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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华商报》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创办和领导的、以统一战线报纸形式出现的、在香港公开出版发行的爱国民主报纸。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华商报》的主要内容。《华商报》的抗战宣传有策略、有视野、生动活泼，形成了自已的鲜明特色。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华商报》 ；抗战；宣传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创办了《华商报》。它创刊于 1941 年 4 月 8 日，同年 12月 12 日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入九龙而停刊。①虽然《华商报》在抗战时期只出版了短短8个多月时间，但它坚持党的宣传方针，出色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宣传团结抗战、呼吁实行民主政治、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故被誉为人民的喉舌、抗战的号角，“四十年代高挂在香港这块英国殖民统治的地方上空的一盏明灯。”②
一、中共在香港创办和领导《华商报》
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平、津、沪、宁等大城市和沿海各港口城市的沦陷或被封锁，香港这个被英国长期统治的自由港，成为中国对外交往和与海外同胞联络的主要渠道。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中共香港市委的推动和领导下，香港各界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中共在文艺、新闻、出版各界初步建立了阵地，宣传了党的方针、主张，为香港成为重要的抗战文化宣传基地奠定了基础。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共在香港建立全国性乃至具有国际意义的文化基地显得非常必要和迫切：第一，由于国民党当局加强新闻检查和邮检，查封了各地生活书店等进步发行机构，使广大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看不到《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第二、国民党顽固派勾结南京汪伪政权，与德日意三国一起通过各自的新闻系统，大肆制造“蒋汪合流”和“反共反苏”舆论，破坏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第三，当各种反共势力“发现香港是一块重要阵地，且被共产党‘捷足先登’后，急忙向香港派出干员，建立各种社团到处活动”③。
1941年2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向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报告：“现到港文化人相当多，我们决定在港办一报纸……以救国会之姿态出现，但不太露锋芒，不过我党重要文件应发表。我想在《新华日报》受压迫，而港其他报受国民党收买的情况下，为冲破他们的封锁办这个报，就是其生命只有几个月也是有意义的。”④周恩来指示：在香港建立我们自己的宣传据点，出我们自己的一张报，不仅在香港发行，还要发行到东南亚、菲律宾等地去。⑤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廖承志与邹韬奋、范长江、夏衍、乔冠华、金仲华、胡仲持、羊枣、张明养等人开会商议，决定创办《华商报》。
为什么将报纸名称定为《华商报》呢？“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办一张主张团结抗日和反对德日意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必然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阻挠。当时，在香港办报办刊物，也和蒋管区一样，稿件在付印前是要受审查的。因此，为了尽可能让报纸能够公开发行，能够邮寄到南洋各地，廖承志同志想出了《华商报》这么一个报名，理由之一是申请注册的‘法人’邓文田的确是商人；其次是用这个名称，工商界和一般市民看了也不会感到害怕。”①“至于报纸的名称，廖承志一锤定音。他说：‘这张报纸冠名以华商报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因为华商报三字，不仅含有华侨商人自己办报的思想，而且可以充分体现报纸统一战线的实质，同时还能广泛地增强华侨、工商及社会各界对报纸的感情，扩大报纸的发行量和阅读面。’”②
1941年4月8日，《华商报》正式创刊。由邓文田任督印兼总经理，其弟邓文钊（解放后曾任广东省副省长）任副总经理。范长江任副总经理，主持日常工作，政治上由廖承志领导。
在筹办《华商报》的同时，廖承志、潘汉年等着手建立领导全港抗战文化运动的机构。5月初，党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五人组成，下分文艺、学术、新闻三组。这些组通过公开的座谈会形式进行活动。中共正是通过香港文委及其各种座谈会实现对《华商报》的政治领导和业务指导作用。
二、《华商报》抗战宣传的主要内容
关于《华商报》的办报方针，周恩来明确指示，“必须坚持我党中央‘七七宣言’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③“在国际问题上，坚决反对法西斯侵略，反对英美对日本妥协，揭发、抨击绥靖主义和‘东方慕尼黑’阴谋。”④《华商报》的发刊词《我们的信念和愿望》也明确指出：“在抗（战）建（国）的过程中，就海外舆论界的岗位，担当起号召、推动的任务”。⑤基于这样的办报方针，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成为《华商报》的主要内容。
（一）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对国民党的政策由“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 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外交诱降的活动十分活跃，国民党政府投降的危机严重。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全国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表明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抗战的态度发生重要转变，即由对外转向对内，客观上表现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为抵抗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逆流，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口号。《华商报》从1941年创刊之日起，就一直把抗日救亡、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宣传，作为报道与言论的中心内容。
《华商报》从创刊号起刊登邹韬奋的长篇连载《抗战以来》，80多篇、20多万字，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的阴谋和反民主的法西斯面目。1941年5月28日，《华商报》发表题为《团结第一，抗战要紧》的社论。两天后，又在社论中大声疾呼：“坚持抗战！” 5 月 31 日，邹韬奋与救国会留港代表茅盾、金仲华、恽逸群、范长江、于毅夫、沈志远、沈兹九、韩幽桐九人联名在《华商报》上发表《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明确地向国内外公布了文化界旅港人士的政治主张，指出“今天祖国抗战所遭逢的危机，不仅在于日本帝国主义者要集中全力以结束‘中国事变’，而尤在于国内根本的政治问题始终未曾获得合理的彻底解决。四年来的事实，昭示我们，要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必须团结和动员全民族的力量，而要团结和动员全民族的力量，主要的条件是实现民主政治。”①文章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压制言论自由，摧残进步文化事业的卑劣手段；揭露了国民党特务横行、践踏民主、侵犯人权、残害人民的暴行。从9月18日起，又开始连载范长江的长篇《祖国十年》，内容是1931——1941十年间，祖国的苦难历程和当前的战斗任务。他以亲身目睹的事实，揭露了历史真相，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的消极抗战的行径，记录了中共为坚持抗日救国，团结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所走过的艰辛历程。 由于《华商报》坚持团结抗战的鲜明立场，及时反映爱国同胞和海外侨胞的愿望，大量刊载宣传抗战的翔实报道、通讯和文章。因而，在广大读者的心目中，《华商报》成了在海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旗帜。
（二）大力宣传抗日将士的英雄事迹
1941年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正面战场仍由国民党军队作战，敌后战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广大游击队作战。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外国人士都十分关注战局的发展变化。《华商报》翔实地报道了全民抗战的情况和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的战绩；也公正地表彰国民党抗日将士英勇作战的战绩，以鼓舞士气民心。
《华商报》创刊后半月，国民党的谢晋元团长在沪被奸徒狙击去世。该报在4月26、27日和28日连续在头版上予以报道和大力褒扬。它报道了孤岛上海各界人士10多万人到孤军营瞻仰遗容，还摘登了蒋介石给各军官兵的通电。电文说：“谢晋元团长之成仁，为军人垂一光荣之纪念，亦为我抗战史上留一极悲壮之史迹。回溯谢团长率领八百孤军，坚守闸北，……守护国旗与最后阵地，而绝不撤退，其忠勇无畏之精神已获得举世之称颂。”
5月晋东南、晋南激战，歼敌数万，日军联队长上田少将被击毙。《华商报》刊登了特约通讯员的长篇通讯《卫立煌和朱德——中条山太行山的保卫者》②，表彰他们率领所部英勇善战，密切合作，挫败日军对中条山的13次“扫荡”，对太行山的12次“围攻”。9月末、10月初的长沙战役，日军溃败，伤亡数万。《华商报》在头版上使用“薛岳指挥镇定，邻近战线配合适当”等标题。该报对抗战的国民党军队的宣传，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激励了正面战场的爱国将士的抗日热忱，对于团结抗战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为抗战募捐
1941年5月，宋庆龄以“保卫中国同盟”名义，在香港发起“一碗饭运动”。具体做法是：发出餐券万张，每券由赞助餐馆、饭店提供炒饭一碗，募集所得款项全部赠作救济伤兵难民的基金。
《华商报》为“一碗饭运动”提供广泛的宣传阵地，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有时一天刊登多篇宣传文章，并为运动发表了社论和专辑。很多文章情文并茂，或情词恳切，或慷慨激越，富有感染力，扣人心弦。
《华商报》主笔、著名法学家张友渔在文章中说：“假使你不是不关心国家的兴废，民族的存亡。你就应该同情这一运动，帮助这一运动。”著名剧作家于伶热情地呼吁：“我希望每一位吃得起饭的人，多购买‘一碗饭运动券’，我希望每一位吃不起饭的人，无力购买‘一碗饭运动券’，也能了解‘一碗饭运动’的意义。”著名演员王莹更富有鼓动性地说：“希望每一位海外同胞都参加孙夫人领导下的‘一碗饭运动’，这是你的责任，你的荣誉。”③
在这次运动正式开始的前夕，《华商报》于 7 月 29 日刊出“一碗饭运动专辑”，由何香凝书写刊名。夏衍在他撰写的文章《为了良心的安适》中写到：“你饱暖就想一想他们的饥寒；你团聚就想一想他们的离散；你欢笑就想一想他们的哭泣！为着使你的良心安适，你也得尽这一点轻微的责任！”专辑刊登了黄新波的富有感召力、号召力的精美版画，上面刻着响亮的口号：“为抗战，贡献出我们的一切力量”。④1941 年7月31日，“一碗饭运动”正式开展的前一天，《华商报》发表题为《响应“一碗饭运动”》的社论，动员香港广大市民踊跃参加这次救助伤兵难民的爱国活动。第二天，《华商报》发表宋庆龄的亲笔题词：“日寇所至，骨肉流离，凡我同胞，速其互助。”①此后，《华商报》连续发表反映运动盛况的本报特写。延长到 8 月底圆满结束的“一碗饭运动”，出售餐券和捐款共筹集到两万多元港币，全部捐给救济内地特别是黄河流域的难民灾胞。
（四）掀起声讨法西斯的浪潮，支持苏联的卫国战争
1941 年 9 月 18 日，反法西斯话剧《马门教授》在香港首演。在《马门教授》的排练和公演期间，观看过该剧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围绕该剧在港演出的意义开展了讨论，在香港掀起了一个声讨法西斯主义的浪潮。乔冠华分析了马门教授认识“科学家的良心和法西斯势不两立”的过程后，指出：“科学和法西斯势不两立！现在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全世界反法西斯争民主的浪潮已经普遍的展开，一切具有科学良心的人们首先应团结起来，为粉碎法西斯侵略而斗争。”②
从苏德战争爆发的第二天起，《华商报》就连续发表社论，揭露德国法西斯企图征服全人类全世界的阴谋，谴责希特勒侵苏的罪恶行径，阐述苏联卫国战争的伟大意义，号召中苏两国携手并进、相互支援，共同抗击法西斯的野蛮行径、疯狂侵略。1941年6月23 日的社论指出：“在疯人的疯狂举动中，希特勒这次的进攻苏联无疑是最疯狂的一次。这个疯人之疯，简直是见人必咬，见物必毁；他立意毁灭一切，最终毁灭他自己。”③
《华商报》还发起“向苏联寄慰问信”和“为英苏前线将士致送耶诞礼物”活动。1941 年 8 月 15 日，《华商报》文艺副刊《灯塔》发起“向苏联寄慰问信”活动，该刊编者指出：“七个多星期以来，残虐的法西斯屠杀者向地球上人类最幸福的园地进攻，沉重的炮弹落在苏联的土地上，但却痛感在全世界受苦难爱自由的人们心上。……因此谨向亲爱的读者和作者献议：请你们把最内心的事情写出来，像寄给你们最要好的朋友兄弟姐妹一样，寄给苏联的工人农民作家妇女儿童工程师演员等任何你认为和你最接近的人们吧。我们愿代寄递之劳，并酌量发表。”④到 9 月 2 日，《华商报》选择发表了 6 封热情洋溢、真挚感人、爱憎分明的信函，9 月 5 日，将收到的信件寄出。 1941 年 11 月 14 日《华商报》文艺副刊《灯塔》又发起“为英苏前线将士致送耶诞礼物”活动，得到读者和作者的热烈响应，截至 12 月 10 日共收到“为英苏前线将士致送耶诞礼物”代金“国币一万零五百六十八元四角四分，港币七百一十二元七毫一仙，广东毫卷三元一毫，金戒指二枚”⑤。代金由《华商报》转交香港英国战时募捐会和苏联驻华大使馆。同时，《华商报》陆续将捐赠礼物代金的名单公布，并发表相关的信件和文章，掀起了一个声援苏联卫国战争的高潮。 （五）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
1941 年7月7日，留港文化人茅盾、许地山、夏衍、胡风和大陆的郭沫若、巴金等联名致函肖伯纳、罗曼·罗兰、赛珍珠、爱因斯坦、史沫特莱等 30 多位国际知名人士，呼吁世界民主力量的大团结，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指出：“世界上有思想有感觉的人们，应该挺身而出，唤起对这一战斗的国际关心，领导起国际间广泛的反法西斯侵略运动。以我们四年艰苦斗争的经验，我们深深感到国际合作的必要。为此，我们特在此抗战四年的纪念日子，向你们呼吁这一运动的实现同时表示对于你们的战斗的共同责任，因为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⑥
中国爱国作家充满正义的呼吁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轰动效应。8 月初，美国作家、诗人、戏剧家、编辑等 69 人将其版税与稿费捐助给“500 万援华运动，其中有赛珍珠、斯诺”。⑦9 月下旬，美国作家联盟会员 700 人致函世界作家，紧急呼吁世界作家及作家团体团结起来，援助英国和苏联抗击法西斯的侵略。
1941 年 11 月 7 日，旅港文化人茅盾、宋之的、戈宝权、夏衍等发表致世界作家的公开信，提议组织反法西斯作家同盟。信中指出：“ 我们特别选择这十月革命纪念日，再发出立即建立这一战线的要求。我们提议各国作家应公开的结为一全世界之反法西斯同盟，加强我全体人民对一共同敌人之共同战线：尽我们力量之所能及，以各种措施援助民主国家及人类自由之胜利。我们特别要求英美及其他国家的作家与知识分子，对这个提议加以考虑，同时尽你们的力量去促进它的实现。我们中国作家已准备以全力奋斗，参加这一运动，并且在我们的一切工作和写作上，和苏联英勇的防守者，联合起来。”①
此外，《华商报》还不失时机地发表一些社论和文章，宣传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社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阵线》指出：“我们相信苏联必能粉碎纳粹德国的进攻，中国也必能击退日本的侵略。但是如果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能巩固地组织起来，则苏联和中国的斗争将必遭遇较多的困难和艰苦，而延长法西斯侵略的命运。要保障和加速反法西斯侵略斗争的胜利，必须组织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阵线。”②莲峰的论文《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必须让它扩大和巩固》，以中国抗战四年来坚持抗战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说明国际统一战线也和国内统一战线一样“必须使它扩大，使它深入，才能够使它巩固，才能够使它顺利进展而不致发生退转的波折”。③
三、《华商报》开展抗战宣传的特点
《华商报》所处的非常时期和特定环境，使它的抗战宣传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它既有别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内地所办的报纸，又不同于当时香港所办的其他报纸。《华商报》的抗战宣传具有自身的特点：在宣传策略上“要灰一点”，在宣传视野上深具国际性，在宣传风格上追求生动活泼，在宣传对象上注重普通群众，在宣传视角上深入民生。
（一）“要灰一点”的宣传策略
香港居民和海外华侨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长期受到港英殖民当局、国民党的宣传和影响，在政治思想上大多处于中间状态甚至落后状态，因而对英、美等国家和国民党政府的本质与面目，往往认识不清，存在着种种幻想；另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则不了解、不认识，甚至存在着疑惧心理。面对广大处于中间状态的读者，《华商报》宣传报道的内容和调子，必须首先适应他们的接受水平，千方百计地把他们吸引到报纸周围来，而不要吓跑他们。因此，周恩来指示，《华商报》不要办得太红，要灰一点。具体地说，就是不要像《新华日报》那样以共产党的姿态出现。在一般情况下，要避免宣传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而要大力宣传爱国主义、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例如，1941 年《华商报》有一篇社论讲到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政权，用了“无产阶级专政”一词，最后定稿时就改为“工农民主专政”。
（二）极具国际性的宣传视野
当时，香港作为全世界最自由最开放的自由港，日益成为举世瞩目的一个国际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与此同时，也逐渐成为一个国际信息中心。主要的西方通讯社在香港都设有分社，争分夺秒地搜集和发布世界各地的新闻。香港各家综合性的报纸都毫无例外地选用多家国际性大通讯社的电讯，既显示自己的新闻渠道多，消息灵通，又可使报上刊登的新闻互相补充，互相印证。《华商报》为了及时报道国内外重大新闻，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同时为了在群报竞争中立足，只能采取新闻来源多渠道的办法。除了刊登本报讯、专访、各地航讯和新华社电讯之外，也大量选用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法新社等外国通讯社的电讯，因此，使得《华商报》的宣传报道极具国际视野。
（三）生动活波的宣传风格
寓抗战精神于漫画之中，诙谐幽默，生动活泼，是《华商报》宣传风格的一个体现。从创刊开始， 《华商报》就开辟出 《新美术》的副刊，用于刊登国内外漫画家的作品，漫画的内容多揭示了法西斯主义的凶狠残暴和不得人心。如在题为 《两种作战精神及其背影》的漫画里，一个德国武士持矛站立，背后却是标示着 “屠杀”“失败”“饥饿”等标语的鬼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武士旁边站立着一个器宇轩昂的苏军士兵，其身后是标示着 “和平”“胜利”“平等”等标语的巨人形象，作者想表达的意思简单易懂却又不失深刻。对于法西斯势力的无能与必然失败极尽嘲讽，但对于中国军队的抗战行为却充分地加以赞扬和肯定，在题为 《平型关之战》的故事画中，作者石克通过描绘八路军在平型关战役中 “谋略”“进军”“检讨”的三个瞬间，①有力地表现了八路军坚持抗战、英勇果敢的精神风貌。
在版面编排上，《华商报》分门别类，主次分明，条理清晰，方便读者阅读，而且尽量做到生动活泼，图文并茂，以吸引读者阅读内容。例如，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华商报》在报道战况的同时，还附上一大幅金端苓绘制的苏德战场地图，方便了读者对战争进程的了解。又如，1941 年 7 月 29 日的《一碗饭运动特辑》的版面很吸引人。特辑刊载 6 篇短文、4 帧图片。左上角的宣传画，呼吁人们“买一碗饭，使无家可归的同胞，得到工作，可以生活”。版面中间是两位国际友人的英文劝捐题词。右下角是黄新波刻的版画，刻着响亮的口号：“为抗战，贡献出我们的一切力量。”②特辑整个版面图文并茂，有声有色，错落有致，生动活泼。
（四）把普通群众作为主要宣传对象
《华商报》重视面向处于中间状态的普通群众开展宣传。因为他们是香港居民和海外华侨中的大多数，是中共争取团结的对象。少数思想觉悟水平高的先进分子，他们除了阅读《华商报》外，还可以通过党的机关报刊和其它渠道，来了解党的主张、方针、政策。因此，《华商报》首先考虑广大普通群众读者的共同需要，然后才是考虑少数先进分子的特殊需要。
为了适应社会各个层次的广大读者，《华商报》从内容到形式都力求雅俗共赏。在刊登的大量杂文、诗歌、通俗小说、图片、漫画中，既有不少名家之作，也有许多读者投稿；既有高水平的长篇连载，也有豆腐干大小的小专栏。当然，适应、照顾绝非迁就、迎合。香港许多报纸为了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几乎无一例外地登载黄色小说，而《华商报》却坚决不登色情的文字。《华商报》既要适应读者，更要提高读者。所谓提高，就是提高爱国觉悟。
《华商报》同普通读者的联系十分密切。1941年 11 月 14 日，《灯塔》发表了读者杨培贞亲自送来的《一个读者的建议——为苏联抗战将士致送耶稣礼品》的来信，报社当即以编者名义发表评论，正式建议开展“为英苏前线将士致送耶诞礼物”的捐献运动。运动立刻得到广大读者的响应和捐款，运动持续到日军发动对香港的侵略战争的第三天。12 月 10 日的《灯塔》公布了收到读者的捐款数目，编者同时根据读者陈丹枕等二十人的建议，宣布“决定将耶稣礼物代金给英国的一半就地买物慰劳保卫香港的守军”。③由此可见，香港《华商报》始终是和广大普通读者站在一起的，不愧是一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报纸。
（五）深入民生的宣传视角
《华商报》以 “商”为名而行 “政治宣传”之实，深明 “商乃富国”的道理，在战火中不忘从国家兴亡的角度思考和讨论经济民生问题，力图贴近当地社会的实际情况，毫无保留地指出由于日本侵略，造成普通百姓苦苦挣扎于生存线上的严酷事实，从而激发广大群众的抗战决心，这既是争取读者共鸣的一种策略，也一扫之前共产党人给人留下的“政治挂帅，免谈经济”的刻板印象，凸显了《华商报》将抗战宣传融入老百姓生活和关注民生的社会责任感。
（作者系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科员）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华商报》 ；抗战；宣传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创办了《华商报》。它创刊于 1941 年 4 月 8 日，同年 12月 12 日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入九龙而停刊。①虽然《华商报》在抗战时期只出版了短短8个多月时间，但它坚持党的宣传方针，出色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宣传团结抗战、呼吁实行民主政治、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故被誉为人民的喉舌、抗战的号角，“四十年代高挂在香港这块英国殖民统治的地方上空的一盏明灯。”②
一、中共在香港创办和领导《华商报》
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平、津、沪、宁等大城市和沿海各港口城市的沦陷或被封锁，香港这个被英国长期统治的自由港，成为中国对外交往和与海外同胞联络的主要渠道。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中共香港市委的推动和领导下，香港各界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中共在文艺、新闻、出版各界初步建立了阵地，宣传了党的方针、主张，为香港成为重要的抗战文化宣传基地奠定了基础。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共在香港建立全国性乃至具有国际意义的文化基地显得非常必要和迫切：第一，由于国民党当局加强新闻检查和邮检，查封了各地生活书店等进步发行机构，使广大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看不到《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第二、国民党顽固派勾结南京汪伪政权，与德日意三国一起通过各自的新闻系统，大肆制造“蒋汪合流”和“反共反苏”舆论，破坏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第三，当各种反共势力“发现香港是一块重要阵地，且被共产党‘捷足先登’后，急忙向香港派出干员，建立各种社团到处活动”③。
1941年2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向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报告：“现到港文化人相当多，我们决定在港办一报纸……以救国会之姿态出现，但不太露锋芒，不过我党重要文件应发表。我想在《新华日报》受压迫，而港其他报受国民党收买的情况下，为冲破他们的封锁办这个报，就是其生命只有几个月也是有意义的。”④周恩来指示：在香港建立我们自己的宣传据点，出我们自己的一张报，不仅在香港发行，还要发行到东南亚、菲律宾等地去。⑤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廖承志与邹韬奋、范长江、夏衍、乔冠华、金仲华、胡仲持、羊枣、张明养等人开会商议，决定创办《华商报》。
为什么将报纸名称定为《华商报》呢？“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办一张主张团结抗日和反对德日意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必然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阻挠。当时，在香港办报办刊物，也和蒋管区一样，稿件在付印前是要受审查的。因此，为了尽可能让报纸能够公开发行，能够邮寄到南洋各地，廖承志同志想出了《华商报》这么一个报名，理由之一是申请注册的‘法人’邓文田的确是商人；其次是用这个名称，工商界和一般市民看了也不会感到害怕。”①“至于报纸的名称，廖承志一锤定音。他说：‘这张报纸冠名以华商报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因为华商报三字，不仅含有华侨商人自己办报的思想，而且可以充分体现报纸统一战线的实质，同时还能广泛地增强华侨、工商及社会各界对报纸的感情，扩大报纸的发行量和阅读面。’”②
1941年4月8日，《华商报》正式创刊。由邓文田任督印兼总经理，其弟邓文钊（解放后曾任广东省副省长）任副总经理。范长江任副总经理，主持日常工作，政治上由廖承志领导。
在筹办《华商报》的同时，廖承志、潘汉年等着手建立领导全港抗战文化运动的机构。5月初，党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五人组成，下分文艺、学术、新闻三组。这些组通过公开的座谈会形式进行活动。中共正是通过香港文委及其各种座谈会实现对《华商报》的政治领导和业务指导作用。
二、《华商报》抗战宣传的主要内容
关于《华商报》的办报方针，周恩来明确指示，“必须坚持我党中央‘七七宣言’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③“在国际问题上，坚决反对法西斯侵略，反对英美对日本妥协，揭发、抨击绥靖主义和‘东方慕尼黑’阴谋。”④《华商报》的发刊词《我们的信念和愿望》也明确指出：“在抗（战）建（国）的过程中，就海外舆论界的岗位，担当起号召、推动的任务”。⑤基于这样的办报方针，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成为《华商报》的主要内容。
（一）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对国民党的政策由“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 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外交诱降的活动十分活跃，国民党政府投降的危机严重。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全国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表明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抗战的态度发生重要转变，即由对外转向对内，客观上表现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为抵抗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逆流，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口号。《华商报》从1941年创刊之日起，就一直把抗日救亡、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宣传，作为报道与言论的中心内容。
《华商报》从创刊号起刊登邹韬奋的长篇连载《抗战以来》，80多篇、20多万字，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的阴谋和反民主的法西斯面目。1941年5月28日，《华商报》发表题为《团结第一，抗战要紧》的社论。两天后，又在社论中大声疾呼：“坚持抗战！” 5 月 31 日，邹韬奋与救国会留港代表茅盾、金仲华、恽逸群、范长江、于毅夫、沈志远、沈兹九、韩幽桐九人联名在《华商报》上发表《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明确地向国内外公布了文化界旅港人士的政治主张，指出“今天祖国抗战所遭逢的危机，不仅在于日本帝国主义者要集中全力以结束‘中国事变’，而尤在于国内根本的政治问题始终未曾获得合理的彻底解决。四年来的事实，昭示我们，要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必须团结和动员全民族的力量，而要团结和动员全民族的力量，主要的条件是实现民主政治。”①文章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压制言论自由，摧残进步文化事业的卑劣手段；揭露了国民党特务横行、践踏民主、侵犯人权、残害人民的暴行。从9月18日起，又开始连载范长江的长篇《祖国十年》，内容是1931——1941十年间，祖国的苦难历程和当前的战斗任务。他以亲身目睹的事实，揭露了历史真相，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的消极抗战的行径，记录了中共为坚持抗日救国，团结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所走过的艰辛历程。 由于《华商报》坚持团结抗战的鲜明立场，及时反映爱国同胞和海外侨胞的愿望，大量刊载宣传抗战的翔实报道、通讯和文章。因而，在广大读者的心目中，《华商报》成了在海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旗帜。
（二）大力宣传抗日将士的英雄事迹
1941年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正面战场仍由国民党军队作战，敌后战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广大游击队作战。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外国人士都十分关注战局的发展变化。《华商报》翔实地报道了全民抗战的情况和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的战绩；也公正地表彰国民党抗日将士英勇作战的战绩，以鼓舞士气民心。
《华商报》创刊后半月，国民党的谢晋元团长在沪被奸徒狙击去世。该报在4月26、27日和28日连续在头版上予以报道和大力褒扬。它报道了孤岛上海各界人士10多万人到孤军营瞻仰遗容，还摘登了蒋介石给各军官兵的通电。电文说：“谢晋元团长之成仁，为军人垂一光荣之纪念，亦为我抗战史上留一极悲壮之史迹。回溯谢团长率领八百孤军，坚守闸北，……守护国旗与最后阵地，而绝不撤退，其忠勇无畏之精神已获得举世之称颂。”
5月晋东南、晋南激战，歼敌数万，日军联队长上田少将被击毙。《华商报》刊登了特约通讯员的长篇通讯《卫立煌和朱德——中条山太行山的保卫者》②，表彰他们率领所部英勇善战，密切合作，挫败日军对中条山的13次“扫荡”，对太行山的12次“围攻”。9月末、10月初的长沙战役，日军溃败，伤亡数万。《华商报》在头版上使用“薛岳指挥镇定，邻近战线配合适当”等标题。该报对抗战的国民党军队的宣传，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激励了正面战场的爱国将士的抗日热忱，对于团结抗战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为抗战募捐
1941年5月，宋庆龄以“保卫中国同盟”名义，在香港发起“一碗饭运动”。具体做法是：发出餐券万张，每券由赞助餐馆、饭店提供炒饭一碗，募集所得款项全部赠作救济伤兵难民的基金。
《华商报》为“一碗饭运动”提供广泛的宣传阵地，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有时一天刊登多篇宣传文章，并为运动发表了社论和专辑。很多文章情文并茂，或情词恳切，或慷慨激越，富有感染力，扣人心弦。
《华商报》主笔、著名法学家张友渔在文章中说：“假使你不是不关心国家的兴废，民族的存亡。你就应该同情这一运动，帮助这一运动。”著名剧作家于伶热情地呼吁：“我希望每一位吃得起饭的人，多购买‘一碗饭运动券’，我希望每一位吃不起饭的人，无力购买‘一碗饭运动券’，也能了解‘一碗饭运动’的意义。”著名演员王莹更富有鼓动性地说：“希望每一位海外同胞都参加孙夫人领导下的‘一碗饭运动’，这是你的责任，你的荣誉。”③
在这次运动正式开始的前夕，《华商报》于 7 月 29 日刊出“一碗饭运动专辑”，由何香凝书写刊名。夏衍在他撰写的文章《为了良心的安适》中写到：“你饱暖就想一想他们的饥寒；你团聚就想一想他们的离散；你欢笑就想一想他们的哭泣！为着使你的良心安适，你也得尽这一点轻微的责任！”专辑刊登了黄新波的富有感召力、号召力的精美版画，上面刻着响亮的口号：“为抗战，贡献出我们的一切力量”。④1941 年7月31日，“一碗饭运动”正式开展的前一天，《华商报》发表题为《响应“一碗饭运动”》的社论，动员香港广大市民踊跃参加这次救助伤兵难民的爱国活动。第二天，《华商报》发表宋庆龄的亲笔题词：“日寇所至，骨肉流离，凡我同胞，速其互助。”①此后，《华商报》连续发表反映运动盛况的本报特写。延长到 8 月底圆满结束的“一碗饭运动”，出售餐券和捐款共筹集到两万多元港币，全部捐给救济内地特别是黄河流域的难民灾胞。
（四）掀起声讨法西斯的浪潮，支持苏联的卫国战争
1941 年 9 月 18 日，反法西斯话剧《马门教授》在香港首演。在《马门教授》的排练和公演期间，观看过该剧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围绕该剧在港演出的意义开展了讨论，在香港掀起了一个声讨法西斯主义的浪潮。乔冠华分析了马门教授认识“科学家的良心和法西斯势不两立”的过程后，指出：“科学和法西斯势不两立！现在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全世界反法西斯争民主的浪潮已经普遍的展开，一切具有科学良心的人们首先应团结起来，为粉碎法西斯侵略而斗争。”②
从苏德战争爆发的第二天起，《华商报》就连续发表社论，揭露德国法西斯企图征服全人类全世界的阴谋，谴责希特勒侵苏的罪恶行径，阐述苏联卫国战争的伟大意义，号召中苏两国携手并进、相互支援，共同抗击法西斯的野蛮行径、疯狂侵略。1941年6月23 日的社论指出：“在疯人的疯狂举动中，希特勒这次的进攻苏联无疑是最疯狂的一次。这个疯人之疯，简直是见人必咬，见物必毁；他立意毁灭一切，最终毁灭他自己。”③
《华商报》还发起“向苏联寄慰问信”和“为英苏前线将士致送耶诞礼物”活动。1941 年 8 月 15 日，《华商报》文艺副刊《灯塔》发起“向苏联寄慰问信”活动，该刊编者指出：“七个多星期以来，残虐的法西斯屠杀者向地球上人类最幸福的园地进攻，沉重的炮弹落在苏联的土地上，但却痛感在全世界受苦难爱自由的人们心上。……因此谨向亲爱的读者和作者献议：请你们把最内心的事情写出来，像寄给你们最要好的朋友兄弟姐妹一样，寄给苏联的工人农民作家妇女儿童工程师演员等任何你认为和你最接近的人们吧。我们愿代寄递之劳，并酌量发表。”④到 9 月 2 日，《华商报》选择发表了 6 封热情洋溢、真挚感人、爱憎分明的信函，9 月 5 日，将收到的信件寄出。 1941 年 11 月 14 日《华商报》文艺副刊《灯塔》又发起“为英苏前线将士致送耶诞礼物”活动，得到读者和作者的热烈响应，截至 12 月 10 日共收到“为英苏前线将士致送耶诞礼物”代金“国币一万零五百六十八元四角四分，港币七百一十二元七毫一仙，广东毫卷三元一毫，金戒指二枚”⑤。代金由《华商报》转交香港英国战时募捐会和苏联驻华大使馆。同时，《华商报》陆续将捐赠礼物代金的名单公布，并发表相关的信件和文章，掀起了一个声援苏联卫国战争的高潮。 （五）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
1941 年7月7日，留港文化人茅盾、许地山、夏衍、胡风和大陆的郭沫若、巴金等联名致函肖伯纳、罗曼·罗兰、赛珍珠、爱因斯坦、史沫特莱等 30 多位国际知名人士，呼吁世界民主力量的大团结，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指出：“世界上有思想有感觉的人们，应该挺身而出，唤起对这一战斗的国际关心，领导起国际间广泛的反法西斯侵略运动。以我们四年艰苦斗争的经验，我们深深感到国际合作的必要。为此，我们特在此抗战四年的纪念日子，向你们呼吁这一运动的实现同时表示对于你们的战斗的共同责任，因为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⑥
中国爱国作家充满正义的呼吁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轰动效应。8 月初，美国作家、诗人、戏剧家、编辑等 69 人将其版税与稿费捐助给“500 万援华运动，其中有赛珍珠、斯诺”。⑦9 月下旬，美国作家联盟会员 700 人致函世界作家，紧急呼吁世界作家及作家团体团结起来，援助英国和苏联抗击法西斯的侵略。
1941 年 11 月 7 日，旅港文化人茅盾、宋之的、戈宝权、夏衍等发表致世界作家的公开信，提议组织反法西斯作家同盟。信中指出：“ 我们特别选择这十月革命纪念日，再发出立即建立这一战线的要求。我们提议各国作家应公开的结为一全世界之反法西斯同盟，加强我全体人民对一共同敌人之共同战线：尽我们力量之所能及，以各种措施援助民主国家及人类自由之胜利。我们特别要求英美及其他国家的作家与知识分子，对这个提议加以考虑，同时尽你们的力量去促进它的实现。我们中国作家已准备以全力奋斗，参加这一运动，并且在我们的一切工作和写作上，和苏联英勇的防守者，联合起来。”①
此外，《华商报》还不失时机地发表一些社论和文章，宣传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社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阵线》指出：“我们相信苏联必能粉碎纳粹德国的进攻，中国也必能击退日本的侵略。但是如果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能巩固地组织起来，则苏联和中国的斗争将必遭遇较多的困难和艰苦，而延长法西斯侵略的命运。要保障和加速反法西斯侵略斗争的胜利，必须组织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阵线。”②莲峰的论文《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必须让它扩大和巩固》，以中国抗战四年来坚持抗战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说明国际统一战线也和国内统一战线一样“必须使它扩大，使它深入，才能够使它巩固，才能够使它顺利进展而不致发生退转的波折”。③
三、《华商报》开展抗战宣传的特点
《华商报》所处的非常时期和特定环境，使它的抗战宣传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它既有别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内地所办的报纸，又不同于当时香港所办的其他报纸。《华商报》的抗战宣传具有自身的特点：在宣传策略上“要灰一点”，在宣传视野上深具国际性，在宣传风格上追求生动活泼，在宣传对象上注重普通群众，在宣传视角上深入民生。
（一）“要灰一点”的宣传策略
香港居民和海外华侨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长期受到港英殖民当局、国民党的宣传和影响，在政治思想上大多处于中间状态甚至落后状态，因而对英、美等国家和国民党政府的本质与面目，往往认识不清，存在着种种幻想；另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则不了解、不认识，甚至存在着疑惧心理。面对广大处于中间状态的读者，《华商报》宣传报道的内容和调子，必须首先适应他们的接受水平，千方百计地把他们吸引到报纸周围来，而不要吓跑他们。因此，周恩来指示，《华商报》不要办得太红，要灰一点。具体地说，就是不要像《新华日报》那样以共产党的姿态出现。在一般情况下，要避免宣传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而要大力宣传爱国主义、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例如，1941 年《华商报》有一篇社论讲到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政权，用了“无产阶级专政”一词，最后定稿时就改为“工农民主专政”。
（二）极具国际性的宣传视野
当时，香港作为全世界最自由最开放的自由港，日益成为举世瞩目的一个国际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与此同时，也逐渐成为一个国际信息中心。主要的西方通讯社在香港都设有分社，争分夺秒地搜集和发布世界各地的新闻。香港各家综合性的报纸都毫无例外地选用多家国际性大通讯社的电讯，既显示自己的新闻渠道多，消息灵通，又可使报上刊登的新闻互相补充，互相印证。《华商报》为了及时报道国内外重大新闻，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同时为了在群报竞争中立足，只能采取新闻来源多渠道的办法。除了刊登本报讯、专访、各地航讯和新华社电讯之外，也大量选用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法新社等外国通讯社的电讯，因此，使得《华商报》的宣传报道极具国际视野。
（三）生动活波的宣传风格
寓抗战精神于漫画之中，诙谐幽默，生动活泼，是《华商报》宣传风格的一个体现。从创刊开始， 《华商报》就开辟出 《新美术》的副刊，用于刊登国内外漫画家的作品，漫画的内容多揭示了法西斯主义的凶狠残暴和不得人心。如在题为 《两种作战精神及其背影》的漫画里，一个德国武士持矛站立，背后却是标示着 “屠杀”“失败”“饥饿”等标语的鬼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武士旁边站立着一个器宇轩昂的苏军士兵，其身后是标示着 “和平”“胜利”“平等”等标语的巨人形象，作者想表达的意思简单易懂却又不失深刻。对于法西斯势力的无能与必然失败极尽嘲讽，但对于中国军队的抗战行为却充分地加以赞扬和肯定，在题为 《平型关之战》的故事画中，作者石克通过描绘八路军在平型关战役中 “谋略”“进军”“检讨”的三个瞬间，①有力地表现了八路军坚持抗战、英勇果敢的精神风貌。
在版面编排上，《华商报》分门别类，主次分明，条理清晰，方便读者阅读，而且尽量做到生动活泼，图文并茂，以吸引读者阅读内容。例如，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华商报》在报道战况的同时，还附上一大幅金端苓绘制的苏德战场地图，方便了读者对战争进程的了解。又如，1941 年 7 月 29 日的《一碗饭运动特辑》的版面很吸引人。特辑刊载 6 篇短文、4 帧图片。左上角的宣传画，呼吁人们“买一碗饭，使无家可归的同胞，得到工作，可以生活”。版面中间是两位国际友人的英文劝捐题词。右下角是黄新波刻的版画，刻着响亮的口号：“为抗战，贡献出我们的一切力量。”②特辑整个版面图文并茂，有声有色，错落有致，生动活泼。
（四）把普通群众作为主要宣传对象
《华商报》重视面向处于中间状态的普通群众开展宣传。因为他们是香港居民和海外华侨中的大多数，是中共争取团结的对象。少数思想觉悟水平高的先进分子，他们除了阅读《华商报》外，还可以通过党的机关报刊和其它渠道，来了解党的主张、方针、政策。因此，《华商报》首先考虑广大普通群众读者的共同需要，然后才是考虑少数先进分子的特殊需要。
为了适应社会各个层次的广大读者，《华商报》从内容到形式都力求雅俗共赏。在刊登的大量杂文、诗歌、通俗小说、图片、漫画中，既有不少名家之作，也有许多读者投稿；既有高水平的长篇连载，也有豆腐干大小的小专栏。当然，适应、照顾绝非迁就、迎合。香港许多报纸为了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几乎无一例外地登载黄色小说，而《华商报》却坚决不登色情的文字。《华商报》既要适应读者，更要提高读者。所谓提高，就是提高爱国觉悟。
《华商报》同普通读者的联系十分密切。1941年 11 月 14 日，《灯塔》发表了读者杨培贞亲自送来的《一个读者的建议——为苏联抗战将士致送耶稣礼品》的来信，报社当即以编者名义发表评论，正式建议开展“为英苏前线将士致送耶诞礼物”的捐献运动。运动立刻得到广大读者的响应和捐款，运动持续到日军发动对香港的侵略战争的第三天。12 月 10 日的《灯塔》公布了收到读者的捐款数目，编者同时根据读者陈丹枕等二十人的建议，宣布“决定将耶稣礼物代金给英国的一半就地买物慰劳保卫香港的守军”。③由此可见，香港《华商报》始终是和广大普通读者站在一起的，不愧是一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报纸。
（五）深入民生的宣传视角
《华商报》以 “商”为名而行 “政治宣传”之实，深明 “商乃富国”的道理，在战火中不忘从国家兴亡的角度思考和讨论经济民生问题，力图贴近当地社会的实际情况，毫无保留地指出由于日本侵略，造成普通百姓苦苦挣扎于生存线上的严酷事实，从而激发广大群众的抗战决心，这既是争取读者共鸣的一种策略，也一扫之前共产党人给人留下的“政治挂帅，免谈经济”的刻板印象，凸显了《华商报》将抗战宣传融入老百姓生活和关注民生的社会责任感。
（作者系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