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去世时，奶奶已七十二岁了。爷爷在巴登的一个小城里开一家小小印刷厂，专营石版印刷，死前和两三个助手一起在厂里工作。奶奶操劳家务，不雇女佣，照管着荒凉破落的老屋，为大人和孩子们煮饭烧菜。她是一个瘦小的妇人，蜥蜴股的眼睛炯炯有神，但说起话来慢吞吞的。她含辛茹苦把五个孩子抚养成人——她本来养了七个。为了孩子们，她年复一年地消瘦下去。孩子中有两个姑娘到美国去了，两个儿子也离了家。只有最小的一个因为体弱多病，在小城里。他是印刷工人，已成了家，家里人口很多。因此爷爷去世时，老家只有她一个人。孩子们写信来时，问起她今后打算怎样生活。……老奶奶一一拒绝了他们的建议，只希望每个孩子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稍稍捎些钱来。
　　……有一次我爹写信问他，奶奶现在干些什么，他的回答只是寥寥数语，说她常去看电影。咱个应当理解，看电影在当时可不是一件普通的事，在她子女的心目中尤其如此。三十年前的电影同今天的不一样……到那边去的只是少年，或者是一对对贪图那边光线黑暗的情侣。孤零零的一个老太婆去那儿，必然引入十分注目。去看这种电影……等于“瞎花钱”，瞎花钱是不光彩的。还得说一句，我奶奶不但不经常跟本地她的那个儿子来往，而且也没有任何熟人去看她或邀请她。她从来不赴小城的咖啡茶会，却常常到一个补鞋匠的工场里去……在下午，总有各式各样不大正派的人闲坐着……跟这种人交往，对老奶奶来说无论如何是有失身份的。印刷工人在一封信中说，他曾同他母亲谈过这件事，但得到的却是冷冷的回答。
　　“他看到些什么了？”这就是她的答复，谈话就此中断……在爷爷死后半年左右，印刷工人写信给我爹说，他母亲现在隔天就要在饭店里吃饭。这消息多么令人震惊！奶奶一生本来为一家十余口煮饭烧菜，吃的一直只是一些残羹，如今却上饭店吃喝起来了！她究竟怎么啦？不久我爹出差到家乡附近一带，于是去探望他的母亲。他去看奶奶时，奶奶正想出去。她重新把帽子放下，给他斟一杯红葡萄酒，并给他吃干面包片。她看去镇定自若，既没有特别兴奋，也并非默不作声。她问起我们大家的情况，当然没有问得特别详细；她主要想知道孩子们有没有樱桃吃。她还跟过去一模一样。房间自然一尘不染，她看去也挺健康。她的新生活方面，只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她不想跟我爹一起到墓地去扫丈夫的墓。
　　“你一个人去吧，”她漫不经心地说， “他的墓在第十一排左面第三座。我还得去别的地方呢。”
　　我爹在旅馆里租一间房间，等着邀奶奶去住，至少形式上表了一下态；但她置之不理。哪怕整屋子都是家里人，她还是提出一些反对的理由，说他不该和家人一起来住，把旅馆房钱白白花费了。看来她耍和家庭生活一刀两断，现在想走一条适合自己脾胃的新路。……可她究竟想干什么呢！根据下一步报导，她已订了一辆“布雷克”，想在某一个星期四到什么地方去远足。
　　“布雷克”是一种大型高轮马车，坐得下整整一家人。过去有几次，当我们做孙子孙女的去看爷爷时，爷爷曾租了这种“布雷克”马车。当时奶奶一直待存家里。她不屑地把手一挥，拒绝一起去。乘了“布雷克”马车后，她又去K城旅行。这是一个大城市，乘火车约两小时才到。那边正在赛马，奶奶就是乘车去看马的。印刷工人现在简直惊惶失措了……我奶奶不是独个儿去K城的，有一个姑娘伴她同行……姑娘是个傻里傻气的人，是老奶奶隔天吃饭的那家饭店里的厨师助手。从这时起，这位“怪姑娘”就牵着奶奶的鼻子走。看来，奶奶把她当作宝贝似的宠着她。她带奶奶去看电影，到那个补皮鞋的铺子里去，那鞋匠还是社会民主党人呢。传说这两个女人在厨房里一面玩牌，一面喝红葡萄酒。
　　“现在她替那个‘怪姑娘’买一顶帽子，上面还有玫瑰花，”印刷工人灰心绝望地说。
　　“而咱们的安娜连圣餐时穿的衣服都没有！”叔父的信写得歇斯底里气十足，信里一个劲儿数落着我们亲爱的奶奶，而且丝毫不肯让步。别的情况，我是从爹那儿获悉的，旅馆老板向他眨巴着眼睛，悄悄说： “B太太像大伙儿说开的那样，现在正在寻欢作乐呢。”
　　实际上，我奶奶在最后几年，生活上一点也不宽裕。不上饭店时，她一般吃少许蛋制品，喝些咖啡，主要吃的是她喜爱的干面包片。为此，她破费买些便宜的红葡萄酒，每餐总要喝上一小杯。她屋子收拾得很干净——不仅仅收拾她所住的卧室和所用的厨房。但她瞒着儿孙偷偷在抵押。大家始终不知道她的钱究竟花到哪儿去了，看来她都给那个补鞋匠了。奶奶死后，他搬到另一个城里，据说在那儿开了一家规模很大的鞋店。严格地说，她一生前后经历了两个阶段的生活。第一阶段的生活是她做女儿、妻子和母亲时代的；第二阶段则纯粹以B太太的面目出现。这时她孑然一身，不尽任何义务，经济情况虽不十分好，但比较宽裕。第一阶段的生活前后长达六十年，第二阶段却不到两年。我爹后来得悉，她在最后半年对一般人干脆置之不理。夏天，她清晨三点钟就起床，在小城空荡荡的街上漫步，因为她只有一个人。她有时去看望牧师，据大伙儿说，那位跟老太太做伴的牧师，竟也邀她一起去看电影！她一点也不孤独。在补鞋匠那儿显然有一群兴高采烈的人们，他们在高谈阔论。她在那儿经常带着自己一瓶红葡萄酒站着，只顾喝自己杯里的酒，而别人却夸夸其谈，对可敬的当局大肆攻击。这瓶红酒她是专留给自己的，有时也带些烈性的酒给大伙儿喝。某一个秋日早晨，她突然在卧室里去世了。她不是死在床上，而是死在窗口的一把木椅里。她本来请那位“怪姑娘”在晚上看电影，因而死时姑娘在她身边。她活到七十四岁。我看到过她的一张照片，挂在死时睡的那张床上。这照片是专为她儿孙们摄的。我们看到的，是一张满是皱纹的小小的脸，嘴唇狭而嘴巴阔。她的脸很小，但并不渺小。她长年累月奴仆般地劳动，只有短短几年才饱享清福，终于油尽灯枯，了却一生。
　　鉴赏：
　　贝尔托·布莱希特，著名的德国剧作家，诗人，不但创作了许多原创戏剧，也曾将世界名著改编成剧本。他的戏剧成就过于引入注目，使得他的小说反而被忽视了。不过，布莱希特的小说也和他的戏剧一般，通过转换视角，加入不同角色的声音，达到一种“陌生化”的效果。
　　《不值一文的老奶奶》这篇小说的主角是一位老年丧偶的寡妇，她前半生过得艰辛，将五个孩子抚养成人，却在丈夫逝世后，决心过上另一种生活，，虽然故事的中心人物是这位老太太，布莱希特却几乎没有花费笔墨给她任何正面描写。读者对老太太的了解，基本上通过她的子女间的通信，作者父亲转述的零星的几次探望，镇上的熟人口中的只言片语，老太太本人则游离在读者的视线之外。这是布莱希特“陌生化”手法的表现之一，力求不要给读者或观众太多代入感。他认为读者应该保持与故事的距离，从而获得批判剧情的能力。
　　如此，读者站在一个更远的距离、更高的角度，得以看到故事的全貌：一位枯瘦的老人，她独来独往，随性而至，端着一杯红酒，站在一群社会底层的年轻人中间，不怎么出声，但自得其乐。她的生活如同历史故事，要听过不同的声音，才能得到原本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