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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地铁四通八达，11条轨道线日均发车4500次，乘客多达650万人次。地铁就像一个万花筒，“马头人”、“快闪族”、“钢管舞者”……轮番上场，上海的地铁从不寂寞。
几乎每一个与地铁相关的话题都引人注目——安检、逃票、性骚扰、乞丐……今年入夏以来，地铁内的性骚扰话题从来就没断过，露阴癖、咸猪手……9月初警方又在二号线抓获了一名涉嫌偷拍女乘客裙底风光的“日本友人”。曾有女孩在地铁举着“我可以骚，你不可以扰”的牌子抗议性骚扰。
不过，要论关注度，这些话题都远不及前不久引发轩然大波的乞丐问题。上海地铁治理乞丐强讨恶要，原本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执法问题，为何会被绑架上道德法庭，甚至拉进地域之争的漩涡？
沸沸扬扬的争论折射出公共空间权利与责任的边界存有困惑。
丐帮真相
上海地铁警方有点冤，所谓的“乞讨排行榜”虽然不具姓名、照片等关键信息，但仍被严重误读，继而被拉上舆论的审判席，硬生生被扣上了一个“执法简单粗暴”、“对穷人缺乏怜悯”的“罪名”，甚至于个别媒体直接将这一问题“升格”为“上海排外”，并刻画出一个生动的小市民的形象以作为这座城市心胸狭隘的证明。
这样的评判对上海显然有失公允，尽管慈善业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但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的善行从来没有停止——上海地铁里单人单日行乞收入最高达670元。
要看清地铁行乞的问题，就必须先对中国乞丐问题的演变有所了解。2003年，随着收容遣送条例的废止，城市乞丐问题开始显现，最初是大量的肢残者走向街头，引发城市居民的不安。《新民周刊》记者胡展奋曾赴安徽调查，在某地发现租养、利用残疾人到城市乞讨的现象比比皆是，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遭曝光打击后，街头残疾乞丐有所减少，逐渐取而代之的却是“杂耍童丐”，因为这些童丐所做的多是些对肢体严重摧残的高难度杂技动作，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尤其是被拐儿童的父母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为此，2011年《新民周刊》记者再次展开调查，最终发表了《中国童丐真相》，揭示出河南某地杂耍老板从农村父母手中租得儿童，再以杂耍名义通过暴力胁迫行乞，造成儿童死亡、残疾的罪恶行径。在这一轮曝光打击后，童丐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老年丐帮”又随之进城。
上海地鐵内也多次出现儿童被成人领着行乞的现象，不少乘客为此报警，地铁警方对发现的每名童丐都要进行身份核对，甚至动用DNA检测手段，不过，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均是亲生父母携带子女乞讨，也正因此，难以惩处。
残疾人行乞、老年人行乞，父母携子女行乞与不法集团控制聋哑儿童行乞是目前中国城市乞丐的四大类。但这个情况绝大多数地铁乘客并不知情，人们普遍焦虑的是三个问题——儿童是否被拐？善心是否被欺骗？强讨恶要如何解决？
这种焦虑可以从报警平台与微博得到印证，基于此，地铁警方觉得有必要将上海地铁乞丐的真实情况告知公众。
根据《新民周刊》近十年来对中国乞丐问题的追踪调查可知，“穷”无疑是衍生中国乞丐问题的重要原因，但有组织犯罪与乞丐职业化确实是其主要形态。上海地铁警方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今年1至8月，地铁警方一共查获在车厢内乞讨、卖唱、散发小广告等违法行为15000人次，其中八成以上是乞讨者，最为突出的是甘肃岷县等地的家长利用暑假、寒假带孩子来上海地铁乞讨，这些家庭确实相对贫困，但乞讨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城里磕头、回家盖楼”。
“利用人们的善心骗取钱财。”记者了解到，在查获的行乞人员中也有上海本地人，他们都有最低生活保障，不存在生计问题。根据轨交综合执法工作站的统计，乞讨收入排列第二位的是一名88岁的老太，乞讨完全是为了赌博，《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还遇到一名40多岁的保洁工，下班后顺道去地铁乞讨“赚外快”。
更严重的是，近年来，上海地铁内强讨恶要的行为愈演愈烈，引发乘客反感，投诉增多。根据警方调查，如今，正常乞讨已经被死缠硬要、一直磕头直到就范、穿着肮脏贴靠乘客、故意展露残疾部位等取代，甚至因索要不成向乘客吐口水、用笔在乘客身上刻画，“逼捐”手段无所不及。
车厢狭窄，乘客无法回避。只要让人产生厌恶，非自愿给钱的，都算强讨恶要。《上海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条例》禁止在地铁车厢内行乞、躺卧、设摊、卖艺或者从事销售活动。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明文规定：反复纠缠、强行讨要，或者以其他滋扰他人的方式乞讨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警告。
然而，法律又规定：有未成年人需照顾的违法嫌疑人不得拘留，70岁以上老人免予治安处罚。对于这些条款，职业乞丐熟稔于心，“奋战一线”的主要就是这些不能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的。
乞讨者说
为了更好地维护乘客的出行秩序，8月6日起，上海轨交徐家汇站治安派出所推出了“微信”举报恶丐的新举措，在信号良好的情况下，乘客发出微信5分钟内，民警即可到达相应车厢。查获的乞讨人员按照目前的机制先送至轨交综合执法站，进行身份核对、询问乞讨缘由，再分类处理，但多数情况下只能教育为主，最多给予警告处分。令他们十分头疼的是那些领着亲生子女乞讨的父母，依法只能警告，但警告无济于事。不得已的情况下，警方只得将这些乞讨人员留置在执法站至当日地铁营运结束，后送救助站，但次日这些人又会出现在地铁车厢。
8月23日，《新民周刊》记者在徐家汇执法站就遇到了来自甘肃岷县的后某，后某今年28岁，这天中午在地铁一号线陕西南路站带着2岁的女儿非法行乞时被查获。这已是后某3年来至少第53次被查获，身高1.8米、体格健壮的后某躺在执法站座椅上时而啐吐沫，时而引吭高歌，时而对执法人员破口大骂，2岁的女儿则在他吐满口水的地上滚爬。
后某告诉记者，他的家在岷县农村，一家6口人只有7分地，主要种植土豆，年收入2000多元，“穷，但过日子没问题。”后某曾去东北、内蒙古等地打工，但觉得活儿太苦，2009年儿子出生一个月后，他便与妻子一同来到上海地铁乞讨。值得一提的是，在岷县很多人都靠在城市乞讨盖了新房，后某的哥哥受此启发，也将一双儿女带至上海地铁乞讨。 如今后某与妻子在火车站附近以450元的月租租了一套房子，每天各自领着一个孩子分头在一号、二号线地铁行乞。“每天每人收入至少也有一百多元。”后某被查获时背着一个大包，里面是一个功放，声音足以传遍三四个车厢，实际上这也是多数乞丐的“标配”。
为了应付检查，后某夫妻来上海时一并带来了两个孩子的出生证，他坦言，在地铁行乞，有空调，日不晒、雨不淋，钱赚得快，不想再去打工，他对乞讨可能给一双儿女带来的不良影响不以为意。后某说，他时常上网，也通过微博知道了各界对地铁行乞的争论，谈到这里他再次就执法人员挡了他的财路骂骂咧咧。“妈妈的，我看你们能拿我怎么样？！”
事实上，对行乞人员身份以及行乞原因进行排查是完全必要的，8月20日，一对聋哑女孩突然跑到徐家汇站执法点求助。民警陈辰辗转帮两名聋哑女孩找到了远在广东的家人。8月23日，父女相见抱头痛哭。有迹象表明，两名聋哑女孩很可能被乞讨集团暴力胁迫，案件目前正在侦破过程中。
只要有賺钱的动机在，乞讨问题就不可能解决，警方表示，仍将继续加强管理，不能漏掉一个需要救助的人，也不能让行乞问题演变成犯罪。如果不加强管理，上海地铁必将成为乞讨乐园，强讨恶要可以，那按破窗理论进一步就可以发展成抢夺。
它山之石
困扰上海地铁管理方、乘客意见较大的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上海轨道交通管理条例》和《上海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都明确禁止地铁乘员吸烟、随地吐痰、便溺、乱吐口香糖渣、乱扔果皮、纸屑等杂物，但近年来这些问题却是屡见不鲜。虽然不文明的表现本地人身上也有呈现，但主体还是来自外省市对城市文明规则不甚了解的新入城者，由此引发了本地市民的强烈不满，除了微博曝光，还时常当场发生口角，最后演变为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的“傲慢与偏见”，隔阂由此拉大。
其实深圳、广州等多地的地铁乘客守则都规定不得行乞，甚至禁食，比如深圳地铁规定最高罚款可达200元。上海地铁没有禁食规定，但近年来民间呼声也渐长，据地铁运营方透露，早高峰时，地铁车厢内的垃圾以剩余食物为主，餐盒、豆浆袋、牛奶盒、吃剩的粢饭糕……这些剩食垃圾约占车厢垃圾的三分之一左右，按照每条地铁线日均产生100公斤左右车厢垃圾来算，其中剩食垃圾就有30公斤左右。在车厢里乱扔剩食垃圾，尤其是汤汤水水可能会留下污迹，更麻烦的是，乘客稍不注意就可能会滑跤。让运营方头疼的还有随地吐痰、口香糖乱扔等问题，每次列车到终点站，清洁员都忙得苦不堪言。
与国内其他地铁城市不同，上海地铁规定不得携带折叠自行车进入车厢，为此一些市民不理解，甚至认为外来务工人员大包小包可以上车，本地人携带折叠自行车却不行，这是“排斥上海本地人”。对此，运营管理方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必须考虑所有乘客的出行安全，折叠自行车有棱角，必须包裹起来，以防伤及他人，这对车主本身也是一种保护。运营方期望不要将正常的管理视为对某一类人的歧视，“在我们眼里，没有本地人、外地人，都是乘客，所有人的权利平等。”
实际上，世界各地对地铁内乘客的行为都有很细的规定。以我国香港地区为例，“任何人不得在港铁付费区内饮食，否则可罚款2000元”。香港铁路附例共有46条，当中规范乘客的行为附例则由第21至28条共7条，其中第28条H指出，乘客不能作出威胁性、粗秽及淫亵语言，也不可做出行为不检、不雅及使人反感行为。使人反感行为可包括搓脚趾，甚至长时间挖鼻等行为，违例者最高罚款5000元。附例第22条则规定，乘客不可将脚放在座位上，否则最高可罚2000元。而乘客不守秩序未排队上下车，则是违反附例第28条C条例，则同样最高罚款2000元。港铁对乘客所穿的衣服也有规定，乘客衣服或衣物会弄污铁路物品，均不准进入。
再放眼西方发达国家，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议会通过议案要求在巴士、地铁、火车及电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设立手机通话专区，如果乘客在专区以外地方讲手提电话，会被罚款。原因是有些乘客打手机对周围乘客造成干扰。奥地利第二大城市格拉茨则干脆于2008年颁布禁令，禁止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使用手机。
在日本，地铁等公交系统内禁止饮食、通话，久而久之，也形成了公民的自觉行为。在高度讲究人权的西方社会，这样的做法并没有被冠上“侵犯人权”的罪名。
我们习惯对照美国，该国对乞丐实施登记与备案，甚至有些州发放专门证件，国际上一般都有明确的禁讨区，职业乞丐必须遵守。在美国，强讨恶要属于侵犯人身，只要展示残疾部位或通过其他方式让人无法回避、产生厌恶的感觉就是强讨恶要，就要受到处罚。
让上海执法者困惑的是，一个地铁乞丐的真相发布引来如此轩然大波。人们痛恨执法不严，却又要求法外开恩。
人们对公共空间的理解出了怎样的问题？
几乎每一个与地铁相关的话题都引人注目——安检、逃票、性骚扰、乞丐……今年入夏以来，地铁内的性骚扰话题从来就没断过，露阴癖、咸猪手……9月初警方又在二号线抓获了一名涉嫌偷拍女乘客裙底风光的“日本友人”。曾有女孩在地铁举着“我可以骚，你不可以扰”的牌子抗议性骚扰。
不过，要论关注度，这些话题都远不及前不久引发轩然大波的乞丐问题。上海地铁治理乞丐强讨恶要，原本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执法问题，为何会被绑架上道德法庭，甚至拉进地域之争的漩涡？
沸沸扬扬的争论折射出公共空间权利与责任的边界存有困惑。
丐帮真相
上海地铁警方有点冤，所谓的“乞讨排行榜”虽然不具姓名、照片等关键信息，但仍被严重误读，继而被拉上舆论的审判席，硬生生被扣上了一个“执法简单粗暴”、“对穷人缺乏怜悯”的“罪名”，甚至于个别媒体直接将这一问题“升格”为“上海排外”，并刻画出一个生动的小市民的形象以作为这座城市心胸狭隘的证明。
这样的评判对上海显然有失公允，尽管慈善业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但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的善行从来没有停止——上海地铁里单人单日行乞收入最高达670元。
要看清地铁行乞的问题，就必须先对中国乞丐问题的演变有所了解。2003年，随着收容遣送条例的废止，城市乞丐问题开始显现，最初是大量的肢残者走向街头，引发城市居民的不安。《新民周刊》记者胡展奋曾赴安徽调查，在某地发现租养、利用残疾人到城市乞讨的现象比比皆是，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遭曝光打击后，街头残疾乞丐有所减少，逐渐取而代之的却是“杂耍童丐”，因为这些童丐所做的多是些对肢体严重摧残的高难度杂技动作，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尤其是被拐儿童的父母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为此，2011年《新民周刊》记者再次展开调查，最终发表了《中国童丐真相》，揭示出河南某地杂耍老板从农村父母手中租得儿童，再以杂耍名义通过暴力胁迫行乞，造成儿童死亡、残疾的罪恶行径。在这一轮曝光打击后，童丐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老年丐帮”又随之进城。
上海地鐵内也多次出现儿童被成人领着行乞的现象，不少乘客为此报警，地铁警方对发现的每名童丐都要进行身份核对，甚至动用DNA检测手段，不过，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均是亲生父母携带子女乞讨，也正因此，难以惩处。
残疾人行乞、老年人行乞，父母携子女行乞与不法集团控制聋哑儿童行乞是目前中国城市乞丐的四大类。但这个情况绝大多数地铁乘客并不知情，人们普遍焦虑的是三个问题——儿童是否被拐？善心是否被欺骗？强讨恶要如何解决？
这种焦虑可以从报警平台与微博得到印证，基于此，地铁警方觉得有必要将上海地铁乞丐的真实情况告知公众。
根据《新民周刊》近十年来对中国乞丐问题的追踪调查可知，“穷”无疑是衍生中国乞丐问题的重要原因，但有组织犯罪与乞丐职业化确实是其主要形态。上海地铁警方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今年1至8月，地铁警方一共查获在车厢内乞讨、卖唱、散发小广告等违法行为15000人次，其中八成以上是乞讨者，最为突出的是甘肃岷县等地的家长利用暑假、寒假带孩子来上海地铁乞讨，这些家庭确实相对贫困，但乞讨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城里磕头、回家盖楼”。
“利用人们的善心骗取钱财。”记者了解到，在查获的行乞人员中也有上海本地人，他们都有最低生活保障，不存在生计问题。根据轨交综合执法工作站的统计，乞讨收入排列第二位的是一名88岁的老太，乞讨完全是为了赌博，《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还遇到一名40多岁的保洁工，下班后顺道去地铁乞讨“赚外快”。
更严重的是，近年来，上海地铁内强讨恶要的行为愈演愈烈，引发乘客反感，投诉增多。根据警方调查，如今，正常乞讨已经被死缠硬要、一直磕头直到就范、穿着肮脏贴靠乘客、故意展露残疾部位等取代，甚至因索要不成向乘客吐口水、用笔在乘客身上刻画，“逼捐”手段无所不及。
车厢狭窄，乘客无法回避。只要让人产生厌恶，非自愿给钱的，都算强讨恶要。《上海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条例》禁止在地铁车厢内行乞、躺卧、设摊、卖艺或者从事销售活动。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明文规定：反复纠缠、强行讨要，或者以其他滋扰他人的方式乞讨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警告。
然而，法律又规定：有未成年人需照顾的违法嫌疑人不得拘留，70岁以上老人免予治安处罚。对于这些条款，职业乞丐熟稔于心，“奋战一线”的主要就是这些不能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的。
乞讨者说
为了更好地维护乘客的出行秩序，8月6日起，上海轨交徐家汇站治安派出所推出了“微信”举报恶丐的新举措，在信号良好的情况下，乘客发出微信5分钟内，民警即可到达相应车厢。查获的乞讨人员按照目前的机制先送至轨交综合执法站，进行身份核对、询问乞讨缘由，再分类处理，但多数情况下只能教育为主，最多给予警告处分。令他们十分头疼的是那些领着亲生子女乞讨的父母，依法只能警告，但警告无济于事。不得已的情况下，警方只得将这些乞讨人员留置在执法站至当日地铁营运结束，后送救助站，但次日这些人又会出现在地铁车厢。
8月23日，《新民周刊》记者在徐家汇执法站就遇到了来自甘肃岷县的后某，后某今年28岁，这天中午在地铁一号线陕西南路站带着2岁的女儿非法行乞时被查获。这已是后某3年来至少第53次被查获，身高1.8米、体格健壮的后某躺在执法站座椅上时而啐吐沫，时而引吭高歌，时而对执法人员破口大骂，2岁的女儿则在他吐满口水的地上滚爬。
后某告诉记者，他的家在岷县农村，一家6口人只有7分地，主要种植土豆，年收入2000多元，“穷，但过日子没问题。”后某曾去东北、内蒙古等地打工，但觉得活儿太苦，2009年儿子出生一个月后，他便与妻子一同来到上海地铁乞讨。值得一提的是，在岷县很多人都靠在城市乞讨盖了新房，后某的哥哥受此启发，也将一双儿女带至上海地铁乞讨。 如今后某与妻子在火车站附近以450元的月租租了一套房子，每天各自领着一个孩子分头在一号、二号线地铁行乞。“每天每人收入至少也有一百多元。”后某被查获时背着一个大包，里面是一个功放，声音足以传遍三四个车厢，实际上这也是多数乞丐的“标配”。
为了应付检查，后某夫妻来上海时一并带来了两个孩子的出生证，他坦言，在地铁行乞，有空调，日不晒、雨不淋，钱赚得快，不想再去打工，他对乞讨可能给一双儿女带来的不良影响不以为意。后某说，他时常上网，也通过微博知道了各界对地铁行乞的争论，谈到这里他再次就执法人员挡了他的财路骂骂咧咧。“妈妈的，我看你们能拿我怎么样？！”
事实上，对行乞人员身份以及行乞原因进行排查是完全必要的，8月20日，一对聋哑女孩突然跑到徐家汇站执法点求助。民警陈辰辗转帮两名聋哑女孩找到了远在广东的家人。8月23日，父女相见抱头痛哭。有迹象表明，两名聋哑女孩很可能被乞讨集团暴力胁迫，案件目前正在侦破过程中。
只要有賺钱的动机在，乞讨问题就不可能解决，警方表示，仍将继续加强管理，不能漏掉一个需要救助的人，也不能让行乞问题演变成犯罪。如果不加强管理，上海地铁必将成为乞讨乐园，强讨恶要可以，那按破窗理论进一步就可以发展成抢夺。
它山之石
困扰上海地铁管理方、乘客意见较大的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上海轨道交通管理条例》和《上海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都明确禁止地铁乘员吸烟、随地吐痰、便溺、乱吐口香糖渣、乱扔果皮、纸屑等杂物，但近年来这些问题却是屡见不鲜。虽然不文明的表现本地人身上也有呈现，但主体还是来自外省市对城市文明规则不甚了解的新入城者，由此引发了本地市民的强烈不满，除了微博曝光，还时常当场发生口角，最后演变为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的“傲慢与偏见”，隔阂由此拉大。
其实深圳、广州等多地的地铁乘客守则都规定不得行乞，甚至禁食，比如深圳地铁规定最高罚款可达200元。上海地铁没有禁食规定，但近年来民间呼声也渐长，据地铁运营方透露，早高峰时，地铁车厢内的垃圾以剩余食物为主，餐盒、豆浆袋、牛奶盒、吃剩的粢饭糕……这些剩食垃圾约占车厢垃圾的三分之一左右，按照每条地铁线日均产生100公斤左右车厢垃圾来算，其中剩食垃圾就有30公斤左右。在车厢里乱扔剩食垃圾，尤其是汤汤水水可能会留下污迹，更麻烦的是，乘客稍不注意就可能会滑跤。让运营方头疼的还有随地吐痰、口香糖乱扔等问题，每次列车到终点站，清洁员都忙得苦不堪言。
与国内其他地铁城市不同，上海地铁规定不得携带折叠自行车进入车厢，为此一些市民不理解，甚至认为外来务工人员大包小包可以上车，本地人携带折叠自行车却不行，这是“排斥上海本地人”。对此，运营管理方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必须考虑所有乘客的出行安全，折叠自行车有棱角，必须包裹起来，以防伤及他人，这对车主本身也是一种保护。运营方期望不要将正常的管理视为对某一类人的歧视，“在我们眼里，没有本地人、外地人，都是乘客，所有人的权利平等。”
实际上，世界各地对地铁内乘客的行为都有很细的规定。以我国香港地区为例，“任何人不得在港铁付费区内饮食，否则可罚款2000元”。香港铁路附例共有46条，当中规范乘客的行为附例则由第21至28条共7条，其中第28条H指出，乘客不能作出威胁性、粗秽及淫亵语言，也不可做出行为不检、不雅及使人反感行为。使人反感行为可包括搓脚趾，甚至长时间挖鼻等行为，违例者最高罚款5000元。附例第22条则规定，乘客不可将脚放在座位上，否则最高可罚2000元。而乘客不守秩序未排队上下车，则是违反附例第28条C条例，则同样最高罚款2000元。港铁对乘客所穿的衣服也有规定，乘客衣服或衣物会弄污铁路物品，均不准进入。
再放眼西方发达国家，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议会通过议案要求在巴士、地铁、火车及电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设立手机通话专区，如果乘客在专区以外地方讲手提电话，会被罚款。原因是有些乘客打手机对周围乘客造成干扰。奥地利第二大城市格拉茨则干脆于2008年颁布禁令，禁止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使用手机。
在日本，地铁等公交系统内禁止饮食、通话，久而久之，也形成了公民的自觉行为。在高度讲究人权的西方社会，这样的做法并没有被冠上“侵犯人权”的罪名。
我们习惯对照美国，该国对乞丐实施登记与备案，甚至有些州发放专门证件，国际上一般都有明确的禁讨区，职业乞丐必须遵守。在美国，强讨恶要属于侵犯人身，只要展示残疾部位或通过其他方式让人无法回避、产生厌恶的感觉就是强讨恶要，就要受到处罚。
让上海执法者困惑的是，一个地铁乞丐的真相发布引来如此轩然大波。人们痛恨执法不严，却又要求法外开恩。
人们对公共空间的理解出了怎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