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物名片：黄少安，男，1962年生于湖南省洞口县，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现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学科组专家；是山东大学产权研究所和经济研究院（中心）创始人，《制度经济学研究》杂志的创办者，也是我国产权理论、制度经济学、法经济学和语言经济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82年邵阳学院毕业（专科），1994年获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到山东大学工作。1987年破格晋升为讲师，1994年从讲师破格晋升为教授。1999年入选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2000年入选国家教育部优秀跨世纪人才，2001年获全国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奖（教学和科研奖励计划），2006年遴选为教育部“长江学者”，2017年入选国家“四个一批”人才工程和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主要研究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制度经济学和农村经济问题，出版了《产权经济学导论》等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和《经济研究》等权威期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先后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和首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以及其它国家级奖励。
问：黄教授您好！我受江汉论坛杂志社的委托与您作一次名家访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采访。众所周知，您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尤其在制度经济学与产权经济学领域建树颇丰。我们纵观整个经济学说史链条，可以发现制度经济学学派林立，有老制度经济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新古典制度经济学派等等，就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与前沿领域而言，您的基本判断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很重要，对制度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可以帮助研究者们从总体上把握不同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在整个制度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并了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未来。我曾在2009年发表的《制度经济学几个基本问题新解》一文中探讨过这个问题，后来又在2017年撰文《制度经济学的由来与现状解构》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补充。纵观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可以划分为两条大的主线：一条是从空想社会主义的制度批判和构想，到马克思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到东欧经济学，再到中国等国家的经济学家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另一条是从德国历史学派，以凡勃伦、康芒斯为代表的老制度学派，到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再到以科斯等为代表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学。以美国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又可以划分为演化学派和新古典学派：以凡勃伦和康芒斯为代表的老制度经济学，以及在此传统下发展出来的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是演化学派；以科斯、诺思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基于新古典范式的新制度经济学是新古典学派，我明确把科斯教授开创的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称为“新古典”制度经济学，这样更加准确和更加容易与加尔布雷斯等的新制度经济学区分开来。我们都知道科斯、诺思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到2009年威廉姆森再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进一步巩固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到了现代，不同的制度学派其实是共存的，不是后来的完全取代或否定过去的，甚至已经呈现相辅相成的状态。有的学派也可能受其他学派的影响，比如凡勃伦等的制度经济学和科斯等的制度经济学都明显受到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响；科斯等的经济学也明显受到凡勃伦和加尔布雷斯等的影响；马克思的经济学实际上也是演化经济学。“主线”之外，还有很多从制度角度研究的经济学理论，例如：瑞典学派的制度分析、发展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比较制度分析、阿马蒂亚·森关于贫困的制度分析等。另外，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比较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也都属于制度经济学的范畴。通过考察制度经济学历史和现代的各个流派，我们可以把已有的制度经济学内容归结为以下几个重要理论或理论组成部分：第一，制度起源理论。这是一个制度发生说问题，要探索的是制度为什么发生、怎样发生等基本问题。第二，制度比较与选择理论。第三，制度变迁理论。第四，企业理论。第五，制度及其变迁与经济增长。第六，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以上六个方面的内容就是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构件，当然这些基本的理论内容或构件本身也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理论或理论问题，不同学派分别对其中一个或多个进行研究和阐述又构成各自的理论特色。
纵观所有的制度经济学，就经济学中的制度分析而言，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还没有被很好地解决或解答，这是需要学者们重视和努力的。制度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可能取决于这些问题被解决的程度，这些问题也成为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前沿：（1）制度分析是基于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2）制度是构建的还是演化的？（3）演化论和博弈论作为方法是否可以通约？（4）制度与技术谁决定谁？（5）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制度的计量和绩效评估。当然，我在这里只是提出了一个研究框架和提纲，研究者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阅读我的相关文献。
问：我刚才听您谈到企业理论是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构件之一，企业理论究竟研究什么问题？您如何看待当前我国新一轮的国有企业改革？
答：企业理论是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构件之一，是制度经济学重要的理论组成部分，企业理论有许多研究主题，我在这里提纲挈领地概括一下。企业理论主要研究以下内容：（1）企业的起源和企业的本质；（2）企业如何组织；（3）企业规模变动及企业边界；（4）企业产权及其结构；（5）公司治理；（6）企业生命周期与企业制度演变。当然，这只是框架式地谈到企业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对这些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的研究和回答，都是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企业理论的组成部分，围绕上述问题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就是企业理论体系。不同的制度经济学派对其中一个或多个问题有所研究，由于研究的角度、方法、层面等不同，构建的理论及其观点也可能不同。正因为这些不同，才成为不同的制度学派。但是，许多问题研究还不够深入，这正是制度经济学者研究的方向。
就现阶段的国企改革问题，我想强调的是，西方的企业理论对我国的国企改革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需要结合我国国情以及审视当前国企改革面临的特殊背景。我们应该知道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现阶段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因为它关系中国经济基础和巨量资产的经营效率。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重要文件和决定都重视改革和改革红利，意识到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改革的困难。但是谈到国企改革，我们应该了解国有企业改革的现实背景，否则，将无法确定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内容、重点和难点，也无法正确选择改革的方法和措施。我去年曾撰文讨论过这个问题，谈到了我国经济面临以下现实背景：第一，现在正处于“四期”叠加阶段。所谓四期指的是与世界经济周期波动一致的经济增长低谷期；进入“新常态”和增长速度换挡期；世界性经济危机导致的被动性结构调整与发展中大国长期增长后的主动调整重合期；为了保增长、反危机的强刺激政策的消化期。第二，中国还没有走出经济危机。第三，处在正在崛起的关键和微妙阶段。第四，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理论探索和实践，到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一和二说明中国现阶段的经济一方面需要寻求走出危机、以合理的速度增长的动力，国有企业是否改革、如何改革、国有经济的规模数量和结构，既关系国有经济本身对增长的影响，也关系非国有经济对增长的影响；另一方面，无论是对企业、产能、产品等意义上的经济结构的强制性调整，还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主动性经济结构调整，都需要国有经济在结构上做出调整和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背景三提示我们国有经济规模和布局与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相关，控制的强弱与国家处于什么发展阶段相关。背景四一方面警示我们勿忘改革初心，另一方面也必须认识到，“中国特色”是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只有认清了现实背景，才能认清形势，朝着既定的改革目标，提出合理与科学的对策，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这四个现实背景与国企改革有密切的聯系，改革的重点内容或主要任务依照逻辑和先后顺序应该是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现有的企业国有资产或有国有资产的企业进行科学分类，确定哪些该留下、哪些该退出；然后，国有资产该退出的坚决退出，相关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改制或转让；最后才是必须保留的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改革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 问：您的《产权经济学导论》一书是我国产权领域早期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是非常重要的文献，被引用率很高，我看您也曾有制度经济学实质是关于产权的经济学的论断，这个判断的内在的逻辑是什么？您认为现阶段中国还有哪些产权问题需要改革？
答：《产权经济学导论》这本书写成于1993年，是我的博士论文，1994年底做了少许修改，1995年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书早已脱销。后来为满足广大读者和研究者的需求，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再版。说实在的，该论著只能代表我当时的研究水平，况且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献增长和知识积累的速度近年来是较快的，所以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至少文献上是不充分的。时间间隔太久，现在看来，我都不满意，后来我写了很多该领域的论文用以补充、完善，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读一读，当然也很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关于制度经济学实质上是关于产权经济学的命题，你一定看过我那篇《制度经济学实质上是关于产权的经济学》的论文，这篇文献也说明了制度经济学与产权经济学的联系。我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这个命题的：首先，所有的制度都是关于产权的制度。制度经济学家们都给制度下了定义，这里只想指出一个事实——这些定义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制度是界定、调整人们之间经济权利关系或经济利益的规则。作为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无论是狭义的产权还是广义的产权，都说明了制度经济学实质上就是产权经济学。其次，让我们来看看制度经济学的两大主线的研究对象。可以这样说，两大主线上的制度经济学流派本质上都是研究产权安排或者说是以产权为核心而构建的。老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凡勃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与产权制度安排之间的矛盾，康芒斯直接从法律角度来分析产权问题。美国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处于过渡阶段的制度学派代表人物艾尔斯、伯利、米恩斯等也没有脱离权利这一研究对象。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斯在他的名作《丰裕社会》中也分析“权利”即产权如何分配、如何分享和劳动者拥有就业权利、经济安全权利等问题。另一条主线的马克思经济学更是典型的以财产权利制度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学。除开这两条主线的其他经济学流派的制度分析也是以产权为核心的，无论是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还是阿马蒂亚·森的福利与贫困理论以及发展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基本上都是围绕权利展开的。当今逐渐被正统经济学接纳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学的所有理论都是产权理论或为分析产权服务的。需要强调的是经济思想史上有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也有以科斯、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有时候都译作新制度经济学，虽然两者有联系，但是两者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还是存在很大差异，前面说了，我把后者称为“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具体的差异大家可以翻阅相关文献。
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我认为以下产权问题亟需解决：第一，国有垄断企业的权利结构与公司治理以及国家与民众的利益问题，产权改革对国企改革至关重要。第二，公司治理理论与商业银行特殊产权结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矛盾以及我国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第三，土地资本化、土地金融——土地银行、土地抵押融资、土地股权质押等。第四，农村土地产权、征地补偿、土地流转、宅基地流转；商品房土地使用权期限问题。第五，海洋主权、海洋产权、海岛产权与海洋产权交易问题。第六，资源性资产的产权问题。第七，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问：在经济学的大家庭里，法经济学的影响越来越大，作为法经济学学科研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您能给我们讲讲法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吗？
答：法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与工具来分析和研究法律现象、法律问题（立法、司法等）以及法律理论的交叉学科，有时也称为法和经济学。1958年《法和经济学》在美国创刊，使法经济学有了研究和讨论的平台。法经济学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与刚才所谈到的制度经济学的六个基本理论构件并列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是制度经济学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法经济学几乎包含了以上全部六个方面的内容，一些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大家们，如我们熟知的科斯、施蒂格勒、威廉姆森也都是法经济学研究的大家。科斯的那篇《社会成本问题》就是发表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我刚才所说的是经济学界的法经济学研究的大师，当然法学领域也有杰出的法经济学研究专家，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波斯纳，他的名作《法律的经济分析》可以成为法律经济学的百科全书。法律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引入到中国的时间差不多，大体在20世纪90年代初，因为法经济学的大师大多是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家，引进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肯定少不了法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是国内法经济学研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目前，作为发起者，我们已经举办了十五届法经济学论坛。我和浙江大学的史晋川教授共同主编的《中国法经济学研究》，已經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多辑。该著作主要是由法经济学论坛的优秀论文组成，对宣传法经济学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国内外还是引起了较强的反响。我们组织法经济学论坛与编写《中国法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为法经济学的研究者们提供一个平台，促进学科之间的思想碰撞，引起百家争鸣。
问：近十年来，您率先在国内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语言经济学，而且领导和组织了语言经济学团队，请给我们讲讲什么是语言经济学？语言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有什么关联？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如何？
答：研究语言经济学不是偶然的。我是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语言是一种制度，甚至应该成为元制度（制度的制度），因此我就着手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语言制度，并组建团队研究语言经济学。语言经济学到底研究什么？我们语言经济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我们说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人们都会使用语言说话，从表面上看，语言不是一种稀缺的资源，不应该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从个人层面来讲，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对个人的就业以及收入分配有重要的影响，多会一种语言，找到工作的概率就大一些，获得的收入可能就高一些。在移民国家，移民语言能力尤为重要，甚至可能影响当地的政治经济稳定。从国家层面来说，语言通用度与国际贸易是高度相关的，英美国家就凭借着英语的通用度获得了更多的语言红利。当然语言与经济的关系不只如此，还有诸多研究内容如经济发展与语言变迁、语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等等。 你刚才问到制度经济学和语言经济学有什么关联？实际上，制度经济学与语言经济学是紧密联系的，甚至可以说语言经济学是制度经济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创新，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部分。我刚才就谈了这样一种观点：语言是一种元制度（制度的制度），因此语言理应成为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也适用于语言经济学，甚至某些话题是统一的，比如说语言和制度的构建论与演化论。当我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审视制度产生和发展历史的时候，发现制度既可以是构建的，也可以是演化的。而如果把语言分为口头语言和书面文字时，我们认为语言是演化的，而文字主要是构建的。当然，类似这样的问题很多，我只是借此例说明可以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问题。至于两者的关系，我们可以归纳如下：语言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制度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和研究主题，语言经济学关于语言是一种制度的基础理论研究可以成为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构件之一。
大家可能比较关心语言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前景。语言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基础，也满足学科发展和国家语言战略发展的双重需要，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最主要的可以服务国家的语言战略。我举几个例子，例如濒危语言的保护问题、方言资源保存问题、语言文字资源及其产品的产权保护问题、语言文字遗产的传承问题、城市化进程和人口流动带来的弱小方言和民族语言的保存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语言经济学在上述领域可以大有所为。我们可以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研究影响语言趋同趋简的影响因素，提出科学保护濒危语言的方案。再比如，我们可以测度出语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出构建与发展我国语言产业的方略，等等。在我看来，语言经济学需要研究的几个突出问题有：第一，语言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问题，包括验证语言趋同的影响因素、语言通用度的测度以及学科构建与定位，意义重大。第二，汉语言的国际推广和中国人学习外语的经济学分析。例如，我们孔子学院建立的成本与收益的评估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具有战略意义。第三，少数民族的双语学习问题。少数民族的双语学习与收入以及就业的相关性，这个问题对少数民族的发展和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意义。第四，国家语言规划和战略的经济学分析。第五，语言产业与语言经济。第六，语言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及其测度。第七，语言与贸易的相关性研究，尤其研究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语言互通的实现问题。当然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会出现更多的语言现象，这些新生的语言现象或者语言行为都可以成为语言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我们进行语言经济学研究，一方面就是从经济学的视角解释复杂的语言现象，揭开语言这层神秘的面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研究成果服务于语言战略，为国家的语言规划和制度安排提供决策建议。
问：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是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先行者，您又是这个团队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山东大学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和团队状况。
答：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率先在国内进行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在这一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研究水平与国际同步。我说一下山东大学发展语言经济学的几个关键节点吧。在2003年，我开始组织人员研究语言经济学，并开始招收语言经济学的博士研究生。随后，经济研究院成立了语言经济学研究室后扩建为语言经济研究所。200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备案，经济研究院自主设置了语言经济学博士点，正式招收语言经济学博士研究生。2009年开始组织中国语言经济学研究论坛，目前已成功举办八届。和法经济学论坛一样，这个论坛为语言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2011年5月，时任国家语委副主任李宇明同志专程来山东大学调研语言经济学研究情况，同年9月，在李宇明同志的倡议和国家语委的支持下，山东大学语言经济研究中心揭牌成立。2014年，我作为专家团成员随同国务院刘延东副总理参加第二届中法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并作了《交易成本节约与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的矛盾及其化解》的主旨发言。2015年7月，我作为唯一受邀的经济学家参加国家语委“十三五”规划的讨论会，提议得到国家语委高度的重视。2016年11月，我作为专家受邀赴北京参加第三届中法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国际研讨会并作了主题演讲。2017年4月，我们语言经济学团队撰写的《语言经济学导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中国系统研究语言经济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本专著。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作为博士生导师，已经培养了五名语言经济学博士。如今，山东大学语言经济学研究团队有宁继鸣教授、张卫国教授、苏剑副教授，他们在语言经济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我粗略统计了一下，近五年来，论文我们语言经济学团队发表了SSCI论文2篇，CSSCI论文30多篇，申请到2项国家社科基金，还有多项省部级项目，如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山东博士后基金项目等。
问：《语言经济学导论》一书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能给我们谈谈其核心内容与学术价值吗？
答：撰写这本专著的初衷正如我在《语言经济学导论》的序言所写的，人们天天都在使用语言，语言学家们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不过人们可能很少思考或关注到语言和人们的语言行为所蕴含的经济学的規律和经济意义。语言行为也许是人类最普遍和频率最高的行为，语言经济学为人类开启了一个自我观察的崭新窗口。通过这一窗口，既能从语言的维度领悟“从猿到人以及人类不断演化和文化的过程”，又能发现人们“说话”或“学习说话”的理性以及对于人们的福利效应，所以语言经济学实在是一门有意思、有意义的学科。没学习过，也许不知道有遗憾，学习之后，一定会觉得有收获。另外，人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研究语言，虽然国内外的成果已经不少，但是还缺少对语言经济学的系统化研究，尤其是基本理论问题的系统研究，缺少一本语言经济学专著，让读者更系统集中地了解语言经济学到底是怎样的一门学科、需要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哪些、一些基本问题到底是什么意义上的问题、在哪些领域可以运用和如何应用，等等。基于此，我和我的语言经济学研究团队开始策划撰写语言经济学专著。可喜的是，这本书已于2017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主要包括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定位、语言演化与变迁、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与语言资本投资、语言产业的发展以及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语用与博弈等。这本书既包括了语言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也涵盖了语言或者语言行为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每一章节研究的问题都较为重要，值得深入研究。当然，我在序言中也提到，语言经济学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很难说已经有了完整的、逻辑严密的体系。我们在这本书中力求比较系统地阐述语言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以及研究的主要领域，使读者能够大体把握语言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能够找到自己感兴趣或值得研究的课题以及相应的具体工具，或者品尝一下装在经济学篮子里的语言的味道。 问：黄教授，您学术造诣高，成果丰硕，在学界的社会影响力也很大。我看到有媒体称您让全国经济学的版图上有了山东大学，您是如何让山东大学的经济学科迅速发展并脱颖而出的？
答：感谢媒体对我的关注与赞誉。我是这样想的：作为个人，一辈子能做的事情是很少的，能做好的事情就更少了。我一直在努力做好一件事情，那就是经济学的教育、科研与普及，这也是我的人生理想。我于1994年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怀着创业的理想来到了山东大学工作。同年12月因为科研教学业绩突出被破格晋升为教授。1996年，我带头创建了产权研究所。2000年，产权研究所改组扩建为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成为独立的二级学院。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已经成为在全国颇有影响力的优秀团队。我们为山东大学获得了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并且与其他院系合作获得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06—2012年期间我兼任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帮助组建了一个优秀的理论经济学团队，并且很快获得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2009年，我又领导组建国内第一个语言经济学博士点和语言经济学团队。我也是国内最早培养法经济学和语言经济学博士的导师，刚才也说了，我培养了许多法经济学和语言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博士，他们都很优秀，成果已经很丰硕了。
作为我个人来说，我自己的研究领域是产权理论和制度经济学，取得了一些成绩：出版《产权经济学导论》、《语言经济学导论》等专著，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论文《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新假说及其验证》获得了国内经济学界的高度认可，获国内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由于科研成绩突出，1999年我入选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2000年入选国家教育部优秀跨世纪人才，2001年获全国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奖（教学和科研奖励计划），2006年遴选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山东省文科领域第一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还因为我对农村经济的研究成果获得了首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当然，这些荣誉是对我科研工作的认可，有压力但更是一种动力，我会继续为我的学术创业理想而努力。
我是一个湖南人，但我来山东工作已20多年了，我已经是半个山东人了。我认为山东这片土地太好了，我会关注山东经济社会发展，尽力为之作贡献，同时也为山东大学的经济学科发展而努力。
问：我也了解到学术界对您的评价，说您既能开疆拓土，又能深耕细作；既能自己干，又能组织大家一起干。我想这是对您最恰当的赞誉了，您怎么认为？
答：感谢学术界对我的认可和赞誉！我想他们说我能开疆拓土是指跨学科研究、建立平台、组建团队等几个方面吧。除刚才说的创立了产权研究所之外，我还创立了《制度经济学研究》杂志，该刊已入选CSSCI来源集刊，影响力逐渐增强。同时，我也是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的发起人之一，目前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已举办了16届，有力地传播了制度经济学思想，深化了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前面也说了，在法经济学和语言经济学学科建设方面，我组织和领导了中国法经济学论坛和中国语言经济学论坛。同时，组建了团队去研究这些领域的问题，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他们说我能深耕细作，主要是认为我不仅深入研究了产权理论和制度经济学基本理论，而且拓展到制度与微观主体的行为——合作行为与合作的经济学，制度与宏观经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一般理论或制度作为一项经济增长的因素的一般化处理等。同时，我研究农村经济是从制度和产权角度进行的，研究经济史也是围绕历史上的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的，研究国有企业也是从体制改革维度进行的，研究语言经济学也没有离开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起来研究领域很广，实际上都是在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理论领域里深耕细作。
问：黄教授，您是一位经济学研究的大家，著作等身，享有盛誉，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成功经验吗？另外，您对青年学子有什么要说的，这可能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
答：至今为止，我取得了一些成绩，也有自己的相对优勢，但是对自己的不足也是有自知之明的。由于条件约束，我的求学之路较为坎坷，我没有大路、好路和捷径可走， 走的是弯弯曲曲的路，还好，我一直不停顿，并且比许多人走得更快，所以也就不一定比别人后到。总结起来，我觉得要想取得成绩，首先要有理想，我的想法就是：个人理想与社会进步方向一致。我始终在朝着这个方向尽力去做，同时一直在组织和培养更多的比我更年轻、更有潜力的人去做。其次，要有吃苦的精神，把终身学习当作一种信仰。我觉得以上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吧。当然，还得有人支持，有机会。我感谢所有支持过我的人。
对于现在青年学子如何学好经济学？我也多次对我的学生讲，经济学是大俗大雅的科学，最能体现人文精神，既要深刻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又要理解人与人的关系。学习经济学，首先你得敬畏和信仰经济学，经济学可以说是研究资源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的，也可以说是经世济民的，不能把经济学理解为赚钱的工具与技巧。其次要培养阅读、观察、思考、批判等能力，注重学习经济学基础，多读多看，活学活用，在理论原理与现实之间不断地互动。好了，我们就先谈这么多吧，谢谢！
作者简介：苏剑，经济学博士，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副教授，山东济南，250100。
（责任编辑 陈孝兵）
问：黄教授您好！我受江汉论坛杂志社的委托与您作一次名家访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采访。众所周知，您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尤其在制度经济学与产权经济学领域建树颇丰。我们纵观整个经济学说史链条，可以发现制度经济学学派林立，有老制度经济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新古典制度经济学派等等，就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与前沿领域而言，您的基本判断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很重要，对制度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可以帮助研究者们从总体上把握不同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在整个制度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并了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未来。我曾在2009年发表的《制度经济学几个基本问题新解》一文中探讨过这个问题，后来又在2017年撰文《制度经济学的由来与现状解构》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补充。纵观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可以划分为两条大的主线：一条是从空想社会主义的制度批判和构想，到马克思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到东欧经济学，再到中国等国家的经济学家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另一条是从德国历史学派，以凡勃伦、康芒斯为代表的老制度学派，到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再到以科斯等为代表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学。以美国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又可以划分为演化学派和新古典学派：以凡勃伦和康芒斯为代表的老制度经济学，以及在此传统下发展出来的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是演化学派；以科斯、诺思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基于新古典范式的新制度经济学是新古典学派，我明确把科斯教授开创的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称为“新古典”制度经济学，这样更加准确和更加容易与加尔布雷斯等的新制度经济学区分开来。我们都知道科斯、诺思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到2009年威廉姆森再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进一步巩固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到了现代，不同的制度学派其实是共存的，不是后来的完全取代或否定过去的，甚至已经呈现相辅相成的状态。有的学派也可能受其他学派的影响，比如凡勃伦等的制度经济学和科斯等的制度经济学都明显受到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响；科斯等的经济学也明显受到凡勃伦和加尔布雷斯等的影响；马克思的经济学实际上也是演化经济学。“主线”之外，还有很多从制度角度研究的经济学理论，例如：瑞典学派的制度分析、发展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比较制度分析、阿马蒂亚·森关于贫困的制度分析等。另外，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比较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也都属于制度经济学的范畴。通过考察制度经济学历史和现代的各个流派，我们可以把已有的制度经济学内容归结为以下几个重要理论或理论组成部分：第一，制度起源理论。这是一个制度发生说问题，要探索的是制度为什么发生、怎样发生等基本问题。第二，制度比较与选择理论。第三，制度变迁理论。第四，企业理论。第五，制度及其变迁与经济增长。第六，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以上六个方面的内容就是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构件，当然这些基本的理论内容或构件本身也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理论或理论问题，不同学派分别对其中一个或多个进行研究和阐述又构成各自的理论特色。
纵观所有的制度经济学，就经济学中的制度分析而言，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还没有被很好地解决或解答，这是需要学者们重视和努力的。制度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可能取决于这些问题被解决的程度，这些问题也成为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前沿：（1）制度分析是基于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2）制度是构建的还是演化的？（3）演化论和博弈论作为方法是否可以通约？（4）制度与技术谁决定谁？（5）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制度的计量和绩效评估。当然，我在这里只是提出了一个研究框架和提纲，研究者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阅读我的相关文献。
问：我刚才听您谈到企业理论是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构件之一，企业理论究竟研究什么问题？您如何看待当前我国新一轮的国有企业改革？
答：企业理论是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构件之一，是制度经济学重要的理论组成部分，企业理论有许多研究主题，我在这里提纲挈领地概括一下。企业理论主要研究以下内容：（1）企业的起源和企业的本质；（2）企业如何组织；（3）企业规模变动及企业边界；（4）企业产权及其结构；（5）公司治理；（6）企业生命周期与企业制度演变。当然，这只是框架式地谈到企业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对这些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的研究和回答，都是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企业理论的组成部分，围绕上述问题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就是企业理论体系。不同的制度经济学派对其中一个或多个问题有所研究，由于研究的角度、方法、层面等不同，构建的理论及其观点也可能不同。正因为这些不同，才成为不同的制度学派。但是，许多问题研究还不够深入，这正是制度经济学者研究的方向。
就现阶段的国企改革问题，我想强调的是，西方的企业理论对我国的国企改革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需要结合我国国情以及审视当前国企改革面临的特殊背景。我们应该知道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现阶段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因为它关系中国经济基础和巨量资产的经营效率。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重要文件和决定都重视改革和改革红利，意识到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改革的困难。但是谈到国企改革，我们应该了解国有企业改革的现实背景，否则，将无法确定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内容、重点和难点，也无法正确选择改革的方法和措施。我去年曾撰文讨论过这个问题，谈到了我国经济面临以下现实背景：第一，现在正处于“四期”叠加阶段。所谓四期指的是与世界经济周期波动一致的经济增长低谷期；进入“新常态”和增长速度换挡期；世界性经济危机导致的被动性结构调整与发展中大国长期增长后的主动调整重合期；为了保增长、反危机的强刺激政策的消化期。第二，中国还没有走出经济危机。第三，处在正在崛起的关键和微妙阶段。第四，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理论探索和实践，到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一和二说明中国现阶段的经济一方面需要寻求走出危机、以合理的速度增长的动力，国有企业是否改革、如何改革、国有经济的规模数量和结构，既关系国有经济本身对增长的影响，也关系非国有经济对增长的影响；另一方面，无论是对企业、产能、产品等意义上的经济结构的强制性调整，还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主动性经济结构调整，都需要国有经济在结构上做出调整和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背景三提示我们国有经济规模和布局与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相关，控制的强弱与国家处于什么发展阶段相关。背景四一方面警示我们勿忘改革初心，另一方面也必须认识到，“中国特色”是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只有认清了现实背景，才能认清形势，朝着既定的改革目标，提出合理与科学的对策，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这四个现实背景与国企改革有密切的聯系，改革的重点内容或主要任务依照逻辑和先后顺序应该是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现有的企业国有资产或有国有资产的企业进行科学分类，确定哪些该留下、哪些该退出；然后，国有资产该退出的坚决退出，相关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改制或转让；最后才是必须保留的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改革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 问：您的《产权经济学导论》一书是我国产权领域早期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是非常重要的文献，被引用率很高，我看您也曾有制度经济学实质是关于产权的经济学的论断，这个判断的内在的逻辑是什么？您认为现阶段中国还有哪些产权问题需要改革？
答：《产权经济学导论》这本书写成于1993年，是我的博士论文，1994年底做了少许修改，1995年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书早已脱销。后来为满足广大读者和研究者的需求，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再版。说实在的，该论著只能代表我当时的研究水平，况且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献增长和知识积累的速度近年来是较快的，所以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至少文献上是不充分的。时间间隔太久，现在看来，我都不满意，后来我写了很多该领域的论文用以补充、完善，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读一读，当然也很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关于制度经济学实质上是关于产权经济学的命题，你一定看过我那篇《制度经济学实质上是关于产权的经济学》的论文，这篇文献也说明了制度经济学与产权经济学的联系。我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这个命题的：首先，所有的制度都是关于产权的制度。制度经济学家们都给制度下了定义，这里只想指出一个事实——这些定义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制度是界定、调整人们之间经济权利关系或经济利益的规则。作为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无论是狭义的产权还是广义的产权，都说明了制度经济学实质上就是产权经济学。其次，让我们来看看制度经济学的两大主线的研究对象。可以这样说，两大主线上的制度经济学流派本质上都是研究产权安排或者说是以产权为核心而构建的。老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凡勃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与产权制度安排之间的矛盾，康芒斯直接从法律角度来分析产权问题。美国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处于过渡阶段的制度学派代表人物艾尔斯、伯利、米恩斯等也没有脱离权利这一研究对象。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斯在他的名作《丰裕社会》中也分析“权利”即产权如何分配、如何分享和劳动者拥有就业权利、经济安全权利等问题。另一条主线的马克思经济学更是典型的以财产权利制度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学。除开这两条主线的其他经济学流派的制度分析也是以产权为核心的，无论是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还是阿马蒂亚·森的福利与贫困理论以及发展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基本上都是围绕权利展开的。当今逐渐被正统经济学接纳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学的所有理论都是产权理论或为分析产权服务的。需要强调的是经济思想史上有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也有以科斯、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有时候都译作新制度经济学，虽然两者有联系，但是两者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还是存在很大差异，前面说了，我把后者称为“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具体的差异大家可以翻阅相关文献。
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我认为以下产权问题亟需解决：第一，国有垄断企业的权利结构与公司治理以及国家与民众的利益问题，产权改革对国企改革至关重要。第二，公司治理理论与商业银行特殊产权结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矛盾以及我国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第三，土地资本化、土地金融——土地银行、土地抵押融资、土地股权质押等。第四，农村土地产权、征地补偿、土地流转、宅基地流转；商品房土地使用权期限问题。第五，海洋主权、海洋产权、海岛产权与海洋产权交易问题。第六，资源性资产的产权问题。第七，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问：在经济学的大家庭里，法经济学的影响越来越大，作为法经济学学科研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您能给我们讲讲法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吗？
答：法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与工具来分析和研究法律现象、法律问题（立法、司法等）以及法律理论的交叉学科，有时也称为法和经济学。1958年《法和经济学》在美国创刊，使法经济学有了研究和讨论的平台。法经济学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与刚才所谈到的制度经济学的六个基本理论构件并列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是制度经济学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法经济学几乎包含了以上全部六个方面的内容，一些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大家们，如我们熟知的科斯、施蒂格勒、威廉姆森也都是法经济学研究的大家。科斯的那篇《社会成本问题》就是发表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我刚才所说的是经济学界的法经济学研究的大师，当然法学领域也有杰出的法经济学研究专家，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波斯纳，他的名作《法律的经济分析》可以成为法律经济学的百科全书。法律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引入到中国的时间差不多，大体在20世纪90年代初，因为法经济学的大师大多是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家，引进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肯定少不了法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是国内法经济学研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目前，作为发起者，我们已经举办了十五届法经济学论坛。我和浙江大学的史晋川教授共同主编的《中国法经济学研究》，已經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多辑。该著作主要是由法经济学论坛的优秀论文组成，对宣传法经济学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国内外还是引起了较强的反响。我们组织法经济学论坛与编写《中国法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为法经济学的研究者们提供一个平台，促进学科之间的思想碰撞，引起百家争鸣。
问：近十年来，您率先在国内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语言经济学，而且领导和组织了语言经济学团队，请给我们讲讲什么是语言经济学？语言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有什么关联？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如何？
答：研究语言经济学不是偶然的。我是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语言是一种制度，甚至应该成为元制度（制度的制度），因此我就着手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语言制度，并组建团队研究语言经济学。语言经济学到底研究什么？我们语言经济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我们说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人们都会使用语言说话，从表面上看，语言不是一种稀缺的资源，不应该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从个人层面来讲，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对个人的就业以及收入分配有重要的影响，多会一种语言，找到工作的概率就大一些，获得的收入可能就高一些。在移民国家，移民语言能力尤为重要，甚至可能影响当地的政治经济稳定。从国家层面来说，语言通用度与国际贸易是高度相关的，英美国家就凭借着英语的通用度获得了更多的语言红利。当然语言与经济的关系不只如此，还有诸多研究内容如经济发展与语言变迁、语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等等。 你刚才问到制度经济学和语言经济学有什么关联？实际上，制度经济学与语言经济学是紧密联系的，甚至可以说语言经济学是制度经济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创新，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部分。我刚才就谈了这样一种观点：语言是一种元制度（制度的制度），因此语言理应成为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也适用于语言经济学，甚至某些话题是统一的，比如说语言和制度的构建论与演化论。当我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审视制度产生和发展历史的时候，发现制度既可以是构建的，也可以是演化的。而如果把语言分为口头语言和书面文字时，我们认为语言是演化的，而文字主要是构建的。当然，类似这样的问题很多，我只是借此例说明可以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问题。至于两者的关系，我们可以归纳如下：语言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制度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和研究主题，语言经济学关于语言是一种制度的基础理论研究可以成为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构件之一。
大家可能比较关心语言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前景。语言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基础，也满足学科发展和国家语言战略发展的双重需要，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最主要的可以服务国家的语言战略。我举几个例子，例如濒危语言的保护问题、方言资源保存问题、语言文字资源及其产品的产权保护问题、语言文字遗产的传承问题、城市化进程和人口流动带来的弱小方言和民族语言的保存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语言经济学在上述领域可以大有所为。我们可以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研究影响语言趋同趋简的影响因素，提出科学保护濒危语言的方案。再比如，我们可以测度出语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出构建与发展我国语言产业的方略，等等。在我看来，语言经济学需要研究的几个突出问题有：第一，语言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问题，包括验证语言趋同的影响因素、语言通用度的测度以及学科构建与定位，意义重大。第二，汉语言的国际推广和中国人学习外语的经济学分析。例如，我们孔子学院建立的成本与收益的评估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具有战略意义。第三，少数民族的双语学习问题。少数民族的双语学习与收入以及就业的相关性，这个问题对少数民族的发展和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意义。第四，国家语言规划和战略的经济学分析。第五，语言产业与语言经济。第六，语言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及其测度。第七，语言与贸易的相关性研究，尤其研究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语言互通的实现问题。当然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会出现更多的语言现象，这些新生的语言现象或者语言行为都可以成为语言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我们进行语言经济学研究，一方面就是从经济学的视角解释复杂的语言现象，揭开语言这层神秘的面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研究成果服务于语言战略，为国家的语言规划和制度安排提供决策建议。
问：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是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先行者，您又是这个团队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山东大学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和团队状况。
答：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率先在国内进行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在这一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研究水平与国际同步。我说一下山东大学发展语言经济学的几个关键节点吧。在2003年，我开始组织人员研究语言经济学，并开始招收语言经济学的博士研究生。随后，经济研究院成立了语言经济学研究室后扩建为语言经济研究所。200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备案，经济研究院自主设置了语言经济学博士点，正式招收语言经济学博士研究生。2009年开始组织中国语言经济学研究论坛，目前已成功举办八届。和法经济学论坛一样，这个论坛为语言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2011年5月，时任国家语委副主任李宇明同志专程来山东大学调研语言经济学研究情况，同年9月，在李宇明同志的倡议和国家语委的支持下，山东大学语言经济研究中心揭牌成立。2014年，我作为专家团成员随同国务院刘延东副总理参加第二届中法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并作了《交易成本节约与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的矛盾及其化解》的主旨发言。2015年7月，我作为唯一受邀的经济学家参加国家语委“十三五”规划的讨论会，提议得到国家语委高度的重视。2016年11月，我作为专家受邀赴北京参加第三届中法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国际研讨会并作了主题演讲。2017年4月，我们语言经济学团队撰写的《语言经济学导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中国系统研究语言经济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本专著。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作为博士生导师，已经培养了五名语言经济学博士。如今，山东大学语言经济学研究团队有宁继鸣教授、张卫国教授、苏剑副教授，他们在语言经济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我粗略统计了一下，近五年来，论文我们语言经济学团队发表了SSCI论文2篇，CSSCI论文30多篇，申请到2项国家社科基金，还有多项省部级项目，如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山东博士后基金项目等。
问：《语言经济学导论》一书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能给我们谈谈其核心内容与学术价值吗？
答：撰写这本专著的初衷正如我在《语言经济学导论》的序言所写的，人们天天都在使用语言，语言学家们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不过人们可能很少思考或关注到语言和人们的语言行为所蕴含的经济学的規律和经济意义。语言行为也许是人类最普遍和频率最高的行为，语言经济学为人类开启了一个自我观察的崭新窗口。通过这一窗口，既能从语言的维度领悟“从猿到人以及人类不断演化和文化的过程”，又能发现人们“说话”或“学习说话”的理性以及对于人们的福利效应，所以语言经济学实在是一门有意思、有意义的学科。没学习过，也许不知道有遗憾，学习之后，一定会觉得有收获。另外，人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研究语言，虽然国内外的成果已经不少，但是还缺少对语言经济学的系统化研究，尤其是基本理论问题的系统研究，缺少一本语言经济学专著，让读者更系统集中地了解语言经济学到底是怎样的一门学科、需要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哪些、一些基本问题到底是什么意义上的问题、在哪些领域可以运用和如何应用，等等。基于此，我和我的语言经济学研究团队开始策划撰写语言经济学专著。可喜的是，这本书已于2017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主要包括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定位、语言演化与变迁、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与语言资本投资、语言产业的发展以及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语用与博弈等。这本书既包括了语言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也涵盖了语言或者语言行为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每一章节研究的问题都较为重要，值得深入研究。当然，我在序言中也提到，语言经济学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很难说已经有了完整的、逻辑严密的体系。我们在这本书中力求比较系统地阐述语言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以及研究的主要领域，使读者能够大体把握语言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能够找到自己感兴趣或值得研究的课题以及相应的具体工具，或者品尝一下装在经济学篮子里的语言的味道。 问：黄教授，您学术造诣高，成果丰硕，在学界的社会影响力也很大。我看到有媒体称您让全国经济学的版图上有了山东大学，您是如何让山东大学的经济学科迅速发展并脱颖而出的？
答：感谢媒体对我的关注与赞誉。我是这样想的：作为个人，一辈子能做的事情是很少的，能做好的事情就更少了。我一直在努力做好一件事情，那就是经济学的教育、科研与普及，这也是我的人生理想。我于1994年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怀着创业的理想来到了山东大学工作。同年12月因为科研教学业绩突出被破格晋升为教授。1996年，我带头创建了产权研究所。2000年，产权研究所改组扩建为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成为独立的二级学院。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已经成为在全国颇有影响力的优秀团队。我们为山东大学获得了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并且与其他院系合作获得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06—2012年期间我兼任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帮助组建了一个优秀的理论经济学团队，并且很快获得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2009年，我又领导组建国内第一个语言经济学博士点和语言经济学团队。我也是国内最早培养法经济学和语言经济学博士的导师，刚才也说了，我培养了许多法经济学和语言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博士，他们都很优秀，成果已经很丰硕了。
作为我个人来说，我自己的研究领域是产权理论和制度经济学，取得了一些成绩：出版《产权经济学导论》、《语言经济学导论》等专著，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论文《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新假说及其验证》获得了国内经济学界的高度认可，获国内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由于科研成绩突出，1999年我入选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2000年入选国家教育部优秀跨世纪人才，2001年获全国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奖（教学和科研奖励计划），2006年遴选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山东省文科领域第一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还因为我对农村经济的研究成果获得了首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当然，这些荣誉是对我科研工作的认可，有压力但更是一种动力，我会继续为我的学术创业理想而努力。
我是一个湖南人，但我来山东工作已20多年了，我已经是半个山东人了。我认为山东这片土地太好了，我会关注山东经济社会发展，尽力为之作贡献，同时也为山东大学的经济学科发展而努力。
问：我也了解到学术界对您的评价，说您既能开疆拓土，又能深耕细作；既能自己干，又能组织大家一起干。我想这是对您最恰当的赞誉了，您怎么认为？
答：感谢学术界对我的认可和赞誉！我想他们说我能开疆拓土是指跨学科研究、建立平台、组建团队等几个方面吧。除刚才说的创立了产权研究所之外，我还创立了《制度经济学研究》杂志，该刊已入选CSSCI来源集刊，影响力逐渐增强。同时，我也是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的发起人之一，目前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已举办了16届，有力地传播了制度经济学思想，深化了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前面也说了，在法经济学和语言经济学学科建设方面，我组织和领导了中国法经济学论坛和中国语言经济学论坛。同时，组建了团队去研究这些领域的问题，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他们说我能深耕细作，主要是认为我不仅深入研究了产权理论和制度经济学基本理论，而且拓展到制度与微观主体的行为——合作行为与合作的经济学，制度与宏观经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一般理论或制度作为一项经济增长的因素的一般化处理等。同时，我研究农村经济是从制度和产权角度进行的，研究经济史也是围绕历史上的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的，研究国有企业也是从体制改革维度进行的，研究语言经济学也没有离开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起来研究领域很广，实际上都是在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理论领域里深耕细作。
问：黄教授，您是一位经济学研究的大家，著作等身，享有盛誉，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成功经验吗？另外，您对青年学子有什么要说的，这可能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
答：至今为止，我取得了一些成绩，也有自己的相对优勢，但是对自己的不足也是有自知之明的。由于条件约束，我的求学之路较为坎坷，我没有大路、好路和捷径可走， 走的是弯弯曲曲的路，还好，我一直不停顿，并且比许多人走得更快，所以也就不一定比别人后到。总结起来，我觉得要想取得成绩，首先要有理想，我的想法就是：个人理想与社会进步方向一致。我始终在朝着这个方向尽力去做，同时一直在组织和培养更多的比我更年轻、更有潜力的人去做。其次，要有吃苦的精神，把终身学习当作一种信仰。我觉得以上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吧。当然，还得有人支持，有机会。我感谢所有支持过我的人。
对于现在青年学子如何学好经济学？我也多次对我的学生讲，经济学是大俗大雅的科学，最能体现人文精神，既要深刻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又要理解人与人的关系。学习经济学，首先你得敬畏和信仰经济学，经济学可以说是研究资源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的，也可以说是经世济民的，不能把经济学理解为赚钱的工具与技巧。其次要培养阅读、观察、思考、批判等能力，注重学习经济学基础，多读多看，活学活用，在理论原理与现实之间不断地互动。好了，我们就先谈这么多吧，谢谢！
作者简介：苏剑，经济学博士，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副教授，山东济南，250100。
（责任编辑 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