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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礼乐文化源远流长，经孔子的发扬光大，渐渐凝结成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则看到了传统礼乐文化反人性的一面，打出了“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旗帜，从而建立起了一套反传统的价值体系和审美标准，老庄思想中的反文化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与儒家文化并存互补、流传久远的道家文化。在人物形象美上，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彻底否定了儒家礼乐美学所推崇的君子之美。
孔子的审美理想具体于人事，便是标榜“君子”，这些人是他认为可以依靠的社会力量，因此，孔子对君子有严格的审美要求。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泰伯》）这里的“骄”，是指抛弃仁义，犯上作乱；“吝”是指遇事不相扶相助，将宗族利益置之脑后。孔子一向奉周公如神，然而孔子却认为，即使秉有周公那样出类拔萃的才能，如果其“使骄且吝”，违背宗法奴隶制道德，那么，此人也是毫不可取的。由此可见，孔子取人是将道德之质置于才干、相貌等人格之美上的。但是，为着“复礼”，仅仅注意道德品质还是不够的：
棘之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
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驱不及告！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养之鞟。”（《颜渊》）
所谓“质”，实也，指的是道德品质，亦即仁义之道。“文”，乃花纹本字，此中蕴含原始的审美意识。这里的“文”是针对礼乐修养的外在形式而言的。基于棘之成的重质轻文和子贡的质文并重的分歧，孔子发表了一次专题讲话，澄清了思想界的“混乱”：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孔子的意思是，光有仁义之道的“质”，缺乏礼乐修养的“文”就显得土头土脑，这样的人是不配称君子的；反过来，仅有礼乐修养的“文”，没有仁义之道的“质”就显得华而不实，这样的人也是不配称君子的。只有“文”“质”兼备，才德并茂，这样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君子。由此可见，孔子理想中美的人是“彬彬君子”，同时，“文质彬彬”的审美观也充当了孔子的“复礼”的思想工具。
下面我们再探讨儒家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的人格美思想。
孟子对现实生活好艺术中的主要审美对象——人，持有“充实之为美”的观点。
“好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为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孟子·尽心下》）
详细地讲，在孟子的美学思想中，“美”与“善”密切相连。美的人是善德的“充实”盈满者。孟子孜孜追求的“充实之谓美”，是以善为核心，以真（信）为基础的。孟子称之为“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的“大人”，是那些“居仁由义”“不是其赤子之心”“正己而物正”者。用朱熹的话说是：“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则德业之盛而不可加矣。”（《孟子集》）这样的“大人”不仅内心浩然之气充足，行为合乎礼义，而且在外表上必然显得双眸明亮，容光焕发，身躯伟岸，四体泰然。实际上，孟子标榜这种美的人格，呼唤至美至大至圣至神的“义士”，是出于对奴隶主统治长治久安之策的关切，企图迅速缓和积极矛盾，从而使“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制度永远维持下去。从这个角度讲，孟子的“充实之为美”的美学观又包含保守性。
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所推崇和盛赞的礼乐美学已经僵化、腐朽。墨法诸家要破掉这种理论，但是都不够有力。对孔孟美学已破到底，持彻底否定态度的则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
庄子指出：“天地有大美。”（《庄子·知北游》）意思是说，天地具有孕育和包容万物之“美”。庄子又指出，“道”“生天地”“覆载天地，刻雕众形”（《庄子·大宗师》）这就是说，天地万物是由道派生出来的，并包容在道之中的。庄子指出：“夫的是，至美至乐也。”（《庄子·田子方》）就是说，得到了道，就会获得美的最大享受，获得最高的美感。可见庄子是把道视为美的最高境界的。
庄子认为，人获得了道，就会成为一种最理想的人、最完美的人。这种人不仅形体美，而且精神（品质）美，是形体美和精神美的有机结合。庄子在对待形体美和精神美之间的关系上，是重视和强调精神美的，这与中外美学史上一些著名的美学家是有共同之处的。柏拉图曾说：“应该学会把心灵的美看得比形体的美更加珍贵，如果遇见一个美的心灵，纵使他在形体上不甚美观，也应该对他起爱慕。”庄子在对待形体美与精神美的关系问题上，是喜爱“德充之美”即精神美的。他明确指出，人类对于自然事物和社会事物，首先不爱他的形体之美，而是爱他的精神之美。“非学其行也，爱使其形者也。”（《庄子·德充符》）“使形者，才德也。”（郭象《庄子注》）“才德者，精神也。”（成玄英《庄子疏》）庄子用“无庄之失其美”（《庄子·大宗师》）的故事说明为了得到道，是精神达到美的境界，可以忽视和忘掉形体美：“无庄，古之美人，为问道故，不复庄饰，而自忘其美色也。”（成玄英《庄子疏》）
庄子在作品中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形体和精神都很美的“道”“神人”的形象：“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之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在庄子看来，这种得到了“道”的“神人，还具有超脱人世的宏伟气魄和广大无边的神力：“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礡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庄子·逍遥游》）
在《庄子》中，不仅描绘了这种形体和精神都美的“神人”的形象，而且更多地描绘了一些四体不全、奇形怪状、荒诞丑陋的人物。庄子说：“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庄子·知北游》）就是说“德”会使他显示出美好，“道”会留在你胸中。由于这些人物“德充”，因此使精神美克服了形体丑，从而化丑为美，化残为全。庄子在《德充符》中描写了“哀骀它”的形象：其人面貌丑陋，使天下人见了都惊骇，“以恶骇天下”。然而男人爱他，和他相处，思念他不想回家；妇女爱他，竞相请求当他的妾；国君爱他，要把国政委托给他。哀骀它“一无权势，二无利禄，三无色貌，四无言说，五无之虑。夫聚集人物，必不徒然，今哀骀它为众所依，不由前之五事，以此为验，固异于常人者也”。（成玄英《庄子疏》）
孔子的审美理想具体于人事，便是标榜“君子”，这些人是他认为可以依靠的社会力量，因此，孔子对君子有严格的审美要求。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泰伯》）这里的“骄”，是指抛弃仁义，犯上作乱；“吝”是指遇事不相扶相助，将宗族利益置之脑后。孔子一向奉周公如神，然而孔子却认为，即使秉有周公那样出类拔萃的才能，如果其“使骄且吝”，违背宗法奴隶制道德，那么，此人也是毫不可取的。由此可见，孔子取人是将道德之质置于才干、相貌等人格之美上的。但是，为着“复礼”，仅仅注意道德品质还是不够的：
棘之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
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驱不及告！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养之鞟。”（《颜渊》）
所谓“质”，实也，指的是道德品质，亦即仁义之道。“文”，乃花纹本字，此中蕴含原始的审美意识。这里的“文”是针对礼乐修养的外在形式而言的。基于棘之成的重质轻文和子贡的质文并重的分歧，孔子发表了一次专题讲话，澄清了思想界的“混乱”：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孔子的意思是，光有仁义之道的“质”，缺乏礼乐修养的“文”就显得土头土脑，这样的人是不配称君子的；反过来，仅有礼乐修养的“文”，没有仁义之道的“质”就显得华而不实，这样的人也是不配称君子的。只有“文”“质”兼备，才德并茂，这样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君子。由此可见，孔子理想中美的人是“彬彬君子”，同时，“文质彬彬”的审美观也充当了孔子的“复礼”的思想工具。
下面我们再探讨儒家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的人格美思想。
孟子对现实生活好艺术中的主要审美对象——人，持有“充实之为美”的观点。
“好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为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孟子·尽心下》）
详细地讲，在孟子的美学思想中，“美”与“善”密切相连。美的人是善德的“充实”盈满者。孟子孜孜追求的“充实之谓美”，是以善为核心，以真（信）为基础的。孟子称之为“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的“大人”，是那些“居仁由义”“不是其赤子之心”“正己而物正”者。用朱熹的话说是：“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则德业之盛而不可加矣。”（《孟子集》）这样的“大人”不仅内心浩然之气充足，行为合乎礼义，而且在外表上必然显得双眸明亮，容光焕发，身躯伟岸，四体泰然。实际上，孟子标榜这种美的人格，呼唤至美至大至圣至神的“义士”，是出于对奴隶主统治长治久安之策的关切，企图迅速缓和积极矛盾，从而使“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制度永远维持下去。从这个角度讲，孟子的“充实之为美”的美学观又包含保守性。
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所推崇和盛赞的礼乐美学已经僵化、腐朽。墨法诸家要破掉这种理论，但是都不够有力。对孔孟美学已破到底，持彻底否定态度的则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
庄子指出：“天地有大美。”（《庄子·知北游》）意思是说，天地具有孕育和包容万物之“美”。庄子又指出，“道”“生天地”“覆载天地，刻雕众形”（《庄子·大宗师》）这就是说，天地万物是由道派生出来的，并包容在道之中的。庄子指出：“夫的是，至美至乐也。”（《庄子·田子方》）就是说，得到了道，就会获得美的最大享受，获得最高的美感。可见庄子是把道视为美的最高境界的。
庄子认为，人获得了道，就会成为一种最理想的人、最完美的人。这种人不仅形体美，而且精神（品质）美，是形体美和精神美的有机结合。庄子在对待形体美和精神美之间的关系上，是重视和强调精神美的，这与中外美学史上一些著名的美学家是有共同之处的。柏拉图曾说：“应该学会把心灵的美看得比形体的美更加珍贵，如果遇见一个美的心灵，纵使他在形体上不甚美观，也应该对他起爱慕。”庄子在对待形体美与精神美的关系问题上，是喜爱“德充之美”即精神美的。他明确指出，人类对于自然事物和社会事物，首先不爱他的形体之美，而是爱他的精神之美。“非学其行也，爱使其形者也。”（《庄子·德充符》）“使形者，才德也。”（郭象《庄子注》）“才德者，精神也。”（成玄英《庄子疏》）庄子用“无庄之失其美”（《庄子·大宗师》）的故事说明为了得到道，是精神达到美的境界，可以忽视和忘掉形体美：“无庄，古之美人，为问道故，不复庄饰，而自忘其美色也。”（成玄英《庄子疏》）
庄子在作品中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形体和精神都很美的“道”“神人”的形象：“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之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在庄子看来，这种得到了“道”的“神人，还具有超脱人世的宏伟气魄和广大无边的神力：“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礡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庄子·逍遥游》）
在《庄子》中，不仅描绘了这种形体和精神都美的“神人”的形象，而且更多地描绘了一些四体不全、奇形怪状、荒诞丑陋的人物。庄子说：“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庄子·知北游》）就是说“德”会使他显示出美好，“道”会留在你胸中。由于这些人物“德充”，因此使精神美克服了形体丑，从而化丑为美，化残为全。庄子在《德充符》中描写了“哀骀它”的形象：其人面貌丑陋，使天下人见了都惊骇，“以恶骇天下”。然而男人爱他，和他相处，思念他不想回家；妇女爱他，竞相请求当他的妾；国君爱他，要把国政委托给他。哀骀它“一无权势，二无利禄，三无色貌，四无言说，五无之虑。夫聚集人物，必不徒然，今哀骀它为众所依，不由前之五事，以此为验，固异于常人者也”。（成玄英《庄子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