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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农村创业者表示，不少地方宣传的创业优惠政策并没有落地，创业者得到的优惠“层层打折”。尽管近年来政府多次提出放权让利，但基层的少数部门少数人仍存在“不收手”的现象，“灰色”成本成了创业的一种刚性支出。
繁琐行政审批耗时耗力
一些小企业反映，虽然简政放权出了成效，但部门之间前置后置的协同问题仍然是个麻烦，开办个小企业共计要办10多个行政许可，“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整个注册进程就会被卡住”。
广西一座县城是南菜北运基地，一位姓朱的村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想做蔬菜批发、南菜北运的项目，但始终未能如愿。
老朱告诉记者，他想开一家有机蔬菜种植企业，但是在工商局注册时卡在了公司名称上。由于只能在工商局现场确认名字是否“未注册”，儿子小朱和家人半个月时间跑了十几趟，在工商局核了100多个名字，才最终注册成功。
环保、消防有时也成为一些创业者受阻最多的部门。江苏一家电影放映公司姓王的负责人反映，2014年筹办开业办证时，环保部门审批了1个月才拿到筹建书，消防部门还得再审批一两个月。然后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也要求验资。一来二去耗掉了小半年时间，不仅影响了开业盈利，还搞得身心俱疲。
最近，这家公司要新开一个放映厅，又跟消防部门“耗上了”。“前后半个月跑了五次，每次给你提些新要求，也没有一个标准的清单，缺的材料又不一次说完。”
王老板把这种创业成本归结为“时间成本”：如办一个装修施工许可证，跑了质监局，还要跑住建局，跑了安监局还要跑招投标办，好不容易完成一步，后面却又要求提供前一个环节用过的设计施工单位的人员资格证、身份证……实在让创业者耗不起。
吃拿卡要“灰色成本”剧增
一些农村创业者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央各种禁令下达后，原来吃拿卡要的风气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的扭转，但还是有少数手握实权的政府官员通过“中间人”索贿。
海南省一位姓邓的女企业主告诉记者，做商业最难的就是办理牌照。这两年工商注册等环节已经大大简化了，为创办企业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也有极少数部门的极少数人依然不肯收手。
一位姓刘的企业主告诉记者，在农村创办企业不容易，除了要应付“苍蝇”的骚扰，还要面对个别村干部的“盘剥”。她去年在市区边上的一个村租用土地，打算开办一家仓储物流基地。村里的集体建设经营用地名义上归全体村民，实际使用决定权在村干部，要租地首先要过村干部这一关。
这位企业主向记者透露，村里办企业需要用土地，土地是村民小组的，但需要村干部签字，结果是村小组长要收钱，村干部要收钱，村委会还要集体收一道钱，每一次签字、盖章都要花钱。“原来不过3至5万元一亩的土地，实际操作下来，租地成本高达15万一亩。村里集体用地的租期只有25年，一来二去，不仅时间短，而且灰色成本高，还不如到城里开发区建厂来得快。”
记者在多个省区采访过程中发现，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原来属于“价值洼地”的城中村成了“香饽饽”。一些城中村改造需要支付的“灰色成本”，基本上等同于“台面租金”。一些地方的城管、国土、工商等诸多部门的领导层、具体执行层都在其中选择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惠农资金“层层打折扣”
记者深入采访时了解到，一方面是惠农、助农、助创业的政策资金名目繁多，另一方面则是这些政策被银行、保险公司、担保公司“层层瓜分”，农村创业群享受到的政策“层层折扣”。
广西南宁市宾阳县农民韦卢辉回乡创业，由于缺乏足够的抵押物，只能以个人消费贷款的方式，向一家股份制银行的南宁分行申请了30万元消费贷款。贷款额度批下来后，却被客户经理告知要“以贷转存”，将3万元存入与这家银行合作的寿险公司发行的一款理财产品中，期限为2年。
韦卢辉说：“我的蔬菜种植每年需要流动资金上百万元，现在只贷了30万元，却被要求存3万元，不存就拿不到钱。”
据江西南方林业产权交易所统计，江西林权改革基本任务完成至今，林业金融贷款累计达到220亿元，但全省林业企业获得的林业贷款余额仅占江西省放贷总额的1.01%。
湖北省荆门市齐笙养殖有限公司是当地的龙头企业，在总经理吴渝婷心目中，“嫌贫爱富，怕担风险”是银行留给企业的整体形象。
一些农业部门设计的惠农创业贷款，属于典型的政府资金，由于只能依托银行业金融机构来发放，因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设计出的产品“只符合银行利息规律，不符合农业规律”。
海南省的一位大学生农村创业者表示，省里的农业主管部门去年拿出500万元担保扶持百强合作社，但是贷款设计完全不符合农业规律。贷款期限是1年，等额本息。号称“惠农贷”，但是利息上浮30%，还要这样那样的担保，1%的保证金不退。贷款50万元，拿到手只有44.5万元，每月要还4万多元，用几个月就没多少了，对于稳定农业合作社的资金链没有多大的帮助。农业生产周期要2至3年，贷款1年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养牛、养鸡、养蜂从开始筹划，到产品上市，都要两三年时间。
另外，目前的小贷政策，每名创业者只能享受一次小额担保贷款扶持。创业大多要历经坎坷曲折，遭遇挫折失败，而只能享受一次小贷扶持，不利于创业者鼓起勇气再次创业。
加大“苍蝇腐败”打击力度
“没吃喝就不办事，吃喝之后乱办事;没拿钱不办事，拿钱之后瞎办事。”针对农村创业遭遇“灰色泥潭”的状况，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一方面应该加大对灰色成本的“阳光狙击”，另一方面，则应持续不断地加强对基层“苍蝇式腐败”的打击力度。
从政府层面出发，要加大农村创业群的扶持力度。地方政府部门应该尽快从“唯GDP论”转变为“创业创新立足”。南宁学院副院长陈雄章认为，政府调动资源的优势和强力无可比拟，而政府抓中小企业融资难是责无旁贷。政府和监管当局要成为市场公平的维护者。
陈雄章认为，农村创业群面对的首先是千家万户，而村干部手中掌管大量集体土地等巨额财富，行使着巨大的管理权力，一旦失去有效监管就会失控，导致“苍蝇式腐败”频出。“大老虎”数量有限，但“苍蝇”数量众多，只有铲除了“苍蝇”滋生的环境，大老虎才不会产生。（《经济参考报》2015.12.1）
繁琐行政审批耗时耗力
一些小企业反映，虽然简政放权出了成效，但部门之间前置后置的协同问题仍然是个麻烦，开办个小企业共计要办10多个行政许可，“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整个注册进程就会被卡住”。
广西一座县城是南菜北运基地，一位姓朱的村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想做蔬菜批发、南菜北运的项目，但始终未能如愿。
老朱告诉记者，他想开一家有机蔬菜种植企业，但是在工商局注册时卡在了公司名称上。由于只能在工商局现场确认名字是否“未注册”，儿子小朱和家人半个月时间跑了十几趟，在工商局核了100多个名字，才最终注册成功。
环保、消防有时也成为一些创业者受阻最多的部门。江苏一家电影放映公司姓王的负责人反映，2014年筹办开业办证时，环保部门审批了1个月才拿到筹建书，消防部门还得再审批一两个月。然后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也要求验资。一来二去耗掉了小半年时间，不仅影响了开业盈利，还搞得身心俱疲。
最近，这家公司要新开一个放映厅，又跟消防部门“耗上了”。“前后半个月跑了五次，每次给你提些新要求，也没有一个标准的清单，缺的材料又不一次说完。”
王老板把这种创业成本归结为“时间成本”：如办一个装修施工许可证，跑了质监局，还要跑住建局，跑了安监局还要跑招投标办，好不容易完成一步，后面却又要求提供前一个环节用过的设计施工单位的人员资格证、身份证……实在让创业者耗不起。
吃拿卡要“灰色成本”剧增
一些农村创业者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央各种禁令下达后，原来吃拿卡要的风气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的扭转，但还是有少数手握实权的政府官员通过“中间人”索贿。
海南省一位姓邓的女企业主告诉记者，做商业最难的就是办理牌照。这两年工商注册等环节已经大大简化了，为创办企业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也有极少数部门的极少数人依然不肯收手。
一位姓刘的企业主告诉记者，在农村创办企业不容易，除了要应付“苍蝇”的骚扰，还要面对个别村干部的“盘剥”。她去年在市区边上的一个村租用土地，打算开办一家仓储物流基地。村里的集体建设经营用地名义上归全体村民，实际使用决定权在村干部，要租地首先要过村干部这一关。
这位企业主向记者透露，村里办企业需要用土地，土地是村民小组的，但需要村干部签字，结果是村小组长要收钱，村干部要收钱，村委会还要集体收一道钱，每一次签字、盖章都要花钱。“原来不过3至5万元一亩的土地，实际操作下来，租地成本高达15万一亩。村里集体用地的租期只有25年，一来二去，不仅时间短，而且灰色成本高，还不如到城里开发区建厂来得快。”
记者在多个省区采访过程中发现，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原来属于“价值洼地”的城中村成了“香饽饽”。一些城中村改造需要支付的“灰色成本”，基本上等同于“台面租金”。一些地方的城管、国土、工商等诸多部门的领导层、具体执行层都在其中选择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惠农资金“层层打折扣”
记者深入采访时了解到，一方面是惠农、助农、助创业的政策资金名目繁多，另一方面则是这些政策被银行、保险公司、担保公司“层层瓜分”，农村创业群享受到的政策“层层折扣”。
广西南宁市宾阳县农民韦卢辉回乡创业，由于缺乏足够的抵押物，只能以个人消费贷款的方式，向一家股份制银行的南宁分行申请了30万元消费贷款。贷款额度批下来后，却被客户经理告知要“以贷转存”，将3万元存入与这家银行合作的寿险公司发行的一款理财产品中，期限为2年。
韦卢辉说：“我的蔬菜种植每年需要流动资金上百万元，现在只贷了30万元，却被要求存3万元，不存就拿不到钱。”
据江西南方林业产权交易所统计，江西林权改革基本任务完成至今，林业金融贷款累计达到220亿元，但全省林业企业获得的林业贷款余额仅占江西省放贷总额的1.01%。
湖北省荆门市齐笙养殖有限公司是当地的龙头企业，在总经理吴渝婷心目中，“嫌贫爱富，怕担风险”是银行留给企业的整体形象。
一些农业部门设计的惠农创业贷款，属于典型的政府资金，由于只能依托银行业金融机构来发放，因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设计出的产品“只符合银行利息规律，不符合农业规律”。
海南省的一位大学生农村创业者表示，省里的农业主管部门去年拿出500万元担保扶持百强合作社，但是贷款设计完全不符合农业规律。贷款期限是1年，等额本息。号称“惠农贷”，但是利息上浮30%，还要这样那样的担保，1%的保证金不退。贷款50万元，拿到手只有44.5万元，每月要还4万多元，用几个月就没多少了，对于稳定农业合作社的资金链没有多大的帮助。农业生产周期要2至3年，贷款1年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养牛、养鸡、养蜂从开始筹划，到产品上市，都要两三年时间。
另外，目前的小贷政策，每名创业者只能享受一次小额担保贷款扶持。创业大多要历经坎坷曲折，遭遇挫折失败，而只能享受一次小贷扶持，不利于创业者鼓起勇气再次创业。
加大“苍蝇腐败”打击力度
“没吃喝就不办事，吃喝之后乱办事;没拿钱不办事，拿钱之后瞎办事。”针对农村创业遭遇“灰色泥潭”的状况，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一方面应该加大对灰色成本的“阳光狙击”，另一方面，则应持续不断地加强对基层“苍蝇式腐败”的打击力度。
从政府层面出发，要加大农村创业群的扶持力度。地方政府部门应该尽快从“唯GDP论”转变为“创业创新立足”。南宁学院副院长陈雄章认为，政府调动资源的优势和强力无可比拟，而政府抓中小企业融资难是责无旁贷。政府和监管当局要成为市场公平的维护者。
陈雄章认为，农村创业群面对的首先是千家万户，而村干部手中掌管大量集体土地等巨额财富，行使着巨大的管理权力，一旦失去有效监管就会失控，导致“苍蝇式腐败”频出。“大老虎”数量有限，但“苍蝇”数量众多，只有铲除了“苍蝇”滋生的环境，大老虎才不会产生。（《经济参考报》2015.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