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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里，王秋杨有一种“为自己的家乡人做点事情”的感觉
王秋杨：北京苹果慈善基金会创始人，今典集团董事局联席主席
电影《冈仁波齐》中每出现一次藏民们在路上磕长头的场景，王秋杨眼眶就发紧一次。
事实上，这部电影被不少观众评价“丝毫不煽情”“没有动荡的悲喜，却有真实的力量”。早在十余年前就与西藏结缘的王秋杨，很难说清自己为何如此动容，后来她说，是被藏民那种纯粹而虔诚的“相信的力量”所打动。
2003年，王秋杨自驾前往西藏，从此开始了与阿里的公益情缘。后来，她创立面向藏区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取名“苹果”。她说，这个名字象征着温暖和善意，希望和热情，以及她对西藏阿里那片土地的爱与期盼。
一旦行走在西藏街头，头上编着彩色小辫，身上穿着藏族特色的衣物，王秋杨就有一種回到家的感觉，这样的自在让她14年来不断回到西藏，回到阿里。她说，在那里，有一种“为自己的家乡人做点事情”的感觉。
登山，是为了和山待在一起
2003年5月11日至17日，为了纪念人类登顶珠穆朗玛峰50周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现场直播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全过程。
在北京，正值非典肆虐。卧在沙发里百无聊赖地调着台的王秋杨看到这个直播后，一下子坐了起来。
她自幼跟随父亲所在的部队，在福建深山中长大，对大自然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电视画面中纯净、圣洁的珠峰景色以及登山者与之相遇相处的状态让她着迷。
在那几天里，一有空她就开着电视，伴随着登山队攀登的每一程。5月17日，当这支由中国国家登山队队长王勇峰、时任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等人组成的队伍最终登上珠峰顶峰，在蓝天下徐徐展开五星红旗时，配着国歌，王秋杨瞬间热泪盈眶。
仅仅透过电视屏幕，王秋杨就感到了一种来自西藏与珠峰的神秘召唤，那块土地与大都市中的一切看上去如此不同，却又是那么熟悉亲切，她几乎立刻作出决定—“我也要去西藏！”
这个决定将她引向了之后多年的两个生活重心—登山与公益。她先是从北京出发，与好友任伟杰二人一同自驾去西藏考察了一大圈，五十多天风餐露宿，光车胎就爆了13次。从西藏回来后不久，她结识了王勇峰，加入了登山的行列。
王勇峰很快发现，王秋杨在登山上颇具优势。一米七的个子只有54公斤，高原反应比别人轻不少，换句话说，在5000米的海拔高度，她的高原反应往往等于许多人在3000米海拔的反应。
王秋杨原以为，登山是一种集体的、专业性很强的大型运动，直到2003年10月第一次登顶云南哈巴雪山，她才发现，登山其实是一种很个人的体验。在行走中，越往上走人越少，队友们前后相距甚远，很多时候连个人影都看不到。从城市里忙碌拥挤的生活与生意中抽身出来，在山里行走，她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快乐，“登山就是一直走嘛，往更高的地方走。这个翻山越岭，就跟我小时候在福建山里头，背着书包，挑着担子去上学挺像的。”
最初开始登山时，王秋杨并未想过要完成怎样的计划，但是一经出发，就越走越远。在全世界最高和最远的地方，她看见了令人惊叹的风光；也在那些美景相伴的经历中，遭遇过巨大的危机。
在王秋杨登顶珠峰的途中，8300米的营地帐篷旁，曾躺着一位遇难者的尸体，脚上穿着和她一模一样的登山靴；在登顶大洋洲最高峰查亚峰之后折返途中，她与队友遭遇当地土著“突然翻脸”，在印尼原始森林被困多日；在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山，王秋杨和队友遇到几十年不遇的暴风雪，登顶后下撤时，她迅速失温，一度失去意识。在那场风雪中，有7位登山者遇难……
在阿空加瓜与死神擦身而过的清晨，王秋杨睁眼看到队友们因为担心她而几乎一夜没睡的憔悴面容，突然开口说了一句“登山真好”，“队友们哇地一声就哭了。”
这些路途中的惊险从未让王秋杨心生退意。年少时她非常喜欢三毛，总是幻想着山外面的世界，但当她真的走出山区，在繁华的商界做得风生水起时，她才发现自己内心深处依然眷恋着那片大山—那是她从未真正离开的精神故乡。她登山，并非如许多人一般是为了征服，而更多地只是为了“能够和大山待在一起”。
2010年，在完成“7+2” （登顶七大洲最高峰、徒步南北极点）之后，王秋杨想起了南美印加土著人的一句谚语：赶两天路要歇一天，否则你的灵魂会跟不上你的脚步。
不知不觉完成了个人登山事业的里程碑，而2003年开始的公益事业，让王秋杨继续不断回到阿里，回到大山。她说，这件事情可能永无止境。
感性的起点
2003年，自驾进入藏区不久，已经连续开了10多个小时车的王秋杨与任伟杰下车休息。万里晴空下是地广人稀的大地，路边有个看起来很聪明的小男孩在独自玩耍。王秋杨看他10岁左右的样子，就随口问：“你上几年级了？成绩怎么样？”那个名叫亚古拜的回族男孩平静地告诉她，附近没有学校，他上不了学。
王秋杨愣住了。在城市里一个再平常不过的问题到了这里却显得如此唐突和傲慢。亚古拜看来并没有介意，他骄傲地接着说：“我会写自己的名字！”蹲下来，他在沙土上划出两行字，一行回文，一行汉文。蹲在一边的王秋杨由衷地称赞他聪明，亚古拜又写了两行自己的出生年月，王秋杨继续鼓励他，并从包里找出纸笔递给他：“再写点。”亚古拜停下来说：“我就会写这些。”王秋杨拿着纸笔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要为这些想上学而不得的孩子们做些什么的心情，在到达阿里地区巴嘎乡之后转化为了一种坚定的决心。巴嘎距离神山冈仁波齐仅20多公里， 随着居民们逐渐迁徙至塔尔钦，整个乡镇到处是残桓断壁、土坑山包，没有树也没有草，一派荒芜。
“我们的第一感觉是，这里应该早就没人了吧？”开车转了一圈，正准备离开的时候，王秋杨看到，一片荒山中露出了红旗的一角。“找过去后发现，居然是一所仍在使用的学校。”
勉强支撑着的建筑摇摇欲坠，门口的白色牌子却被擦得干干净净，上写：巴嘎乡完全小学。王秋杨与任伟杰进到学校，看见一个蓬头垢面的男人，一边拿着柴火做饭，一边怀里抱着一个小孩子，迷茫地看着她们。 这个男人是这所学校的校长益西久美。他告诉王秋杨，学校没有资金，随着整个巴嘎乡搬迁，只能在废墟中等待和坚持。
在一片灰暗破败的破房子中，看到孩子们脚上穿着破洞的小鞋子，头上甚至长了虱子，王秋杨下定决心，要给阿里建学校。
按照当时希望工程的标准，王秋杨心想，“一所学校50万差不多了吧，那就投入200万建四所小学吧。”后来她在当地调研，才发现阿里的物价是外面无法想象的。
“当年在山下，水泥可能300块钱一吨，运到山上，1300块钱都算便宜的。”首次捐助的费用，从她之前预想的200万元，最终增加到了1000万元。1000万元，对于2003年处于转型发展期的今典集团来说，并非小数目，而当年阿里地区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仅仅3000万元左右。
在苹果学校的修建过程中，王秋杨频繁往返于北京和阿里之间，找设计师、找施工队、找工程管理人员。她逐渐意识到，出钱算是最省心的一环，要想做成最初设想的事情，需要长期投入，和专业化、规范化的运作，“反正我总是怕什么事情把钱往那儿一扔，就没着落了。”
2004年，政府出台《基金会管理条例》，次年，北京苹果慈善基金会拿到资格，成为国内最早成立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之一。此后，基金会先后在阿里地区全额捐建了3所苹果小学：塔尔钦苹果小学，札达苹果小学，楚鲁松杰苹果小学，并捐助了普兰县中学。基金会还开展了“冈拉梅朵助学计划”，与西藏登山学校合办“苹果高山职业技能培训班”，携手当当网建成了55个“当当网·苹果图书室”，向阿里地区43所中小学捐赠系列丛书等等。
更让王秋杨开心的，是当地人意识与观念的转变。当年建学校的时候，一位当地妇女曾经“质问”王秋杨，“让我娃上学，他以后能当县长吗？不能的话，上这学干啥！”这样的问题让王秋杨开始思索，“我们要真正给阿里带来什么？”
她的答案是“幸福”。“我所说的幸福不是要把阿里建设得多好或是让孩子们多么地出人头地，让孩子当县长那种常规意义上的‘出息’并不能代表幸福。”王秋杨希望看到的，是阿里的孩子们踏踏实实地，按照他们想要的生活方式去自由自在地生活，是“有选择权利的幸福”。
现在，完成了苹果小学基础课程的孩子们可以选择接受职业教育，成为登山向导、医生，或者继续念高中与大学。家长们看到了孩子们的未来，观念远不同于往日。
如今，苹果基金会的“苹果赤脚医生工程”、“冈仁波齐公益环山行”、“每天维生素计划”等项目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多次获得荣誉。王秋杨说：“我都是看到什么，（就）想做什么，并且觉得看到了以后，就不能不管。”
相信的力量
2010年12月4日，在阿里地区首府狮泉河镇，苹果基金会与阿里行署举行了合作兴办“冈底斯藏医学院”的签约仪式。
在藏民眼中，藏医拥有神奇的力量，但这一职业千百年来在藏区仅以师父带徒弟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承。王秋杨在实地考察了当时无人管理的冈底斯藏医学院后，当即决定捐资重建。在基金会的推动下，张朝阳等知名人士对冈底斯藏医学院的发展给予了支持。
冈底斯藏医学院位于神山冈仁波齐脚下，主要由石头和泥土筑成，最初主要针对阿里农牧区缺医少药的情况而建，同时也会安置孤儿和贫困失学儿童，让他们能够有机会上学。
2010年至今，藏医学院历经数次翻新，始终采用“修旧如旧，建新如旧”的建筑思路，延承了传统的样式和风格。虽然建筑体量较大，但用心的规划与建设，让医学院漫溢着一股庄严与宁静感。
基金会与当地老师对学校资产、学生资料等做了系统性的重新整理，提升了学院原有的制药规模和水准，完善了学院门诊，为当地百姓看病提供了更多便利。
目前，冈底斯藏医学院是阿里地区唯一一所藏医学院，开设有藏医理疗、人体解剖、药理诊断等专科，形成了集教学、制药和医疗为一体的藏医学体系，在当地深入人心。
一位从冈底斯藏医学院走出的藏医说，冈底斯藏医学院最成功的地方正是在于用藏人的语言、文化、思维方式，传播藏人自己的文化；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来自内陆的现代文明。
藏区的思维方式和内地不同，但王秋杨往往很容易理解藏人，她注重顺应当地的节奏，不以内地的标准去苛求阿里的人与事。“跟西藏的人接触多了以后你会发现，快的事情不一定就是对的和好的，慢不一定就是不好。凡事有它的规律，有它的节奏。”王秋杨不止一次想，“也许我上辈子是西藏人。”行走在藏区，她也常常被认做是当地人。
前不久，在2017冈仁波齐公益环山行中，王秋杨捡垃圾时突然被一个姑娘惊喜地叫住：“冈措阿妈我认识您，我以前也是苹果小学的学生。”听说姑娘从苹果小学毕业后，接受了更高的教育，如今已考上公务员，王秋杨由衷地“喜悦与激动”。
“冈措”是阿里当地的一名军人阿旺早年赠予王秋杨的名字（“冈”是神山冈仁波齐，“措”是圣湖玛旁雍措）。 名如其人，王秋杨身上确有一种开阔大气，遇事时不疾不徐，总是看向事物的积极面。
苹果基金会目前的重点工作是正在规划中的札达古藏经书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从2013年开始选址，根据当地政府总体规划的调整已经更换过三次地址。王秋杨却不急不烦，“稍微拖后点也有好处，因為有些事情原先想得并不一定那么成熟。这次又去了一批教授调研，我们又获得了很多新的信息。”
藏经书博物馆是牵涉众多的大项目，王秋杨积极地应对着其中无法预料和改变的一切因素。她唯一着急的是，藏经书保护要趁早。
文化保护不像教育、医疗与环保的效果那么直观，需要更深层的理解、更长时间的积累。曾经，王秋杨在阿里看见过有工人烧藏经书页取暖，“所以我们现在着急就在这方面。现在已经有两万页在保护中了，据估计，暂时在外面的还能有两万页。尽我们所能吧，能做多少，先做多少，现在做的事情是一个抢救的事情。”
如今，苹果基金会是面向藏区最大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10多年来，基金会累计向阿里地区的教育、医疗、文化和环保事业捐助善款达1.5亿元。去年《慈善法》的出台，进一步优化了公益组织的从业环境，王秋杨表示，她打算开始做一些向公募基金会转型的事情。由于阿里地区海拔高，地方偏远，项目成本偏高，管理费用的限制让许多工作开展起来比较困难，她希望进一步为基金会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保持着开放的心态和亲力亲为的行动力，王秋杨希望能够真正为藏民提供更多帮助。她总是想起，没学可上、只会写自己名字的亚古拜坚持着在沙地上写写画画，原巴嘎乡完小校长益西久美在整个镇子迁走后的废墟中依然坚守着学校的日常工作—在不如意的现实面前，他们仍然选择相信和坚持，苹果基金会也选择相信和坚持。
王秋杨：北京苹果慈善基金会创始人，今典集团董事局联席主席
电影《冈仁波齐》中每出现一次藏民们在路上磕长头的场景，王秋杨眼眶就发紧一次。
事实上，这部电影被不少观众评价“丝毫不煽情”“没有动荡的悲喜，却有真实的力量”。早在十余年前就与西藏结缘的王秋杨，很难说清自己为何如此动容，后来她说，是被藏民那种纯粹而虔诚的“相信的力量”所打动。
2003年，王秋杨自驾前往西藏，从此开始了与阿里的公益情缘。后来，她创立面向藏区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取名“苹果”。她说，这个名字象征着温暖和善意，希望和热情，以及她对西藏阿里那片土地的爱与期盼。
一旦行走在西藏街头，头上编着彩色小辫，身上穿着藏族特色的衣物，王秋杨就有一種回到家的感觉，这样的自在让她14年来不断回到西藏，回到阿里。她说，在那里，有一种“为自己的家乡人做点事情”的感觉。
登山，是为了和山待在一起
2003年5月11日至17日，为了纪念人类登顶珠穆朗玛峰50周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现场直播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全过程。
在北京，正值非典肆虐。卧在沙发里百无聊赖地调着台的王秋杨看到这个直播后，一下子坐了起来。
她自幼跟随父亲所在的部队，在福建深山中长大，对大自然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电视画面中纯净、圣洁的珠峰景色以及登山者与之相遇相处的状态让她着迷。
在那几天里，一有空她就开着电视，伴随着登山队攀登的每一程。5月17日，当这支由中国国家登山队队长王勇峰、时任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等人组成的队伍最终登上珠峰顶峰，在蓝天下徐徐展开五星红旗时，配着国歌，王秋杨瞬间热泪盈眶。
仅仅透过电视屏幕，王秋杨就感到了一种来自西藏与珠峰的神秘召唤，那块土地与大都市中的一切看上去如此不同，却又是那么熟悉亲切，她几乎立刻作出决定—“我也要去西藏！”
这个决定将她引向了之后多年的两个生活重心—登山与公益。她先是从北京出发，与好友任伟杰二人一同自驾去西藏考察了一大圈，五十多天风餐露宿，光车胎就爆了13次。从西藏回来后不久，她结识了王勇峰，加入了登山的行列。
王勇峰很快发现，王秋杨在登山上颇具优势。一米七的个子只有54公斤，高原反应比别人轻不少，换句话说，在5000米的海拔高度，她的高原反应往往等于许多人在3000米海拔的反应。
王秋杨原以为，登山是一种集体的、专业性很强的大型运动，直到2003年10月第一次登顶云南哈巴雪山，她才发现，登山其实是一种很个人的体验。在行走中，越往上走人越少，队友们前后相距甚远，很多时候连个人影都看不到。从城市里忙碌拥挤的生活与生意中抽身出来，在山里行走，她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快乐，“登山就是一直走嘛，往更高的地方走。这个翻山越岭，就跟我小时候在福建山里头，背着书包，挑着担子去上学挺像的。”
最初开始登山时，王秋杨并未想过要完成怎样的计划，但是一经出发，就越走越远。在全世界最高和最远的地方，她看见了令人惊叹的风光；也在那些美景相伴的经历中，遭遇过巨大的危机。
在王秋杨登顶珠峰的途中，8300米的营地帐篷旁，曾躺着一位遇难者的尸体，脚上穿着和她一模一样的登山靴；在登顶大洋洲最高峰查亚峰之后折返途中，她与队友遭遇当地土著“突然翻脸”，在印尼原始森林被困多日；在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山，王秋杨和队友遇到几十年不遇的暴风雪，登顶后下撤时，她迅速失温，一度失去意识。在那场风雪中，有7位登山者遇难……
在阿空加瓜与死神擦身而过的清晨，王秋杨睁眼看到队友们因为担心她而几乎一夜没睡的憔悴面容，突然开口说了一句“登山真好”，“队友们哇地一声就哭了。”
这些路途中的惊险从未让王秋杨心生退意。年少时她非常喜欢三毛，总是幻想着山外面的世界，但当她真的走出山区，在繁华的商界做得风生水起时，她才发现自己内心深处依然眷恋着那片大山—那是她从未真正离开的精神故乡。她登山，并非如许多人一般是为了征服，而更多地只是为了“能够和大山待在一起”。
2010年，在完成“7+2” （登顶七大洲最高峰、徒步南北极点）之后，王秋杨想起了南美印加土著人的一句谚语：赶两天路要歇一天，否则你的灵魂会跟不上你的脚步。
不知不觉完成了个人登山事业的里程碑，而2003年开始的公益事业，让王秋杨继续不断回到阿里，回到大山。她说，这件事情可能永无止境。
感性的起点
2003年，自驾进入藏区不久，已经连续开了10多个小时车的王秋杨与任伟杰下车休息。万里晴空下是地广人稀的大地，路边有个看起来很聪明的小男孩在独自玩耍。王秋杨看他10岁左右的样子，就随口问：“你上几年级了？成绩怎么样？”那个名叫亚古拜的回族男孩平静地告诉她，附近没有学校，他上不了学。
王秋杨愣住了。在城市里一个再平常不过的问题到了这里却显得如此唐突和傲慢。亚古拜看来并没有介意，他骄傲地接着说：“我会写自己的名字！”蹲下来，他在沙土上划出两行字，一行回文，一行汉文。蹲在一边的王秋杨由衷地称赞他聪明，亚古拜又写了两行自己的出生年月，王秋杨继续鼓励他，并从包里找出纸笔递给他：“再写点。”亚古拜停下来说：“我就会写这些。”王秋杨拿着纸笔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要为这些想上学而不得的孩子们做些什么的心情，在到达阿里地区巴嘎乡之后转化为了一种坚定的决心。巴嘎距离神山冈仁波齐仅20多公里， 随着居民们逐渐迁徙至塔尔钦，整个乡镇到处是残桓断壁、土坑山包，没有树也没有草，一派荒芜。
“我们的第一感觉是，这里应该早就没人了吧？”开车转了一圈，正准备离开的时候，王秋杨看到，一片荒山中露出了红旗的一角。“找过去后发现，居然是一所仍在使用的学校。”
勉强支撑着的建筑摇摇欲坠，门口的白色牌子却被擦得干干净净，上写：巴嘎乡完全小学。王秋杨与任伟杰进到学校，看见一个蓬头垢面的男人，一边拿着柴火做饭，一边怀里抱着一个小孩子，迷茫地看着她们。 这个男人是这所学校的校长益西久美。他告诉王秋杨，学校没有资金，随着整个巴嘎乡搬迁，只能在废墟中等待和坚持。
在一片灰暗破败的破房子中，看到孩子们脚上穿着破洞的小鞋子，头上甚至长了虱子，王秋杨下定决心，要给阿里建学校。
按照当时希望工程的标准，王秋杨心想，“一所学校50万差不多了吧，那就投入200万建四所小学吧。”后来她在当地调研，才发现阿里的物价是外面无法想象的。
“当年在山下，水泥可能300块钱一吨，运到山上，1300块钱都算便宜的。”首次捐助的费用，从她之前预想的200万元，最终增加到了1000万元。1000万元，对于2003年处于转型发展期的今典集团来说，并非小数目，而当年阿里地区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仅仅3000万元左右。
在苹果学校的修建过程中，王秋杨频繁往返于北京和阿里之间，找设计师、找施工队、找工程管理人员。她逐渐意识到，出钱算是最省心的一环，要想做成最初设想的事情，需要长期投入，和专业化、规范化的运作，“反正我总是怕什么事情把钱往那儿一扔，就没着落了。”
2004年，政府出台《基金会管理条例》，次年，北京苹果慈善基金会拿到资格，成为国内最早成立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之一。此后，基金会先后在阿里地区全额捐建了3所苹果小学：塔尔钦苹果小学，札达苹果小学，楚鲁松杰苹果小学，并捐助了普兰县中学。基金会还开展了“冈拉梅朵助学计划”，与西藏登山学校合办“苹果高山职业技能培训班”，携手当当网建成了55个“当当网·苹果图书室”，向阿里地区43所中小学捐赠系列丛书等等。
更让王秋杨开心的，是当地人意识与观念的转变。当年建学校的时候，一位当地妇女曾经“质问”王秋杨，“让我娃上学，他以后能当县长吗？不能的话，上这学干啥！”这样的问题让王秋杨开始思索，“我们要真正给阿里带来什么？”
她的答案是“幸福”。“我所说的幸福不是要把阿里建设得多好或是让孩子们多么地出人头地，让孩子当县长那种常规意义上的‘出息’并不能代表幸福。”王秋杨希望看到的，是阿里的孩子们踏踏实实地，按照他们想要的生活方式去自由自在地生活，是“有选择权利的幸福”。
现在，完成了苹果小学基础课程的孩子们可以选择接受职业教育，成为登山向导、医生，或者继续念高中与大学。家长们看到了孩子们的未来，观念远不同于往日。
如今，苹果基金会的“苹果赤脚医生工程”、“冈仁波齐公益环山行”、“每天维生素计划”等项目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多次获得荣誉。王秋杨说：“我都是看到什么，（就）想做什么，并且觉得看到了以后，就不能不管。”
相信的力量
2010年12月4日，在阿里地区首府狮泉河镇，苹果基金会与阿里行署举行了合作兴办“冈底斯藏医学院”的签约仪式。
在藏民眼中，藏医拥有神奇的力量，但这一职业千百年来在藏区仅以师父带徒弟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承。王秋杨在实地考察了当时无人管理的冈底斯藏医学院后，当即决定捐资重建。在基金会的推动下，张朝阳等知名人士对冈底斯藏医学院的发展给予了支持。
冈底斯藏医学院位于神山冈仁波齐脚下，主要由石头和泥土筑成，最初主要针对阿里农牧区缺医少药的情况而建，同时也会安置孤儿和贫困失学儿童，让他们能够有机会上学。
2010年至今，藏医学院历经数次翻新，始终采用“修旧如旧，建新如旧”的建筑思路，延承了传统的样式和风格。虽然建筑体量较大，但用心的规划与建设，让医学院漫溢着一股庄严与宁静感。
基金会与当地老师对学校资产、学生资料等做了系统性的重新整理，提升了学院原有的制药规模和水准，完善了学院门诊，为当地百姓看病提供了更多便利。
目前，冈底斯藏医学院是阿里地区唯一一所藏医学院，开设有藏医理疗、人体解剖、药理诊断等专科，形成了集教学、制药和医疗为一体的藏医学体系，在当地深入人心。
一位从冈底斯藏医学院走出的藏医说，冈底斯藏医学院最成功的地方正是在于用藏人的语言、文化、思维方式，传播藏人自己的文化；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来自内陆的现代文明。
藏区的思维方式和内地不同，但王秋杨往往很容易理解藏人，她注重顺应当地的节奏，不以内地的标准去苛求阿里的人与事。“跟西藏的人接触多了以后你会发现，快的事情不一定就是对的和好的，慢不一定就是不好。凡事有它的规律，有它的节奏。”王秋杨不止一次想，“也许我上辈子是西藏人。”行走在藏区，她也常常被认做是当地人。
前不久，在2017冈仁波齐公益环山行中，王秋杨捡垃圾时突然被一个姑娘惊喜地叫住：“冈措阿妈我认识您，我以前也是苹果小学的学生。”听说姑娘从苹果小学毕业后，接受了更高的教育，如今已考上公务员，王秋杨由衷地“喜悦与激动”。
“冈措”是阿里当地的一名军人阿旺早年赠予王秋杨的名字（“冈”是神山冈仁波齐，“措”是圣湖玛旁雍措）。 名如其人，王秋杨身上确有一种开阔大气，遇事时不疾不徐，总是看向事物的积极面。
苹果基金会目前的重点工作是正在规划中的札达古藏经书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从2013年开始选址，根据当地政府总体规划的调整已经更换过三次地址。王秋杨却不急不烦，“稍微拖后点也有好处，因為有些事情原先想得并不一定那么成熟。这次又去了一批教授调研，我们又获得了很多新的信息。”
藏经书博物馆是牵涉众多的大项目，王秋杨积极地应对着其中无法预料和改变的一切因素。她唯一着急的是，藏经书保护要趁早。
文化保护不像教育、医疗与环保的效果那么直观，需要更深层的理解、更长时间的积累。曾经，王秋杨在阿里看见过有工人烧藏经书页取暖，“所以我们现在着急就在这方面。现在已经有两万页在保护中了，据估计，暂时在外面的还能有两万页。尽我们所能吧，能做多少，先做多少，现在做的事情是一个抢救的事情。”
如今，苹果基金会是面向藏区最大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10多年来，基金会累计向阿里地区的教育、医疗、文化和环保事业捐助善款达1.5亿元。去年《慈善法》的出台，进一步优化了公益组织的从业环境，王秋杨表示，她打算开始做一些向公募基金会转型的事情。由于阿里地区海拔高，地方偏远，项目成本偏高，管理费用的限制让许多工作开展起来比较困难，她希望进一步为基金会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保持着开放的心态和亲力亲为的行动力，王秋杨希望能够真正为藏民提供更多帮助。她总是想起，没学可上、只会写自己名字的亚古拜坚持着在沙地上写写画画，原巴嘎乡完小校长益西久美在整个镇子迁走后的废墟中依然坚守着学校的日常工作—在不如意的现实面前，他们仍然选择相信和坚持，苹果基金会也选择相信和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