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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恩佑是清末道光年间山西介休的一位进士，他生活的年代正处在中华民族风雨飘摇的时期。近年来，笔者通过对白恩佑所著的《兰言自序年谱》《进修堂奏稿》《进修堂诗集》，以及与之有关的资料进行研究，力求完整地再现这位清末士大夫的一生。
白恩佑（1809-1880），字启南，号兰岩。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生于山西介休东湖龙村白堡。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历任庶吉士、工部主事、军机章京、江南道监察御史、湖南学政使和湖南盐法道等职。白恩佑晚年生活在北京，于光绪六年（1880年）去世，享年71岁。因白恩佑一生廉洁奉公，数次受到朝廷表彰嘉奖。他在诗词书画方面亦是造诣颇深，擅长山水树石，故民国《山西献征》将其收录于卷六《文学》，民国《介休县志》将其纳入《乡贤录》。
从以上简历可以看出，白恩佑在清末并不显赫，更没有丰功伟绩，甚至于在他的乡土故地介休，白恩佑的名字也仅限于一部分乡土文化爱好者知道。其曾孙白祖诗曾回忆：“从今天的时代看，白恩佑还算不上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的什么杰出和有突出贡献的人物。”这或许是一种谦逊，因纵观白恩佑的年谱、奏稿、诗稿等文献，笔者认为他在做人、做官和做事方面有很多为人称道的地方，是一位清正廉洁、心系百姓、默默奉獻的士大夫。研究白恩佑，目的是通过他一生的治学、做官、做事的风格，来了解清末中层官员的生存环境及其道德人生，并以其为典范了解晚清时期普通士大夫的情怀与操守。
《白兰岩自订年谱》记载，白氏一族属于亦官亦商亦农的乡绅家庭，这样的家庭在晚清是比较常见的。白恩佑的父亲白士珍（1767-1826），字希甫，号香田。嘉庆庚申年（1800年）举人，官至户部郎中。在嘉庆版、光绪版《介休县志》均有其传，民国版《山西献征》载有白士珍生平，言其待人和善，不设城府，不立崖岸，教育子女循循善诱、不过为苛责，为人慷慨，乐于助人，谦虚谨慎、终身不自以为德。其母李恭人出自介休望族李氏，曾祖李文才、祖父李日丽、父李堉、叔兄李守愚、李敦愚等皆为介邑名流。李氏官宦豪门，且有诗书《如兰集》等传世，在乡均有名望。光绪《介休县志》卷三《人物志》中对李氏家族有长达十七页的记述。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育下，白恩佑幼年受教于多位名师，曾为“优贡”的其外祖父李堉也为其执教半年。一辈子因没有考中进士而遗憾的白士珍，把期望寄托在儿子白恩佑身上。“乞假开缺”后，他带着儿子回到老家专意教读。在父亲及长辈的悉心教育下，道光四年（1824年），才华出众年仅十五岁的白恩佑参加科考，取得了“补县学附生第六名”的成绩，成为一名秀才。
白恩佑悉心苦读全力举业之际，介休的学子迎来了一位优秀的导师——徐继畲。
白恩佑书法七言联
徐继畲（1795-1873），字松龛，山西五台县人，晚清名臣、学者，《纽约时报》称其为东方伽利略。道光六年（1826年）进士，历任广西、福建巡抚，闽浙总督，总理衙门大臣，并为首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徐继畲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伟大先驱之一，又是近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在文学、历史、书法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徐继畲的父亲徐润第，乾隆末期中进士，曾任内阁中书、湖北施南府同知等职，后开缺辞官后到晋商巨贾介休北贾村侯家开馆育人，不幸于道光七年（1827年）在介病逝。回乡守制的徐继畲，受邀在侯家继父业继续执教。因白恩佑的叔祖公白竹轩与徐润第、徐阊第弟兄有旧交，白恩佑便被介绍至北贾村“竹心书斋”徐继畲门下就读。据《年谱》载，徐继畲在介休执教仅两年六个月，其所带门生共四十余位，但“升学率”相当高，先后中得举人者七名，其中有四人考中进士。其中介休霍村人张春霖、白恩佑、郭永锡，定襄人梁述孔等考中进士，王五诚、张汉槎、郎梦元中得举人。曹逢吉考中副榜（国子监典簿），曹协友考中拔贡（官国子监学正）。陈锦云（瑞卿）虽未中举业，但日后成为介休专治伤寒病的名医。徐继畲在教学上传授立柱分股拆字布局、明代崇祯朝国文和《左传》《国语》《史记》及汉唐宋之文等具体写作手法和审题要领，与此同时还专注培养学生讲诚信，低调做人，告诫其“家有黄金未必久，针尖挑土日月长”等哲理，使弟子从小增强忧患意识。徐继畲不同于一般文人俗吏，他胸罗古今，为人有自己的底线，为文有“贫而不谄”的原则。两年多的学习，使白恩佑不仅在文法、文境、文章等方面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而且为之后为官为人树立了良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39岁的白恩佑参加科举考试，终于取得殿试“二甲第五十四名”、朝考“一等第十四名”的成绩。自此，踌躇满志的白恩佑结束了漫长的求学历程，迎来了他的为官生涯。
自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至咸丰十年（1860年），白恩佑成为庶吉士后的十余年间，均在京朝中为官，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国子监学正、工部屯田司主事兼水司行走、御史军机二班成员等职。白恩佑在监管皇家工程期间，严格办事，恪尽职守，亲自验收礼部工程，严禁施工者偷工减料，禁止管理者中饱私囊，曾言“余只自洁其自身，并非欲发大难之端也”。在督派天坛工程时，白恩佑查验发现实际木料数目比原先有所减少，将工头训斥一番后，责令其补足所缺木料。但工头却说“老爷虽不要钱，但坛内官及太常寺尚有花销”。面对众多官员相互勾结、贪污腐化的现状，白恩佑自知难以扭转，但他始终坚持“总之我不要二成，将此用到工上，自然绰乎有余矣”。既然不愿同流合污，只能做到洁身自好了。
清末官场多腐败，不少官吏损公肥私、收受贿赂，而白恩佑的清廉正直实乃一股清流。其认真职守老成谋国的工作态度，虽招来不少人侧目，但也得到了军机处祁寓藻等人的青睐。咸丰三年（1853年），四十五岁的白恩佑进入军机处工作，适逢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爆发，军务十分繁忙。咸丰五年（1855年），清廷计划让曾国藩担任湖北巡抚，而白恩佑向时任军机处总领的恭亲王奕诉陈述自己的意见，认为派曾国藩任巡抚不妥。奕诉问为何，白恩佑认为，曾国藩的专长在于带兵打仗，不在于地方治理，“或有鉴于江忠源。”奕诉问何也？白恩佑答道：“江忠源之才本可办贼，惟与以巡抚，则有城守之责，故为贼围城而救兵不到，庐城遂至失守，将江忠源糟蹋在内。”江中源本是征剿太平天国的一员大将，后授予安徽巡抚，不久前在安徽庐州受到围攻，致使其兵败自尽，使清廷白白损失一位将领。按照清代律条，地方官员战时若弃城逃跑是死罪，如曾国藩也出现这样的情况要么战死，要么朝廷杀头。奕诉沉思良久，采纳了白恩佑的建议，改授曾国藩为兵部侍郎，任命陶恩培为武汉巡抚。未曾想仅过几日，太平天国军又一次攻陷武汉，陶恩培自杀。若不是白恩佑的建议，自杀的说不定就是曾国藩。而正是曾国藩后来为剿灭太平天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白恩佑一条建议不仅影响了曾国藩的命运，更延续了几十年的清廷统治。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天津，首都北京告急。五十二岁的白恩佑向咸丰皇帝上奏《请旨饬僧格林沁酌量情形于通州一带津防后路修防添备折》，认为“津防重大，请预筹后路以保万全”，强调天津与北京之间二百余里应当有设兵之所，而通州一带适合修防添备并派驻得力将领严密部署。白恩佑还与其他几位御史在北京共同参与“帮办五城团防事宜”，他秉承“既有团防之名，应有团防之实”的态度，按照规定每夜提灯执枪、巡查不怠，发现可疑者及时缉拿。作为基层官员的白恩佑绝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挽救局势，但其尽职尽责的表现足以体现出其恪尽职守的做官做事伟岸人格。
咸丰十一年（1861年），五十三岁的白恩佑被授予新的职务——湖南学政。“学政”一职在清代主要负责地方的教育科举事务。在白恩佑看来，“学政”这一他人眼中的闲职却是“第一难作”之官，因为总督和巡抚遇事时能够向他人咨询，与其他官员共同商议，而学政遇到疑难之事时，问教官不能得其详解，问幕友因学识尚浅而无法得到答案，凡事都得自己亲力亲为。去湘省赴任前，时值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白恩佑家中大部分产业毁于战乱，入不敷出，只能向他人借贷，然而俱无应者，不得已只好借官利债，方能成行。经济的困顿，他人的漠视，令白恩佑内心十分苦闷。这样的记述在“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的说法上看似可笑，但确实在白恩佑《年谱》中有详细记载，因为他是一个心系苍生、两袖清风的官员。在经济拮据、路途艰险、战乱不断的情况下，白恩佑一路历经坎坷，三个月方抵达长沙。
就任湖南学政后，白恩佑首先向同辈虚心请教。当时湖南有“上房费”，每进一名要钱“十二千”，六千送学台，六千归教官、书斗及学台衙门、书斗家人。这一费用的形成其实就是学界腐败的体现，白恩佑果断将其废除，并妥善解决各方之间矛盾纠纷。他还在湖南各地巡视，在人事方面适时调整，对湖南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的教育考试制度进行整改，主持南方省份岁试中公正严格者也受嘉奖，有力促进了湖南教育事业的发展。白恩佑后来又任“湖南长宾盐法道”。同治十二年（1873年）因年老有疾辞官，寓居北京。
回顾白恩佑的为官履历，这些官职都不是手握实权的大官，但在其所任职位上都能够恪尽职守，严于律己，认真做好本职工作。无论他在哪里任职，清正廉洁始终是他的一贯风格。白恩佑面对晚清官场的不良风气，内心十分无奈却坚决做到“出污泥而不染”，绝不同流合污。可以说，白恩佑是传统时代士大夫群体中坚守“修齐治平”理念的一位，他不慕名利、心怀天下的精神值得今人学习。
白恩佑一生为官清廉，成为后世一段佳话。但在后人看来，白恩佑在诗词文学尤其是绘画的造诣，可能更值得推崇。白恩佑的诗词作品主要收录在徐鄂（清代戏曲作家）所编《进修堂奏稿诗集》中。白恩佑的诗词文章质朴却发人深省，其中有对岁月逝去的不舍，有对佛法之道的思考，有对自然植物的情感寄托，还有对中国历史的感触、子女教育的认知、人生百态的见解以及所见山川风景的描述。无论是写人还是写景，追古还是忆今，都带有极强的家国情怀，饱含了对国家、对社会的真挚情感。他在《大雪夜宿土西岭》中感叹：
“客且不必愁，请听刍荛说。连年年岁比不登，小民脂膏嗟已竭。居者盼雨行盼晴，造物焉得？人人说愿告天公，速召玉龙三百万，大地霏满琼瑶屑。”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在《过井陉》中写道：“我值严冬从此过，高歌一曲起悲风。”借古喻今，表达自己绝不会与官场劣规同流，要做一个洁身自好的人。到了晚年，他又发出“世事纷纷日大难，思量无计挽狂澜。莫嫌寂寞秋光老，晚饰相期保岁寒”的感慨。清末诗人、书法家何绍基评白恩佑的诗词“一清澈骨，脱盡渣滓”，清末大学士祁寓藻说“评点精严，于名章俊句必从末经人道者始为一一拈出，一经论定允当千载”，评价之高，实为罕见。通过白恩佑的诗词，今人能够走进这个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内心世界，了解他的理想、抱负与追求，站在他的角度体会中国近代社会的沧桑变迁。
白恩佑不仅在诗词方面饶有建树，在书法绘画方面亦是炉火纯青，这一点从他人的评价就能反映出来。在《郭嵩焘遗札》中收录郭嵩焘写给白恩佑书信，其中有“久欲求名绘，以苦热未敢渎烦”“承赐名绘，淡远有神韵，所谓尺幅千里，而山势远近起伏仍自分明，自是老境，得之宝贵，钦感钦感。”由此表明郭嵩焘对白恩佑画作的肯定与赞赏。左宗棠亦对白恩佑的书画有着极高的评价。《山西献征》中记述其“作兰竹菊及小品花卉蔬果为多，亦饶蕴藉气称逸品焉”。此外，据白恩佑曾孙白祖诗回忆，“与北京琉璃厂荣宝斋的一位懂明清书画并做这方面鉴定的老人聊起，他说他知道白恩佑其人，他喜画山水，尤善画兰花、树石”。
白恩佑不仅在诗词书画方面自成一派而影响深远，他在教育子孙上也是非常优秀的。白恩佑之孙白小松（1893-1959），是一位无党派民主人士，新中国成立前担任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曾支持学生开展民主革命运动，参与领导了抗日革命和抗击蒋军保卫昆明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云南省监察委员会主任、云南省政协第一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还有一位孙子白蒿甫曾任贵州某县知县、云南玉溪知县。白蒿甫之子白之翰曾得到云南都督唐继尧赏识，任云南都督府秘书。白小松之子白祖诗（1931-2016），早年参加革命，曾任昆明市区委书记、工业局长、昆明大学校长、云南省文化厅长等职，离休后致力于学术创作，发表过多篇论文及十本专著，是一名杰出的学者。当代中国著名画家白伯骅系白恩佑曾孙，1944年出生于北京，曾师从著名人物画大师蒋兆和先生，擅长仕女人物画，其作品曾多次参加国际展览并荣获多项国际大奖。出版有《白伯骅画集》，传略被收入《中国当代画家名录》和《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
回顾白恩佑的一生，他是一位有独到见解、公正廉洁的官员，杰出的诗人和优秀的画家，亦是清末介休著名的乡贤。从白恩佑的读书科举经历，可以了解晚清时代士大夫“皓首穷经”的艰辛，体现出他的勤学善思。从他的为官生涯，能够看到其面对纷繁复杂局面时有冷静的头脑和洁身自好的操守。尽管白恩佑生活的那个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今人只能通过少数零散的史料寻找这位传统时代士大夫的蛛丝马迹、从他留存不多的诗词书画作品中体悟他的百味人生，而他身上那种廉洁奉公、恪尽职守、认真行事、忠诚为人的优良品质仍然需要今人去继承。回顾白氏家族发展史，能够发现良好家风对一个家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良好家风的构建与传承不仅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而且有利于后世子孙取得非凡成就。
我们有必要重视历史时期乡贤人物的研究。乡贤虽是某个具体人物，但绝不是孤立存在的，“他既是极为纷繁复杂的整体社会关系网络某一个发射中心，同时又是聚焦点。”从这些乡贤身上复原地方历史，从个案了解一个时代的地方社会，进而实现从局部走向整体、从地方走向中国。
白恩佑（1809-1880），字启南，号兰岩。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生于山西介休东湖龙村白堡。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历任庶吉士、工部主事、军机章京、江南道监察御史、湖南学政使和湖南盐法道等职。白恩佑晚年生活在北京，于光绪六年（1880年）去世，享年71岁。因白恩佑一生廉洁奉公，数次受到朝廷表彰嘉奖。他在诗词书画方面亦是造诣颇深，擅长山水树石，故民国《山西献征》将其收录于卷六《文学》，民国《介休县志》将其纳入《乡贤录》。
从以上简历可以看出，白恩佑在清末并不显赫，更没有丰功伟绩，甚至于在他的乡土故地介休，白恩佑的名字也仅限于一部分乡土文化爱好者知道。其曾孙白祖诗曾回忆：“从今天的时代看，白恩佑还算不上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的什么杰出和有突出贡献的人物。”这或许是一种谦逊，因纵观白恩佑的年谱、奏稿、诗稿等文献，笔者认为他在做人、做官和做事方面有很多为人称道的地方，是一位清正廉洁、心系百姓、默默奉獻的士大夫。研究白恩佑，目的是通过他一生的治学、做官、做事的风格，来了解清末中层官员的生存环境及其道德人生，并以其为典范了解晚清时期普通士大夫的情怀与操守。
家风醇厚勤于学，幸遇良师得点化
《白兰岩自订年谱》记载，白氏一族属于亦官亦商亦农的乡绅家庭，这样的家庭在晚清是比较常见的。白恩佑的父亲白士珍（1767-1826），字希甫，号香田。嘉庆庚申年（1800年）举人，官至户部郎中。在嘉庆版、光绪版《介休县志》均有其传，民国版《山西献征》载有白士珍生平，言其待人和善，不设城府，不立崖岸，教育子女循循善诱、不过为苛责，为人慷慨，乐于助人，谦虚谨慎、终身不自以为德。其母李恭人出自介休望族李氏，曾祖李文才、祖父李日丽、父李堉、叔兄李守愚、李敦愚等皆为介邑名流。李氏官宦豪门，且有诗书《如兰集》等传世，在乡均有名望。光绪《介休县志》卷三《人物志》中对李氏家族有长达十七页的记述。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育下，白恩佑幼年受教于多位名师，曾为“优贡”的其外祖父李堉也为其执教半年。一辈子因没有考中进士而遗憾的白士珍，把期望寄托在儿子白恩佑身上。“乞假开缺”后，他带着儿子回到老家专意教读。在父亲及长辈的悉心教育下，道光四年（1824年），才华出众年仅十五岁的白恩佑参加科考，取得了“补县学附生第六名”的成绩，成为一名秀才。
白恩佑悉心苦读全力举业之际，介休的学子迎来了一位优秀的导师——徐继畲。
徐继畲（1795-1873），字松龛，山西五台县人，晚清名臣、学者，《纽约时报》称其为东方伽利略。道光六年（1826年）进士，历任广西、福建巡抚，闽浙总督，总理衙门大臣，并为首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徐继畲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伟大先驱之一，又是近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在文学、历史、书法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徐继畲的父亲徐润第，乾隆末期中进士，曾任内阁中书、湖北施南府同知等职，后开缺辞官后到晋商巨贾介休北贾村侯家开馆育人，不幸于道光七年（1827年）在介病逝。回乡守制的徐继畲，受邀在侯家继父业继续执教。因白恩佑的叔祖公白竹轩与徐润第、徐阊第弟兄有旧交，白恩佑便被介绍至北贾村“竹心书斋”徐继畲门下就读。据《年谱》载，徐继畲在介休执教仅两年六个月，其所带门生共四十余位，但“升学率”相当高，先后中得举人者七名，其中有四人考中进士。其中介休霍村人张春霖、白恩佑、郭永锡，定襄人梁述孔等考中进士，王五诚、张汉槎、郎梦元中得举人。曹逢吉考中副榜（国子监典簿），曹协友考中拔贡（官国子监学正）。陈锦云（瑞卿）虽未中举业，但日后成为介休专治伤寒病的名医。徐继畲在教学上传授立柱分股拆字布局、明代崇祯朝国文和《左传》《国语》《史记》及汉唐宋之文等具体写作手法和审题要领，与此同时还专注培养学生讲诚信，低调做人，告诫其“家有黄金未必久，针尖挑土日月长”等哲理，使弟子从小增强忧患意识。徐继畲不同于一般文人俗吏，他胸罗古今，为人有自己的底线，为文有“贫而不谄”的原则。两年多的学习，使白恩佑不仅在文法、文境、文章等方面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而且为之后为官为人树立了良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39岁的白恩佑参加科举考试，终于取得殿试“二甲第五十四名”、朝考“一等第十四名”的成绩。自此，踌躇满志的白恩佑结束了漫长的求学历程，迎来了他的为官生涯。
谏言更改清廷运，为官唯有忠清廉
自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至咸丰十年（1860年），白恩佑成为庶吉士后的十余年间，均在京朝中为官，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国子监学正、工部屯田司主事兼水司行走、御史军机二班成员等职。白恩佑在监管皇家工程期间，严格办事，恪尽职守，亲自验收礼部工程，严禁施工者偷工减料，禁止管理者中饱私囊，曾言“余只自洁其自身，并非欲发大难之端也”。在督派天坛工程时，白恩佑查验发现实际木料数目比原先有所减少，将工头训斥一番后，责令其补足所缺木料。但工头却说“老爷虽不要钱，但坛内官及太常寺尚有花销”。面对众多官员相互勾结、贪污腐化的现状，白恩佑自知难以扭转，但他始终坚持“总之我不要二成，将此用到工上，自然绰乎有余矣”。既然不愿同流合污，只能做到洁身自好了。
清末官场多腐败，不少官吏损公肥私、收受贿赂，而白恩佑的清廉正直实乃一股清流。其认真职守老成谋国的工作态度，虽招来不少人侧目，但也得到了军机处祁寓藻等人的青睐。咸丰三年（1853年），四十五岁的白恩佑进入军机处工作，适逢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爆发，军务十分繁忙。咸丰五年（1855年），清廷计划让曾国藩担任湖北巡抚，而白恩佑向时任军机处总领的恭亲王奕诉陈述自己的意见，认为派曾国藩任巡抚不妥。奕诉问为何，白恩佑认为，曾国藩的专长在于带兵打仗，不在于地方治理，“或有鉴于江忠源。”奕诉问何也？白恩佑答道：“江忠源之才本可办贼，惟与以巡抚，则有城守之责，故为贼围城而救兵不到，庐城遂至失守，将江忠源糟蹋在内。”江中源本是征剿太平天国的一员大将，后授予安徽巡抚，不久前在安徽庐州受到围攻，致使其兵败自尽，使清廷白白损失一位将领。按照清代律条，地方官员战时若弃城逃跑是死罪，如曾国藩也出现这样的情况要么战死，要么朝廷杀头。奕诉沉思良久，采纳了白恩佑的建议，改授曾国藩为兵部侍郎，任命陶恩培为武汉巡抚。未曾想仅过几日，太平天国军又一次攻陷武汉，陶恩培自杀。若不是白恩佑的建议，自杀的说不定就是曾国藩。而正是曾国藩后来为剿灭太平天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白恩佑一条建议不仅影响了曾国藩的命运，更延续了几十年的清廷统治。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天津，首都北京告急。五十二岁的白恩佑向咸丰皇帝上奏《请旨饬僧格林沁酌量情形于通州一带津防后路修防添备折》，认为“津防重大，请预筹后路以保万全”，强调天津与北京之间二百余里应当有设兵之所，而通州一带适合修防添备并派驻得力将领严密部署。白恩佑还与其他几位御史在北京共同参与“帮办五城团防事宜”，他秉承“既有团防之名，应有团防之实”的态度，按照规定每夜提灯执枪、巡查不怠，发现可疑者及时缉拿。作为基层官员的白恩佑绝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挽救局势，但其尽职尽责的表现足以体现出其恪尽职守的做官做事伟岸人格。
咸丰十一年（1861年），五十三岁的白恩佑被授予新的职务——湖南学政。“学政”一职在清代主要负责地方的教育科举事务。在白恩佑看来，“学政”这一他人眼中的闲职却是“第一难作”之官，因为总督和巡抚遇事时能够向他人咨询，与其他官员共同商议，而学政遇到疑难之事时，问教官不能得其详解，问幕友因学识尚浅而无法得到答案，凡事都得自己亲力亲为。去湘省赴任前，时值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白恩佑家中大部分产业毁于战乱，入不敷出，只能向他人借贷，然而俱无应者，不得已只好借官利债，方能成行。经济的困顿，他人的漠视，令白恩佑内心十分苦闷。这样的记述在“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的说法上看似可笑，但确实在白恩佑《年谱》中有详细记载，因为他是一个心系苍生、两袖清风的官员。在经济拮据、路途艰险、战乱不断的情况下，白恩佑一路历经坎坷，三个月方抵达长沙。
就任湖南学政后，白恩佑首先向同辈虚心请教。当时湖南有“上房费”，每进一名要钱“十二千”，六千送学台，六千归教官、书斗及学台衙门、书斗家人。这一费用的形成其实就是学界腐败的体现，白恩佑果断将其废除，并妥善解决各方之间矛盾纠纷。他还在湖南各地巡视，在人事方面适时调整，对湖南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的教育考试制度进行整改，主持南方省份岁试中公正严格者也受嘉奖，有力促进了湖南教育事业的发展。白恩佑后来又任“湖南长宾盐法道”。同治十二年（1873年）因年老有疾辞官，寓居北京。
回顾白恩佑的为官履历，这些官职都不是手握实权的大官，但在其所任职位上都能够恪尽职守，严于律己，认真做好本职工作。无论他在哪里任职，清正廉洁始终是他的一贯风格。白恩佑面对晚清官场的不良风气，内心十分无奈却坚决做到“出污泥而不染”，绝不同流合污。可以说，白恩佑是传统时代士大夫群体中坚守“修齐治平”理念的一位，他不慕名利、心怀天下的精神值得今人学习。
诗词书画传后世，子孙优秀越超前
白恩佑一生为官清廉，成为后世一段佳话。但在后人看来，白恩佑在诗词文学尤其是绘画的造诣，可能更值得推崇。白恩佑的诗词作品主要收录在徐鄂（清代戏曲作家）所编《进修堂奏稿诗集》中。白恩佑的诗词文章质朴却发人深省，其中有对岁月逝去的不舍，有对佛法之道的思考，有对自然植物的情感寄托，还有对中国历史的感触、子女教育的认知、人生百态的见解以及所见山川风景的描述。无论是写人还是写景，追古还是忆今，都带有极强的家国情怀，饱含了对国家、对社会的真挚情感。他在《大雪夜宿土西岭》中感叹：
“客且不必愁，请听刍荛说。连年年岁比不登，小民脂膏嗟已竭。居者盼雨行盼晴，造物焉得？人人说愿告天公，速召玉龙三百万，大地霏满琼瑶屑。”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在《过井陉》中写道：“我值严冬从此过，高歌一曲起悲风。”借古喻今，表达自己绝不会与官场劣规同流，要做一个洁身自好的人。到了晚年，他又发出“世事纷纷日大难，思量无计挽狂澜。莫嫌寂寞秋光老，晚饰相期保岁寒”的感慨。清末诗人、书法家何绍基评白恩佑的诗词“一清澈骨，脱盡渣滓”，清末大学士祁寓藻说“评点精严，于名章俊句必从末经人道者始为一一拈出，一经论定允当千载”，评价之高，实为罕见。通过白恩佑的诗词，今人能够走进这个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内心世界，了解他的理想、抱负与追求，站在他的角度体会中国近代社会的沧桑变迁。
白恩佑不仅在诗词方面饶有建树，在书法绘画方面亦是炉火纯青，这一点从他人的评价就能反映出来。在《郭嵩焘遗札》中收录郭嵩焘写给白恩佑书信，其中有“久欲求名绘，以苦热未敢渎烦”“承赐名绘，淡远有神韵，所谓尺幅千里，而山势远近起伏仍自分明，自是老境，得之宝贵，钦感钦感。”由此表明郭嵩焘对白恩佑画作的肯定与赞赏。左宗棠亦对白恩佑的书画有着极高的评价。《山西献征》中记述其“作兰竹菊及小品花卉蔬果为多，亦饶蕴藉气称逸品焉”。此外，据白恩佑曾孙白祖诗回忆，“与北京琉璃厂荣宝斋的一位懂明清书画并做这方面鉴定的老人聊起，他说他知道白恩佑其人，他喜画山水，尤善画兰花、树石”。
白恩佑不仅在诗词书画方面自成一派而影响深远，他在教育子孙上也是非常优秀的。白恩佑之孙白小松（1893-1959），是一位无党派民主人士，新中国成立前担任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曾支持学生开展民主革命运动，参与领导了抗日革命和抗击蒋军保卫昆明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云南省监察委员会主任、云南省政协第一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还有一位孙子白蒿甫曾任贵州某县知县、云南玉溪知县。白蒿甫之子白之翰曾得到云南都督唐继尧赏识，任云南都督府秘书。白小松之子白祖诗（1931-2016），早年参加革命，曾任昆明市区委书记、工业局长、昆明大学校长、云南省文化厅长等职，离休后致力于学术创作，发表过多篇论文及十本专著，是一名杰出的学者。当代中国著名画家白伯骅系白恩佑曾孙，1944年出生于北京，曾师从著名人物画大师蒋兆和先生，擅长仕女人物画，其作品曾多次参加国际展览并荣获多项国际大奖。出版有《白伯骅画集》，传略被收入《中国当代画家名录》和《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
结语
回顾白恩佑的一生，他是一位有独到见解、公正廉洁的官员，杰出的诗人和优秀的画家，亦是清末介休著名的乡贤。从白恩佑的读书科举经历，可以了解晚清时代士大夫“皓首穷经”的艰辛，体现出他的勤学善思。从他的为官生涯，能够看到其面对纷繁复杂局面时有冷静的头脑和洁身自好的操守。尽管白恩佑生活的那个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今人只能通过少数零散的史料寻找这位传统时代士大夫的蛛丝马迹、从他留存不多的诗词书画作品中体悟他的百味人生，而他身上那种廉洁奉公、恪尽职守、认真行事、忠诚为人的优良品质仍然需要今人去继承。回顾白氏家族发展史，能够发现良好家风对一个家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良好家风的构建与传承不仅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而且有利于后世子孙取得非凡成就。
我们有必要重视历史时期乡贤人物的研究。乡贤虽是某个具体人物，但绝不是孤立存在的，“他既是极为纷繁复杂的整体社会关系网络某一个发射中心，同时又是聚焦点。”从这些乡贤身上复原地方历史，从个案了解一个时代的地方社会，进而实现从局部走向整体、从地方走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