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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严歌苓作品中的叙事意象为着眼点,选取其中比较典型的意象——辫子,透过对这一意象的解读来梳理行文脉络、挖掘文本的深层意蕴,透视意象背后隐含的意义与情感,解析意象在叙事中的功能。
关键词: 严歌苓 意象 辫子
一
“瞬间”与“永恒”即是“变”与“不变”的问题。时空的流转下一切都处在“变”之中,“变”即是一种特殊的“永恒”。而在文学作品中却存在一种相对的“不变”,承载这种“不变”的载体之一即是叙事作品中的“意象”。读懂了叙事作品中的意象,也就懂得了作品所要传达的意旨。意象之于文学作品犹如眼睛之于神龙,拥有了意象,文学作品才会更加充实丰盈、神采飞扬。
意象“借助某个独特的表象蕴含着独到的意义,成为形象叙述过程中的闪光的质点。但它对意义的表达,又不借助议论,而是借助有意味的表象的选择,在暗示和联想中把意义蕴含于其间”,然而意象又“不是孤立存在之物,它在‘关系’中存在”。因而在解读意象的过程中自然要考虑到社会文化赋予意象的特殊含义,以及作者的个人情感加之于上的独特意义。只有兼顾意象存在的这些“关系”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诠释意象所传递出的讯息。虽然在叙事作品中意象并不是作为叙事主体存在的,但它能够对叙事起到一种辅助的作用,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推动情节的发展,增添文本的诗性意蕴。中国文学史上的诗人、小说家大都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意象体系,将自己的情感投注到笔下的意象之上,用意象来承载他们内心的情绪与感受,以有形之物写无形之情、状难言之感。严歌苓亦是如此,她认为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是“无我”,所以她在作品中并不直接表述她的观点、抒发她的感情,只是在言语和意象的选择与运用中将其溢露出来。正如她在自己的作品中所说的:“世上一切被符号化了的东西都比它们本身更具征服力。”
二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辫子成了政治变革关注的焦点,辫子的存留代表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取向,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多少人因为这一根辫子而丢了性命。时间让我们远离了那个“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乱世,严歌苓的笔却带我们重回了中国男人拖长辫的岁月,这一“带”就带到了海那边的美国。于是我们在19世纪60年代美国的地下拍卖场里认识了这样一个拖着长辫的中国男人:“身材宽厚,个头要高过一般中国男人。他梳一根粗极的长辫。……这辫子之所以粗得不近情理,是因为他的头发顺着他颈后一直长到上半个脊背上,如同马鬃或狮鬃。”这是《扶桑》中大勇的首次亮相,作者并未在他的长相上多着笔墨,而是细致描绘了他辫子的特征,凸显这根辫子的与众不同。
通过史书、文学文本及其他的媒介我们知道,19世纪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移民是处在极其低下地位的劣等民族,是被冠之以“劳工”之名的奴隶,而在《扶桑》中这个中国男人的出场却显得如此不同,作者以一根特殊的辫子点亮了她笔下的人物。在地下拍卖场进行的这场中国妓女的买卖中,我们进一步认识了这个人物,他“是这地方冒犯不得的人,……不光在唐人区有声名,洋人也对他的神鬼故事有传闻”。在唐人区的声名是因为他是典型的“不好男儿”,偷窃各个窑子的妓女,压榨别人的财富,但在面对与西方异族的冲突时,他毫无条件地与自己的同胞建立了同盟,这时他的身上更多地显现出民族大义,西方成了他真正的敌人。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叛卖同胞的人”,哪怕是一个有可能让二十多人陷入危险之中的五个月大的弱小生命。作者讲述了他的种种恶行,但却让人对他恨不起来,正是因为他的这一份恶中更含有了对白人欺压华人的抗争。
在《扶桑》中,辫子意象并不是仅与大勇这个人物进行组合,而是与更多的普通中国移民结合在一起,作品里多次出现对拖着辫子的中国劳工的群体性描写,如此多的辫子让人内心纠结在一起,他们沉默、忍耐,可以说是在那个世界里忍辱偷生地过活,他们面对白人时总是“不必要”地谦恭,遭受白鬼欺凌时只是沉默地点头,甚而是笑。尤其是描写一个老伙夫的死亡时那“花白的辫子”显得格外地触目惊心。他“被三十多个白种工友围拢,一只手揪住了他的花白辫子”,他那忍气吞声的忧愁的笑激怒了这群白人,无数的棍棒与拳脚向这个并不强壮的生命砸来,终于“老伙夫趴在地上,花白的辫子断了”。被抓住了辫子一切便都由他人控制,辫子仿佛是一个死穴,这辫子似乎让外族人加之于华人的欺凌变得更加便易,它关乎着生命的存与亡。
在《扶桑》中作者塑造的大勇集善恶于一身,她对待这个人物的情感是矛盾的,可以说严歌苓在大勇身上寄放了太多的自豪与骄傲。在种族歧视猖獗的异质社会里,在口口声声自由开放却将黄皮肤的中国人视为非人的国度里,总是需要有大勇这样的中国人存在,对欺凌华人的洋恶棍们,“大勇这类人一抬眼便找到了他,几下便除掉了他”。但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情感,严歌苓都不在作品中呼天抢地地去诉说,她的叙说是克制、含蓄、借意象来传达的。辫子意象与大勇这一人物结合,使辫子对洋人具有了另番意味,它不再是软弱与低下的代称,而是一种威摄、一种武器,它令白鬼恐惧,这根粗黑的辫子彰显着大勇的身份与威力。
《橙血》中的黄阿贤也是一个“拖着辫子的中国男人”,但他的“辫子”具有了与大勇的粗黑辫子完全不同的含义。阿贤作为中国劳工初到美国时还是个“拖一根鼠尾辫”的十四岁小男孩,因为心灵手巧而被制衣厂老板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女儿玛丽选中,四十岁的玛丽每天教阿贤念书,阿贤用两年半的时间学完了四年的大学课程,从此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留在了玛丽身边,成为了她的贴身仆人。表面上他是居于优越之位的上等仆人,是女主人玛丽的宠儿,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主人加之于他的“恩惠”越多,他越没有自由与自主的权利。阿贤以中国人的“知恩图报”之心来帮助玛丽经营橙园,不断培育出新品种的橙。75号血橙本是他的心血所凝之果,但其所有权与支配权却全然不在他的手中。阿贤的同胞来购买橙胚遭到了老玛丽的断然拒绝,她声称自己绝不与中国人做生意,似乎她忘记了黄阿贤也是中国人。被玛丽拒绝的中国同胞走时对阿贤说:“以为你是中国人,原来不是。”在中国人眼中阿贤已不是一个中国人,而异族人眼中的他却是个真正的异族。
阿贤为职责和他的“中国良知”所困,使自己成为女主人玛丽的某种附庸和道具,被有形的辫子和无形的辫子束缚着、缠裹着。阿贤的辫子在西人眼中是一种东方的象征,即使是在中国男人已经不再留辫的年代,老玛丽依旧不允许阿贤剪掉它。而对于阿贤自己,这辫子却是刺目扎眼而又多余的异物。中国女人黄银好的到来成为阿贤向自己命定的人生发起反抗的关捩。这个来自中国的女人成为一个诱因,为阿贤提供了一个认识自己的机会,这个与阿贤同族的女子让他意识到自己三十年来所缺失的一切,唤醒了他作为一个自强有力的中国人的愿望。多年来温顺的阿贤发生了变化,为拒绝再次成为玛丽客人们的相片背景,他故意摔伤腿,将自己反抗的想法付诸了行动,他决定离开橙园。他以剪掉早已过时的辫子来表明自己决绝的态度。但是他并不知道,在这个异族的世界里,“辫子”是他与这个异质世界,以及这世界中的他者联结的纽带,拖着辫子的阿贤是橙园里的友类,是女主人老玛丽眼中的“亲爱的孩子”,而一旦失掉辫子,阿贤则是身份不明的想要偷取橙胚的疑犯,最终倒在了射杀他的枪口之下,永远留在了他付出了一生心血去经营的橙园之中。
短篇小说为篇幅所限,要求具备精炼的“外貌”,但精炼并不意味着内容与它所传递的信息的寡淡,在这里叙事意象发挥了极其微妙的作用。在《橙血》中,辫子承载、包蕴了太多的情感与意义的同时,也成为了叙事向前推进的动力。叙事围绕着这个意象来展开,由这个中心向外铺陈情节。意象不只是一种叙事的装饰,它本身也担负起了特殊的叙事功能。
三
想到严歌苓作品中的意象“辫子”,就会想到《扶桑》中的“大勇”,人如其名,勇者无惧,他在异国的土地上用智慧和武力拼杀出一条浴血的生存之路,也拼出了自己的一段传奇。想到辫子也会想到《橙血》中的“贤”,温良训服却又忍辱负重,华人地位的低下,内心的忍气吞声都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印证。严歌苓怀着赞赏来写大勇,却怀着悲悯来写阿贤。“辫子”意象成为严歌苓作品中一个闪光点,它铺设了一条时隐时现的叙事脉络,并在这条脉络上设置带有悬念的结点,使叙事更具耐人寻味的诗性气质,同时它也有力地辅助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使作品中的人物在文学形象的浩繁书卷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严歌苓.扶桑[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
[3]严歌苓.少女小渔[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 严歌苓 意象 辫子
一
“瞬间”与“永恒”即是“变”与“不变”的问题。时空的流转下一切都处在“变”之中,“变”即是一种特殊的“永恒”。而在文学作品中却存在一种相对的“不变”,承载这种“不变”的载体之一即是叙事作品中的“意象”。读懂了叙事作品中的意象,也就懂得了作品所要传达的意旨。意象之于文学作品犹如眼睛之于神龙,拥有了意象,文学作品才会更加充实丰盈、神采飞扬。
意象“借助某个独特的表象蕴含着独到的意义,成为形象叙述过程中的闪光的质点。但它对意义的表达,又不借助议论,而是借助有意味的表象的选择,在暗示和联想中把意义蕴含于其间”,然而意象又“不是孤立存在之物,它在‘关系’中存在”。因而在解读意象的过程中自然要考虑到社会文化赋予意象的特殊含义,以及作者的个人情感加之于上的独特意义。只有兼顾意象存在的这些“关系”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诠释意象所传递出的讯息。虽然在叙事作品中意象并不是作为叙事主体存在的,但它能够对叙事起到一种辅助的作用,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推动情节的发展,增添文本的诗性意蕴。中国文学史上的诗人、小说家大都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意象体系,将自己的情感投注到笔下的意象之上,用意象来承载他们内心的情绪与感受,以有形之物写无形之情、状难言之感。严歌苓亦是如此,她认为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是“无我”,所以她在作品中并不直接表述她的观点、抒发她的感情,只是在言语和意象的选择与运用中将其溢露出来。正如她在自己的作品中所说的:“世上一切被符号化了的东西都比它们本身更具征服力。”
二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辫子成了政治变革关注的焦点,辫子的存留代表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取向,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多少人因为这一根辫子而丢了性命。时间让我们远离了那个“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乱世,严歌苓的笔却带我们重回了中国男人拖长辫的岁月,这一“带”就带到了海那边的美国。于是我们在19世纪60年代美国的地下拍卖场里认识了这样一个拖着长辫的中国男人:“身材宽厚,个头要高过一般中国男人。他梳一根粗极的长辫。……这辫子之所以粗得不近情理,是因为他的头发顺着他颈后一直长到上半个脊背上,如同马鬃或狮鬃。”这是《扶桑》中大勇的首次亮相,作者并未在他的长相上多着笔墨,而是细致描绘了他辫子的特征,凸显这根辫子的与众不同。
通过史书、文学文本及其他的媒介我们知道,19世纪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移民是处在极其低下地位的劣等民族,是被冠之以“劳工”之名的奴隶,而在《扶桑》中这个中国男人的出场却显得如此不同,作者以一根特殊的辫子点亮了她笔下的人物。在地下拍卖场进行的这场中国妓女的买卖中,我们进一步认识了这个人物,他“是这地方冒犯不得的人,……不光在唐人区有声名,洋人也对他的神鬼故事有传闻”。在唐人区的声名是因为他是典型的“不好男儿”,偷窃各个窑子的妓女,压榨别人的财富,但在面对与西方异族的冲突时,他毫无条件地与自己的同胞建立了同盟,这时他的身上更多地显现出民族大义,西方成了他真正的敌人。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叛卖同胞的人”,哪怕是一个有可能让二十多人陷入危险之中的五个月大的弱小生命。作者讲述了他的种种恶行,但却让人对他恨不起来,正是因为他的这一份恶中更含有了对白人欺压华人的抗争。
在《扶桑》中,辫子意象并不是仅与大勇这个人物进行组合,而是与更多的普通中国移民结合在一起,作品里多次出现对拖着辫子的中国劳工的群体性描写,如此多的辫子让人内心纠结在一起,他们沉默、忍耐,可以说是在那个世界里忍辱偷生地过活,他们面对白人时总是“不必要”地谦恭,遭受白鬼欺凌时只是沉默地点头,甚而是笑。尤其是描写一个老伙夫的死亡时那“花白的辫子”显得格外地触目惊心。他“被三十多个白种工友围拢,一只手揪住了他的花白辫子”,他那忍气吞声的忧愁的笑激怒了这群白人,无数的棍棒与拳脚向这个并不强壮的生命砸来,终于“老伙夫趴在地上,花白的辫子断了”。被抓住了辫子一切便都由他人控制,辫子仿佛是一个死穴,这辫子似乎让外族人加之于华人的欺凌变得更加便易,它关乎着生命的存与亡。
在《扶桑》中作者塑造的大勇集善恶于一身,她对待这个人物的情感是矛盾的,可以说严歌苓在大勇身上寄放了太多的自豪与骄傲。在种族歧视猖獗的异质社会里,在口口声声自由开放却将黄皮肤的中国人视为非人的国度里,总是需要有大勇这样的中国人存在,对欺凌华人的洋恶棍们,“大勇这类人一抬眼便找到了他,几下便除掉了他”。但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情感,严歌苓都不在作品中呼天抢地地去诉说,她的叙说是克制、含蓄、借意象来传达的。辫子意象与大勇这一人物结合,使辫子对洋人具有了另番意味,它不再是软弱与低下的代称,而是一种威摄、一种武器,它令白鬼恐惧,这根粗黑的辫子彰显着大勇的身份与威力。
《橙血》中的黄阿贤也是一个“拖着辫子的中国男人”,但他的“辫子”具有了与大勇的粗黑辫子完全不同的含义。阿贤作为中国劳工初到美国时还是个“拖一根鼠尾辫”的十四岁小男孩,因为心灵手巧而被制衣厂老板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女儿玛丽选中,四十岁的玛丽每天教阿贤念书,阿贤用两年半的时间学完了四年的大学课程,从此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留在了玛丽身边,成为了她的贴身仆人。表面上他是居于优越之位的上等仆人,是女主人玛丽的宠儿,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主人加之于他的“恩惠”越多,他越没有自由与自主的权利。阿贤以中国人的“知恩图报”之心来帮助玛丽经营橙园,不断培育出新品种的橙。75号血橙本是他的心血所凝之果,但其所有权与支配权却全然不在他的手中。阿贤的同胞来购买橙胚遭到了老玛丽的断然拒绝,她声称自己绝不与中国人做生意,似乎她忘记了黄阿贤也是中国人。被玛丽拒绝的中国同胞走时对阿贤说:“以为你是中国人,原来不是。”在中国人眼中阿贤已不是一个中国人,而异族人眼中的他却是个真正的异族。
阿贤为职责和他的“中国良知”所困,使自己成为女主人玛丽的某种附庸和道具,被有形的辫子和无形的辫子束缚着、缠裹着。阿贤的辫子在西人眼中是一种东方的象征,即使是在中国男人已经不再留辫的年代,老玛丽依旧不允许阿贤剪掉它。而对于阿贤自己,这辫子却是刺目扎眼而又多余的异物。中国女人黄银好的到来成为阿贤向自己命定的人生发起反抗的关捩。这个来自中国的女人成为一个诱因,为阿贤提供了一个认识自己的机会,这个与阿贤同族的女子让他意识到自己三十年来所缺失的一切,唤醒了他作为一个自强有力的中国人的愿望。多年来温顺的阿贤发生了变化,为拒绝再次成为玛丽客人们的相片背景,他故意摔伤腿,将自己反抗的想法付诸了行动,他决定离开橙园。他以剪掉早已过时的辫子来表明自己决绝的态度。但是他并不知道,在这个异族的世界里,“辫子”是他与这个异质世界,以及这世界中的他者联结的纽带,拖着辫子的阿贤是橙园里的友类,是女主人老玛丽眼中的“亲爱的孩子”,而一旦失掉辫子,阿贤则是身份不明的想要偷取橙胚的疑犯,最终倒在了射杀他的枪口之下,永远留在了他付出了一生心血去经营的橙园之中。
短篇小说为篇幅所限,要求具备精炼的“外貌”,但精炼并不意味着内容与它所传递的信息的寡淡,在这里叙事意象发挥了极其微妙的作用。在《橙血》中,辫子承载、包蕴了太多的情感与意义的同时,也成为了叙事向前推进的动力。叙事围绕着这个意象来展开,由这个中心向外铺陈情节。意象不只是一种叙事的装饰,它本身也担负起了特殊的叙事功能。
三
想到严歌苓作品中的意象“辫子”,就会想到《扶桑》中的“大勇”,人如其名,勇者无惧,他在异国的土地上用智慧和武力拼杀出一条浴血的生存之路,也拼出了自己的一段传奇。想到辫子也会想到《橙血》中的“贤”,温良训服却又忍辱负重,华人地位的低下,内心的忍气吞声都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印证。严歌苓怀着赞赏来写大勇,却怀着悲悯来写阿贤。“辫子”意象成为严歌苓作品中一个闪光点,它铺设了一条时隐时现的叙事脉络,并在这条脉络上设置带有悬念的结点,使叙事更具耐人寻味的诗性气质,同时它也有力地辅助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使作品中的人物在文学形象的浩繁书卷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严歌苓.扶桑[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
[3]严歌苓.少女小渔[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