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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孔子道统继承人自居的孟子，继春秋时产生的对《诗》的接受观念，又提出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结解诗、引诗、用诗而成的诗学系统，可以看成是孟子对《诗》学的传统的再建构。
关键词：孟子；解《诗》的角度；方式
在《孟子》一书中，据粗略统计，凡引及《诗》及《诗》中具体篇目的，共有三十九处，其中涉及对《诗》的解释的，共有七处（除此之外的，如孟子论《诗》、用《诗》的内容，将在其他论文中再做分析）。
关于解诗，《春秋》中已有其例，《春秋》解诗目的是要将自己借诗表意的意旨让听话人理解的清楚无误，可以说其“解诗”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诗，只是“诗以言志”“诗以合意”的需要，而楚竹书《诗论》则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解诗，是以诗为本位分析并阐释诗所蕴含的意义。孟子解诗与此前的解诗相比又有新的特点，它既不同于《春秋》的“以诗言志”，而是就诗中的某一个问题阐述自己的看法，也不同于《诗论》的系统释说，而是仅仅关注谈话或讨论中涉及的诗中的问题。这一明显的差异，彰显了孟子解《诗》的思想价值及对《诗》学发展的意义。
一、孟子解《诗》的角度
（一）从客观事例和主观感受的角度解《诗》
《孟子·万章上》是就《齐风·南山》中的诗句解说“娶妻必告父母”的古礼：
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万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则吾既得闻命矣；帝之妻舜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也。”
这里首先是将诗之所言“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看做古礼，而后以“舜之不告而娶”为问，孟子对此作了解说，说明了舜之不告与帝尧之不告的理由，其认为“告”是常例，“不告”是特例，而特例要以“大伦”为前提，以避免“怼父母”为出发点，因此虽不合此礼，但合于彼礼。这实际上是用不合礼之事说明合于礼的必要性，属于以事解诗。
《孟子·告子上》解说的是《大雅·既醉》的诗句：
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斯耳矣。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
诗所谓“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就诗本义而言，是祭祀时祭祀者醉神以酒，饱神以德，表示祭祀者以酒为祭的敬畏和以德为祭的虔诚，而孟子解诗作了主观性引申，且仅就“既饱以德”来发挥，强调一个人应当追求饱有“仁义”“令闻广誉”，而不应追求“膏粱”“文绣”等奢侈的生活享受。如此解诗显然受到春秋人解诗“断章取意”的影响，不过，其所作的引申并不像春秋人解诗那样偏离诗本义那么辽远，可以说还是从诗本义出发的，属于以意解诗。
以上两例是从客观事例与主观感受的角度对诗句的解说，下面所举则是解说诗人的创作动机与内容表现的关系。
（二）从诗人的创作动机与内容表现的关系解《诗》
《孟子·告子下》说：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已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
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公孙丑引用高子的话认为，《小雅·小弁》表现了对父亲的忧怨，是“小人之诗”。《邶风·凯风》表吸纳了对母亲的安慰，其动机和表现与《小弁》不同。孟子对此作了解说，他以“亲亲，仁也”的孝道为前提，分析了《小弁》与《凯风》的作者的创作动机及其内容表现，《小弁》作者之亲“亲之过大者也”，《凯风》作者之亲“亲之过小者也”，由于“大”“小”不同，作者的态度也就不同，《小弁》之“怨”反映的是不愿与亲人“愈疏”，是“亲亲”之孝，《凯风》之“不怨”反映的是不想因亲人之小过激起不必要的怨恨，也是“亲亲”之孝，二者的创作动机都是好的。
（三）从诗歌创作的社会背景去解《诗》
孟子解诗不仅注意动机与表现的关系，也注意到了诗之创作的社会背景。《孟子·尽心上》说：
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
这里对于公孙丑提出的问题，孟子是从当时社会已经出现的社会分工的现象来解说的，角度一换，解说便顺理成章。《魏风·伐檀》“不素餐兮”本是讽刺所谓君子不劳而获，公孙丑也认同这一点，孟子则从其“劳心”与“劳力”的社会分工理念来说，认为君子之劳心，于国可以使之“安富尊荣”，于民可以使之“孝悌忠信”，其社会贡献要大于“劳力”者，所以“不素餐兮”之“不耕而食”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孟子诗教理论“知人论世”的具体体现。
孟子解诗还注意到了诗人的人格修养问题，《孟子·告子上》说：
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这里孟子在引用《大雅·烝民》的诗句后，又引用孔子的话来进行阐释。孔子说：“作这篇诗的人，大概是懂得‘道’的人啊！她懂得所有的事物都有其自身的规律，（他不仅自己懂，而且用诗将它唱出来，让百姓也懂得，）如果百姓都能把握事物的规律，那么他们就会喜爱优良的品德。”显然，孔子是从作者的人格修养的角度评说其诗的，孟子引用孔子的评说当然是认同孔子的观点。 二、孟子解《诗》的方式
孟子对《诗》篇的释义还是多继承了传统的固定的解释，不作穿凿附会的大偏离式的自我阐发。孟子所引及的《诗》篇目，如上述所列举的《齐风·南山》、《大雅·烝民》等，诗旨都比较固定和明确，多不存在争议。
在具体方式，孟子善引用孔子的话，对本首诗进行解诗，为己所用，呈现出一种以他言、他文解《诗》的特殊方式。而这种解《诗》的方式在《春秋》《诗论》中都没有出现，这无疑是《孟子》的发明。如《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这是孟子引用《诗·邠风·鸱鸮》之篇。此诗言鸱鸮小鸟，尚知及天未阴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缠绵牖户。人君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刺邠君曾不如此鸟。孟子引用孔子的话“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来显明这首诗的意思，在进一步述出自己的理解，“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感当时之君，国家适有闲暇，且以大作乐，怠惰遨游，不修政刑，都是自求祸者。接着孟子有引用《大雅·文王》篇中的“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阐明要长国家之命，必要配当善道，且要内自求责，这样福禄自然会来的。那么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又引用《太甲》言“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意思是天之妖孽，尚可违避，而自己作孽的，则不可以活。这一层层论述的深入，最后都是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即“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也由此可以见出孟子阐述问题时的论辩性、逻辑性。
纵观孟子解诗，其特点在于多角度的解诗，回顾上面的分析，他或从客观事例角度，或从主观接受角度，或从创作动机角度，或从社会背景角度，或从作者修养角度，对诗或诗中的句子进行了阐释，虽然由于现存的文献资料提供的孟子解诗例证非常有限，但是其解诗的特点还是相当明显的，仅从对于诗之文本内容的阐释而言，显然与《春秋》、楚竹书《诗论》有很大的区别，这无疑是一种进步，然而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这就是孟子解诗的目的与其先师孔子是一致的，是为了进行诗教而解诗，是为了传达自己的思想而解《诗》，隐含在解《诗》背后的思想内核是孟子的“仁政”思想。怎样以仁施政，孟子也提出了自己的具体策略，如施恩于民、与民同乐、以德服人、民事不缓等，这里不尽述之。其中孟子借助以表达和传播自己的思想的方式之一就是解《诗》，可以说《诗》是孟子思想的一种承载方式，也是孟子用以阐释思想的有力工具，所以不难看出在孟子时代，《诗》的功能范围和影响程度已经相当得大，且《诗》所发生作用的层面和角度与孔子时期相比，又深入了一步。当然，孟子解《诗》所呈现出的新的特点也为其后诗学的发展肇启了新的途向。
［参考文献］
［1］（清）焦循.孟子正义［M］，诸子集成［Z］，岳麓出版社，
［2］徐桂秋.论孟子与先秦诗学阐释学［J］，社会科学辑刊，2004（3）.
［3］王灿.近十年孟子《诗》论研究的综述及展望［J］，济宁学院学报，2010.2.
（作者单位：鞍山师范学院文学院，辽宁 鞍山 114106）
关键词：孟子；解《诗》的角度；方式
在《孟子》一书中，据粗略统计，凡引及《诗》及《诗》中具体篇目的，共有三十九处，其中涉及对《诗》的解释的，共有七处（除此之外的，如孟子论《诗》、用《诗》的内容，将在其他论文中再做分析）。
关于解诗，《春秋》中已有其例，《春秋》解诗目的是要将自己借诗表意的意旨让听话人理解的清楚无误，可以说其“解诗”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诗，只是“诗以言志”“诗以合意”的需要，而楚竹书《诗论》则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解诗，是以诗为本位分析并阐释诗所蕴含的意义。孟子解诗与此前的解诗相比又有新的特点，它既不同于《春秋》的“以诗言志”，而是就诗中的某一个问题阐述自己的看法，也不同于《诗论》的系统释说，而是仅仅关注谈话或讨论中涉及的诗中的问题。这一明显的差异，彰显了孟子解《诗》的思想价值及对《诗》学发展的意义。
一、孟子解《诗》的角度
（一）从客观事例和主观感受的角度解《诗》
《孟子·万章上》是就《齐风·南山》中的诗句解说“娶妻必告父母”的古礼：
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万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则吾既得闻命矣；帝之妻舜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也。”
这里首先是将诗之所言“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看做古礼，而后以“舜之不告而娶”为问，孟子对此作了解说，说明了舜之不告与帝尧之不告的理由，其认为“告”是常例，“不告”是特例，而特例要以“大伦”为前提，以避免“怼父母”为出发点，因此虽不合此礼，但合于彼礼。这实际上是用不合礼之事说明合于礼的必要性，属于以事解诗。
《孟子·告子上》解说的是《大雅·既醉》的诗句：
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斯耳矣。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
诗所谓“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就诗本义而言，是祭祀时祭祀者醉神以酒，饱神以德，表示祭祀者以酒为祭的敬畏和以德为祭的虔诚，而孟子解诗作了主观性引申，且仅就“既饱以德”来发挥，强调一个人应当追求饱有“仁义”“令闻广誉”，而不应追求“膏粱”“文绣”等奢侈的生活享受。如此解诗显然受到春秋人解诗“断章取意”的影响，不过，其所作的引申并不像春秋人解诗那样偏离诗本义那么辽远，可以说还是从诗本义出发的，属于以意解诗。
以上两例是从客观事例与主观感受的角度对诗句的解说，下面所举则是解说诗人的创作动机与内容表现的关系。
（二）从诗人的创作动机与内容表现的关系解《诗》
《孟子·告子下》说：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已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
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公孙丑引用高子的话认为，《小雅·小弁》表现了对父亲的忧怨，是“小人之诗”。《邶风·凯风》表吸纳了对母亲的安慰，其动机和表现与《小弁》不同。孟子对此作了解说，他以“亲亲，仁也”的孝道为前提，分析了《小弁》与《凯风》的作者的创作动机及其内容表现，《小弁》作者之亲“亲之过大者也”，《凯风》作者之亲“亲之过小者也”，由于“大”“小”不同，作者的态度也就不同，《小弁》之“怨”反映的是不愿与亲人“愈疏”，是“亲亲”之孝，《凯风》之“不怨”反映的是不想因亲人之小过激起不必要的怨恨，也是“亲亲”之孝，二者的创作动机都是好的。
（三）从诗歌创作的社会背景去解《诗》
孟子解诗不仅注意动机与表现的关系，也注意到了诗之创作的社会背景。《孟子·尽心上》说：
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
这里对于公孙丑提出的问题，孟子是从当时社会已经出现的社会分工的现象来解说的，角度一换，解说便顺理成章。《魏风·伐檀》“不素餐兮”本是讽刺所谓君子不劳而获，公孙丑也认同这一点，孟子则从其“劳心”与“劳力”的社会分工理念来说，认为君子之劳心，于国可以使之“安富尊荣”，于民可以使之“孝悌忠信”，其社会贡献要大于“劳力”者，所以“不素餐兮”之“不耕而食”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孟子诗教理论“知人论世”的具体体现。
孟子解诗还注意到了诗人的人格修养问题，《孟子·告子上》说：
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这里孟子在引用《大雅·烝民》的诗句后，又引用孔子的话来进行阐释。孔子说：“作这篇诗的人，大概是懂得‘道’的人啊！她懂得所有的事物都有其自身的规律，（他不仅自己懂，而且用诗将它唱出来，让百姓也懂得，）如果百姓都能把握事物的规律，那么他们就会喜爱优良的品德。”显然，孔子是从作者的人格修养的角度评说其诗的，孟子引用孔子的评说当然是认同孔子的观点。 二、孟子解《诗》的方式
孟子对《诗》篇的释义还是多继承了传统的固定的解释，不作穿凿附会的大偏离式的自我阐发。孟子所引及的《诗》篇目，如上述所列举的《齐风·南山》、《大雅·烝民》等，诗旨都比较固定和明确，多不存在争议。
在具体方式，孟子善引用孔子的话，对本首诗进行解诗，为己所用，呈现出一种以他言、他文解《诗》的特殊方式。而这种解《诗》的方式在《春秋》《诗论》中都没有出现，这无疑是《孟子》的发明。如《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这是孟子引用《诗·邠风·鸱鸮》之篇。此诗言鸱鸮小鸟，尚知及天未阴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缠绵牖户。人君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刺邠君曾不如此鸟。孟子引用孔子的话“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来显明这首诗的意思，在进一步述出自己的理解，“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感当时之君，国家适有闲暇，且以大作乐，怠惰遨游，不修政刑，都是自求祸者。接着孟子有引用《大雅·文王》篇中的“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阐明要长国家之命，必要配当善道，且要内自求责，这样福禄自然会来的。那么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又引用《太甲》言“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意思是天之妖孽，尚可违避，而自己作孽的，则不可以活。这一层层论述的深入，最后都是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即“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也由此可以见出孟子阐述问题时的论辩性、逻辑性。
纵观孟子解诗，其特点在于多角度的解诗，回顾上面的分析，他或从客观事例角度，或从主观接受角度，或从创作动机角度，或从社会背景角度，或从作者修养角度，对诗或诗中的句子进行了阐释，虽然由于现存的文献资料提供的孟子解诗例证非常有限，但是其解诗的特点还是相当明显的，仅从对于诗之文本内容的阐释而言，显然与《春秋》、楚竹书《诗论》有很大的区别，这无疑是一种进步，然而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这就是孟子解诗的目的与其先师孔子是一致的，是为了进行诗教而解诗，是为了传达自己的思想而解《诗》，隐含在解《诗》背后的思想内核是孟子的“仁政”思想。怎样以仁施政，孟子也提出了自己的具体策略，如施恩于民、与民同乐、以德服人、民事不缓等，这里不尽述之。其中孟子借助以表达和传播自己的思想的方式之一就是解《诗》，可以说《诗》是孟子思想的一种承载方式，也是孟子用以阐释思想的有力工具，所以不难看出在孟子时代，《诗》的功能范围和影响程度已经相当得大，且《诗》所发生作用的层面和角度与孔子时期相比，又深入了一步。当然，孟子解《诗》所呈现出的新的特点也为其后诗学的发展肇启了新的途向。
［参考文献］
［1］（清）焦循.孟子正义［M］，诸子集成［Z］，岳麓出版社，
［2］徐桂秋.论孟子与先秦诗学阐释学［J］，社会科学辑刊，2004（3）.
［3］王灿.近十年孟子《诗》论研究的综述及展望［J］，济宁学院学报，2010.2.
（作者单位：鞍山师范学院文学院，辽宁 鞍山 114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