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刘少奇和陈云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两位杰出领导人，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中携手合作、相互支持，共同为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早期革命生涯中相识相知
20世纪30年代初，刘少奇与陈云在领导工人运动中相识，从此开始了二人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友谊。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泛滥，党在白区的工作接连遭到破坏，党和工会组织的重要领导人不断有人被捕叛变，使得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重要成员在上海难以立足。1933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决定把中央机关迁往中央苏区。刘少奇和陈云先后从白区撤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机构也同苏区的工会领导机构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合并，组成“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局”（以下简称“全总”），刘少奇为委员长，陈云继续担任党团书记。他们共同主持全总工作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使他们在上海工作时初步形成的一些正确思想继续发展，在全总工作中开始了局部的纠正“左”倾错误的斗争。
此后，刘少奇和陈云又一起前往福建汀州调查了解苏区工人运动的情况。经过实际的调查，他们发现苏区工人运动在执行劳动法方面存在着“左”的错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时颁布的，对于改善苏区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等起着重要作用，但是里面也存在一些忽视客观条件、片面追求工人福利的明显缺陷，如规定所有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8小时，每周须有42小時以上的连续休息，甚至规定“由工厂出资建筑工人宿舍，无代价地分给工人及其家庭住”等。这样，使得企业负担沉重，不少中小企业倒闭破产，苏区经济遭受打击。刘少奇随即与陈云一道，采取措施，开始对劳动法进行修订。刘少奇严厉批评了任意“打土豪”“分浮财”和对雇主进行扣押、监禁、罚款、没收财产、戴高帽子游街等做法，提出“个人利益要服从团体利益，团体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陈云选择汀州一家京果业店铺探索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经验。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陈云帮助汀州京果业工会支部拟订出比较切合实际的劳动合同，既保护了工人的经济利益，又兼顾了雇主的承受能力。1933年10月15日，修改后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颁布实施。新劳动法立足于苏区实际，对于兼顾集体和个人利益，提高工人积极性，发展苏区经济，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延安时期，刘少奇在党内地位提高，陈云是拥趸者之一。1941年9月，陈云指出：1927年至1937年这10年的白区工作，主观主义占统治地位。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多数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他们用马列主义的金字招牌，压服我们实际工作者”。“过去十年白区工作的主观主义，到刘少奇、刘晓同志到白区工作后才开始转变”，现在检查起来，“刘少奇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他提出：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补课或正位，如刘少奇将来地位要提高。陈云对刘少奇在白区工作的评价，后来被写进党的历史决议中。
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1日，毛泽东应邀前往重庆谈判，在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的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以便当毛泽东、周恩来去重庆后，书记处还有5个人开会。当时，中共中央最紧急的任务是处理东北问题，东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为迅速争取东北，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彭真为书记，代表中共中央全权领导东北党的一切活动，并处理一切问题。陈云作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北局成员之一，第二天就乘从沈阳来的苏联军用飞机飞往东北。当时情况紧急，时任中共中央代理主席的刘少奇特意为陈云赴东北开展工作开具证明书：“陈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东北中央局委员，此证。”这封证明信是首次公开的文物，由陈云长子陈元提供，现收藏于陈云纪念馆。
在新中国的建设中相携相伴
陈云筹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时，刘少奇给予了他重要的支持和帮助。1949年5月，刘少奇与陈云到香山出席财政经济工作会议，在讨论上海、天津、唐山等地的生产、金融、税收和对外贸易等问题的同时，研究了财政经济组织机构的设置问题。5月31日，刘少奇根据香山会议讨论情况，起草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大纲指出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对当前恢复和发展经济具有重要的作用，还对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工作职责做了更加具体的规定。6月4日下午，在北京饭店召开的会议上，刘少奇再次强调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紧急程度。他说：“建立中央财经统帅部，其紧急不亚于军事及其他问题”，“实际情况是马上需要，等不得了”。经过紧张的筹备，7月12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在陈云的领导下成立。
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由于三年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经济建设比较顺利，党内不少人包括很多高级干部在建设问题上滋长了盲目乐观和急躁的情绪。但刘少奇、陈云与这些人不同，他们相对理性客观，并对“大跃进”运动进行了思考和反省。
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下简称“西楼会议”）。陈云在会议上做了系统的发言，他列举目前财政经济困难的主要表现，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详细的6条措施。陈云的讲话，得到了刘少奇的赞同。刘少奇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请陈云再展开讲一讲，以便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他对陈云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全体会议，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同志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
刘少奇还提议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中央财经小组是1958年就决定成立的，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书记处，负责领导全国财经工作，组长就是陈云。但在“大跃进”中，财经小组停止了工作，西楼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全国的经济工作。刘少奇主张仍由陈云担任组长。陈云因为身体原因，一再推辞，提议由其他人担任组长，自己当组员。刘少奇对陈云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4月19日，陈云再次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刘少奇指示陈云，将财经小组从过去的咨询机构改为决策机构。新设立的中央财经小组恢复了1957年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职能，成为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大政方针的最高决策机构。新设立的中央财经小组是在严重经济困难，需要加强对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统一领导的背景下产生的，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是调整1962年年度经济计划。中央财经小组根据陈云提出的原则和对策，对国民经济作了调整，使严重困难的局面得以迅速扭转。 刘少奇十分重视陈云从实际情况出发对经济工作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意见。他感到，陈云不仅是1962年的讲话对当前的工作具有指导意义，其在近几年的多次讲话和文章也很有价值，应该整理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刘少奇要邓力群组织几个人，把这些讲话和文章找出来，编辑印发。邓力群收集了陈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讲话和文章，编成一本四五万字的材料，并整理出一万多字的摘要。刘少奇决定，将这个材料印发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财经小组成员。汇编整理的文集反映了陈云在解决经济建设与经济生活中所遇到的重大问题与急迫问题上的思想智慧。
在蒙冤平反的
曲折道路上相怜相惜
正当我国的经济建设在探索中前进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大风暴来临了。这就是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场长达10年之久的政治动乱中，不仅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而且很多党内外人士都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刘少奇和陈云也是其受害者。
1966年8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重新选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原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7人组成，重新选举后增加为11人，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陈云由原来的第五位下降到最后一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但刘少奇、陈云的副主席职务以后不再提及，只有林彪继续被称为副主席，并被宣布为“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刘少奇因被指责犯了“路线错误”，已不再参与中央的日常领导工作，陈云也受到批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有名无实。1967年1月3日，造反派冲进刘少奇住处，直接对他和王光美进行围攻。社会上种种恶毒攻击刘少奇的行为也更加肆无忌惮，而且无人制止。陈云也受到造反派的攻击。1月19日，一伙造反派半夜闯进陈云在北长街的住宅抄家，企图抢走陈云办公室的保险柜。
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布置，有关方面对刘少奇夫妇采取了比囚犯还要严格的看管措施，刘少奇被单独关押在住处，见不到一个亲属，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从1968年年初起，刘少奇陆续患上了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疾病，3月以后病情加重。到4月中旬，他的神志已不大清楚，表情呆板，两脚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10月9日以后，刘少奇完全不能进食，只能靠插管往胃里灌流质食物以维持生命。
1969年10月，毛泽东对世界动态作出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全国据此进行大规模的备战行动。中共中央决定将刘少奇和陈云等领导人疏散到外地。本来就处于重病中的刘少奇，由于途中颠簸受惊，到达开封后病情进一步加重。陈云也带着身边工作人员乘火车离京去江西南昌。从此，陈云开始了两年零七个月疏散到江西的“蹲点”生活。11月12日6时45分，将满71岁的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刘少奇去世的情况对外被严格保密。11月13日午夜，刘少奇的遗体被谎称为烈性传染病患者的尸体，运往开封火葬场秘密火化。在登记火葬申请单时，“死者姓名”一栏填了“刘卫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领导中共中央纪委冲破阻力，力主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67年初，林彪、“四人帮”诬陷刘少奇提出过一条“‘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使他遭受无情的打击和迫害，这是对刘少奇的政治陷害，也是对历史事实的严重歪曲。1977年9月26日、27日，陈云两次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审查《中共党史陈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指出：关于所谓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这句话不要再提了，这是见之于文件的。
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即将结束时，陈云得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获释，立刻在家里亲切地会见她。他说：“刘少奇的冤案，不是他一个人的，是党和国家的事情。他这个案子是要平反的。”陈云指出：专案材料说刘少奇1929年在沈阳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时被捕后，“组织被破坏，供出一些人，没有那么回事，不是事实”，“当时释放条件很宽，找个保就可以放出来”，“刘少奇出来后，还向中央做过报告，党组织并没有被破坏”。陈云还指出：“刘少奇是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掌握党政军大量机密。如果他真的是内奸，要出卖是很容易的，但没有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
根据陈云的批示，中共中央纪委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共同成立刘少奇案件复查组。复查组对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刘少奇的各项“罪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反复核对各种材料，向中共中央作出详尽确切的复查情况报告，用可靠的事实逐条否定了强加给刘少奇的罪名。5月17日下午，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方面代表一万多人出席大会。
1988年4月2日，陈云为纪念刘少奇文集《缅怀刘少奇》一书题词：“向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刘少奇同志学习。”这是陈云对刘少奇的缅怀和追思，也是对他的尊重和崇敬，更是对他们革命友谊的最好诠释。
在早期革命生涯中相识相知
20世纪30年代初，刘少奇与陈云在领导工人运动中相识，从此开始了二人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友谊。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泛滥，党在白区的工作接连遭到破坏，党和工会组织的重要领导人不断有人被捕叛变，使得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重要成员在上海难以立足。1933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决定把中央机关迁往中央苏区。刘少奇和陈云先后从白区撤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机构也同苏区的工会领导机构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合并，组成“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局”（以下简称“全总”），刘少奇为委员长，陈云继续担任党团书记。他们共同主持全总工作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使他们在上海工作时初步形成的一些正确思想继续发展，在全总工作中开始了局部的纠正“左”倾错误的斗争。
此后，刘少奇和陈云又一起前往福建汀州调查了解苏区工人运动的情况。经过实际的调查，他们发现苏区工人运动在执行劳动法方面存在着“左”的错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时颁布的，对于改善苏区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等起着重要作用，但是里面也存在一些忽视客观条件、片面追求工人福利的明显缺陷，如规定所有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8小时，每周须有42小時以上的连续休息，甚至规定“由工厂出资建筑工人宿舍，无代价地分给工人及其家庭住”等。这样，使得企业负担沉重，不少中小企业倒闭破产，苏区经济遭受打击。刘少奇随即与陈云一道，采取措施，开始对劳动法进行修订。刘少奇严厉批评了任意“打土豪”“分浮财”和对雇主进行扣押、监禁、罚款、没收财产、戴高帽子游街等做法，提出“个人利益要服从团体利益，团体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陈云选择汀州一家京果业店铺探索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经验。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陈云帮助汀州京果业工会支部拟订出比较切合实际的劳动合同，既保护了工人的经济利益，又兼顾了雇主的承受能力。1933年10月15日，修改后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颁布实施。新劳动法立足于苏区实际，对于兼顾集体和个人利益，提高工人积极性，发展苏区经济，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延安时期，刘少奇在党内地位提高，陈云是拥趸者之一。1941年9月，陈云指出：1927年至1937年这10年的白区工作，主观主义占统治地位。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多数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他们用马列主义的金字招牌，压服我们实际工作者”。“过去十年白区工作的主观主义，到刘少奇、刘晓同志到白区工作后才开始转变”，现在检查起来，“刘少奇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他提出：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补课或正位，如刘少奇将来地位要提高。陈云对刘少奇在白区工作的评价，后来被写进党的历史决议中。
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1日，毛泽东应邀前往重庆谈判，在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的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以便当毛泽东、周恩来去重庆后，书记处还有5个人开会。当时，中共中央最紧急的任务是处理东北问题，东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为迅速争取东北，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彭真为书记，代表中共中央全权领导东北党的一切活动，并处理一切问题。陈云作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北局成员之一，第二天就乘从沈阳来的苏联军用飞机飞往东北。当时情况紧急，时任中共中央代理主席的刘少奇特意为陈云赴东北开展工作开具证明书：“陈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东北中央局委员，此证。”这封证明信是首次公开的文物，由陈云长子陈元提供，现收藏于陈云纪念馆。
在新中国的建设中相携相伴
陈云筹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时，刘少奇给予了他重要的支持和帮助。1949年5月，刘少奇与陈云到香山出席财政经济工作会议，在讨论上海、天津、唐山等地的生产、金融、税收和对外贸易等问题的同时，研究了财政经济组织机构的设置问题。5月31日，刘少奇根据香山会议讨论情况，起草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大纲指出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对当前恢复和发展经济具有重要的作用，还对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工作职责做了更加具体的规定。6月4日下午，在北京饭店召开的会议上，刘少奇再次强调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紧急程度。他说：“建立中央财经统帅部，其紧急不亚于军事及其他问题”，“实际情况是马上需要，等不得了”。经过紧张的筹备，7月12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在陈云的领导下成立。
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由于三年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经济建设比较顺利，党内不少人包括很多高级干部在建设问题上滋长了盲目乐观和急躁的情绪。但刘少奇、陈云与这些人不同，他们相对理性客观，并对“大跃进”运动进行了思考和反省。
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下简称“西楼会议”）。陈云在会议上做了系统的发言，他列举目前财政经济困难的主要表现，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详细的6条措施。陈云的讲话，得到了刘少奇的赞同。刘少奇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请陈云再展开讲一讲，以便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他对陈云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全体会议，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同志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
刘少奇还提议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中央财经小组是1958年就决定成立的，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书记处，负责领导全国财经工作，组长就是陈云。但在“大跃进”中，财经小组停止了工作，西楼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全国的经济工作。刘少奇主张仍由陈云担任组长。陈云因为身体原因，一再推辞，提议由其他人担任组长，自己当组员。刘少奇对陈云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4月19日，陈云再次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刘少奇指示陈云，将财经小组从过去的咨询机构改为决策机构。新设立的中央财经小组恢复了1957年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职能，成为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大政方针的最高决策机构。新设立的中央财经小组是在严重经济困难，需要加强对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统一领导的背景下产生的，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是调整1962年年度经济计划。中央财经小组根据陈云提出的原则和对策，对国民经济作了调整，使严重困难的局面得以迅速扭转。 刘少奇十分重视陈云从实际情况出发对经济工作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意见。他感到，陈云不仅是1962年的讲话对当前的工作具有指导意义，其在近几年的多次讲话和文章也很有价值，应该整理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刘少奇要邓力群组织几个人，把这些讲话和文章找出来，编辑印发。邓力群收集了陈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讲话和文章，编成一本四五万字的材料，并整理出一万多字的摘要。刘少奇决定，将这个材料印发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财经小组成员。汇编整理的文集反映了陈云在解决经济建设与经济生活中所遇到的重大问题与急迫问题上的思想智慧。
在蒙冤平反的
曲折道路上相怜相惜
正当我国的经济建设在探索中前进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大风暴来临了。这就是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场长达10年之久的政治动乱中，不仅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而且很多党内外人士都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刘少奇和陈云也是其受害者。
1966年8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重新选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原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7人组成，重新选举后增加为11人，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陈云由原来的第五位下降到最后一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但刘少奇、陈云的副主席职务以后不再提及，只有林彪继续被称为副主席，并被宣布为“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刘少奇因被指责犯了“路线错误”，已不再参与中央的日常领导工作，陈云也受到批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有名无实。1967年1月3日，造反派冲进刘少奇住处，直接对他和王光美进行围攻。社会上种种恶毒攻击刘少奇的行为也更加肆无忌惮，而且无人制止。陈云也受到造反派的攻击。1月19日，一伙造反派半夜闯进陈云在北长街的住宅抄家，企图抢走陈云办公室的保险柜。
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布置，有关方面对刘少奇夫妇采取了比囚犯还要严格的看管措施，刘少奇被单独关押在住处，见不到一个亲属，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从1968年年初起，刘少奇陆续患上了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疾病，3月以后病情加重。到4月中旬，他的神志已不大清楚，表情呆板，两脚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10月9日以后，刘少奇完全不能进食，只能靠插管往胃里灌流质食物以维持生命。
1969年10月，毛泽东对世界动态作出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全国据此进行大规模的备战行动。中共中央决定将刘少奇和陈云等领导人疏散到外地。本来就处于重病中的刘少奇，由于途中颠簸受惊，到达开封后病情进一步加重。陈云也带着身边工作人员乘火车离京去江西南昌。从此，陈云开始了两年零七个月疏散到江西的“蹲点”生活。11月12日6时45分，将满71岁的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刘少奇去世的情况对外被严格保密。11月13日午夜，刘少奇的遗体被谎称为烈性传染病患者的尸体，运往开封火葬场秘密火化。在登记火葬申请单时，“死者姓名”一栏填了“刘卫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领导中共中央纪委冲破阻力，力主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67年初，林彪、“四人帮”诬陷刘少奇提出过一条“‘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使他遭受无情的打击和迫害，这是对刘少奇的政治陷害，也是对历史事实的严重歪曲。1977年9月26日、27日，陈云两次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审查《中共党史陈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指出：关于所谓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这句话不要再提了，这是见之于文件的。
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即将结束时，陈云得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获释，立刻在家里亲切地会见她。他说：“刘少奇的冤案，不是他一个人的，是党和国家的事情。他这个案子是要平反的。”陈云指出：专案材料说刘少奇1929年在沈阳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时被捕后，“组织被破坏，供出一些人，没有那么回事，不是事实”，“当时释放条件很宽，找个保就可以放出来”，“刘少奇出来后，还向中央做过报告，党组织并没有被破坏”。陈云还指出：“刘少奇是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掌握党政军大量机密。如果他真的是内奸，要出卖是很容易的，但没有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
根据陈云的批示，中共中央纪委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共同成立刘少奇案件复查组。复查组对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刘少奇的各项“罪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反复核对各种材料，向中共中央作出详尽确切的复查情况报告，用可靠的事实逐条否定了强加给刘少奇的罪名。5月17日下午，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方面代表一万多人出席大会。
1988年4月2日，陈云为纪念刘少奇文集《缅怀刘少奇》一书题词：“向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刘少奇同志学习。”这是陈云对刘少奇的缅怀和追思，也是对他的尊重和崇敬，更是对他们革命友谊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