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始终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乃至政治家非常关注的问题。文化既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又能阻碍经济发展,这一点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似乎不是问题,而且古典经济学家也乐意用文化来解释经济现象。亚当·斯密将他的《道德情操论》视为《国富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约翰·穆勒认为,文化约束有时甚至比追求个人利益更重要。进入20世纪,相同自然条件下的不同国家,有的经济繁荣,有的民生凋敝,人们探求其中的原因时更转向了文化因素。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如果我们能从经济发展史学到什么,那就是文化会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对于人类来说,没有纯粹的“经济活动”,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文化的”,“我们可以说经济发展是一个文化过程”(马里亚诺·格龙多纳语)。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制约首先表现在,文化为人的牟利行为提供一个道德上正当性的理由。当人们公开采取某种行为时,他首先认为自己从事这种行为是“正确的”,是符合普遍的道德原则的,是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的,而这种“正确”或者“错误”的观念是行为者所赖以生存的文化赋予的。有些文化从根本上否定人的牟利行为,例如中国传统文化、天主教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中国化的佛教——都是从根本上否定人的牟利行为的。历代儒家所推崇的完美人格的化身——“君子”——向来是鄙视物质利益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固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中国历代文人雅士所津津乐道的行为准则。孔子最欣赏的学生颜回,其最明显的特征也是安贫乐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物质享受并不是“君子”首先追求的目标。道家也认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会使人丧失其本性(“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物质生活以满足生存为限(“圣人为腹不为目”),道家的这种观点与天主教的说教倒是殊途同归。在天主教徒看来,世俗活动是生活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以维持物质生活为目的的)劳动仅是维持人与社会之存在的必要的自然条件”(托马斯·阿奎那语),超过此目的之上的物质追求是危险的,人生存的全部目的是与上帝进行灵魂的沟通,以期在最终审判时获得拯救,只有那些不信仰上帝的人才去追求物质利益。文化上这种对人的物质追求的负面评价,大大抑制了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从而抑制了经济的发展。所以,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当时上流社会有教养的人都是不屑于追求物质财富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西欧进行远洋探险的都是一些被时人所鄙视的流浪汉、异教徒或罪犯。
　　文化对经济的制约作用还表现在,文化影响经济运行的效率。文化首先表现为某一特定群体、社会,从过去沿袭下来的某种价值取向、是非观念、风俗习惯等约束人们行为的一套非正式的规则体系。这一套规则体系就形成了这个社会的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有时是正的(例如信任),有时是负的(例如欺骗),或者在此环境中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彼环境中又阻碍经济的发展。例如中国传统文化向来重视血缘关系,强调家庭观念,讲究“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家族长是这个家族中的技术、道德和财富三种权威的统一体,这种家族式的组合最有利于重复性和稳定性强的农耕活动。所以,我国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非常成功,而家族型的民营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纷纷倒下,不但企业被搞垮了,连温情脉脉的家庭面纱也不能维持。其中的原因就在于:现代企业制度需要建立起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之间的充分信任(例如股东对职业经理人、管理层对员工等),而我们的传统文化没有教给中国人如何与陌生人之间建立起信任关系。现代企业产生于基督教文化中并不是偶然的,最早的现代企业是教徒之间的合作经营教会(上帝)的财产,教徒之间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们信仰同一個上帝,信奉同一本《圣经》确立的原则。他们虽然不了解自己的伙伴,但是他们对合作伙伴的价值观念有一个稳定的预期。这样,现代企业所需要的企业所有者对经营者的信任、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就顺理成章地建立起来了。
　　其实,任何一种文化在它刚刚产生的时候都是有效率的,但是当文化一旦成为一种“既定事实”,就有了某种滞后性。人是文化的产物,每个人在生活中都要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作决定,那么他作决策所依据的材料就是某种“既定”的文化。经济学家所说的“路径依赖”,从某种角度说就是文化制约,经济逻辑只能解决“怎么做”的问题,而文化才能提供更为根本的“为什么这么做”的理由。我们研究文化对经济的制约作用,就是要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寻找这种文化的滋养,因为仅仅经济的目标(如“致富光荣”)只能促进经济的短期繁荣,但是要保证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富裕之后依然保持像他穷的时候那样的创业激情,经济逻辑是无法提供这种动力的。
　　一种能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文化,应该首先对人的牟利行为给予道德上的肯定,而不应该是反经济的,这可称之为经济发展的“动力系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人的冒险精神和创造精神应该得到鼓励,每一个人应该受到平等对待,个人的财产获得平等的保护和尊重。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市场消费文化”已经具备这个能力。首先,它消除了人们对财富的罪恶感,增加财富成了一件受人尊敬的工作。其次,它能够抑制人们挥霍物质财富,保证人永远是“创造者”而不能沦落为“消费者”,这可称之为经济发展的“控制系统”。一个民族富裕之后能够推动人们继续投资创业的力量,绝不是也不可能是“发财致富”的愿望,只有人民追求超越于经济之上的文化目的之时,他们才能继续保持投资的热情,国家的经济才能持续发展。这种力量必须是一种文化力量。
　　
　　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科技文化教研部
　　(责编/赵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