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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本、韩国等同属“东亚文化圈”，并且共同创造了辉煌的东亚文明，这与中华文化自古对日韩的传播和影响密切相关。
近些年来，日本和韩国有些人提出了所谓的“去中国影响化”，企图否认中华文化对东亚地区所发生的影响。这种倾向值得我们注意，我们有必要把历史上中华文化是如何影响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这个问题弄清楚。
中华文化自古就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
事实上，古代东亚之所以能创造出高度的农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是离不开的。从区位上说，中国、日本、韩国等同属“东亚文化圈”，又可以叫做“汉字文化圈”或“儒学文化圈”。
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向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传播，主要有四种途径和方式。
第一个途径是移民。在古代，中国和朝鲜半岛交通很方便，到日本列岛可以通过朝鲜半岛渡海或沿着东海过去。所以，中国的移民在很早的时候就到达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传说公元前11世纪，就是周武王的时候，箕子带了很多人到朝鲜去。秦汉的时候，为了躲避战乱，有更多的中国人逃到朝鲜。汉初的时候，卫满率领他的族人到朝鲜自立为王。中国到日本的移民也很早。中国人到了朝鲜以后，通过两条路到日本，一条是通过朝鲜海峡对马岛，另一条是沿着所谓的日本海环流路，到达日本的北陆地区、本州的北部。在公元2、3世纪的秦汉之际，有一批中国人移民到日本，其中象征性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家熟悉的徐福，中日两国民间传说都把徐福描述成中国上古向日本移民的代表人物。此后，中国去日本的移民一直没有断，魏晋南北朝、隋唐、明清都有，比如明末有名的思想家朱舜水和隐元和尚，等等。
第二个途径是遣使。公元1世纪到7世纪，朝鲜半岛处于三国时代，三个国家一个叫高句丽，一个叫百济，一个叫新罗。这三个国家都跟中国有遣使往来。日本遣使也很早，倭奴国早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就向当时的东汉王朝派遣使节，后来倭五王时代也向中国遣使进贡。特别是到了日本的奈良平安时代，开始派遣大型的使节团即遣隋使、遣唐使到当时中国的隋朝和唐朝，全面学习中国的经济、文化、制度、艺术等，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步。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改革“大化改新”，就是在这种学习的基础上进行的。
第三个途径是留学。早在隋唐时期，就有不少日本、朝鲜留学生来中国。还有一种是留学僧，即留学的和尚，比较有名的留学生有阿倍仲麻吕。唐朝的时候，国子监里的新罗留学生有200多人，有些人还考中了中国的进士，在唐朝做官。宋代、元代、明代来中国的更多的是日本的僧人，他们被称为入宋僧、入元僧和入明僧。
第四个途径是贸易。朝鲜对中国主要是朝贡贸易。日本对中国，在宋、元时期主要是民间贸易，明代是勘合贸易，到了清代是信牌贸易。
文字和儒学对日本、韩国影响最深远
中华文化向东亚地区传播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比如生产技术、生产工具、文字、制度、法律、经济、思想、宗教、文学、艺术，一直到社会习俗等，有些影响一直到今天都还存在。其中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文字和儒学。
大约公元1世纪时，汉字传到了朝鲜半岛。4、5世纪时成为朝鲜的书面文字，直到19世纪末。朝鲜李朝的档案叫《李朝实录》，完全是用汉字写的。“二战”以后，朝鲜首先于1949年停用汉字，韩国1970年也停止用汉字。但是，现在很多韩国学者又提出要恢复汉字，他们认为停用汉字是一个很不明智的做法，影响了文化的发展。
汉字大概是在公元3、4世纪传到日本的。此后，汉字也成为日本官方的书面文字。甚至到了公元8、9世纪日本发明假名后，公文中大部分还是汉字，是假名和汉字混用。直到现在，日本的文字中间还是既有假名又有汉字，还有很多西方的外来语。现在日文里面还有1945个常用汉字，他们的中小学生必须要学会，否则就看不了日文。古代东亚三国共同使用汉字，为三国之间在外交、贸易，以及文化交流、人际交往、感情沟通等方面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
中国的儒家思想早在公元1世纪就传入了朝鲜半岛，当时有些朝鲜人已经能够背诵《诗经》。到3、4世纪的时候，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已经建立了儒学的最高学府——太学。百济设立了五经博士，专门讲儒学。7世纪的时候，新罗国也开设了国学，学习儒学。到12世纪的时候，高丽王朝还设立了经筵制度，专门讲授儒学。到了李氏朝鲜，专门设立一个机构——成均馆，讲授儒学。后来成均馆变成一个大学，叫成均馆大学。这个学校是世界上唯一有儒学院的大学，这个儒学院不但学儒学经典，还学儒家的礼仪，包括祭祀的仪式、舞蹈等。
日本是在4世纪的时候，由王仁博士带去儒家的经典《论语》。后来派往中国的遣隋使、遣唐使、留学生更是带回了大量的儒家经典。到了17世纪，日本的江户时代，中国儒家的朱子学，就是朱熹的理学，已经成为日本的官学，日本民间盛行的是阳明学。儒家思想也深刻影响到朝鲜和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宗教以及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各个方面，所以它成为“东亚文化圈”的一个重要特征。
日韩吸收中华文化的过程中也有改造和创新
历史上，朝鲜和日本在吸收和借鉴中华文化的过程中，也有改造、创新和发展，我们不能认为它们完全是模仿、照搬中国的文化的。比如日本，吸收了唐朝的大量文化，当时称为“唐风文化”。但是后来经过他们的融合、改造，逐渐形成了“国风文化”，就是具有日本本国民族特色的文化。朝鲜古代虽然使用汉字，但是后来为了使一般的民众、官员能够按朝鲜语来阅读，所以在7世纪的时候，新罗的薛聪就仿照汉字的结构，创造了一种韩文，叫做“谚文”。到15世纪的时候，朝鲜李朝的世宗大王，命令官员用汉字的笔画创造了一种表音文字，当时称为“正音字”，就是今天的韩文。
日本在公元8、9世纪的时候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假名，作为日本的字母来拼写日语。日语里边的假名有两种：一种假名是简化了汉字楷书的偏旁、部首制造的，叫片假名，现在大部分用来记载外来语;更常用的是简化了汉字的草书而形成的，叫做平假名，平假名是现在日语里边最常用的文字。所以，现在的日语就是由假名、汉字，再加上西方的外来语混合的一种文字。日本人在吸收了汉字的很多词汇以后，又创造了很多有新含义的汉字。例如，“干部”、“主义”、“哲学”、“社会”等新名词，这些词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创造的，中国的留日学生又把这些汉字吸收到中国来，成为汉语中的新名词，所以应该说中日的文化是互相交流的。
日本还对学习到的东西加以改造，推陈出新，有些方面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国的儒学传到日本后，逐渐被日本化了，他们把儒学与日本固有的神道结合起来，神儒调和，还把儒学跟佛教结合起来，儒佛调和。朝鲜也有很多儒家的学者对儒学进行了发展，比如朝鲜学者李退溪对儒学的研究很深，被称为朝鲜的“朱子”。
再如，中国的饮茶、书法、插花、武术等传到日本后，被改造成一种独特的道的文化和艺能，日本人称为“道文化”，如喝茶变成“茶道”，书法成为“书道”，插花变成“花道”，剑术变成“剑道”，射箭变成“弓道”，武术变成“柔道”，这是日本人的一种发展。还有中国的一些工艺，比如中国的扇子、刀箭、漆器、陶器、瓷器等传到日本和朝鲜以后，也得到推陈出新。例如，中国的扇子原来主要是圆的团扇，后来日本和朝鲜把它改造成折扇，可以折叠起来，而且扇面上可以有各种画，这种扇子后来又传回中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东亚文化圈”的共性，使得中、日、韩三国人民更容易沟通、交流。这也是东亚各国应该发扬和利用的一种传统文化遗产。
（《北京日报》2010.11.15）
近些年来，日本和韩国有些人提出了所谓的“去中国影响化”，企图否认中华文化对东亚地区所发生的影响。这种倾向值得我们注意，我们有必要把历史上中华文化是如何影响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这个问题弄清楚。
中华文化自古就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
事实上，古代东亚之所以能创造出高度的农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是离不开的。从区位上说，中国、日本、韩国等同属“东亚文化圈”，又可以叫做“汉字文化圈”或“儒学文化圈”。
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向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传播，主要有四种途径和方式。
第一个途径是移民。在古代，中国和朝鲜半岛交通很方便，到日本列岛可以通过朝鲜半岛渡海或沿着东海过去。所以，中国的移民在很早的时候就到达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传说公元前11世纪，就是周武王的时候，箕子带了很多人到朝鲜去。秦汉的时候，为了躲避战乱，有更多的中国人逃到朝鲜。汉初的时候，卫满率领他的族人到朝鲜自立为王。中国到日本的移民也很早。中国人到了朝鲜以后，通过两条路到日本，一条是通过朝鲜海峡对马岛，另一条是沿着所谓的日本海环流路，到达日本的北陆地区、本州的北部。在公元2、3世纪的秦汉之际，有一批中国人移民到日本，其中象征性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家熟悉的徐福，中日两国民间传说都把徐福描述成中国上古向日本移民的代表人物。此后，中国去日本的移民一直没有断，魏晋南北朝、隋唐、明清都有，比如明末有名的思想家朱舜水和隐元和尚，等等。
第二个途径是遣使。公元1世纪到7世纪，朝鲜半岛处于三国时代，三个国家一个叫高句丽，一个叫百济，一个叫新罗。这三个国家都跟中国有遣使往来。日本遣使也很早，倭奴国早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就向当时的东汉王朝派遣使节，后来倭五王时代也向中国遣使进贡。特别是到了日本的奈良平安时代，开始派遣大型的使节团即遣隋使、遣唐使到当时中国的隋朝和唐朝，全面学习中国的经济、文化、制度、艺术等，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步。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改革“大化改新”，就是在这种学习的基础上进行的。
第三个途径是留学。早在隋唐时期，就有不少日本、朝鲜留学生来中国。还有一种是留学僧，即留学的和尚，比较有名的留学生有阿倍仲麻吕。唐朝的时候，国子监里的新罗留学生有200多人，有些人还考中了中国的进士，在唐朝做官。宋代、元代、明代来中国的更多的是日本的僧人，他们被称为入宋僧、入元僧和入明僧。
第四个途径是贸易。朝鲜对中国主要是朝贡贸易。日本对中国，在宋、元时期主要是民间贸易，明代是勘合贸易，到了清代是信牌贸易。
文字和儒学对日本、韩国影响最深远
中华文化向东亚地区传播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比如生产技术、生产工具、文字、制度、法律、经济、思想、宗教、文学、艺术，一直到社会习俗等，有些影响一直到今天都还存在。其中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文字和儒学。
大约公元1世纪时，汉字传到了朝鲜半岛。4、5世纪时成为朝鲜的书面文字，直到19世纪末。朝鲜李朝的档案叫《李朝实录》，完全是用汉字写的。“二战”以后，朝鲜首先于1949年停用汉字，韩国1970年也停止用汉字。但是，现在很多韩国学者又提出要恢复汉字，他们认为停用汉字是一个很不明智的做法，影响了文化的发展。
汉字大概是在公元3、4世纪传到日本的。此后，汉字也成为日本官方的书面文字。甚至到了公元8、9世纪日本发明假名后，公文中大部分还是汉字，是假名和汉字混用。直到现在，日本的文字中间还是既有假名又有汉字，还有很多西方的外来语。现在日文里面还有1945个常用汉字，他们的中小学生必须要学会，否则就看不了日文。古代东亚三国共同使用汉字，为三国之间在外交、贸易，以及文化交流、人际交往、感情沟通等方面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
中国的儒家思想早在公元1世纪就传入了朝鲜半岛，当时有些朝鲜人已经能够背诵《诗经》。到3、4世纪的时候，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已经建立了儒学的最高学府——太学。百济设立了五经博士，专门讲儒学。7世纪的时候，新罗国也开设了国学，学习儒学。到12世纪的时候，高丽王朝还设立了经筵制度，专门讲授儒学。到了李氏朝鲜，专门设立一个机构——成均馆，讲授儒学。后来成均馆变成一个大学，叫成均馆大学。这个学校是世界上唯一有儒学院的大学，这个儒学院不但学儒学经典，还学儒家的礼仪，包括祭祀的仪式、舞蹈等。
日本是在4世纪的时候，由王仁博士带去儒家的经典《论语》。后来派往中国的遣隋使、遣唐使、留学生更是带回了大量的儒家经典。到了17世纪，日本的江户时代，中国儒家的朱子学，就是朱熹的理学，已经成为日本的官学，日本民间盛行的是阳明学。儒家思想也深刻影响到朝鲜和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宗教以及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各个方面，所以它成为“东亚文化圈”的一个重要特征。
日韩吸收中华文化的过程中也有改造和创新
历史上，朝鲜和日本在吸收和借鉴中华文化的过程中，也有改造、创新和发展，我们不能认为它们完全是模仿、照搬中国的文化的。比如日本，吸收了唐朝的大量文化，当时称为“唐风文化”。但是后来经过他们的融合、改造，逐渐形成了“国风文化”，就是具有日本本国民族特色的文化。朝鲜古代虽然使用汉字，但是后来为了使一般的民众、官员能够按朝鲜语来阅读，所以在7世纪的时候，新罗的薛聪就仿照汉字的结构，创造了一种韩文，叫做“谚文”。到15世纪的时候，朝鲜李朝的世宗大王，命令官员用汉字的笔画创造了一种表音文字，当时称为“正音字”，就是今天的韩文。
日本在公元8、9世纪的时候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假名，作为日本的字母来拼写日语。日语里边的假名有两种：一种假名是简化了汉字楷书的偏旁、部首制造的，叫片假名，现在大部分用来记载外来语;更常用的是简化了汉字的草书而形成的，叫做平假名，平假名是现在日语里边最常用的文字。所以，现在的日语就是由假名、汉字，再加上西方的外来语混合的一种文字。日本人在吸收了汉字的很多词汇以后，又创造了很多有新含义的汉字。例如，“干部”、“主义”、“哲学”、“社会”等新名词，这些词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创造的，中国的留日学生又把这些汉字吸收到中国来，成为汉语中的新名词，所以应该说中日的文化是互相交流的。
日本还对学习到的东西加以改造，推陈出新，有些方面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国的儒学传到日本后，逐渐被日本化了，他们把儒学与日本固有的神道结合起来，神儒调和，还把儒学跟佛教结合起来，儒佛调和。朝鲜也有很多儒家的学者对儒学进行了发展，比如朝鲜学者李退溪对儒学的研究很深，被称为朝鲜的“朱子”。
再如，中国的饮茶、书法、插花、武术等传到日本后，被改造成一种独特的道的文化和艺能，日本人称为“道文化”，如喝茶变成“茶道”，书法成为“书道”，插花变成“花道”，剑术变成“剑道”，射箭变成“弓道”，武术变成“柔道”，这是日本人的一种发展。还有中国的一些工艺，比如中国的扇子、刀箭、漆器、陶器、瓷器等传到日本和朝鲜以后，也得到推陈出新。例如，中国的扇子原来主要是圆的团扇，后来日本和朝鲜把它改造成折扇，可以折叠起来，而且扇面上可以有各种画，这种扇子后来又传回中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东亚文化圈”的共性，使得中、日、韩三国人民更容易沟通、交流。这也是东亚各国应该发扬和利用的一种传统文化遗产。
（《北京日报》2010.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