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爱好者们对黄仁宇这个名字并不会陌生，很多人了解并喜欢他，是因为他的《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两本著作。这两本书文笔生动，角度新颖。在此，笔者不欲介绍两本书的具体内容，而想把黄氏书中的概念拎清楚，并讨论黄氏的史学贡献。
　　《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两本书中，最引入注目的是黄氏所提出之“大历史观”。
　　“大历史观”是一些概念的整合，即“历史上长期合理性”、“数目字管理”——简言之便是技术至上论，以实证主义方式从技术角度谈论历史，避免产生基于意识形态的争执。“历史上长期合理性”即是从社会整体面貌以及长时间跨度角度来考察社会与历史。
　　而“数目字管理”，黄仁宇这样解释道：
　　“如果社会可以接受财产权绝对且至高无上，一切就可以加加减减，可以继承、转移及交付信托。因此，物质生活的所有层面，不论是私人或公共，就可以在数字上处理。财富的可交换性利于财富的累积，创造出动态的环境。”
　　本质上来说，这是对国家机器的经济控制与社会自身经济发展的讨论。
　　自“大历史”理论，黄仁宇认为时代之走向及发展由无数社会和物质上的各种因素共同堆积，历史舞台上的“关键人物”往往只是一个“角色”，让任何人来扮演都可以，众人熟知的著名历史人物只是正好在那个时间踏上了舞台，坐上了历史早准备好的空缺“角色”席。
　　《万历十五年》中，作者从1582年这一不起眼的年份人手，讨论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的面貌以及历史人物于国家的作用，如海瑞、申时行、戚继光等。其中他并不探究历史人物的善恶患奸（黄仁宇主张历史从不应该是批判善恶的历史，尽管其本身也难免流于翻案文章，他与李约瑟将这一主张称为技术辩证），而是把他们放到整个明代的社会框架中进行研究，强调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背后的逻辑关系和政治文化构架。
　　而黄氏更是在《中国大历史》中，更将“长期合理性”和“数目字管理”的概念发挥到极致，对整个中国社会的讨论集中在社会运行的自洽逻辑上。
　　但笔者以为，黄仁宇的主要史学贡献并不在“大历史观”上，原因有二：其一，“历史的长期合理性”这个说法在史学界不算新鲜，法国年鉴学派一直在提倡这样的史学研究。且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史学观对此理论亦有提及。黄不过将其重复叙述一遍，无所创新。
　　关键是“数目字管理”这一概念，就黄氏本身的著作来说，数目字管理集中关注的仍是财税制度。因此之故，黄氏的“大历史观”虽言技术至上、全面分析等等，乃是强调经济尤其是财税对王朝发展的重要性。不论是《万历十五年》还是《中国大历史》，黄仁宇在书中强调最多的就是经济、财政与税收。又如黄氏论文《1619年辽东战役》，说的是战争，实际上还是说财税。
　　“数目字管理”不失为一个过得去的解释，在《中国大历史》和黄氏的经济史专著《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黄氏不断强调“数目字管理”之于明代乃至整个中国发展与未来的重要性。《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对史料的剪裁和分析可以推导出明代没有实行“数目字管理”，但把没有实行“数目字管理”作为明代社会经济的考量和明亡的原因，这始终证据不足。而将“数目字管理”推及到5000余年的中国社会发展中，便显得有些局促和不完整。
　　黄仁宇的专注领域是明史，尤其是明代经济史，虽然说以小见大是史家基本，但私以为黄氏把明代的情况推到整个中国历史有些不严谨。因之，大历史观在很多情况下，难免折戟沉沙，解释不清。
　　不过，这并不妨碍《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两书成为畅销的著作，流畅的文字，善讲故事，这比枯燥的史学论文有趣得多。对于史学理论的广泛推广，激发人们从不同角度讨论历史，这才是黄仁宇最大的贡献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