何恬什么都愿意做，她很快就适应了职场环境，并一路高升，跳槽进入同个领域内最好的外企。连续工作6年多后，何恬觉得身体快吃不消了，决然辞职，回归家庭。父亲反对，他认为女性需要有自己的事业，但何恬很清楚自己想要过怎么样的人生。“你相信么，其实我的理想就是当个家庭主妇，做个好妈妈。”
　　1991年出生的李敏也是留学欧洲，2014年回国工作后，有着与何恬完全不同的境遇。她所在的城市不大，找工作很多时候靠的是关系和背景。“这是最大的文化冲突，在国外找工作凭的就是个人能力。”李敏认为自己的条件不差，但求职過程仍然不顺利，所以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亲友介绍的。
　　她先进入一间银行工作，但在这里不管你从前学了什么，一切都从柜员干起。“国外的大学强调个体独特性，批判性思维，国内的很多工作只想找个60分的人来完成。”
　　半年后，李敏总算跳槽到一间待遇比较好的金融机构，但却遇到喜欢搬弄是非、挑拨下属关系的主管。李敏原以为这种“办公室政治”是转换工作的阵痛期，但“阵痛”却从未消停过。还没能让自己适应这种文化，2015年的中国股灾就先来了，李敏工作的金融机构倒闭，她又不得不重新找工作，几经辗转，让她非常受挫。
　　留学经验开拓了李敏的视野和能力，但这样的经历却并未帮她在职场上走上坦途，父母花了大笔钱让她换来的那一纸外国学历，仿佛变成了一张无法兑现的支票。
　　故事的开头通常都是这样的。父母盼着孩子能有更好的未来，因而不惜代价地将孩子送出国，只要能拥有更广阔的世界，留在国外不回来也无妨。
　　但也因为这样，大部分的 “学成归国”似乎又带着一点“失落”。再加上久居国外，不同文化的洗礼早已内化成自己的一部分，回到故土反而还得被“再洗礼”，就像孙盈和李敏一样。而始终渴望成为家庭主妇的何恬，在面对内心真正渴望的时候，留学归国的经历反而从光环变成了包袱。但她们都不愿就此顺服。
　　现在，和父母抗争后的何恬，度完蜜月后满足地待在家里；孙盈在等待孩子长大，伺机重出江湖；而李敏则是最近刚申请上英国的硕士班，她打算再和命运搏一次机会，“这是我跟命运的抗争”。
　　（文中人名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