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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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2至1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举办的"清代《缙绅录》的文本与量化研究"工作坊成功举办。来自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云南大学、新疆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长治学院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20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工作坊。本次工作坊旨在推进对清代《缙绅录》的深入研究,促进文本研究与量化方法的结合,深化历史学科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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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2至1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举办的"清代《缙绅录》的文本与量化研究"工作坊成功举办。来自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云南大学、新疆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长治学院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20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工作坊。本次工作坊旨在推进对清代《缙绅录》的深入研究,促进文本研究与量化方法的结合,深化历史学科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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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3日上午,"《清史研究》2021年度工作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400会议室召开,就深入学习和领会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精神,切实加强《清史研究》期刊建设,提升质量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会议由常务副主编刘文鹏教授主持.
本文考察的是在康熙皇帝赞助西学之下，耶稣会士医学和耶稣会士医学活动是如何在一个多族群医疗活动这一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发挥作用的。宫廷中的传教士，尤其是那些专习医学的传教士，成了欧洲医学与中国医学的穿针引线者。他们通过侍奉康熙皇帝的医学活动，可以接触皇帝甚至是与其周围人有着亲近机会。本研究所使用的主要材料是满汉文医学奏折，它们见证了耶稣会士医学在康熙宫廷的传播与实践。这些文献的私人和机密性质以及它们反映的部分宫廷政策，显示出医学是如何成为受到康熙皇帝系统赞助的西学的一个领域的。本文还鉴别出一些属于皇帝权力和特权
本文利用古文献资料和古地图资料，再结合笔者实地踏查的经验，考察了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定界时筑设的堆标的遗迹，确认黑石沟东南岸的土石堆沿长约23公里，舍54韩里，黑石沟全长约24公里，合57韩里。还确认黑石沟是一条干沟，没有水流入松花江，并不是松花江支流。本文阐明光绪年间勘界时所说的土石堆“沿长九十里”，不无参照康熙年间的许梁供辞而伪造的痕迹，目的是为了造成黑石沟与松花江上流相连的假象，因为这是土门、豆满二江说成立的前提。
清初,迭遭兵燹的湖南地区经历了兴垦、均编粮里、清丈等重建赋役秩序的过程。其中,衡山县于康熙四十三年实施的"废甲编区"更是呈现出清初里甲赋役改革的丰富面相。因应偏沅巡抚赵申乔革除里排、滚单催征的举措,衡山县打破原有里甲规制的束缚,改革中坚持粮不过区、就地编区的原则,孕育了字区的地缘性色彩,重塑十七字四百三十七区的赋役区划体系。以康熙五十三年新一轮的清丈为契机,知县葛亮臣在业已建立的区划结构内清查荒籍,使字区成为地方重要的赋役征派和土地登记单位。在这一区域变迁的历史过程中,字区的行政区划功能逐渐得到强化和
清康熙年间,山东寿光县为缓解"大差"负担,将"大差"由轮当制改为下放给各社自理,但这进一步加重了民间劈社的窘境。乾隆年间知县王椿在缺少土地记录的情况下,采用"顺庄法"重整地方组织,缓解赋税征收的困境。以百姓实际居住的"庄",取代官方登记的里甲组织"社",作为税收登记与征收的基本单位。同时,这也形成了山东以"村庄"为基层组织的地方社会。因南北土地分布状况的差异,顺庄法在山东与江南显示出不同的形态与结果。
恩诏广额是明清科举考试中因皇帝特恩增加录取的一次性扩招名额。与生员学额和乡会试中额等逐渐成型的定额不同,恩诏广额是介于成型制度、习惯性规则和统治者的自由裁量之间的问题,显示了君主制与科举制的互动。本文旨在考察明清恩诏科举广额制度的原委及其具体实施和调整状况,以及背后因应的重大历史事件,概括恩诏广额的常例、定额和类型,探究明清两朝恩诏科举广额制度的异同与演变,以为进一步探讨明清科举制度的源流递嬗和明清政治异同,提供一特殊的观察视角。
清代东北地区基层社会的官制,长期具有"旗民分治"的特点。在各处八旗驻防地,尽管八旗制度长期存在,但在八旗制度内部,为应对旗人越旗居住、耕种,以及同一村屯内旗民杂处等若干新问题,各地方旗署将驻防地的村屯按照地域划分成若干界,拣选在旗当差的佐领、防御及世职云骑尉等,委为一界之界官,专办管界内的各项差务。清代东北各八旗驻防地的界官名称不同,设置时间不一,所司职责呈现一定的时空差异,但其旗界内基层承管官的角色不曾改变。界官所承办差务繁杂,主要是维护管界内的社会治安,承办界内旗民人等的涉农事务,督倡本界旗民的风
中国古代的学术批评,往往以"虚""实"作为评价尺度,但是,何为虚,何为实,往往依批评者的主观认识而定。在《总目》的批评视野中,虚实概念存在不同层次,且呈现辩证结构关系。在学术内容层面,《总目》所谓之虚实,主要就内容状态充实与否,与内容性质切近人事与否而言;在学术方法层面,则主要就方法是否征实可据而言。内容与方法是一体两面关系,如二者均被认定为实,便可称为"实学"。但对《总目》而言,"实学"只是相对的实,其上仍有"致用"的进径。在学术致用层面,《总目》的虚实论仍存在三层辩证结构:就目的论
从历史背景来看,藏传佛教赋予中原统治者的"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称号只是一种尊称和象征性符号。不管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悦纳,它们对于清帝的核心意义在于确认其作为中原王朝统治者的身份。乾隆帝制作御容佛装像的基点在于以传统王朝的皇帝面对蒙藏族群,在此前提下融入个人的宗教趣味,形成了以"转轮王"兼"文殊菩萨化身"呈现的皇帝形象。如果说这种形式有什么更多的含义,那也不外乎是增加他对蒙藏高层的亲和力和他身为清帝的神圣性。新清史学者所主张的乾隆帝以藏传佛教的转轮王、菩萨身份治国的观点缺乏依据。
1905年清廷停废科举后,继续保留了之前辅助性的优拔等考试作为善后之策,由此优拔贡考试也变得炙手可热,无形中取代了之前乡会试的作用,吸引了大量考生特别是具有新式出身的人与考。实际上,优拔考试之地位远不如科举未废前的乡会试,而且优拔贡的现实出路也并不好,多数中选者难以得到实缺,这种局面的存在无疑又进一步加剧了晚清以来的官多为患局面,被不少人认为是清朝灭亡的造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