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在一切文学艺术中，电影是唯一知道其生日的艺术样式。1895年12月28日，法国摄影师卢米艾尔兄弟俩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的地下室放映了《工厂的大门》、《婴儿的午餐》、《火车到站》等影片。这对兄弟被称为电影发明人，这一天成为电影诞生日。相对有着一百多年的电影历史来说，电视剧的诞生就显得晚多了，而中国的电视历史就更短。从1958年中国建立了第一座电视台算起，至今还不到60年。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应当说绝大部分家庭已经拥有一部电视。伴随着电视发展起来的电视艺术，作为一个新兴的艺术部门，展现了它蓬勃的生机和强大的生命力。电视剧创作的发展和成熟，已经使它成为人们日常文化娱乐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像电视散文、电视小品、电视戏曲、电视音乐如雨后春笋，构成了五彩缤纷的电视画廊。
　　在人口日益增长的同时，科技不断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提高，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当二十一世纪向我们打开大门的时候，人们在渴望影视作品跨世纪的突破，热切呼唤精品或者经典诞生，然而当下的影视作品现象又不能让人十分满意。尽管当下的影视剧触角深入很广，形式很多，网络微电影也十分盛行，但为什么总让观众看后觉得平淡或平庸呢？时下有一定影响力的编剧、导演的影视剧也不少，在那些“好看的电影电视”背后有震撼力的、耐人寻味的好像少了许多。应该说一些作家对生活的敏感性还是很高的，可为什么还是没赢得观众热情的目光而遭到冷遇？当下影视作品缺少的究竟是什么？可能有人说缺少的是生活的体验，有人会说缺少的是艺术的加工，其实我认为缺少的是思想性，是那种沉甸甸的思想深度和敏锐的对本质生活的穿透力。
　　电视艺术的社会需求，也是一种社会审美需求，它自然导致电视艺术生产追求更广大的社会审美需要。而这些会直接影响到电视艺术作品的主题、题材以及形式风格等方面。广大观众对电视艺术的观赏不等同对传统文学艺术作品的观赏，它同样受到社会的支配。如毫萨尔所说：“他们对作品的美学价值——及艺术的优劣——常无动于衷，关心的只是作品是否涉及他们的实际利益，是否反映他们的思想目标，如果符合他们的需求和希望，能消除他们对生活的恐惧，增加他们的安全感，那么他们也是无意贬低作品的美学价值，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作品反而不易获得成功。”在我国电视剧中，大多是反映观众关心的问题，如改革开放、反对贪污腐败、人生价值等热点、难点问题。有一些电视剧尽是反映鸡毛蒜皮油盐酱醋家长里短的琐碎事，或许是无病呻吟的小资情调，不能和广大观众产生心灵共鸣。那就是编剧、导演没能把生活的源泉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没能深入到一般平民意识看不到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创作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结晶。那么关注生活不仅是题材基础的东西，更是提炼加工的活泉水，也是现实主义这一创作的需要。无论哪种媒体式样都离不开现实，影视作品与现实生活是密不可分的。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说：“假如一个人能看到显而易见之异，譬如说能区别一支笔和一匹骆驼，我们不能说这个人了不起，很聪明；我们要求的是能看出他们之间的异中之同，同中之异。”用艺术发现的眼光去寻求事物或现象间同中之异，或是异中之同的一种超越现实生活的心理机制。
　　毕淑敏曾以《炼蜜为丸》为题谈到她那篇启人哲思的小说《预约死亡》，她说：“新体验小说光有情感体验是不够的，或者说这体验里不仅包括了感觉的真谛，更需涵盖思想的真谛。真正的小说家应该是个思想家。”但是，不一定每个作家都得是个思想家，可是有一点，你要想成为一个大编剧，你得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有深邃的人文精神。你的作品就是一道烛光，去照亮徘徊于黑洞的人的人生道路。列夫·托尔斯泰对文学需要思想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话：作家最要紧的是思想成熟，成熟到它使你为它燃烧，为它哭泣，成熟到为它日夜不得安宁的地步。这时候你才去写，内容也就自然会出现。那么这就需要很长一段酝酿的时间，也是作者深思的过程。显然我们的影视作品的编剧们导演们不也应该具有这方面的能力吗？
　　电影《苔丝》是根据英国著名小说家托马斯·哈代的代表作品《德伯家的苔丝》改编而成。《德伯家的苔丝》也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作品之一。电影通过苔丝一家的遭遇，具体生动再现了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进入英国农村后小农经济解体以及个体农民走向贫困和破产的痛苦过程。作家的思想紧扣时代的制高点，作品中的亚雷代表着资产阶级社会的权力、财富和罪恶。电影中苔丝对亚雷的仇恨和势不两立的斗争，客观揭示着两个阶级之间尖锐而不可调和的矛盾。作品由苔丝的遭遇和不幸过渡到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法律、道德做了有力的揭露，提出了强烈的控诉。所以这一过渡单凭平民意识是不够的，它离不开大时代的思想架构的桥梁。应该说，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五彩缤纷的生活现实，就要迫使我们编剧们越来越注意思想创新在影视作品中的特殊重要意义。
　　当下影视剧具有的平民风度或公民意识，一改往昔那种居高临下的说教味，也是影视作品走向现代感的一大进步。但是编导审视生活世界与价值判断时，还是停留或满足于平民意识。影视作品的叙事风度可以平民化，但编导们的思想高度却要突破平民意识而有超越意识。大家都知道“文学”就是“人学”，就是揭示人的灵魂。所以编导不仅要有一般的平民意识，更要具有走进生活超越生活的一种特殊判断能力。要与剧中人物有平等的对话能力，还要有审视和评价人物的超越思想。如果一部影视作品没有独特的思想高度，那么作品的智慧，涵盖度和思想高度谈何而来呢？大作家莫言写的是他脚下的高密那片熟悉的土地，作品《红高粱》写的就像福克纳所说的“邮票”大小一样的工厂一个村镇，但是他腹中却包含着一个文化地域一个民族或是一个时代的总体。表现了一种国家意识，一种民族意识，更是一种生命的意识。正是这种生命意识使那个老而又老的抗日故事重新获得了震撼人心的力量。《红高粱》这种赋予生命意识的总体象征，它可以成为称之为《红高粱》的生命图腾。红高粱不仅仅是一种植物，更是一种与生命对应的象征。电影中不但反映了具有平民式的同情心，还具有审视生存与人物灵魂所具有的时代意识和博大的胸怀。比如苏童的《妻妾成群》后来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些不只是描写一个人或几个人，而是深层面地反映一个时代的最强音。
　　高尔基一再告诫作家：在思想上、生活上和创作上，都必须高瞻远瞩，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峰，才能看见历史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才能发现新的性格，摸到时代跳动的脉搏，揭示新人的内心世界和感情世界的奥秘。从我们编导的作品来探讨当下影视作品究竟缺少什么的时候，我以不成熟的观点进行了分析，那就是当前影视剧的编导们已经不缺少生活的体验了，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不再需要生活的积累和强化艺术修养了，这也只是现在特定的时态和影视剧特定状态下的一个强调，强调影视剧创作中的独特而深邃思想的重要性。
　　（作者单位：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文化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