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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城市高寺镇是豫东的一个小镇，属于传统的农业区，工业经济和商业经济不很发达。这里的农村“80后”由于父母多出外打工，少年时期的他们不得不沉湎于孤独，而缺乏管束和疏于教育又引发了盲目的多米诺骨牌式的辍学潮。长大后，他们几乎又重复上一辈的生活轨迹，大多把自己的梦想交给了外出打工，他们有梦想，这梦想很光荣，可现实却总有些无奈。
穿制服的王俊之
晚上6点的时候，王俊之推着自行车回到家，天很冷，她哈着气，只穿件厚毛衣，套着稍显破旧的深蓝色制服。
4年前，她刚刚穿上这身制服，进村的时候，常常有人和她开玩笑：“瞧，我们的大干部回来了。”她的一身正规制服，在穿着随便的村民中间非常扎眼。
如今，村里穿这种制服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大部分的中青年都在外打工、上学，留在村里的年轻人非常少，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到附近的鞋厂、皮革厂、酒厂上班，陆陆续续都穿上了工作服。
今年24岁的王俊之已经算是老姑娘了。在高寺镇，她也算出生在书香世家了。父亲是当地小学的语文教师，但是，父母的观念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变。
为了要个儿子，她的父母连续生了4个女儿，王俊之的小名叫“换换”，因为父母希望第5个孩子是男孩。她三姐的名字是“交交”，也是同样的意思，不过最终奏效的是“换换”，第5个孩子终于是个男孩了。
王俊之上学时成绩非常好，曾获得过周口地区物理竞赛一等奖、数学竞赛三等奖，她曾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教授。但是家里只有父亲一个月几百块钱的工资，母亲常年有病，经济实在太困难了。大姐也考上了大专，父母又一心要为小儿子留点积蓄，所以只好弃卒保将，把学习标兵王俊之从初三的课堂上拉了回来。被迫中断学业后，王俊之一直在家自学，“不上学了能干啥，我觉得生活都没希望了。就是和父母赌气，在家自学。”
和父母赌气了两年，2001年夏天，18岁的王俊之跟着村里的小姐妹一起到东莞去打工。命运却和她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她被人骗了。本来老板说好给她们一个月700元的工资，但又为了防止她们把钱弄丢，每个月只发200元的零花钱，其他由老板暂时保存。可到了年底，老板却食了言，说工资早就发下去了。有个泼辣的姑娘带着四五个姐妹去跟老板闹，被老板恐吓后，最终不了了之。
回家后，王俊之的弟弟刚读初中，这个“不争气”的弟弟后来虽然上了两年初三，仍没有考上重点高中。这更让王俊之伤心不已，“我上一年初三就能考上重点高中了，父母却不让我上。”
不久，正逢酒厂招人，父母觉得酒厂虽然工资少点，至少工资能拿到手，工作之余还可以帮家里做农活，于是就拉着王俊之去报名了。同时，他们觉得王俊之也该找婆家了，靠四姐妹的彩礼，小儿子上学、结婚的钱就不用愁了。
王俊之并不满意父母的安排，她还是希望到城里，“我羡慕城里的女孩子，都是独生女，父母才不会让他们辍学呢。”但后来厂里发下来的蓝色制服还是让王俊之有了惊喜。“穿上蓝色制服，感觉自己就和村里人不一样了，我不想和他们一样。”蓝色制服让她有了些许安慰。
王俊之眼下正和父母闹着矛盾。由于姐姐大专毕业没有找到很赚钱的工作，家里欠了两万多元债务。母亲希望靠着还没有结婚的四女儿结婚多要些彩礼。而王俊之自己找的男朋友因为家境困难而被父母否决了。现在她多年未叫的小名“换换”又被重新叫响了，原因是“媒人给我说了好几个对象，我都不同意，他们说我换了一个又一个”。
农业税取消后，王家把出外打工的村民不种的地也揽了过来，靠父母两人种十几亩的地有困难，王俊之准备春暖后从酒厂辞职，在家种地。
“今年想种薄荷。”王俊之正在看相关的农业技术书籍。她所在的高寺镇王营村，这两年大部分地块都种上了薄荷，虽然比较费事，但是比种庄稼收益好得多。有的村民包了其他村民的地在种薄荷，农忙时候，还会雇一些闲散在家的老年人薅草。临近的村子种薄荷的也很多，收割的时候，会有公司到村里收购。
然而靠1万多元的高价费得以挤进县重点高中的小弟王高原，却并不认为上大学有多少用，正在高三复读的他认为大学毕业了也不一定找到好工作，和他同龄的人几乎都辍学了，有的孩子上了技校，学习修车、电焊等，一个月也一样有一两千的收入。
“我现在还待在学校里是为我父母。我不是上大学的料。像我这种成绩，又考不上好大学，上个三流大学净白搭。”王高原对于自己在学校混日子的生活振振有辞。
在项城市高寺镇，王高原的同龄人大部分都选择辍学，作为担负“光宗耀祖”重任的男性，他们的父母留了足够上学的钱，然而，一拨拨的退学潮没有得到遏制，反而逐渐增强。
小新娘和小新郎
何香云今年刚刚21岁，一年前，她就已经做了新娘。“懵懵懂懂，家人让结婚就结了。”
婚前，她的家境在当地属于中上等，父母在外打工，把她和小她4岁的弟弟留给了年迈的爷爷奶奶。
“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才10岁，就和刚上学的弟弟留家里了。很想爸爸妈妈，孤独得很。”何香云说。当时刚刚6岁的弟弟特别小，突然离开了父母，习惯于娇宠的他经常哭闹不止。
也许是孤独，她的零花钱又多，很快结交了一帮义气的哥们儿姐们儿：“大家都结拜了，两肋插刀那种，一个受了欺负，我们都想办法。”
跟着一群哥们儿整天到处玩，何香云对学习的兴趣彻底丧失。她偷偷辍学了。后来又和同样孤独的留守孩子，也是她现在的丈夫陈国光恋爱、同居、怀孕、结婚。“就是很孤独，父母都不在家，他对我很好。有人对我这么好，比亲人都亲，我也对他好。”
像何香云这样非经济原因却自愿辍学的留守孩子在当地很常见。以高寺镇陈营村为例，从2000年至今，上过大学的只有一个女孩子、三个男孩子。在这个稍有重男轻女思想的约1400多口人的村子里，拥有更多机会的男孩子为什么也选择辍学呢？
何香云的丈夫、与她同岁的陈国光是2002年退学的。陈国光的父亲陈红旗和母亲都在济南做白吉馍，一年的收入有五六万，家里盖起了两层的楼房。陈国光是独生子，从小学习成绩好，经济上父母总是对他有求必应。他的父母希望他能好好学习，考上大学，于是每年交了15000元的学费让他上了县城里的贵族学校博文中学。
陈国光最终让父母失望了。由于忙于赚钱，陈红旗夫妇只在春节时才回家，有的时候怕花路费，又怕耽误生意，春节时候也不回家。陈国光成了留守儿童，年迈多病的爷爷根本管不住他，总觉得孤独的他就和街头的一帮小混混成了“弟兄”。
“那时候感觉很好。”陈国光说，“我一个月的零花钱都1000多元，每天带着几个哥们儿耀武扬威，得意得很。谁都不敢小看我们。”
由于缺乏应有的管束，陈国光小小年纪就谈起了恋爱，并和女朋友何香云在外同居，“几个哥们儿比我大，他们都有女朋友同居，我没有女朋友，没面子。反正我的钱也够花，怕什么呢。父母不在我身边，爷爷也很好糊弄，根本管不了我啊。”
何香云怀孕之后，当时年仅17岁的陈国光吓坏了，他觉得在学校再也没法待下去了。何香云的父母觉得陈家家境也比较富裕，两家倒也门当户对，陈国光一表人才，既然女儿怀孕了，倒不如正好让两家就此结为亲家。
这个消息让陈的父母丢下生意赶回家，他们怎么也不相信一向听话的儿子会做出这么出格的事，悔恨连连：“在外起早贪黑地干，实在没想到孩子出了这种事情。但是不出去也没有办法，我们不出去赚钱，就算孩子考上大学了，靠啥交学费。而且大学生不好找工作了，找工作能不花钱？”
陈红旗夫妇的想法在当地很有代表性，他们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为了孩子不得不出外打工赚钱，以应付越来越高的学杂费等，但是孩子应该得到的教育和亲情几乎完全丧失；另一方面，如果待在老家，孩子的教育可能跟上了，但是高额的学杂费又无法保障。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高寺镇的“80后”年轻人九成以上都成了留守儿童，由于突然失去了父母的管教，他们放任自流，很多孩子辍学大半年了，父母在春节回家时才知道。
陈国光辍学之后，另外的矛盾又产生了，陈红旗要求儿子赶紧结婚：“学没有上好，赶紧结婚，传宗接代得了。”
陈国光希望自己能够去技校学习汽车修理，然后开个自己的汽修厂，他向父母保证在技校好好学习，但是父母觉得陈国光肯定是头脑发热。对于结婚，他觉得很恐慌：“自己还没管好，就结婚。”但是心存愧疚的陈国光最终听从父母的话于去年春天成了家。在这个小镇，陈红旗的看法非常普遍，“到了20岁，又没上学，不结婚干啥?”如今奉了父母之命与媒妁之言，刚刚20出头的小伙子们已经成家抱上孩子的情景在这里不时可见。
由于结婚时要盖楼房，要操办酒席，要送两三万的彩礼，刚刚结过婚，一些家境本来不太好的小伙子就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而婚后总觉得妻子是自己花钱“买”来的，想到沉重的债务就对妻子没了好言语，小夫妻吵嘴打架闹离婚的情况时有发生。
张风莲的发财路
张凤莲是王俊之最要好的朋友，两人是酒厂的同事。王俊之很佩服她：“她和我一样大，但是比我胆大，比我聪明。”
张凤莲的父母没有生育，张凤莲是他们抱养过来的孩子，由于只有一个孩子，所以张凤莲还是比较受父母疼爱的。上学成绩不是很好，张凤莲初中毕业就回了家。现在，被村里人认为“有脑子”的张凤莲是村里赚钱最多的年轻人。
2004年春节过后，当了一年包装工的张凤莲从酒厂辞职了：“在酒厂，一个月五六百元，啥时候也发不了财。”
她很快发现了商机。农村市场上的鞋子一般只有童鞋和青年人的鞋子，而且价格比较贵，适合老年人穿的鞋子少之又少，而现在自家做鞋子的人几乎没有，所以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老年人拿着钱却买不到合适的鞋子穿。
张凤莲苦口婆心劝说父母拿出3万元的积蓄，开了一个小型的家庭作坊式的保暖鞋厂。这种鞋子的原料有做鞋底的泡沫，做面料的绒布，以及毛毡布等，前期投入比较少。总的算下来，平均一只鞋的成本费用是4元钱左右，卖价是6元到10元。
这种平底的保暖鞋穿着舒服，非常保暖，自产自销，价格很低，因而在这个并不发达的农村市场上优势很大，颇受欢迎。不但是老年人，过年时回家的中青年人也非常爱穿。
2004年冬天，张凤莲的鞋子卖得很不错，赚了近两万元。她发现村里有的路段还是土路，化雪的时候路上都是泥泞，鞋底薄就会使泥巴沾到鞋帮上，于是她就把鞋底加厚了。同时也对鞋帮进行了改进，在平绒布的基础上，又加了厚毛料布、条绒布等，鞋的颜色也在红色、黑色的基础上增加了蓝色、绿色以及花纹的样式。
张凤莲已经不再满足于小作坊式的小鞋厂了。2006年，她到附近的几个乡镇设了几个分销点：“单个鞋子的利润少了，但是总利润多了。2006年赚了7万多。”
张家并不是陈营村最有钱的人，但是在年轻一代中，张凤莲被认为是最有才能的人，“我周围的同龄人都想到外面去看花花世界，都想着去打工。其实动动脑子，家里的钱也可以赚的。”
张凤莲对记者说：“我也要感谢我父母啊。他们就我一个孩子，所以比较宠爱我。在老家，父母一般都不放心让咱这没经过事的年轻人做事。”
更多的年轻人还是选择外出打工。今年22岁的陈明宇在外两年都没有回家。他的家人说因为陈明宇在外没挣到钱，不好意思回家。但是陈的父亲也不愿意儿子在家待：“现在种地不赚钱，年轻人谁愿意种地呢。还是让孩子出外打工吧。在家闲着没事干，就会乱惹事。”
作为村里的5个党员之一，陈明宇的父亲也有对农业的担心：“年轻人都不愿意干农业，以后这地该咋办呢。咱这地都是好地，项城是小麦高产区。但我们这儿离城市远，靠啥发展农业经济呢？村里的年轻孩子都在想自己的事，没人为这种事操心。”
在这个经济并不发达的豫东小镇，大部分的青年把青春都交给了打工生涯，年复一年，前赴后继。他们并不关心什么是“新农村建设”，宁愿把周杰伦、刘德华、超级女生当做自己的偶像，想得最多的就是怎么赚钱，张凤莲是他们羡慕的人，可真要让他们跟她学，他们是不肯的，事实上他们也很难做到。
穿制服的王俊之
晚上6点的时候，王俊之推着自行车回到家，天很冷，她哈着气，只穿件厚毛衣，套着稍显破旧的深蓝色制服。
4年前，她刚刚穿上这身制服，进村的时候，常常有人和她开玩笑：“瞧，我们的大干部回来了。”她的一身正规制服，在穿着随便的村民中间非常扎眼。
如今，村里穿这种制服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大部分的中青年都在外打工、上学，留在村里的年轻人非常少，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到附近的鞋厂、皮革厂、酒厂上班，陆陆续续都穿上了工作服。
今年24岁的王俊之已经算是老姑娘了。在高寺镇，她也算出生在书香世家了。父亲是当地小学的语文教师，但是，父母的观念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变。
为了要个儿子，她的父母连续生了4个女儿，王俊之的小名叫“换换”，因为父母希望第5个孩子是男孩。她三姐的名字是“交交”，也是同样的意思，不过最终奏效的是“换换”，第5个孩子终于是个男孩了。
王俊之上学时成绩非常好，曾获得过周口地区物理竞赛一等奖、数学竞赛三等奖，她曾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教授。但是家里只有父亲一个月几百块钱的工资，母亲常年有病，经济实在太困难了。大姐也考上了大专，父母又一心要为小儿子留点积蓄，所以只好弃卒保将，把学习标兵王俊之从初三的课堂上拉了回来。被迫中断学业后，王俊之一直在家自学，“不上学了能干啥，我觉得生活都没希望了。就是和父母赌气，在家自学。”
和父母赌气了两年，2001年夏天，18岁的王俊之跟着村里的小姐妹一起到东莞去打工。命运却和她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她被人骗了。本来老板说好给她们一个月700元的工资，但又为了防止她们把钱弄丢，每个月只发200元的零花钱，其他由老板暂时保存。可到了年底，老板却食了言，说工资早就发下去了。有个泼辣的姑娘带着四五个姐妹去跟老板闹，被老板恐吓后，最终不了了之。
回家后，王俊之的弟弟刚读初中，这个“不争气”的弟弟后来虽然上了两年初三，仍没有考上重点高中。这更让王俊之伤心不已，“我上一年初三就能考上重点高中了，父母却不让我上。”
不久，正逢酒厂招人，父母觉得酒厂虽然工资少点，至少工资能拿到手，工作之余还可以帮家里做农活，于是就拉着王俊之去报名了。同时，他们觉得王俊之也该找婆家了，靠四姐妹的彩礼，小儿子上学、结婚的钱就不用愁了。
王俊之并不满意父母的安排，她还是希望到城里，“我羡慕城里的女孩子，都是独生女，父母才不会让他们辍学呢。”但后来厂里发下来的蓝色制服还是让王俊之有了惊喜。“穿上蓝色制服，感觉自己就和村里人不一样了，我不想和他们一样。”蓝色制服让她有了些许安慰。
王俊之眼下正和父母闹着矛盾。由于姐姐大专毕业没有找到很赚钱的工作，家里欠了两万多元债务。母亲希望靠着还没有结婚的四女儿结婚多要些彩礼。而王俊之自己找的男朋友因为家境困难而被父母否决了。现在她多年未叫的小名“换换”又被重新叫响了，原因是“媒人给我说了好几个对象，我都不同意，他们说我换了一个又一个”。
农业税取消后，王家把出外打工的村民不种的地也揽了过来，靠父母两人种十几亩的地有困难，王俊之准备春暖后从酒厂辞职，在家种地。
“今年想种薄荷。”王俊之正在看相关的农业技术书籍。她所在的高寺镇王营村，这两年大部分地块都种上了薄荷，虽然比较费事，但是比种庄稼收益好得多。有的村民包了其他村民的地在种薄荷，农忙时候，还会雇一些闲散在家的老年人薅草。临近的村子种薄荷的也很多，收割的时候，会有公司到村里收购。
然而靠1万多元的高价费得以挤进县重点高中的小弟王高原，却并不认为上大学有多少用，正在高三复读的他认为大学毕业了也不一定找到好工作，和他同龄的人几乎都辍学了，有的孩子上了技校，学习修车、电焊等，一个月也一样有一两千的收入。
“我现在还待在学校里是为我父母。我不是上大学的料。像我这种成绩，又考不上好大学，上个三流大学净白搭。”王高原对于自己在学校混日子的生活振振有辞。
在项城市高寺镇，王高原的同龄人大部分都选择辍学，作为担负“光宗耀祖”重任的男性，他们的父母留了足够上学的钱，然而，一拨拨的退学潮没有得到遏制，反而逐渐增强。
小新娘和小新郎
何香云今年刚刚21岁，一年前，她就已经做了新娘。“懵懵懂懂，家人让结婚就结了。”
婚前，她的家境在当地属于中上等，父母在外打工，把她和小她4岁的弟弟留给了年迈的爷爷奶奶。
“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才10岁，就和刚上学的弟弟留家里了。很想爸爸妈妈，孤独得很。”何香云说。当时刚刚6岁的弟弟特别小，突然离开了父母，习惯于娇宠的他经常哭闹不止。
也许是孤独，她的零花钱又多，很快结交了一帮义气的哥们儿姐们儿：“大家都结拜了，两肋插刀那种，一个受了欺负，我们都想办法。”
跟着一群哥们儿整天到处玩，何香云对学习的兴趣彻底丧失。她偷偷辍学了。后来又和同样孤独的留守孩子，也是她现在的丈夫陈国光恋爱、同居、怀孕、结婚。“就是很孤独，父母都不在家，他对我很好。有人对我这么好，比亲人都亲，我也对他好。”
像何香云这样非经济原因却自愿辍学的留守孩子在当地很常见。以高寺镇陈营村为例，从2000年至今，上过大学的只有一个女孩子、三个男孩子。在这个稍有重男轻女思想的约1400多口人的村子里，拥有更多机会的男孩子为什么也选择辍学呢？
何香云的丈夫、与她同岁的陈国光是2002年退学的。陈国光的父亲陈红旗和母亲都在济南做白吉馍，一年的收入有五六万，家里盖起了两层的楼房。陈国光是独生子，从小学习成绩好，经济上父母总是对他有求必应。他的父母希望他能好好学习，考上大学，于是每年交了15000元的学费让他上了县城里的贵族学校博文中学。
陈国光最终让父母失望了。由于忙于赚钱，陈红旗夫妇只在春节时才回家，有的时候怕花路费，又怕耽误生意，春节时候也不回家。陈国光成了留守儿童，年迈多病的爷爷根本管不住他，总觉得孤独的他就和街头的一帮小混混成了“弟兄”。
“那时候感觉很好。”陈国光说，“我一个月的零花钱都1000多元，每天带着几个哥们儿耀武扬威，得意得很。谁都不敢小看我们。”
由于缺乏应有的管束，陈国光小小年纪就谈起了恋爱，并和女朋友何香云在外同居，“几个哥们儿比我大，他们都有女朋友同居，我没有女朋友，没面子。反正我的钱也够花，怕什么呢。父母不在我身边，爷爷也很好糊弄，根本管不了我啊。”
何香云怀孕之后，当时年仅17岁的陈国光吓坏了，他觉得在学校再也没法待下去了。何香云的父母觉得陈家家境也比较富裕，两家倒也门当户对，陈国光一表人才，既然女儿怀孕了，倒不如正好让两家就此结为亲家。
这个消息让陈的父母丢下生意赶回家，他们怎么也不相信一向听话的儿子会做出这么出格的事，悔恨连连：“在外起早贪黑地干，实在没想到孩子出了这种事情。但是不出去也没有办法，我们不出去赚钱，就算孩子考上大学了，靠啥交学费。而且大学生不好找工作了，找工作能不花钱？”
陈红旗夫妇的想法在当地很有代表性，他们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为了孩子不得不出外打工赚钱，以应付越来越高的学杂费等，但是孩子应该得到的教育和亲情几乎完全丧失；另一方面，如果待在老家，孩子的教育可能跟上了，但是高额的学杂费又无法保障。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高寺镇的“80后”年轻人九成以上都成了留守儿童，由于突然失去了父母的管教，他们放任自流，很多孩子辍学大半年了，父母在春节回家时才知道。
陈国光辍学之后，另外的矛盾又产生了，陈红旗要求儿子赶紧结婚：“学没有上好，赶紧结婚，传宗接代得了。”
陈国光希望自己能够去技校学习汽车修理，然后开个自己的汽修厂，他向父母保证在技校好好学习，但是父母觉得陈国光肯定是头脑发热。对于结婚，他觉得很恐慌：“自己还没管好，就结婚。”但是心存愧疚的陈国光最终听从父母的话于去年春天成了家。在这个小镇，陈红旗的看法非常普遍，“到了20岁，又没上学，不结婚干啥?”如今奉了父母之命与媒妁之言，刚刚20出头的小伙子们已经成家抱上孩子的情景在这里不时可见。
由于结婚时要盖楼房，要操办酒席，要送两三万的彩礼，刚刚结过婚，一些家境本来不太好的小伙子就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而婚后总觉得妻子是自己花钱“买”来的，想到沉重的债务就对妻子没了好言语，小夫妻吵嘴打架闹离婚的情况时有发生。
张风莲的发财路
张凤莲是王俊之最要好的朋友，两人是酒厂的同事。王俊之很佩服她：“她和我一样大，但是比我胆大，比我聪明。”
张凤莲的父母没有生育，张凤莲是他们抱养过来的孩子，由于只有一个孩子，所以张凤莲还是比较受父母疼爱的。上学成绩不是很好，张凤莲初中毕业就回了家。现在，被村里人认为“有脑子”的张凤莲是村里赚钱最多的年轻人。
2004年春节过后，当了一年包装工的张凤莲从酒厂辞职了：“在酒厂，一个月五六百元，啥时候也发不了财。”
她很快发现了商机。农村市场上的鞋子一般只有童鞋和青年人的鞋子，而且价格比较贵，适合老年人穿的鞋子少之又少，而现在自家做鞋子的人几乎没有，所以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老年人拿着钱却买不到合适的鞋子穿。
张凤莲苦口婆心劝说父母拿出3万元的积蓄，开了一个小型的家庭作坊式的保暖鞋厂。这种鞋子的原料有做鞋底的泡沫，做面料的绒布，以及毛毡布等，前期投入比较少。总的算下来，平均一只鞋的成本费用是4元钱左右，卖价是6元到10元。
这种平底的保暖鞋穿着舒服，非常保暖，自产自销，价格很低，因而在这个并不发达的农村市场上优势很大，颇受欢迎。不但是老年人，过年时回家的中青年人也非常爱穿。
2004年冬天，张凤莲的鞋子卖得很不错，赚了近两万元。她发现村里有的路段还是土路，化雪的时候路上都是泥泞，鞋底薄就会使泥巴沾到鞋帮上，于是她就把鞋底加厚了。同时也对鞋帮进行了改进，在平绒布的基础上，又加了厚毛料布、条绒布等，鞋的颜色也在红色、黑色的基础上增加了蓝色、绿色以及花纹的样式。
张凤莲已经不再满足于小作坊式的小鞋厂了。2006年，她到附近的几个乡镇设了几个分销点：“单个鞋子的利润少了，但是总利润多了。2006年赚了7万多。”
张家并不是陈营村最有钱的人，但是在年轻一代中，张凤莲被认为是最有才能的人，“我周围的同龄人都想到外面去看花花世界，都想着去打工。其实动动脑子，家里的钱也可以赚的。”
张凤莲对记者说：“我也要感谢我父母啊。他们就我一个孩子，所以比较宠爱我。在老家，父母一般都不放心让咱这没经过事的年轻人做事。”
更多的年轻人还是选择外出打工。今年22岁的陈明宇在外两年都没有回家。他的家人说因为陈明宇在外没挣到钱，不好意思回家。但是陈的父亲也不愿意儿子在家待：“现在种地不赚钱，年轻人谁愿意种地呢。还是让孩子出外打工吧。在家闲着没事干，就会乱惹事。”
作为村里的5个党员之一，陈明宇的父亲也有对农业的担心：“年轻人都不愿意干农业，以后这地该咋办呢。咱这地都是好地，项城是小麦高产区。但我们这儿离城市远，靠啥发展农业经济呢？村里的年轻孩子都在想自己的事，没人为这种事操心。”
在这个经济并不发达的豫东小镇，大部分的青年把青春都交给了打工生涯，年复一年，前赴后继。他们并不关心什么是“新农村建设”，宁愿把周杰伦、刘德华、超级女生当做自己的偶像，想得最多的就是怎么赚钱，张凤莲是他们羡慕的人，可真要让他们跟她学，他们是不肯的，事实上他们也很难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