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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传染病的定义很多，大体是指由病原微生物感染人体后产生的有传染性、在一定条件下可造成流行的疾病，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①重大传染病疫情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主要组成部分，不仅可能造成公众身体损害，同时还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从历史来看，传染病流行导致政权衰亡的例子屡见不鲜，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所指出的，传染病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传染病流行趋势概述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中国历史上疫病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个趋势，一方面重大传染病发生的频率一直呈上升趋势，尤其是20世纪以来疫情更为频发。另一方面，造成重大伤亡的疫情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这同社会经济发展和公共卫生的完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根据民国时期对主要城市的调查统计，居民疾病死亡的首因是传染病，包括鼠疫等传染病造成的死亡率达到22.92%，而新中国成立以后传染病在死因顺位中已经降到了第10位，死亡率已降到了不足1%。
20世纪以来给中国社会造成较大破坏力的疫情有：1902年的霍乱，1910年至1911年的东北鼠疫，1917年至1918年的山西、内蒙古鼠疫，1919年长江中下游的霍乱，1932年遍及全国的霍乱，1947年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鼠疫；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疫情包括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血吸虫病，1966年到1967年全国性流行性脑脊髓炎，1988年上海暴发的甲肝疫情，2003年的“非典”疫情，以及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疫情举措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疾病的防治工作，早在延安时期，就确立了预防为主的方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提出，“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应对疫情，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1952年中央政府以反对美国在朝鲜境内使用细菌武器为契机，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开展了全国性的清洁城乡、消灭病虫害，粉碎细菌战的爱国卫生运动。
自古以来血吸虫病在我国南方广为流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该问题，1955年11月，中共中央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1957年4月2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消灭血吸虫病运动，血吸虫疾病发病人数和钉螺面积都急剧下降，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
1988年春节前后，上海发生甲肝大流行，在16天的时间里，上海日发病数超过1万例，最终病例超过31万例，死亡47人。
2003年出现了“非典”疫情，全国累计诊断病例5327例，死亡349例。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领导全国开展防治工作，到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解除北京的旅行警告，疫情基本结束。
2020年元旦前后，湖北武汉暴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该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②截至7月6日，全国累计确诊人数85，320人，累计死亡4648人，国外累计确诊人数11，472，720人，累计死亡532，132人，中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海外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三、疫情期间的对外传播工作
重大疫情会损害人民健康，还可能影响人民的日常生活，动摇社会稳定，甚至在国际上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在防治疫情的同时，还需要做好对外传播工作，消除误解，力争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疫情防治措施的对外传播工作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总结历史经验，有利于更好地做好对外传播工作。
在成功经验方面，首先，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疫情防范措施的对外传播工作，甚至亲力亲为。周恩来总理1955年在接见印度卫生部长时表示，血吸虫病是对人民健康危害最大的一种病，沿长江都有。在接见日本医学代表团时，他向外宾介绍了中国卫生工作状况，希望得到日本医学界人士的帮助，他向日本寄生虫专家佐佐学请教说：“听说日本已经消灭了血吸虫病，那是用什么方法消灭的？”
1988年上海甲肝疫情暴发，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主动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介绍甲肝流行的问题，他指出：“上海这次甲肝疫情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控制住，没有引起严重的二次感染，是很不容易的，上海正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③
2003年“非典”疫情暴發，中国国家领导人在特殊时期开展了“非典外交”，2003年5月，胡锦涛同志对俄罗斯等国进行访问，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会议，在大会上通报了中国疫情和防治工作的相关情况，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在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面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国外领导人介绍中国疫情，积极进行元首外交，亲自从事对外传播的工作。习近平主席先后同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领导人通电话，还向一些国际组织和私人致信，如比尔·盖茨等，介绍中国抗击疫情的措施和中国经验，感谢他们对中国的支持和帮助。
其次，以疫情暴发为契机，调整对外传播工作的一些观念和做法，赢得舆论话语的主动权。“非典”期间对外传播工作的亮点是成功举行了大量中外记者发布会，从2003年4月25日到5月31日，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先后组织了9场新闻发布会，累计有768家媒体、1500名中外记者参加，回答境内外媒体提出的问题110多个，成功扭转境外报道90%都是负面新闻的局面。④ 同时北京市外宣部门还邀请境外媒体调查了解北京“非典”防治工作，安排专访28次，平均两天就有一次。在发布会和媒体采访参观之后，经对国外主流媒体的148篇报道的统计，结果显示，96%的新闻为正面或客观报道。⑤ 再次，尽可能争取国际社会力量做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对外传播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应对美国细菌战而发起的爱国卫生运动中，时任外交部长周恩来一方面正式抗议美军发动细菌战，另一方面通过不同渠道，组织国际知名人士来华进行实地考察，向全世界表达“希望邀请一个由完全公正而独立的科学家所组成的国际团体，到中国亲身调查控诉所依据的事实”，并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名义，邀请包括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在内的国际科学委员会来到中国，这些专家在东北地区考察后，发表了《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证明美国发动细菌战的事实。中国政府通过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英国等西方国家播放相关纪录片，英国的《泰晤士报》评价该片“不那么好斗，也不情绪化，很聪明地进行展示”。此外中国还邀请了由8个国家法学专家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来东北地区，调查细菌战相关事实，这些国外学者专家证词有力，取得相当好的效果，《泰晤士报》等西方媒体也逐步转变态度，从指责中国宣传转而引用中国方面的相关报道。
再有，邀请专业卫生人员参与对外传播，以其知识背景为对外传播的内容背书，可信度高，这也是非常值得借鉴的经验。如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中国建设》杂志（现《今日中国》）邀请著名公共卫生专家颜福庆撰写英文版《我国医学卫生事业的发展》一文，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卫生事业；“非典”时期，钟南山院士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抗击“非典”的经验，他的报告形式和风格贴近西方受众的思维方式，有科学的理念、精确的数字和清晰的描述方法，国际社会，包括世界卫生组织都对钟南山做出了高度评价。《泰晤士报》评价说，钟南山不仅有胆量讲真话，而且还认真寻找病原体，研究传染途径，研究它为何传染给人类。
而在教训方面，首先，在重大疫情发生后，外宣部门仍然存在“等靠要”的思想，缺乏主动出击精神。“非典”疫情发生初期，外宣部门没有利用舆论阵地做好解释说明工作，也没有利用国内的信息源优势，抢占话语权，导致一段时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和成见很深，不得不由国家领导人亲自向国际社会解释中国的防疫工作。在“非典”疫情结束以后，也没能很好地总结出中国的疫情防控经验。事后，当钟南山向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解释中国采取的防控措施时，世卫组织官员就表示说，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宝贵经验，但其他国家并不了解。
其次，重大疫情时期，对外传播的一些做法尚有待商榷。过去我们有关疫情防控措施的宣传重点在于突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例如，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消灭血吸虫病时，都强调了新旧社会的差别，有些资料就这样写道：“在黑暗的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民不聊生，以致血吸虫病不断蔓延”，而在“非典”时期则强调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自信。就内宣而言，这样的宣传指导思想确实可以起到提民气聚民心的作用，但在中国外交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在党中央一再强调此次疫情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挑战之时，有关疫情防治措施的对外传播思路，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同过去比、同国外比、同其他制度比的层面上。
再次，重大疫情的对外传播，还缺乏代表性的公众人物。非典疫情的一个重要传播经验就是专业人士的对外传播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从“非典”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17年间，在公共卫生领域类似钟南山的公众人物还不多，使得疫情出现后，不得不又请80余岁的钟老再次出马，因此着力培养有影响力的公共卫生代表性公众人物迫在眉睫。可喜的是，除钟南山之外，这次疫情中还出现了李兰娟、张文宏等一批公众人物。
还有在重大疫情的传播上，需要尊重科学规律，当对病毒的认识还很有限时，有关防控措施效果的报道要留有余地。例如，当年提出一定要彻底消灭血吸虫病，并为此制订了不少脱离实际的政策，如在水位不能控制的江河险滩消灭钉螺，盲目推广实际无效的药物。“非典”时期，在对病毒的特性尚未了解时，卫生部领导人就在中外记者会上表示此病可以预防和治愈。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大量有关特效药、疫苗和病毒特性的报道，但事实上目前连中间宿主、传播途径都没有完全查清楚，遑论彻底战胜疾病。
再有，在有关疫情防治措施的对外传播上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要过度宣传自己的成就。就血吸虫病的防治而言，中国就充分汲取了日本的先进经验，全世界在防治血吸虫病上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决不可忽视其他国家的进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也有不少国家防疫表现出色，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我们应避免在对外传播上给外界造成“只有我行”的印象。
最后，在疫情防控措施的对外传播上，应注意一些细节问题。比如目前疫情发布会有关部门同志习惯于以往的会议主席台模式，同提问者相距甚远，各部门举行发布会的方式不利于信息的集中发布等，建议逐步采用更为动态的站立式發言，集中各部门人员统一举行发布会，固定发布会参会人员，添加手语翻译，在发布会过程中及时补充相关有用信息，如提供可以咨询疫情信息的权威消息源和心理疏导者的求助热线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新闻史史料学建设研究”中期成果，项目编号：15BXW003；亦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和“东华大学励志计划资助”，项目名为“中国新闻史中国新闻史与新闻学研究”，项目编号：LZB2016006）
「注释」
①《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条例》，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gongbao/ content/2003/content_62137.htm，2003年。
②习近平：《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防控工作 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2/23/ c_1125615694.htm，2020年2月23日。
③王谨、苏宁：《沪闽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人民日报》1988年3月31日第2版。
④张桂珍等著：《中国对外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版，第154页。
⑤段柄仁、张明义主编：《北京年鉴2004》，北京年鉴社2004版，第65页。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传染病流行趋势概述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中国历史上疫病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个趋势，一方面重大传染病发生的频率一直呈上升趋势，尤其是20世纪以来疫情更为频发。另一方面，造成重大伤亡的疫情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这同社会经济发展和公共卫生的完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根据民国时期对主要城市的调查统计，居民疾病死亡的首因是传染病，包括鼠疫等传染病造成的死亡率达到22.92%，而新中国成立以后传染病在死因顺位中已经降到了第10位，死亡率已降到了不足1%。
20世纪以来给中国社会造成较大破坏力的疫情有：1902年的霍乱，1910年至1911年的东北鼠疫，1917年至1918年的山西、内蒙古鼠疫，1919年长江中下游的霍乱，1932年遍及全国的霍乱，1947年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鼠疫；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疫情包括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血吸虫病，1966年到1967年全国性流行性脑脊髓炎，1988年上海暴发的甲肝疫情，2003年的“非典”疫情，以及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疫情举措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疾病的防治工作，早在延安时期，就确立了预防为主的方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提出，“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应对疫情，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1952年中央政府以反对美国在朝鲜境内使用细菌武器为契机，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开展了全国性的清洁城乡、消灭病虫害，粉碎细菌战的爱国卫生运动。
自古以来血吸虫病在我国南方广为流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该问题，1955年11月，中共中央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1957年4月2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消灭血吸虫病运动，血吸虫疾病发病人数和钉螺面积都急剧下降，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
1988年春节前后，上海发生甲肝大流行，在16天的时间里，上海日发病数超过1万例，最终病例超过31万例，死亡47人。
2003年出现了“非典”疫情，全国累计诊断病例5327例，死亡349例。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领导全国开展防治工作，到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解除北京的旅行警告，疫情基本结束。
2020年元旦前后，湖北武汉暴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该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②截至7月6日，全国累计确诊人数85，320人，累计死亡4648人，国外累计确诊人数11，472，720人，累计死亡532，132人，中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海外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三、疫情期间的对外传播工作
重大疫情会损害人民健康，还可能影响人民的日常生活，动摇社会稳定，甚至在国际上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在防治疫情的同时，还需要做好对外传播工作，消除误解，力争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疫情防治措施的对外传播工作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总结历史经验，有利于更好地做好对外传播工作。
在成功经验方面，首先，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疫情防范措施的对外传播工作，甚至亲力亲为。周恩来总理1955年在接见印度卫生部长时表示，血吸虫病是对人民健康危害最大的一种病，沿长江都有。在接见日本医学代表团时，他向外宾介绍了中国卫生工作状况，希望得到日本医学界人士的帮助，他向日本寄生虫专家佐佐学请教说：“听说日本已经消灭了血吸虫病，那是用什么方法消灭的？”
1988年上海甲肝疫情暴发，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主动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介绍甲肝流行的问题，他指出：“上海这次甲肝疫情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控制住，没有引起严重的二次感染，是很不容易的，上海正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③
2003年“非典”疫情暴發，中国国家领导人在特殊时期开展了“非典外交”，2003年5月，胡锦涛同志对俄罗斯等国进行访问，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会议，在大会上通报了中国疫情和防治工作的相关情况，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在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面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国外领导人介绍中国疫情，积极进行元首外交，亲自从事对外传播的工作。习近平主席先后同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领导人通电话，还向一些国际组织和私人致信，如比尔·盖茨等，介绍中国抗击疫情的措施和中国经验，感谢他们对中国的支持和帮助。
其次，以疫情暴发为契机，调整对外传播工作的一些观念和做法，赢得舆论话语的主动权。“非典”期间对外传播工作的亮点是成功举行了大量中外记者发布会，从2003年4月25日到5月31日，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先后组织了9场新闻发布会，累计有768家媒体、1500名中外记者参加，回答境内外媒体提出的问题110多个，成功扭转境外报道90%都是负面新闻的局面。④ 同时北京市外宣部门还邀请境外媒体调查了解北京“非典”防治工作，安排专访28次，平均两天就有一次。在发布会和媒体采访参观之后，经对国外主流媒体的148篇报道的统计，结果显示，96%的新闻为正面或客观报道。⑤ 再次，尽可能争取国际社会力量做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对外传播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应对美国细菌战而发起的爱国卫生运动中，时任外交部长周恩来一方面正式抗议美军发动细菌战，另一方面通过不同渠道，组织国际知名人士来华进行实地考察，向全世界表达“希望邀请一个由完全公正而独立的科学家所组成的国际团体，到中国亲身调查控诉所依据的事实”，并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名义，邀请包括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在内的国际科学委员会来到中国，这些专家在东北地区考察后，发表了《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证明美国发动细菌战的事实。中国政府通过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英国等西方国家播放相关纪录片，英国的《泰晤士报》评价该片“不那么好斗，也不情绪化，很聪明地进行展示”。此外中国还邀请了由8个国家法学专家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来东北地区，调查细菌战相关事实，这些国外学者专家证词有力，取得相当好的效果，《泰晤士报》等西方媒体也逐步转变态度，从指责中国宣传转而引用中国方面的相关报道。
再有，邀请专业卫生人员参与对外传播，以其知识背景为对外传播的内容背书，可信度高，这也是非常值得借鉴的经验。如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中国建设》杂志（现《今日中国》）邀请著名公共卫生专家颜福庆撰写英文版《我国医学卫生事业的发展》一文，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卫生事业；“非典”时期，钟南山院士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抗击“非典”的经验，他的报告形式和风格贴近西方受众的思维方式，有科学的理念、精确的数字和清晰的描述方法，国际社会，包括世界卫生组织都对钟南山做出了高度评价。《泰晤士报》评价说，钟南山不仅有胆量讲真话，而且还认真寻找病原体，研究传染途径，研究它为何传染给人类。
而在教训方面，首先，在重大疫情发生后，外宣部门仍然存在“等靠要”的思想，缺乏主动出击精神。“非典”疫情发生初期，外宣部门没有利用舆论阵地做好解释说明工作，也没有利用国内的信息源优势，抢占话语权，导致一段时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和成见很深，不得不由国家领导人亲自向国际社会解释中国的防疫工作。在“非典”疫情结束以后，也没能很好地总结出中国的疫情防控经验。事后，当钟南山向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解释中国采取的防控措施时，世卫组织官员就表示说，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宝贵经验，但其他国家并不了解。
其次，重大疫情时期，对外传播的一些做法尚有待商榷。过去我们有关疫情防控措施的宣传重点在于突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例如，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消灭血吸虫病时，都强调了新旧社会的差别，有些资料就这样写道：“在黑暗的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民不聊生，以致血吸虫病不断蔓延”，而在“非典”时期则强调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自信。就内宣而言，这样的宣传指导思想确实可以起到提民气聚民心的作用，但在中国外交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在党中央一再强调此次疫情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挑战之时，有关疫情防治措施的对外传播思路，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同过去比、同国外比、同其他制度比的层面上。
再次，重大疫情的对外传播，还缺乏代表性的公众人物。非典疫情的一个重要传播经验就是专业人士的对外传播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从“非典”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17年间，在公共卫生领域类似钟南山的公众人物还不多，使得疫情出现后，不得不又请80余岁的钟老再次出马，因此着力培养有影响力的公共卫生代表性公众人物迫在眉睫。可喜的是，除钟南山之外，这次疫情中还出现了李兰娟、张文宏等一批公众人物。
还有在重大疫情的传播上，需要尊重科学规律，当对病毒的认识还很有限时，有关防控措施效果的报道要留有余地。例如，当年提出一定要彻底消灭血吸虫病，并为此制订了不少脱离实际的政策，如在水位不能控制的江河险滩消灭钉螺，盲目推广实际无效的药物。“非典”时期，在对病毒的特性尚未了解时，卫生部领导人就在中外记者会上表示此病可以预防和治愈。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大量有关特效药、疫苗和病毒特性的报道，但事实上目前连中间宿主、传播途径都没有完全查清楚，遑论彻底战胜疾病。
再有，在有关疫情防治措施的对外传播上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要过度宣传自己的成就。就血吸虫病的防治而言，中国就充分汲取了日本的先进经验，全世界在防治血吸虫病上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决不可忽视其他国家的进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也有不少国家防疫表现出色，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我们应避免在对外传播上给外界造成“只有我行”的印象。
最后，在疫情防控措施的对外传播上，应注意一些细节问题。比如目前疫情发布会有关部门同志习惯于以往的会议主席台模式，同提问者相距甚远，各部门举行发布会的方式不利于信息的集中发布等，建议逐步采用更为动态的站立式發言，集中各部门人员统一举行发布会，固定发布会参会人员，添加手语翻译，在发布会过程中及时补充相关有用信息，如提供可以咨询疫情信息的权威消息源和心理疏导者的求助热线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新闻史史料学建设研究”中期成果，项目编号：15BXW003；亦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和“东华大学励志计划资助”，项目名为“中国新闻史中国新闻史与新闻学研究”，项目编号：LZB2016006）
「注释」
①《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条例》，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gongbao/ content/2003/content_62137.htm，2003年。
②习近平：《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防控工作 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2/23/ c_1125615694.htm，2020年2月23日。
③王谨、苏宁：《沪闽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人民日报》1988年3月31日第2版。
④张桂珍等著：《中国对外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版，第154页。
⑤段柄仁、张明义主编：《北京年鉴2004》，北京年鉴社2004版，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