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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个月，我时常奔波于北京的各大医院，因为我的甲状腺上长了一个结节，而且这个结节长得特别“丰富”，不仅有血流还有钙化斑点，而这些都是恶性的特征。
我以为，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炼，我已经能够坦然面对各种可能性。但当我要提笔写下这段时间的经历时，我发现我还是有些害怕。这倒不是因为“讳疾忌医”，我早已过了那个阶段。只是，到目前为止，我还在等待手术，而现在看来也只有等手术之后，我才能确定地知道我得的是不是甲状腺癌。
在没有最终确诊前，我打心眼里抗拒“癌”这个字。虽然甲状腺癌治疗后的存活率是各大癌症中最高的，但我的潜意识还是迷信地不敢正视这个词。我坚定地认为我的结节虽然长得很丰富，但它是个好结节（良性）。
不过，战胜恐惧最好的方法就是正视恐惧。一番犹豫后，我决定还是把这些日子的经历写下来，算是对自己有个交代，也希望对他人有些借鉴的意义。
找医生
我是在2012年6月体检时查出的甲状腺结节。体检时，医生反复叮嘱我要去医院复查甲状腺，但因为毫无感觉，我并没有把问题想得太过严重。一个月后，我到家附近的解放军总医院做彩超检查。
在那之前，我至少有五年没有去医院看过病。检查结果出来，医生拿着我的彩超单看了看，摇摇头，又看了看，又摇摇头，然后将单子交给了对面另一位医生说是“会诊”一番。两个医生聊了起来，我才明白，原来这次彩超做的水平不高，不能提供充分的信息让医生做出下一步判断。
过了一会儿，对面的医生发话了：“你去做个穿刺吧。”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穿刺”，也就懵懵懂懂地答应了。回到家，上网一查，四周一打听，才知道“穿刺”是用于检测癌变的一种手段，而且据说，如果是癌症，会因为“穿刺”操作不当而导致癌症扩散。
那一晚我失眠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又去解放军总医院挂了一个副主任医生的专家号。专家为我解释得详细了一些。他告诉我：“对于甲状腺结节良恶性的判断最基础的就是彩超，但这次彩超不给力。”
我很想再做一次彩超，但被拒绝。“你还是做穿刺吧！”医生说。
回到家，身边一些有医疗背景的朋友都劝我不到万不得已别做穿刺。我纠结了。如果彩超做得不够好，为什么不能再做一次呢？在美容院、理发店等其他服务行业，服务得不好，都可以免费再做一次。医疗也是服务行业，为什么做得不好，就不能重新再做呢？
接下来，我经历了一段“病急乱投医”的时间。我经人介绍在北京各大医院看了五六个医生，还做了另一种名为核磁共振的检查。不过，至今我都没弄明白，那位友谊医院的医生为什么要我做核磁共振，这个检查的结果又说明了什么。
几经周折，我终于深刻理解了解放军总医院那位专家的话—彩超是最基础的判断，做一个高水平的彩超比什么都强！
我托人找到了肿瘤医院的彩超室主任，又做了一次检查，结果是“良性，随诊”。
悬着的石头终于放下。之前癌症可能没排除时，我想了不少，觉得自己每天都像只陀螺在原地不停地转悠，毫无意义，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但癌症的可能性暂时排除，我的生活又很快恢复原样—有工作就没日没夜地工作，没工作就没日没夜地和朋友玩。
很快半年过去，到了复诊的日子。
我本想去肿瘤医院挂个普通号开个单子，再托人找牛主任做一次彩超。但恰巧当天有个专家号，“看个专家总没坏处，”我心里想，便多花了7块钱挂了个专家号。没想到，这一刹的决定，令我后悔了很久。
专家姓吴，60岁左右，头发稀少，面色红润，看起来保养得不错。我向他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并希望能请他为我开个彩超单。不料，他却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要做CT！”他说。
“CT吗？彩超不行？”我很讶异，根据前一年的经验，我知道彩超是最基础和有效的。
“不行。”他不耐烦地说。
“听说CT还很伤身体。”我还是很犹豫。
他显得更不耐烦了，“CT要做”。
在专家不容置疑的回答中，我动摇了自己的信念。还是听专家的吧，我乖乖地做了CT。
CT的结果是良性，这又让我大大地松了口气。但当我把CT片子拿到吴大夫的面前时，他瞅了瞅，还是斩钉截铁地说：“要手术！”理由是，这个结节已经很大了！
虽然我不是学医的，但自从诊断出有甲状腺结节的问题后，我就不时地在网上做功课。我知道像我这样多发结节的患者做手术需要谨慎，因为切除一个，还有可能会长出另一个。而再次手术的难度和危险，都要比前一次高。他的理由不能说服我。
看我犹豫，吴大夫建议我再考虑考虑，这期间可以吃一种名为“小金胶囊”的药，说是能帮助紧实、缩小结节。这种药很昂贵，一个疗程7天需要自费1500元左右。
后来，我上好大夫网上查医生，发现这位吴医生的口碑也不尽人意。几乎对每个甲状腺病人，他都要求做CT，也都开小金胶囊。还有病人反映吃了他开的“小金胶囊”后，甲状腺的结节不缩小，反而迅速增大。看了这些评论，我顿时后背一身冷汗！
在之后的看病问诊中，多位医生、专家向我证实，CT对于诊断的意义不大。以后查甲状腺结节不要再做CT，要做彩超。一个月后，我又认识了一位医院负责人。她直言不讳地告诉我，目前在北京，医生开CT检测、开药都可以拿回扣。CT的回扣比例据说高达50%！（一次CT检测需要1000元，如果使用超强显影剂，价格是2500元。）
既然左右都是要花钱，还不如花钱找关系，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来治病！
挂号
通过互联网，我了解到北京的协和医院和上海的瑞金医院是治疗甲状腺结节最好的医院，而协和医院的刘大夫是好大夫网上评价分数最高的大夫之一。
“就是他了！”我下定了决心。
找口碑好的医生看病首先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难挂号。从决定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通过电话、网站、医院窗口挂号，但刘大夫一个星期只有两个半天出诊，通过正常程序至少需要等两个星期。 自己努力了一个星期，希望渺茫，于是决定去试试运气。
6月7日，北京下大暴雨。一大早，我冒着雨到协和，想要请刘大夫给我加个特需号。听行内人说，特需号费用的80%都归医生所有，所以医生比较愿意多加号。
到了刘主任诊室门口，我就傻眼了，即使是300元的号，刘主任的门口还是黑压压的一片。我先跟着一大脖子女进去求号—她要求为其开刀，刘主任拒绝说太晚了。然后，我又厚着脸皮，鼓足勇气，独自求号。我的策略是要不了今天的号，要下周的号。不过，刘主任还是拒绝，“都没有，天天如此。”他冷冷地打发了我。
我没有很快离开，一直等到中午，期冀刘大夫能被我的诚心打动，但直到最后，刘大夫还是不同意。
虽然我早就做好失败的准备，但被冷漠地拒绝，心里还是有些难受，眼泪不争气地往外涌。我躲到楼梯间里擦眼泪，透过楼梯间的玻璃，我看见楼道里，一个女孩躺在移动病床上纹丝不动，一个中年男人为她举着吊瓶，另一个中年女人也在一旁抹泪……
没有病，不会感觉有病的绝望。要看一个好医生不仅需要钱，还需要毅力、耐心、技巧、关系……正常渠道下，两周内都没有刘大夫的号，包括好大夫网上的加号也已抢完。只能三天后抢两周后的号了。“希望不会像大脖子女一样太晚了。”从医院出来我对自己说。
那天的雨一直没停。
6月10日，十二点整，我准时拨通114挂电话号预约平台。然而，情况又让我预想不到！协和电话挂号改变了规则—从晚上十点开始可以电话排队，第二天早上8：30才有人根据顺序接听。在电话里，服务生亲切地告诉我，等待期间电话不能挂，否则排队无效。另外，她也看不见在我的面前排着多少人。
这意味着，我完全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电话里排着队，有多少人在医院里排着队，还有多少人在网上排着队。要知道，一夜的等待之后，第二天早上一共只会放出12个专家号！
为了能看上病，我试过很多看起来不靠谱的方法。可是，第二天一大早，等我醒来电话已经被挂了—半夜，电话里传出的音乐声吵醒了我的外婆，她把电话给挂了，等再打电话去时，早已没有了号。
在我看来，电话预约的初衷应该是便民，而这种方式根本不便民，反倒让“民”更焦虑。你根本不知道在电话里排一夜的队，花几百元的电话费究竟有多少希望能挂上号。看起来，唯一得益的只有114。
看来只能通过非正常手段了！
又是一个星期，辗转通过几道关系，我找到了一位在协和工作的医生，加塞儿挂上了号。
去加号的那一天，刘大夫的门诊室外还是黑压压地排满了人。刚开诊时，因为加号的问题，有病人还和刘大夫吵了起来，声音震得整个楼道都好像颤了起来。有甲状腺功能方面问题的病人大多难控制情绪，脾气很大。我在心惊的同时，也为自己甲状腺各项功能还正常，而且总算有了个号而感到庆幸。
不过，不久我就意识到挂上号只是漫长求医路的第一步。
看病
刘大夫看病的过程很快，前后不过3分钟。他告诉我，靠CT不能诊断，要我下午再做个彩超。
因为是特需号，为我做彩超的据说是协和最好的彩超师。虽然价格比医保贵了十倍，但还是令我相当开心。和托人找关系相比，多花点钱就能找到技术好的彩超师做检测，实在是一件更方便的事。
协和的彩超要更为细致，在检测单上有很多外行不懂的医用术语。不过结果倒是一目了然—左侧甲状腺结节，建议外科手术摘除。
做完检测，已经过了刘大夫的门诊时间。只能等到他再出诊时求号了。我从网上的评论中了解到，刘大夫通常还是会为复诊的病人加号的，也就没太担心。
然而等到刘大夫再次出诊的日子，我才发现自己又想错了。上一次看病，我没有能让医生对我留下印象，大夫也没给我写病历，再加上就诊卡出了问题，加号颇费周折。
从早上7：30折腾到了10：00，终于在我拿出了上次挂号的发票证明后，才勉强让刘大夫相信我是复诊的病人，挂上了第61号。那一天，勤劳的刘大夫一上午三个小时看了70位病人。
看病的时间大概还是3分钟左右，刘大夫没有解释病历上的术语，没有关心病状。根据彩超，直接说手术。我理解手术的原因，但对于多发性甲状腺结节患者这是个纠结的选择—因为切了这个，还会长出另一个。我从网上看到很多说法，希望大夫能够稍微解释，但他没有时间。他告诉我，虽然会再长，但有问题的结节还是得拿掉。
因为我的犹豫，手术单最终没有开出来，但刘给我开了全面的甲功测试。他说，手术前，这些检测对判断也有作用。
有了前车之鉴，临走时我请刘大夫写了病历以便下次加号，他爽快地答应了，并在病历那一页的上方画了一条横线。
一个星期之后，当甲功测试结果出来，我也做好了手术的心理准备，再请刘大夫加号时，没想到，这一道横竟成了刘大夫拒绝我的理由。
“做了记号了，不能加！”我方才知道，刘大夫有自己的暗号系统，给加号的画圈，不给加的画横线。
当然他不会给我解释原因，至今我还没想通到底是因为我没有同意马上排单手术得罪了他，还是因为我请他写病历，以方便后来加号得罪了他。
不过，除了委屈，我没有一点生气。我能理解刘大夫，看他门口排着的长队就知道他有多忙了；看他办公室里争着送礼的人就知道能找他手术有多不容易。我想可能还是我太不珍惜机会了！
在海外，很多国家都实行家庭医生制。当你生感冒之类的小病时，家庭医生能帮你看病。当你得了需要手术的大病时，家庭医生能为你做初步的解释，找合适的专科医生进行治疗。我想这种制度还是更合理。如果我有一个家庭医生，我就不用像一只没头苍蝇，撞得个头破血流，还没搞清楚自己病的来龙去脉，也不会对下一步的治疗举棋不定了。
从刘大夫的诊室出来，我径直去了挂号大厅挂其他医生的号。导医挂号的阿姨很好，问我的病况，帮我出主意。我本想挂个普通号，找个没那么忙的医生解答我所有的困惑。但她坚持帮我约了下个星期另一位名医专家的门诊号。她安慰我说，刘大夫就是最近名气大一些，他们院自己人看病还都找这位郑大夫。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我是撞了大运挂到了郑大夫的号，平时她的号也是一放出来就被抢空。 和导医阿姨说话的时候，我的眼泪忍不住在眼睛里打转转。人生病的时候就会特别敏感，一点点的委屈会让你大哭一场，别人对你的一点点好也会让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等手术
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很高，有7%。（比如胃癌的发病率是50/10万）近些年来，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出现明显上升的趋势，几乎是过去的300%。造成甲状腺疾病增多有很多原因。有一种传闻说是因为碘盐的普及导致。并不是全国各省的人都缺碘，特别是像我这种出生在沿海省份的人来说，碘补多了，反倒会出问题。不过这个说法还没得到国家级专家的肯定。前段时间，中央台的新闻还在辟谣。
另一种诱因获得了专家们的普遍认可，那就是压力和情绪。现代人工作压力大，生活没规律，情绪不稳定是导致甲状腺疾病发的直接原因。
每一次去医院看完病，我都需要调整心态，努力使负面的情绪不影响自己。那一天从协和医院出来，我就下定决心，再也不为看病流一滴泪，即使再难、再委屈，也要平和地面对。我无力改变医疗的现状，也无法获得特权，只能调整自己的状态。
在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前，我从来没有感到甲状腺有任何不适，我不想因为看病，搞得心情不好，反倒加重了病情。
去年看病的一段时间，我特别迷美国心理学家布莱恩·魏斯的作品。我相信魏斯在他的《前世今生》里所写：每个人到这个世界都带着各自修炼的项目。我对自己说，如果这一次看病是场考验的话，老天要修炼我做一个平和的人，就是“心有惊雷而面如平湖”的那种。
在西医诊疗的过程中，我也开始看中医。虽然大多数我接触到的西医都对中医治疗甲状腺嗤之以鼻，但我还是决定试试。我知道短期内中医的效果不会明显，但就看病体验来说，中医要好太多。
也是通过关系，我找到了首师大名医馆的刘尚根大夫。每次给我把脉，刘大夫都会说起美国的“诱导医学”，“如果你心里总想着这是癌，癌可能就会找上你。”有时，为了让病人安心，他还会像个江湖术士一样，背起自己的家谱：“我家五代行医，舅舅是军阀阎锡山的专用医生。你要相信刘大夫，一定能把你治好。”他说，“中医医病也是医心。”他最反对的就是西医冷冰冰的看病态度和动不动就切了的做法。
之后的几个星期，检查、看病还是按部就班地进行。虽然还是不容易，也有一些意想不到，但都没对我有太大的影响。好在，各项指标还都算正常，郑大夫也耐心地为我解释了手术的意义，以及各种后果。让我放心地开出了手术单。
我感觉这次生病是我个人的一个分水岭。在旁人看来，我是倒霉的，但我倒觉得这病让我看清了一些事和一些人。于我，未尝不是一件幸事。
因为有可能是癌，我思考过很多关于生死、人生的问题，虽然去年也曾有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因为很快排除了恶性，印象并不那么深。此前按照领导的话说，我是一个喜欢“和自己较劲儿”的人，这可能和性格中的争强好胜有关，不管在什么方面我总对自己有较高的期待。对事对人都太认真。虽然认真是件好事，但有时候过于认真了，未免会让自己心神交瘁。
我开始给自己减负，学着放弃不必要的欲望和执着，规律生活。一段时间后，我竟然发现这种简单的生活更令我有满足感，和身边人的相处也更为融洽。
现在，手术单开出已经快两个月了，我还在手术等待中。协和的床位太紧张，至少要等满三个月，才有资格去询问还要等多久。好在，我刚刚又做了一次彩超，我那颗问题结节没有太大的变化，没有向外扩张。
还是那句话，“希望不会太晚了”。
我以为，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炼，我已经能够坦然面对各种可能性。但当我要提笔写下这段时间的经历时，我发现我还是有些害怕。这倒不是因为“讳疾忌医”，我早已过了那个阶段。只是，到目前为止，我还在等待手术，而现在看来也只有等手术之后，我才能确定地知道我得的是不是甲状腺癌。
在没有最终确诊前，我打心眼里抗拒“癌”这个字。虽然甲状腺癌治疗后的存活率是各大癌症中最高的，但我的潜意识还是迷信地不敢正视这个词。我坚定地认为我的结节虽然长得很丰富，但它是个好结节（良性）。
不过，战胜恐惧最好的方法就是正视恐惧。一番犹豫后，我决定还是把这些日子的经历写下来，算是对自己有个交代，也希望对他人有些借鉴的意义。
找医生
我是在2012年6月体检时查出的甲状腺结节。体检时，医生反复叮嘱我要去医院复查甲状腺，但因为毫无感觉，我并没有把问题想得太过严重。一个月后，我到家附近的解放军总医院做彩超检查。
在那之前，我至少有五年没有去医院看过病。检查结果出来，医生拿着我的彩超单看了看，摇摇头，又看了看，又摇摇头，然后将单子交给了对面另一位医生说是“会诊”一番。两个医生聊了起来，我才明白，原来这次彩超做的水平不高，不能提供充分的信息让医生做出下一步判断。
过了一会儿，对面的医生发话了：“你去做个穿刺吧。”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穿刺”，也就懵懵懂懂地答应了。回到家，上网一查，四周一打听，才知道“穿刺”是用于检测癌变的一种手段，而且据说，如果是癌症，会因为“穿刺”操作不当而导致癌症扩散。
那一晚我失眠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又去解放军总医院挂了一个副主任医生的专家号。专家为我解释得详细了一些。他告诉我：“对于甲状腺结节良恶性的判断最基础的就是彩超，但这次彩超不给力。”
我很想再做一次彩超，但被拒绝。“你还是做穿刺吧！”医生说。
回到家，身边一些有医疗背景的朋友都劝我不到万不得已别做穿刺。我纠结了。如果彩超做得不够好，为什么不能再做一次呢？在美容院、理发店等其他服务行业，服务得不好，都可以免费再做一次。医疗也是服务行业，为什么做得不好，就不能重新再做呢？
接下来，我经历了一段“病急乱投医”的时间。我经人介绍在北京各大医院看了五六个医生，还做了另一种名为核磁共振的检查。不过，至今我都没弄明白，那位友谊医院的医生为什么要我做核磁共振，这个检查的结果又说明了什么。
几经周折，我终于深刻理解了解放军总医院那位专家的话—彩超是最基础的判断，做一个高水平的彩超比什么都强！
我托人找到了肿瘤医院的彩超室主任，又做了一次检查，结果是“良性，随诊”。
悬着的石头终于放下。之前癌症可能没排除时，我想了不少，觉得自己每天都像只陀螺在原地不停地转悠，毫无意义，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但癌症的可能性暂时排除，我的生活又很快恢复原样—有工作就没日没夜地工作，没工作就没日没夜地和朋友玩。
很快半年过去，到了复诊的日子。
我本想去肿瘤医院挂个普通号开个单子，再托人找牛主任做一次彩超。但恰巧当天有个专家号，“看个专家总没坏处，”我心里想，便多花了7块钱挂了个专家号。没想到，这一刹的决定，令我后悔了很久。
专家姓吴，60岁左右，头发稀少，面色红润，看起来保养得不错。我向他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并希望能请他为我开个彩超单。不料，他却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要做CT！”他说。
“CT吗？彩超不行？”我很讶异，根据前一年的经验，我知道彩超是最基础和有效的。
“不行。”他不耐烦地说。
“听说CT还很伤身体。”我还是很犹豫。
他显得更不耐烦了，“CT要做”。
在专家不容置疑的回答中，我动摇了自己的信念。还是听专家的吧，我乖乖地做了CT。
CT的结果是良性，这又让我大大地松了口气。但当我把CT片子拿到吴大夫的面前时，他瞅了瞅，还是斩钉截铁地说：“要手术！”理由是，这个结节已经很大了！
虽然我不是学医的，但自从诊断出有甲状腺结节的问题后，我就不时地在网上做功课。我知道像我这样多发结节的患者做手术需要谨慎，因为切除一个，还有可能会长出另一个。而再次手术的难度和危险，都要比前一次高。他的理由不能说服我。
看我犹豫，吴大夫建议我再考虑考虑，这期间可以吃一种名为“小金胶囊”的药，说是能帮助紧实、缩小结节。这种药很昂贵，一个疗程7天需要自费1500元左右。
后来，我上好大夫网上查医生，发现这位吴医生的口碑也不尽人意。几乎对每个甲状腺病人，他都要求做CT，也都开小金胶囊。还有病人反映吃了他开的“小金胶囊”后，甲状腺的结节不缩小，反而迅速增大。看了这些评论，我顿时后背一身冷汗！
在之后的看病问诊中，多位医生、专家向我证实，CT对于诊断的意义不大。以后查甲状腺结节不要再做CT，要做彩超。一个月后，我又认识了一位医院负责人。她直言不讳地告诉我，目前在北京，医生开CT检测、开药都可以拿回扣。CT的回扣比例据说高达50%！（一次CT检测需要1000元，如果使用超强显影剂，价格是2500元。）
既然左右都是要花钱，还不如花钱找关系，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来治病！
挂号
通过互联网，我了解到北京的协和医院和上海的瑞金医院是治疗甲状腺结节最好的医院，而协和医院的刘大夫是好大夫网上评价分数最高的大夫之一。
“就是他了！”我下定了决心。
找口碑好的医生看病首先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难挂号。从决定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通过电话、网站、医院窗口挂号，但刘大夫一个星期只有两个半天出诊，通过正常程序至少需要等两个星期。 自己努力了一个星期，希望渺茫，于是决定去试试运气。
6月7日，北京下大暴雨。一大早，我冒着雨到协和，想要请刘大夫给我加个特需号。听行内人说，特需号费用的80%都归医生所有，所以医生比较愿意多加号。
到了刘主任诊室门口，我就傻眼了，即使是300元的号，刘主任的门口还是黑压压的一片。我先跟着一大脖子女进去求号—她要求为其开刀，刘主任拒绝说太晚了。然后，我又厚着脸皮，鼓足勇气，独自求号。我的策略是要不了今天的号，要下周的号。不过，刘主任还是拒绝，“都没有，天天如此。”他冷冷地打发了我。
我没有很快离开，一直等到中午，期冀刘大夫能被我的诚心打动，但直到最后，刘大夫还是不同意。
虽然我早就做好失败的准备，但被冷漠地拒绝，心里还是有些难受，眼泪不争气地往外涌。我躲到楼梯间里擦眼泪，透过楼梯间的玻璃，我看见楼道里，一个女孩躺在移动病床上纹丝不动，一个中年男人为她举着吊瓶，另一个中年女人也在一旁抹泪……
没有病，不会感觉有病的绝望。要看一个好医生不仅需要钱，还需要毅力、耐心、技巧、关系……正常渠道下，两周内都没有刘大夫的号，包括好大夫网上的加号也已抢完。只能三天后抢两周后的号了。“希望不会像大脖子女一样太晚了。”从医院出来我对自己说。
那天的雨一直没停。
6月10日，十二点整，我准时拨通114挂电话号预约平台。然而，情况又让我预想不到！协和电话挂号改变了规则—从晚上十点开始可以电话排队，第二天早上8：30才有人根据顺序接听。在电话里，服务生亲切地告诉我，等待期间电话不能挂，否则排队无效。另外，她也看不见在我的面前排着多少人。
这意味着，我完全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电话里排着队，有多少人在医院里排着队，还有多少人在网上排着队。要知道，一夜的等待之后，第二天早上一共只会放出12个专家号！
为了能看上病，我试过很多看起来不靠谱的方法。可是，第二天一大早，等我醒来电话已经被挂了—半夜，电话里传出的音乐声吵醒了我的外婆，她把电话给挂了，等再打电话去时，早已没有了号。
在我看来，电话预约的初衷应该是便民，而这种方式根本不便民，反倒让“民”更焦虑。你根本不知道在电话里排一夜的队，花几百元的电话费究竟有多少希望能挂上号。看起来，唯一得益的只有114。
看来只能通过非正常手段了！
又是一个星期，辗转通过几道关系，我找到了一位在协和工作的医生，加塞儿挂上了号。
去加号的那一天，刘大夫的门诊室外还是黑压压地排满了人。刚开诊时，因为加号的问题，有病人还和刘大夫吵了起来，声音震得整个楼道都好像颤了起来。有甲状腺功能方面问题的病人大多难控制情绪，脾气很大。我在心惊的同时，也为自己甲状腺各项功能还正常，而且总算有了个号而感到庆幸。
不过，不久我就意识到挂上号只是漫长求医路的第一步。
看病
刘大夫看病的过程很快，前后不过3分钟。他告诉我，靠CT不能诊断，要我下午再做个彩超。
因为是特需号，为我做彩超的据说是协和最好的彩超师。虽然价格比医保贵了十倍，但还是令我相当开心。和托人找关系相比，多花点钱就能找到技术好的彩超师做检测，实在是一件更方便的事。
协和的彩超要更为细致，在检测单上有很多外行不懂的医用术语。不过结果倒是一目了然—左侧甲状腺结节，建议外科手术摘除。
做完检测，已经过了刘大夫的门诊时间。只能等到他再出诊时求号了。我从网上的评论中了解到，刘大夫通常还是会为复诊的病人加号的，也就没太担心。
然而等到刘大夫再次出诊的日子，我才发现自己又想错了。上一次看病，我没有能让医生对我留下印象，大夫也没给我写病历，再加上就诊卡出了问题，加号颇费周折。
从早上7：30折腾到了10：00，终于在我拿出了上次挂号的发票证明后，才勉强让刘大夫相信我是复诊的病人，挂上了第61号。那一天，勤劳的刘大夫一上午三个小时看了70位病人。
看病的时间大概还是3分钟左右，刘大夫没有解释病历上的术语，没有关心病状。根据彩超，直接说手术。我理解手术的原因，但对于多发性甲状腺结节患者这是个纠结的选择—因为切了这个，还会长出另一个。我从网上看到很多说法，希望大夫能够稍微解释，但他没有时间。他告诉我，虽然会再长，但有问题的结节还是得拿掉。
因为我的犹豫，手术单最终没有开出来，但刘给我开了全面的甲功测试。他说，手术前，这些检测对判断也有作用。
有了前车之鉴，临走时我请刘大夫写了病历以便下次加号，他爽快地答应了，并在病历那一页的上方画了一条横线。
一个星期之后，当甲功测试结果出来，我也做好了手术的心理准备，再请刘大夫加号时，没想到，这一道横竟成了刘大夫拒绝我的理由。
“做了记号了，不能加！”我方才知道，刘大夫有自己的暗号系统，给加号的画圈，不给加的画横线。
当然他不会给我解释原因，至今我还没想通到底是因为我没有同意马上排单手术得罪了他，还是因为我请他写病历，以方便后来加号得罪了他。
不过，除了委屈，我没有一点生气。我能理解刘大夫，看他门口排着的长队就知道他有多忙了；看他办公室里争着送礼的人就知道能找他手术有多不容易。我想可能还是我太不珍惜机会了！
在海外，很多国家都实行家庭医生制。当你生感冒之类的小病时，家庭医生能帮你看病。当你得了需要手术的大病时，家庭医生能为你做初步的解释，找合适的专科医生进行治疗。我想这种制度还是更合理。如果我有一个家庭医生，我就不用像一只没头苍蝇，撞得个头破血流，还没搞清楚自己病的来龙去脉，也不会对下一步的治疗举棋不定了。
从刘大夫的诊室出来，我径直去了挂号大厅挂其他医生的号。导医挂号的阿姨很好，问我的病况，帮我出主意。我本想挂个普通号，找个没那么忙的医生解答我所有的困惑。但她坚持帮我约了下个星期另一位名医专家的门诊号。她安慰我说，刘大夫就是最近名气大一些，他们院自己人看病还都找这位郑大夫。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我是撞了大运挂到了郑大夫的号，平时她的号也是一放出来就被抢空。 和导医阿姨说话的时候，我的眼泪忍不住在眼睛里打转转。人生病的时候就会特别敏感，一点点的委屈会让你大哭一场，别人对你的一点点好也会让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等手术
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很高，有7%。（比如胃癌的发病率是50/10万）近些年来，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出现明显上升的趋势，几乎是过去的300%。造成甲状腺疾病增多有很多原因。有一种传闻说是因为碘盐的普及导致。并不是全国各省的人都缺碘，特别是像我这种出生在沿海省份的人来说，碘补多了，反倒会出问题。不过这个说法还没得到国家级专家的肯定。前段时间，中央台的新闻还在辟谣。
另一种诱因获得了专家们的普遍认可，那就是压力和情绪。现代人工作压力大，生活没规律，情绪不稳定是导致甲状腺疾病发的直接原因。
每一次去医院看完病，我都需要调整心态，努力使负面的情绪不影响自己。那一天从协和医院出来，我就下定决心，再也不为看病流一滴泪，即使再难、再委屈，也要平和地面对。我无力改变医疗的现状，也无法获得特权，只能调整自己的状态。
在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前，我从来没有感到甲状腺有任何不适，我不想因为看病，搞得心情不好，反倒加重了病情。
去年看病的一段时间，我特别迷美国心理学家布莱恩·魏斯的作品。我相信魏斯在他的《前世今生》里所写：每个人到这个世界都带着各自修炼的项目。我对自己说，如果这一次看病是场考验的话，老天要修炼我做一个平和的人，就是“心有惊雷而面如平湖”的那种。
在西医诊疗的过程中，我也开始看中医。虽然大多数我接触到的西医都对中医治疗甲状腺嗤之以鼻，但我还是决定试试。我知道短期内中医的效果不会明显，但就看病体验来说，中医要好太多。
也是通过关系，我找到了首师大名医馆的刘尚根大夫。每次给我把脉，刘大夫都会说起美国的“诱导医学”，“如果你心里总想着这是癌，癌可能就会找上你。”有时，为了让病人安心，他还会像个江湖术士一样，背起自己的家谱：“我家五代行医，舅舅是军阀阎锡山的专用医生。你要相信刘大夫，一定能把你治好。”他说，“中医医病也是医心。”他最反对的就是西医冷冰冰的看病态度和动不动就切了的做法。
之后的几个星期，检查、看病还是按部就班地进行。虽然还是不容易，也有一些意想不到，但都没对我有太大的影响。好在，各项指标还都算正常，郑大夫也耐心地为我解释了手术的意义，以及各种后果。让我放心地开出了手术单。
我感觉这次生病是我个人的一个分水岭。在旁人看来，我是倒霉的，但我倒觉得这病让我看清了一些事和一些人。于我，未尝不是一件幸事。
因为有可能是癌，我思考过很多关于生死、人生的问题，虽然去年也曾有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因为很快排除了恶性，印象并不那么深。此前按照领导的话说，我是一个喜欢“和自己较劲儿”的人，这可能和性格中的争强好胜有关，不管在什么方面我总对自己有较高的期待。对事对人都太认真。虽然认真是件好事，但有时候过于认真了，未免会让自己心神交瘁。
我开始给自己减负，学着放弃不必要的欲望和执着，规律生活。一段时间后，我竟然发现这种简单的生活更令我有满足感，和身边人的相处也更为融洽。
现在，手术单开出已经快两个月了，我还在手术等待中。协和的床位太紧张，至少要等满三个月，才有资格去询问还要等多久。好在，我刚刚又做了一次彩超，我那颗问题结节没有太大的变化，没有向外扩张。
还是那句话，“希望不会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