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在《文汇报》撰文说：出版人首先应该是读书人、爱书人。这样的理解在以往当然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们也可以回望现代出版史上的那些成就卓越的出版大家，没有哪一位不是视读书为生命的爱书人，没有哪一位不是学富五车的读书人，有的本身甚至就是某一领域的大师级人物。然而在当下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样的理解似乎正在被动摇，而作祟者就是那只所谓“看不见的手”——市场，以至于有人将出版人首先理解为一个商人，一个所谓懂经营懂市场的管理者，以至于现在确有一些读书甚少乃至不读书、不爱书者也堂而皇之地以“出版人”的身份在出版业内呼风唤雨，我们一再听到这样的“出版人”口若悬河般的宏大叙事，就是听不到他说过哪怕只是一本书，感受不到他对书的一点点情感。我完全不否认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人的商业属性，也完全承认现代出版人需要懂经营懂市场会管理，但这一切同读书爱书与否并不构成替代关系，只不过是传统出版人的知识结构在现实面前所必须的一种拓展。而这样一种拓展更需要出版人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很难设想一个读书甚少乃至不爱书、不读书者是否真正地懂得经营书管理书?也很难设想一个在自己的出版专业领域完全外行者又凭什么去经营?要知道出版人经营的全部产品就是内容，是文化而不是一般的物质。因此，对读书甚少乃至不爱书不读书却依然在出版业内呼风唤雨的那些“出版人”，即便一时间完全可能将出版业搅动得生，但在我心中，他们的一切莫不充满了喜剧感。
　　傅強：大学品牌与大学出版社之间的关系
　　浙江大学出版社社长傅強在接受《中国图书商报》记者采访时说：对于高水平的大学出版社，学校的声誉和品牌是出版社最宝贵的资源，传播学校的声誉和品牌是出版社服务学校的最重要使命。出版社的品牌既是母体的子品牌，同时也可以通过良性互动对大学的品牌产生积极的作用，这一方面体现在出版社通过高品质的产品来传播学校的品牌，另一方面，出版社的品牌和形象对学校的品牌有重要的补充和支撑作用。
　　出版社要和大学品牌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关键在于精神的一脉相承、目标的高度统一，特色和优势的有效呼应，而出版社必须通过主动自觉的服务来实现这一目标。品牌最重要的载体是产品。通过产品传播学校的学术成果是服务学校品牌的+重要途径，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产品品质的追求来传播学校的学术追求并形成声誉，此时，更需要“跳出学校服务学校”。与学校品牌相适应的产品战略，可以大大提高出版社相关产品的认可度；出版社的产品客观上也能够对提高相关学科的声誉发挥积极的作用。
　　赵彤：——传统出版企业未来发展要认清趋势，找准方向
　　赵彤在《中国新闻出版报》撰文说：在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以纸质图书出版为代表的传统出版业，必须跟上科技发展的脚步。实际上，数字出版技术只是对传统出版技术、传统阅读方式的革命，它带来的不是阅读体验的消亡，而是无限阅读的新生。从传统媒体占有的资源出发，通过文化创意和运用数字技术，将编选的内容与传统纸媒以外的更多新兴媒体对接，这对传统出版社来说，具有产业发展的特殊意义，也是成功转型、发展壮大的关键。
　　有两种变化趋势我们必须注意：第一种趋势是互联网让地域性贬值；第二种趋势是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使内容贬值。具体说来，就是互联网技术使得内容不再像以往那么稀缺，而且越来越不稀缺，越来越容易产生；既然内容不再稀缺，那么它的贬值一定是一个趋势。这时候，如果出版社固守旧的“开发并销售内容”的经营模式，或者说以内容获得收入的出版社，将持续面临降价挑战，因而会挣扎在生存的边缘，痛苦而无奈。
　　内容贬值了，那么什么变得稀缺了?用户的注意力会变得稀缺，内容和信息太丰富了，一个内容想吸引用户的注意力变得越来越困难。用户的注意力稀缺，换句话说，用户变得越来越稀缺。因此，这个稀缺的东西，便是我们创建新的商业模式的关键。这个时候，谁能掌握用户群、谁能优质地服务于用户群，谁就一定在食物链的顶端。因为只要拥有用户群，无论是销售、广告还是企业赞助，赢利模式就可以有很多种。乔新生：——
　　变了的书单，不变的读书观念
　　著名学者乔新生接受《北京晨报》记者采访谈到：如今，开推荐书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让人们自由地选择读书，要比推荐书目，乃至于強制读书更加适合，因为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比知识更加重要，而推荐书目，并不能培养人们的思想。真正不变的，应该是读书的观念和标准。就我个人的经验，选择书应该有三个标准：时间沉淀，公认的经典，生活必需的原本典籍。经过时间沉淀的书籍，是人类历史经验的总结。而了解人类的历史，了解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如何更好地做一个人弥足珍贵。其二，公认的经典，其实也是很多人的评判标准综合的结果，一个人不仅应该有自己的标准，也应该学会看别人的标准，而一本书能够获得多数人的认可，必然有可取之处。其三，原本的典籍，其实也是公民的常识，比如有一次我推荐学生看《宪法》，学生质疑《宪法》也是书吗?我想，如果连《宪法》都不了解，还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