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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闻一多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在西南联大8年的时间里，他在思想上、行动上发生了巨大转变。他走出书斋来到街头，从学者转变为战士，为民主与进步呼号奔走，最后拍案而起，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造成闻一多“出走”与转变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其中包含了经济的因素、性格的因素等，但更重要的是时局危难的现实环境与中国共产党适时的出现与引导。“唐诗课事件”是闻一多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开端，沿着这个线索，闻一多的生命与思想图景获得了更为丰富与复杂的呈现。闻一多的思想转变及其命运，包含着许多深刻的启示，足以引起今天的知识分子关于良知、责任以及他与时代关系的思考。
关键词：闻一多；西南联大；经济；性格；中国共产党；思想转变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5-0079-06
1946年7月15日，随着一阵枪声，闻一多倒在了昆明西仓坡离家一步之遥的巷内，走完了不足48年的人生旅程。从书斋到街头，从学者到斗士，西南联大的8年，闻一多在思想上、行动上产生了巨大转变，其民主战士形象也定格于此。许多同时代在政治上认可闻一多的人都强调了这一点。但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他们的那些评价，并没有告诉人们一个真正的闻一多”，“其实，闻一多是反对一切专制的……闻一多是知识分子的闻一多”。① 西南联大8年，作为知识分子的闻一多思想与行为转变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复杂性？
一
1943年是闻一多思想产生转变的关键一年。谢泳认为：“闻一多思想真正发生变化是在1943年以后。”② 那一年，在闻一多循规蹈矩的教学生涯里，同样发生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1943年暑假结束前，朱自清结束探亲，从成都回到昆明，同时带回一本解放区出版的诗集，其中有田间的一些诗。由此，闻一多第一次接触到解放区的新诗，受到极大震撼。同年10月27日，闻一多在秋季开学后的第一堂唐诗课上用整堂课大讲田间的诗，并在稍后的11月3日发表的《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中给这个时代取名“鼓手时代”。闻一多说：“这堂课，我介绍这时代的诗。它有着不同于旧时代的旋律，你可以看见他活動的，健全的姿态。文学和时代要跑得一般快……”③ 以至“这位沉默了许久的《死水》作者，突然欣赏起田间来，大家都觉得惊奇”④。对闻一多来说，这也是一个惊奇，而且是他带给人们系列惊奇的一个开始。
笔者认为，“唐诗课事件”在闻一多联大时期的思想发展中具有标志性的转折意义：一是他开始走出书斋，放眼现实；二是功利取代审美，将文学从艺术的宫殿里拉回现实之斗争生活中；三是长期隐匿于内心深处之性格偏激的一面被激活，化为主导主人公日后行为的强大力量。闻一多后来的系列活动可以为此做出一些解释：
1943年11月，励志社主持的军委会战地服务团译员训练班设立，闻一多担任讲师，曾以《共产党宣言》为英汉互译教材。
1944年3月1日，发表《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该文以史论今，认为家族主义妨碍民族主义的发展，应当改变儒家“孝”的家族主义观念，走民族主义的路。
1944年5月8日，五月四日流产的五四文艺晚会重开，闻一多演讲后经整理成《新文艺与文学遗产》，宣称五四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要科学、民主就要打倒孔家店、封建势力。
1944年6月29日前后，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该会为华岗、周新民、楚图南、尚钺等人秘密组织（华岗等实为中国共产党员）。
1944年7月7日，出席西南联大壁报协会，云大、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三校学生自治会联合举办的“时事座谈会”。闻一多讲话，提出：“因此我了解到所谓研究学问是吃饱喝够的人的玩意儿，而老百姓要争的首先是吃和喝。”
1944年秋，中共地下党员刘浩在张光年陪同下看望闻一多，会谈约两小时。刘浩回忆说：“闻先生很激动地说国民党专制腐败，没有希望，中国的事情完全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在刘浩的分析劝说下，同年秋，闻一多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刘为了闻更好地展开民主工作，劝闻加入民盟）。
1944年12月中旬，与吴晗一起，邀洪德铭、陈定侯、王念平等座谈，商谈筹组“民主青年同盟”。
1944年12月27日，出席自由论坛社主办的“中国的出路”座谈会。出席者有张奚若、罗隆基、王赣愚、吴晗等人。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西南联大宣告结束。闻一多没有参加结业典礼，而是赴云南大学出席“五四”纪念会及青年运动检讨会。在会上，闻一多与学生共同讨论了青年运动的任务，民主革命的意义、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政治斗争等问题。
1946年7月15日，出席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作“最后一次讲演”，会后返家途中遭枪杀，身亡。⑤
这里选取了1943年11月到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遭暗杀期限间的10个事件。前三个事件，多属以学者身份参与的“学术”活动，尽管与反封建、家国关怀等联系较密，却也不减书卷气与学术味，尚不失一个学者的身份。从第4个事件，即加入西南文化研究会始，闻一多的思想与言行明显有了变化，其活动的社会性、组织性变强了。1946年5月4日，闻一多缺席西南联大的结业典礼，去了云南大学出席“五四”纪念会和青年运动检讨会，教授的闻一多与战士的闻一多开始了身份的转换。
有学者在论及闻一多惨遭暗杀时说：“闻一多参加民盟后，对民主运动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在他被暗杀之前，昆明发生的几乎所有民主运动中，闻一多都是主要的参加者。”⑥ 这个概括并非虚言，闻一多参加民主同盟前后的活动有较为明显的区别。加入民盟前，闻一多已经在不断突破“新月”时期书斋生活的视野局限，“学以致用”、“家国关怀”逐渐成为其思考与行为的常用语汇。刘浩能够打动闻一多，并劝说他加入民盟，是闻一多思想发展之顺理成章基础上的更上层楼。加入民盟后，闻一多的思想、行为更为激进，逐渐地在“革命化”、“战士化”，与一个知识分子的距离渐行渐远。从“唐诗课事件”，到加入西南文化研究会再到加入民盟，闻一多思想与行为变化有一条清晰的发展轨迹，闻一多身上，清华时期知识分子理性、冷静、善于思考、敏于鉴别的特性逐渐变化为情绪的焦灼与简单的狂热，实质上这是他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日益失望、不满，日积月累终至爆发的一个结果。 二
1943年在闻一多的各项活动中，除了“唐诗课事件”，还有两个事件值得记取，在一些学者眼里，它们的发生是闻一多思想发生转变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并不尽然。这两个事件，一是1943年3月22日，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在昆明开始发售，国民政府规定每人必须阅读。二是同年6月16日，教育部代表刘健群来到昆明，同时携带一份“部颁中国文学系课程安排”，打算将大学中文系教材统一在国民党控制之下。关于《中国之命运》，闻一多读后很是反感，对于有着十年清华求学经历和接受了五四运动洗礼的闻一多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他说：“《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⑦“课程安排事件”貌似普通的教材问题，实质上是《中国之命运》思想的进一步落实，自然遭到了闻一多和教授们同样的反对。“大学里的课程，甚至教材都要规定，这是陈立夫做了教育部长后才有的现象。这些花样引起了教授中普遍的反感。”⑧ 尽管闻一多对蒋介石、陈立夫的做法反感，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对国民党政权整体上的正面观感。就在前一年，闻一多对国民党抗战还充满信心，对蒋介石也褒奖有加：“此人一生经历了多次艰难曲折，西安事变时冷静沉着，化险为夷，人格伟大感人，抗战得有此人领导，前途光明，胜利有望。”⑨ 而在1943年5月9日，闻一多还与朱自清商量加入國民党一事。据朱自清日记：“一多要我与他同去登记参加国民党，我以未受到邀请为理由拒绝之。莘田给他一份入党申请书。”⑩ 王瑶《念朱自清先生》的纪念文章中也提到此事。关于闻一多加入国民党一事还有其他不同的回忆，但也没有确凿证据否认闻一多要求加入一事。朱自清和王瑶，前者作为闻一多生前好友与当时联大中文系主任，后者作为闻一多颇为欣赏的学生，他们回忆的可信度要更高一些。
从上述相关材料中，我们不难发现，直到1943年上半年，闻一多对国民党、蒋介石有过不满，但并没有厌恶，更没有敌对性的想法。这种情况在10月27日的唐诗课之后，慢慢起了变化，其变化的轨迹在第一部分的10个材料中有相当清晰的反映。需要继续追问的是，排除了《中国之命运》的因素，闻一多思想变化背后的真正原因何在呢？经济因素，抑或性格因素？
从《闻一多年谱长编》中我们不难发现，在1943年之前，闻一多一家生活就已经陷入了困境，困顿到要将自己珍爱的书籍变卖，贫穷到需要带领孩子们到野外抓蝗虫、田鸡来补充营养，物质匮乏到为一块肥皂与数位蛮横的士兵口角。那段艰困的生活给闻一多心理刻下了深深烙印：“一九四四年八月，……我到昆华中学的楼上，找到了他的卧室：摆着两张床，他一只手拿着馒头啃，一只手在磨石章，笑着说：‘这是我的副业——靠小手工业过活。’沉默了半天，终于我说明了来意：‘我以你的学生资格，要求你爱护自己一点，因为今天讲真理的人太少，我们经不起敬爱的长者的损失。’他瞪着眼，半天，泪珠濮濮的掉下来：‘这是做人的态度，……我觉得许多青年人太冷了，……人总有心有血，……我不懂政治，可是到今天我们还要考虑到自己安全吗？我很感激，……可是我还要做人，还有良心……’”{11} 但令人非常吃惊的是，在那段日子里，闻一多并没有表现出对国民党政权、蒋介石思想上的背离，更说不上反对。即使已经穷困到放下读书人架子靠刻章来贴补家用，闻一多还是本着一颗初心，他眼里流出的是源于生活辛酸的赤子之泪，是对生活本能的痛苦反应，还不具备一个民主战士的清醒与自觉的反抗意识。
由此基本可知，经济因素在闻一多思想转变的过程中并不具备决定性的意义，更多的是一种潜在的因素，否则，在此前的几年艰困生活中他早就走上了“异路”。那么，性格是否就是促成其思想转变的重要因由呢？
闻一多出身于乡绅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清华求学十年，可以说，清华就是他的精神家园，形成了他关于世界、关于人生与社会的最为基本的看法。当时的清华文化有三个突出特点：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在这样宽松的文化环境中，闻一多的才华获得了比较充分的发展，除了以美术和诗歌知名外，闻一多还积极投身到校园文化的活动之中，不仅时常在各种重要的校园活动中扮演主要角色，还是著名学生刊物《清华周刊》的编辑。闻一多在清华时期的思想在他当时写的几篇重要文章《清华的出版物与言论家》，《〈清华周刊〉革新底宣言》及《〈清华周刊〉底地位——一个疑问》中有比较清晰的呈现。在《清华的出版物与言论家》中，他说：“人人底脑筋都有受对象的戟刺而起冲动底本能，环境里有这个缺点，我们的脑海里才起这种‘不快感’；……言论里所包含的解决问题底方法，不一定都同环境底需要针锋相对，但社会自有裁判力，决不致盲从，所以取舍言论，是社会底事，连续地接济社会取舍底材料，是言论家底事。”{12} 这段关于言论与社会的关系从容、理性，丝毫没有偏激的意味。在《〈清华周刊〉革新底宣言》中，闻一多则高扬自治的旗帜，树立起理性公正的批评风气：“我们看从前的《周刊》里，冷讥热嘲，怨气冲天，细细推测其来源，无非是不满足于环境，满腔热血，力图改革，又不见实效，于是抑郁而发为愤词疾论而已。……目前校中美的恶的原素方在奋长争霸，《周刊》是舆论底正鹄。正需一种危词谠论，监视着这恶芽，不让他发育。”{13} 可见，闻一多并不支持冷讥热嘲、怨气冲天的愤激之语，而是想办法对其加以抑制。思想的宽容离不开平和的心态，过分偏激的性格自然也无法产生“中庸”之语。
清华时期的闻一多还是学生会负责人，他参加和组织过学生罢课，也与学校发生过争论，但从他自身的言行及同学的评价来看，他都不是一个好斗之人。他这样解释学生会和学校之间的关系：“我们对于我们自主机关学生会，一向都没有信用，没有敬心。……须知学生会是个‘法人’，他的名誉也是不好随意毁败的，他的人格也是不好随意忤辱的。”他还说：“我们常常猜疑某某为政客，某某为流氓，某某为军阀，其实都是我们主观的判断。我们若大家平心静气存点恕道，这些名词根本地都消灭了。其实我是一个人，别人也是一个人，难道我们好别人就那样坏吗？中国人最讲究家族主义。我们若能将对待家人的一种和爱的心境来施及于学校，假定校中人个个都是我们的家人，那就好了。”{14} 存恕道，讲和爱，不用恶意来揣测别人，从中我们看到的仍然是非常平和的闻一多。同样活动频繁，同样作为名人，与西南联大时期相比，青年时期的闻一多给人是一个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印象。从闻一多一生的轨迹来看，清华时期，是奠定其性格与世界观最为关键的阶段。闻一多西南联大时期与青年时期迥异的言行，显然与其青年时期所形成性格之间不具备必然联系。 那么，究竟是什么促成了闻一多思想如此巨大的转变呢？我们回过头来，再仔细考察第一部分所列出的关于闻一多的10个事件，为什么笔者倾向于将1943年的“唐诗课事件”，而不是其它事件作为闻一多转折的关键节点。“唐诗课”最具标志的意义是，闻一多从此打开了观察世界的另一扇窗口，形成了与其它思想沟通与对话的可能。
接触到田间的诗后，闻一多对现实，对民众只是有了一个粗略的认识，还谈不上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将他从混沌与彷徨的中间状态领向了革命之路。1944年6月29日，尚钺与楚图南拜访闻一多。闻一多说自己是卖苦力的，是手工业者，靠刻图章过日子，言语之间对自己的境遇有辛酸与无奈之感。尚钺第二次与华岗去拜访闻一多时，华岗与闻一多的会谈到底谈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不过闻一多之变化却相当明显，闻一多说，他从长沙走到昆明，路中与农民接触，以前对农民不了解，现在感到亲切了。闻一多的话是可信的，从长沙步行至昆明途中，闻一多将沿途风景民俗用绘画记录下来。“十几年没画图画，这回却又打动了兴趣，画了五十几张写生画。打算将来做一篇序，叙述全程的印象，一起印出来作一纪念。画集印出后，我一定先给你们寄回几本。还有一件东西，不久你就会见到，那就是我旅行时的相片。你将来不要笑，因为我已经长了一副极漂亮的胡须。这次临大搬到昆明，搬出好几个胡子，但大家都說只我与冯芝生的最美。”{15} 民族遭此大难的时刻，尽管辗转迁徙，久居大学的闻一多并未感到有多少压力，而是兴致勃勃，谈何深入民间，了解农民？因此，闻一多之目光“下视”，对农民“现在”感到亲切，与华岗的“启蒙”不无关系。
“年谱长编”在详细记述了尚钺、华岗与闻一多的两次见面后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是先生政治生活发生巨大转变的重要阶段。”{16} 西南文化研究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该会为华岗、周新民、楚图南、尚钺等人秘密组织，实际上是学习讨论会。华岗、楚图南、尚钺等都是中共党员，华岗还是中共南方局特派到昆明做统战工作的。西南文化研究会的学习内容“时事性”非常强。吴晗在《拍案而起的闻一多》中，记述了当时西南文化研究会的一些活动：“我们一些人秘密组织一个座谈会，成员有十几个人，其中有一两个是共产党员。座谈的目的是学习党的政策和分析时事，计划斗争。地点有时在一家花园里，有时雇一条船，到滇池漫游。在这些会上，我们初步知道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统一战线政策、个人和集体的关系等等道理。以后我们又得到《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等党的文献和《新华日报》、《群众》等刊物，如饥似渴地抢着读，对政治的认识便日渐提高了。”{17} 华岗的“启蒙”与在西南文化研究会的学习，闻一多知道了“更多”，知道了教授之外，还有“老百姓”。
1944年秋的一天下午，共产党员刘浩和张光年拜访了闻一多。刘浩这样回忆那天的交谈情形：“我和闻先生很亲切地畅谈了大约两小时，向他介绍了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我党的主张，同时讲了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对日妥协、准备反共等情况。……闻先生说他在黑暗中探索了半辈子，现在才看到中国的光明之路就是共产党指明的道路，他愿为此奋斗不息。闻先生还说有人邀他参加民盟，他正在考虑他参加民盟好不好，他想参加民盟不如参加共产党。我对闻先生说，参加民盟更方便活动，有利于推进民主运动。此后不久，我奉调回重庆南方局，曾把闻先生这些情况，向董老作过汇报。”{18} 闻一多后来的所有活动，其主轴基本上都与此有关，如同年12月中旬，与吴晗等一起筹组“民主青年同盟”；12月27日，出席自由论坛社主办的“中国的出路”座谈会；1945年8月14日，同207人联名发表《告国际友人书》，呼吁国际友人共同支持中国人民建立新的中国；1946年5月4日，缺席联大最后一届结业典礼赴云南大学出席“五四”纪念会及青年运动检讨会，在会上与学生共同讨论了青年运动的任务、民主革命的意义、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政治斗争等问题。至此，我们已经基本能够确认，中国共产党的引导，才是闻一多由学者转化为斗士的关键。
三
在《最后一次讲演》中，闻一多说，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闻一多是真正的知行合一者、理想的追求者、道德的完美主义者。他殉难一周年时，生前好友张奚若这样评价他：“在你的朋友中，谁能像你将服膺半生的自由思想和道德观念，在一旦觉醒之后，认为只是某一阶级的偏见而并非永恒的真理，弃之唯恐不尽，攻之惟恐不力！……假如你没有死，你今日是否还能耐心地守着原有的岗位？假如你要离开原有的岗位，除过更向前，还有别的方向吗？”{19} 张奚若为读者描绘了一个嫉恶如仇、急切、勇往直前的前行者闻一多。但是，这个前行者闻一多与作为学者的闻一多，给人感觉似乎并不十分谐和。
1946年4月14日下午，西南联大昆明校友会为欢送母校师生举行校友话别会，参会的有60余名教授与200余名学生。发言中，许多人赞扬联大学术自由精神，闻一多却尖锐批评联大的教育作风：
从前，我们都在北平住过很长时间，那时候，研究学术的条件很好，日子也过得非常舒服。我们在那里读书，教书，做研究工作，说起来总算多多少少做过一些事情，对大家做过的事情也都很满意。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工作，当时的生活，好像都很不对头。说实话，我是不满意过去三校的作风的。我希望过去的就让它永远成为过去，三校今后应该继承和发扬这几年来联大的精神：爱民主，爱人民，开创一幅新面貌！
北大、清华、南开，都是有名的大学，确实为国家培养了一些人才，这几年三校合在一起，在艰难的条件下，一直坚持勤学苦读的精神，相信也会出一些人才的。特别是联大成了著名的“民主堡垒”，在大后方的民主运动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二·一”运动更是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所有这些，我们大家都有深刻的印象。今天我想说的是，这三个大学都和美国关系很密切，我们都是在美国式的教育里培养出来的，固然也可以学得一些知识和技术，但是经过这八年的检验，可以说，过去受的美国教育实在太坏了。它教育我们只顾自己，脱离人民，不顾国家民族，这就是所谓的个人主义吧，几乎害了我一辈子！…… {20} 第一段中，闻一多明确否认自己过去在清华的学习、教学、研究生活，而赞扬联大的“爱民主”、“爱人民”的作风。第二段里，他进一步将“视点”聚焦在“民主”上，而后又否认自己所受的美国教育，指责美国教育太坏。闻一多反复强调的所谓“民主”，其实正是美国教育与文化中的一个核心理念，而他本人所以能在西南联大自由言行，不正是充分享受着联大美国式民主自由的结果吗？
实际上，在闻一多思想与内心深处，十年清华与三年留美生活戳有的印记无法也不可能被随意抹去，只要有机会，它就会偶露峥嵘，西南联大话别会上是如此，在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所作讲演也是如此。这是个即兴讲演，闻一多不仅高度赞扬了美国的开明、新闻自由，也高度赞扬了司徒雷登，称颂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可亲的学者，而司徒雷登是美国人，接受的完全是美国教育！这个赞美是脱口而出、无意识的，它表明，闻一多骨子里是认可美国式民主的。那么，他先前明确否定自己所受的美国教育，认为它太坏，几乎害了自己一辈子，又作何解释？这个问题值得人们深思。
梅贻琦在1945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曾对闻一多有一个评价，他说：“一多实一理想革命家，其见解、言论可以煽动，未必切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耳。”{21} 谢泳对闻一多的评析更为详细：“闻一多是真正的诗人，他只对理想的政治生活感兴趣，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参与。他最终和他所处的时代发生了那么大的冲突，就是因为他对现实的看法太理想化。他多年在平静的大学和知识分子当中生活，很少接触实际政治，即使是在20世纪40年代所热心的那些政治活动，他也是以理想和单纯的态度对待的，他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只为他的理想而奋斗，他也并非为某一个具体的政治团体的利益才那么勇敢，虽然因了时代的特殊变化，他的为理想而奋斗的激情和勇气恰好与某个政治团体的目的相吻合，而这个政治团体对于现实的政治的目的非常清楚，他们有自己预设的政治理想，为了实现这些理想，因此他们欢迎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并不真正了解闻一多是反对一切独裁和专制制度，而非只反对这个专制而不反对那个专制。”{22}梅贻琦和谢泳的评价可谓切中了闻一多西南联大后期各种表现的关键，因为理想的执着产生了盲目，因了书斋的局限产生了不切实际，因了外界的刺激产生了狂热、失去了应有的冷静与鉴别能力。
闻一多一生从未走出过大学校园，更没有真正深入过民间，体察过民众疾苦，了解过民众需求。他所有关于现实的认识一是来源于自己的生活感受，一是来源于加入西南文化研究会后的学习所得。生活感受方面，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自身日益困窘的经济状况，另一是日益高涨的学生民主运动，它们引发了闻一多对现实的不满，也激发了他意识深处关于民主的政治理想诉求。至于学习，鉴于西南文化研究会和民盟政治团体的实际性质，其学习内容基本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文献与领袖讲话。故而，聞一多关于社会的理论认识实际上是以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的基本论述为基础的。至于中共关于社会、关于民主等理论与自己所追求、所理解的社会与民主有无区别，时代的大环境及种种因素的促使下，闻一多没有余暇也从未真正去思考过。
楚图南在《记和华岗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日子》中，谈到他们对闻一多认识的转变：“当时，我们当中一些同志对争取团结像闻一多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有些偏见的，认为他早年站在新月派一边，信奉过国家主义。到了云南，又钻进小楼，醉心于经史楚辞的研究。像他这样的人，能和我们走到一起来吗？就在这时，华岗同志给我们看过周恩来的亲笔信，信的大意是：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是反抗的，他们也在探索，在找出路，而且他们在学术界、在青年学生中，还是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的，所以应该争取他们，团结他们。这样，周恩来同志实际上就委婉地批评和规劝了我们之中对闻一多等人不全面的看法，用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教育和提高了我们。正是这样，我们和闻一多先生的接触多了起来，逐渐地了解他。在一定的时机我去看他，向他表明，有一位中共方面的朋友来看他。闻一多立即热情地表示欢迎，甚至还急不可待地想会见这位朋友。这以后，华岗同志和闻一多之间有过多次开诚布公地促膝长谈。在闻一多长期的徘徊苦闷之后，他找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23} 闻一多找到了“光明”之后，勇往直前，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个“光明”与自己心中所追求的光明有何不同。
李公朴被暗杀后，昆明到处在传着黑名单一事，而闻一多就是黑名单上的第二号暗杀对象，不少友人、学生叮嘱他少开会，勿刺激，须镇静，闻一多听后不以为然。
7月15日一大早，又有朋友来信，说黑名单的事绝对可靠，请闻一多千万小心。闻说：“事已至此，我不出去，什么事都不能进行，怎么对得起死者。假如因为反动派的一枪，就畏缩不前，放下民主工作，以后谁还愿意参加民主运动，谁还信赖为民主工作的人？”{24}
当时，中共地下党也派人通知闻一多注意隐蔽。闻立雕说：“就在这个当口，昆明市学联主席吴显钺受中共地下省工委书记郑伯克的特别指派，前来转达党的意见，要父亲立即转移，隐蔽。父亲与吴显钺常有接触，但不知他是地下党员，误以为他前来仅仅是出于学生对老师的关心，吴显钺则受组织纪律的约束也不便亮出自己真实身份，结果父亲仅仅对吴的好意表示了深深的感谢，但是，拒绝隐蔽，转移。他说：‘我们很多人溃退了，我不能像他们一样，我要坚持战斗。’郑伯克听了吴的汇报，一时也无可奈何，只好叮嘱云南大学的党支部和在民盟工作的党员多多关注父亲的安全，防止发生意外。”{25}
从书斋到广场，闻一多的人生无疑是丰富、壮美的，但从整个人生看，它给人们的启示无疑是多方面的。假如闻一多还活着，会怎么想？但是，历史没有假如。
注释：
①②⑥{22} 谢泳：《闻一多的18个细节》，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161、118、160、113页。
③④⑤⑦⑧⑨⑩{12}{13}{14}{16}{18}{20} 闻黎明、侯菊坤编： 《闻一多年谱长编》（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93、593、560—593、580、583、581、102、116、146、633、668、872、935页。
{11} 王一：《哭闻一多先生》，《新华日报》1946年7月25日。
{15} 闻一多：《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5页。
{17} 吴晗：《拍案而起的闻一多》，《人民日报》1960年12月1日。
{19} 张奚若：《一多先生死难一周年纪念》，《清华周刊》社编：《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特刊》，第49页。
{21} 参见《近代史资料》总70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4页。.
{23} 楚图南：《记和华岗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日子》，《文史哲》1980年第4期。
{24} 高真：《一多牺牲前后纪实》，《闻一多纪念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83页。
{25} 闻立雕：《红烛：我的父亲闻一多》，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页。
作者简介：周建华，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江西赣州，341000；陈昶，复旦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上海，200433。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闻一多；西南联大；经济；性格；中国共产党；思想转变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5-0079-06
1946年7月15日，随着一阵枪声，闻一多倒在了昆明西仓坡离家一步之遥的巷内，走完了不足48年的人生旅程。从书斋到街头，从学者到斗士，西南联大的8年，闻一多在思想上、行动上产生了巨大转变，其民主战士形象也定格于此。许多同时代在政治上认可闻一多的人都强调了这一点。但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他们的那些评价，并没有告诉人们一个真正的闻一多”，“其实，闻一多是反对一切专制的……闻一多是知识分子的闻一多”。① 西南联大8年，作为知识分子的闻一多思想与行为转变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复杂性？
一
1943年是闻一多思想产生转变的关键一年。谢泳认为：“闻一多思想真正发生变化是在1943年以后。”② 那一年，在闻一多循规蹈矩的教学生涯里，同样发生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1943年暑假结束前，朱自清结束探亲，从成都回到昆明，同时带回一本解放区出版的诗集，其中有田间的一些诗。由此，闻一多第一次接触到解放区的新诗，受到极大震撼。同年10月27日，闻一多在秋季开学后的第一堂唐诗课上用整堂课大讲田间的诗，并在稍后的11月3日发表的《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中给这个时代取名“鼓手时代”。闻一多说：“这堂课，我介绍这时代的诗。它有着不同于旧时代的旋律，你可以看见他活動的，健全的姿态。文学和时代要跑得一般快……”③ 以至“这位沉默了许久的《死水》作者，突然欣赏起田间来，大家都觉得惊奇”④。对闻一多来说，这也是一个惊奇，而且是他带给人们系列惊奇的一个开始。
笔者认为，“唐诗课事件”在闻一多联大时期的思想发展中具有标志性的转折意义：一是他开始走出书斋，放眼现实；二是功利取代审美，将文学从艺术的宫殿里拉回现实之斗争生活中；三是长期隐匿于内心深处之性格偏激的一面被激活，化为主导主人公日后行为的强大力量。闻一多后来的系列活动可以为此做出一些解释：
1943年11月，励志社主持的军委会战地服务团译员训练班设立，闻一多担任讲师，曾以《共产党宣言》为英汉互译教材。
1944年3月1日，发表《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该文以史论今，认为家族主义妨碍民族主义的发展，应当改变儒家“孝”的家族主义观念，走民族主义的路。
1944年5月8日，五月四日流产的五四文艺晚会重开，闻一多演讲后经整理成《新文艺与文学遗产》，宣称五四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要科学、民主就要打倒孔家店、封建势力。
1944年6月29日前后，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该会为华岗、周新民、楚图南、尚钺等人秘密组织（华岗等实为中国共产党员）。
1944年7月7日，出席西南联大壁报协会，云大、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三校学生自治会联合举办的“时事座谈会”。闻一多讲话，提出：“因此我了解到所谓研究学问是吃饱喝够的人的玩意儿，而老百姓要争的首先是吃和喝。”
1944年秋，中共地下党员刘浩在张光年陪同下看望闻一多，会谈约两小时。刘浩回忆说：“闻先生很激动地说国民党专制腐败，没有希望，中国的事情完全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在刘浩的分析劝说下，同年秋，闻一多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刘为了闻更好地展开民主工作，劝闻加入民盟）。
1944年12月中旬，与吴晗一起，邀洪德铭、陈定侯、王念平等座谈，商谈筹组“民主青年同盟”。
1944年12月27日，出席自由论坛社主办的“中国的出路”座谈会。出席者有张奚若、罗隆基、王赣愚、吴晗等人。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西南联大宣告结束。闻一多没有参加结业典礼，而是赴云南大学出席“五四”纪念会及青年运动检讨会。在会上，闻一多与学生共同讨论了青年运动的任务，民主革命的意义、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政治斗争等问题。
1946年7月15日，出席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作“最后一次讲演”，会后返家途中遭枪杀，身亡。⑤
这里选取了1943年11月到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遭暗杀期限间的10个事件。前三个事件，多属以学者身份参与的“学术”活动，尽管与反封建、家国关怀等联系较密，却也不减书卷气与学术味，尚不失一个学者的身份。从第4个事件，即加入西南文化研究会始，闻一多的思想与言行明显有了变化，其活动的社会性、组织性变强了。1946年5月4日，闻一多缺席西南联大的结业典礼，去了云南大学出席“五四”纪念会和青年运动检讨会，教授的闻一多与战士的闻一多开始了身份的转换。
有学者在论及闻一多惨遭暗杀时说：“闻一多参加民盟后，对民主运动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在他被暗杀之前，昆明发生的几乎所有民主运动中，闻一多都是主要的参加者。”⑥ 这个概括并非虚言，闻一多参加民主同盟前后的活动有较为明显的区别。加入民盟前，闻一多已经在不断突破“新月”时期书斋生活的视野局限，“学以致用”、“家国关怀”逐渐成为其思考与行为的常用语汇。刘浩能够打动闻一多，并劝说他加入民盟，是闻一多思想发展之顺理成章基础上的更上层楼。加入民盟后，闻一多的思想、行为更为激进，逐渐地在“革命化”、“战士化”，与一个知识分子的距离渐行渐远。从“唐诗课事件”，到加入西南文化研究会再到加入民盟，闻一多思想与行为变化有一条清晰的发展轨迹，闻一多身上，清华时期知识分子理性、冷静、善于思考、敏于鉴别的特性逐渐变化为情绪的焦灼与简单的狂热，实质上这是他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日益失望、不满，日积月累终至爆发的一个结果。 二
1943年在闻一多的各项活动中，除了“唐诗课事件”，还有两个事件值得记取，在一些学者眼里，它们的发生是闻一多思想发生转变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并不尽然。这两个事件，一是1943年3月22日，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在昆明开始发售，国民政府规定每人必须阅读。二是同年6月16日，教育部代表刘健群来到昆明，同时携带一份“部颁中国文学系课程安排”，打算将大学中文系教材统一在国民党控制之下。关于《中国之命运》，闻一多读后很是反感，对于有着十年清华求学经历和接受了五四运动洗礼的闻一多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他说：“《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⑦“课程安排事件”貌似普通的教材问题，实质上是《中国之命运》思想的进一步落实，自然遭到了闻一多和教授们同样的反对。“大学里的课程，甚至教材都要规定，这是陈立夫做了教育部长后才有的现象。这些花样引起了教授中普遍的反感。”⑧ 尽管闻一多对蒋介石、陈立夫的做法反感，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对国民党政权整体上的正面观感。就在前一年，闻一多对国民党抗战还充满信心，对蒋介石也褒奖有加：“此人一生经历了多次艰难曲折，西安事变时冷静沉着，化险为夷，人格伟大感人，抗战得有此人领导，前途光明，胜利有望。”⑨ 而在1943年5月9日，闻一多还与朱自清商量加入國民党一事。据朱自清日记：“一多要我与他同去登记参加国民党，我以未受到邀请为理由拒绝之。莘田给他一份入党申请书。”⑩ 王瑶《念朱自清先生》的纪念文章中也提到此事。关于闻一多加入国民党一事还有其他不同的回忆，但也没有确凿证据否认闻一多要求加入一事。朱自清和王瑶，前者作为闻一多生前好友与当时联大中文系主任，后者作为闻一多颇为欣赏的学生，他们回忆的可信度要更高一些。
从上述相关材料中，我们不难发现，直到1943年上半年，闻一多对国民党、蒋介石有过不满，但并没有厌恶，更没有敌对性的想法。这种情况在10月27日的唐诗课之后，慢慢起了变化，其变化的轨迹在第一部分的10个材料中有相当清晰的反映。需要继续追问的是，排除了《中国之命运》的因素，闻一多思想变化背后的真正原因何在呢？经济因素，抑或性格因素？
从《闻一多年谱长编》中我们不难发现，在1943年之前，闻一多一家生活就已经陷入了困境，困顿到要将自己珍爱的书籍变卖，贫穷到需要带领孩子们到野外抓蝗虫、田鸡来补充营养，物质匮乏到为一块肥皂与数位蛮横的士兵口角。那段艰困的生活给闻一多心理刻下了深深烙印：“一九四四年八月，……我到昆华中学的楼上，找到了他的卧室：摆着两张床，他一只手拿着馒头啃，一只手在磨石章，笑着说：‘这是我的副业——靠小手工业过活。’沉默了半天，终于我说明了来意：‘我以你的学生资格，要求你爱护自己一点，因为今天讲真理的人太少，我们经不起敬爱的长者的损失。’他瞪着眼，半天，泪珠濮濮的掉下来：‘这是做人的态度，……我觉得许多青年人太冷了，……人总有心有血，……我不懂政治，可是到今天我们还要考虑到自己安全吗？我很感激，……可是我还要做人，还有良心……’”{11} 但令人非常吃惊的是，在那段日子里，闻一多并没有表现出对国民党政权、蒋介石思想上的背离，更说不上反对。即使已经穷困到放下读书人架子靠刻章来贴补家用，闻一多还是本着一颗初心，他眼里流出的是源于生活辛酸的赤子之泪，是对生活本能的痛苦反应，还不具备一个民主战士的清醒与自觉的反抗意识。
由此基本可知，经济因素在闻一多思想转变的过程中并不具备决定性的意义，更多的是一种潜在的因素，否则，在此前的几年艰困生活中他早就走上了“异路”。那么，性格是否就是促成其思想转变的重要因由呢？
闻一多出身于乡绅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清华求学十年，可以说，清华就是他的精神家园，形成了他关于世界、关于人生与社会的最为基本的看法。当时的清华文化有三个突出特点：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在这样宽松的文化环境中，闻一多的才华获得了比较充分的发展，除了以美术和诗歌知名外，闻一多还积极投身到校园文化的活动之中，不仅时常在各种重要的校园活动中扮演主要角色，还是著名学生刊物《清华周刊》的编辑。闻一多在清华时期的思想在他当时写的几篇重要文章《清华的出版物与言论家》，《〈清华周刊〉革新底宣言》及《〈清华周刊〉底地位——一个疑问》中有比较清晰的呈现。在《清华的出版物与言论家》中，他说：“人人底脑筋都有受对象的戟刺而起冲动底本能，环境里有这个缺点，我们的脑海里才起这种‘不快感’；……言论里所包含的解决问题底方法，不一定都同环境底需要针锋相对，但社会自有裁判力，决不致盲从，所以取舍言论，是社会底事，连续地接济社会取舍底材料，是言论家底事。”{12} 这段关于言论与社会的关系从容、理性，丝毫没有偏激的意味。在《〈清华周刊〉革新底宣言》中，闻一多则高扬自治的旗帜，树立起理性公正的批评风气：“我们看从前的《周刊》里，冷讥热嘲，怨气冲天，细细推测其来源，无非是不满足于环境，满腔热血，力图改革，又不见实效，于是抑郁而发为愤词疾论而已。……目前校中美的恶的原素方在奋长争霸，《周刊》是舆论底正鹄。正需一种危词谠论，监视着这恶芽，不让他发育。”{13} 可见，闻一多并不支持冷讥热嘲、怨气冲天的愤激之语，而是想办法对其加以抑制。思想的宽容离不开平和的心态，过分偏激的性格自然也无法产生“中庸”之语。
清华时期的闻一多还是学生会负责人，他参加和组织过学生罢课，也与学校发生过争论，但从他自身的言行及同学的评价来看，他都不是一个好斗之人。他这样解释学生会和学校之间的关系：“我们对于我们自主机关学生会，一向都没有信用，没有敬心。……须知学生会是个‘法人’，他的名誉也是不好随意毁败的，他的人格也是不好随意忤辱的。”他还说：“我们常常猜疑某某为政客，某某为流氓，某某为军阀，其实都是我们主观的判断。我们若大家平心静气存点恕道，这些名词根本地都消灭了。其实我是一个人，别人也是一个人，难道我们好别人就那样坏吗？中国人最讲究家族主义。我们若能将对待家人的一种和爱的心境来施及于学校，假定校中人个个都是我们的家人，那就好了。”{14} 存恕道，讲和爱，不用恶意来揣测别人，从中我们看到的仍然是非常平和的闻一多。同样活动频繁，同样作为名人，与西南联大时期相比，青年时期的闻一多给人是一个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印象。从闻一多一生的轨迹来看，清华时期，是奠定其性格与世界观最为关键的阶段。闻一多西南联大时期与青年时期迥异的言行，显然与其青年时期所形成性格之间不具备必然联系。 那么，究竟是什么促成了闻一多思想如此巨大的转变呢？我们回过头来，再仔细考察第一部分所列出的关于闻一多的10个事件，为什么笔者倾向于将1943年的“唐诗课事件”，而不是其它事件作为闻一多转折的关键节点。“唐诗课”最具标志的意义是，闻一多从此打开了观察世界的另一扇窗口，形成了与其它思想沟通与对话的可能。
接触到田间的诗后，闻一多对现实，对民众只是有了一个粗略的认识，还谈不上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将他从混沌与彷徨的中间状态领向了革命之路。1944年6月29日，尚钺与楚图南拜访闻一多。闻一多说自己是卖苦力的，是手工业者，靠刻图章过日子，言语之间对自己的境遇有辛酸与无奈之感。尚钺第二次与华岗去拜访闻一多时，华岗与闻一多的会谈到底谈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不过闻一多之变化却相当明显，闻一多说，他从长沙走到昆明，路中与农民接触，以前对农民不了解，现在感到亲切了。闻一多的话是可信的，从长沙步行至昆明途中，闻一多将沿途风景民俗用绘画记录下来。“十几年没画图画，这回却又打动了兴趣，画了五十几张写生画。打算将来做一篇序，叙述全程的印象，一起印出来作一纪念。画集印出后，我一定先给你们寄回几本。还有一件东西，不久你就会见到，那就是我旅行时的相片。你将来不要笑，因为我已经长了一副极漂亮的胡须。这次临大搬到昆明，搬出好几个胡子，但大家都說只我与冯芝生的最美。”{15} 民族遭此大难的时刻，尽管辗转迁徙，久居大学的闻一多并未感到有多少压力，而是兴致勃勃，谈何深入民间，了解农民？因此，闻一多之目光“下视”，对农民“现在”感到亲切，与华岗的“启蒙”不无关系。
“年谱长编”在详细记述了尚钺、华岗与闻一多的两次见面后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是先生政治生活发生巨大转变的重要阶段。”{16} 西南文化研究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该会为华岗、周新民、楚图南、尚钺等人秘密组织，实际上是学习讨论会。华岗、楚图南、尚钺等都是中共党员，华岗还是中共南方局特派到昆明做统战工作的。西南文化研究会的学习内容“时事性”非常强。吴晗在《拍案而起的闻一多》中，记述了当时西南文化研究会的一些活动：“我们一些人秘密组织一个座谈会，成员有十几个人，其中有一两个是共产党员。座谈的目的是学习党的政策和分析时事，计划斗争。地点有时在一家花园里，有时雇一条船，到滇池漫游。在这些会上，我们初步知道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统一战线政策、个人和集体的关系等等道理。以后我们又得到《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等党的文献和《新华日报》、《群众》等刊物，如饥似渴地抢着读，对政治的认识便日渐提高了。”{17} 华岗的“启蒙”与在西南文化研究会的学习，闻一多知道了“更多”，知道了教授之外，还有“老百姓”。
1944年秋的一天下午，共产党员刘浩和张光年拜访了闻一多。刘浩这样回忆那天的交谈情形：“我和闻先生很亲切地畅谈了大约两小时，向他介绍了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我党的主张，同时讲了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对日妥协、准备反共等情况。……闻先生说他在黑暗中探索了半辈子，现在才看到中国的光明之路就是共产党指明的道路，他愿为此奋斗不息。闻先生还说有人邀他参加民盟，他正在考虑他参加民盟好不好，他想参加民盟不如参加共产党。我对闻先生说，参加民盟更方便活动，有利于推进民主运动。此后不久，我奉调回重庆南方局，曾把闻先生这些情况，向董老作过汇报。”{18} 闻一多后来的所有活动，其主轴基本上都与此有关，如同年12月中旬，与吴晗等一起筹组“民主青年同盟”；12月27日，出席自由论坛社主办的“中国的出路”座谈会；1945年8月14日，同207人联名发表《告国际友人书》，呼吁国际友人共同支持中国人民建立新的中国；1946年5月4日，缺席联大最后一届结业典礼赴云南大学出席“五四”纪念会及青年运动检讨会，在会上与学生共同讨论了青年运动的任务、民主革命的意义、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政治斗争等问题。至此，我们已经基本能够确认，中国共产党的引导，才是闻一多由学者转化为斗士的关键。
三
在《最后一次讲演》中，闻一多说，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闻一多是真正的知行合一者、理想的追求者、道德的完美主义者。他殉难一周年时，生前好友张奚若这样评价他：“在你的朋友中，谁能像你将服膺半生的自由思想和道德观念，在一旦觉醒之后，认为只是某一阶级的偏见而并非永恒的真理，弃之唯恐不尽，攻之惟恐不力！……假如你没有死，你今日是否还能耐心地守着原有的岗位？假如你要离开原有的岗位，除过更向前，还有别的方向吗？”{19} 张奚若为读者描绘了一个嫉恶如仇、急切、勇往直前的前行者闻一多。但是，这个前行者闻一多与作为学者的闻一多，给人感觉似乎并不十分谐和。
1946年4月14日下午，西南联大昆明校友会为欢送母校师生举行校友话别会，参会的有60余名教授与200余名学生。发言中，许多人赞扬联大学术自由精神，闻一多却尖锐批评联大的教育作风：
从前，我们都在北平住过很长时间，那时候，研究学术的条件很好，日子也过得非常舒服。我们在那里读书，教书，做研究工作，说起来总算多多少少做过一些事情，对大家做过的事情也都很满意。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工作，当时的生活，好像都很不对头。说实话，我是不满意过去三校的作风的。我希望过去的就让它永远成为过去，三校今后应该继承和发扬这几年来联大的精神：爱民主，爱人民，开创一幅新面貌！
北大、清华、南开，都是有名的大学，确实为国家培养了一些人才，这几年三校合在一起，在艰难的条件下，一直坚持勤学苦读的精神，相信也会出一些人才的。特别是联大成了著名的“民主堡垒”，在大后方的民主运动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二·一”运动更是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所有这些，我们大家都有深刻的印象。今天我想说的是，这三个大学都和美国关系很密切，我们都是在美国式的教育里培养出来的，固然也可以学得一些知识和技术，但是经过这八年的检验，可以说，过去受的美国教育实在太坏了。它教育我们只顾自己，脱离人民，不顾国家民族，这就是所谓的个人主义吧，几乎害了我一辈子！…… {20} 第一段中，闻一多明确否认自己过去在清华的学习、教学、研究生活，而赞扬联大的“爱民主”、“爱人民”的作风。第二段里，他进一步将“视点”聚焦在“民主”上，而后又否认自己所受的美国教育，指责美国教育太坏。闻一多反复强调的所谓“民主”，其实正是美国教育与文化中的一个核心理念，而他本人所以能在西南联大自由言行，不正是充分享受着联大美国式民主自由的结果吗？
实际上，在闻一多思想与内心深处，十年清华与三年留美生活戳有的印记无法也不可能被随意抹去，只要有机会，它就会偶露峥嵘，西南联大话别会上是如此，在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所作讲演也是如此。这是个即兴讲演，闻一多不仅高度赞扬了美国的开明、新闻自由，也高度赞扬了司徒雷登，称颂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可亲的学者，而司徒雷登是美国人，接受的完全是美国教育！这个赞美是脱口而出、无意识的，它表明，闻一多骨子里是认可美国式民主的。那么，他先前明确否定自己所受的美国教育，认为它太坏，几乎害了自己一辈子，又作何解释？这个问题值得人们深思。
梅贻琦在1945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曾对闻一多有一个评价，他说：“一多实一理想革命家，其见解、言论可以煽动，未必切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耳。”{21} 谢泳对闻一多的评析更为详细：“闻一多是真正的诗人，他只对理想的政治生活感兴趣，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参与。他最终和他所处的时代发生了那么大的冲突，就是因为他对现实的看法太理想化。他多年在平静的大学和知识分子当中生活，很少接触实际政治，即使是在20世纪40年代所热心的那些政治活动，他也是以理想和单纯的态度对待的，他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只为他的理想而奋斗，他也并非为某一个具体的政治团体的利益才那么勇敢，虽然因了时代的特殊变化，他的为理想而奋斗的激情和勇气恰好与某个政治团体的目的相吻合，而这个政治团体对于现实的政治的目的非常清楚，他们有自己预设的政治理想，为了实现这些理想，因此他们欢迎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并不真正了解闻一多是反对一切独裁和专制制度，而非只反对这个专制而不反对那个专制。”{22}梅贻琦和谢泳的评价可谓切中了闻一多西南联大后期各种表现的关键，因为理想的执着产生了盲目，因了书斋的局限产生了不切实际，因了外界的刺激产生了狂热、失去了应有的冷静与鉴别能力。
闻一多一生从未走出过大学校园，更没有真正深入过民间，体察过民众疾苦，了解过民众需求。他所有关于现实的认识一是来源于自己的生活感受，一是来源于加入西南文化研究会后的学习所得。生活感受方面，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自身日益困窘的经济状况，另一是日益高涨的学生民主运动，它们引发了闻一多对现实的不满，也激发了他意识深处关于民主的政治理想诉求。至于学习，鉴于西南文化研究会和民盟政治团体的实际性质，其学习内容基本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文献与领袖讲话。故而，聞一多关于社会的理论认识实际上是以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的基本论述为基础的。至于中共关于社会、关于民主等理论与自己所追求、所理解的社会与民主有无区别，时代的大环境及种种因素的促使下，闻一多没有余暇也从未真正去思考过。
楚图南在《记和华岗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日子》中，谈到他们对闻一多认识的转变：“当时，我们当中一些同志对争取团结像闻一多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有些偏见的，认为他早年站在新月派一边，信奉过国家主义。到了云南，又钻进小楼，醉心于经史楚辞的研究。像他这样的人，能和我们走到一起来吗？就在这时，华岗同志给我们看过周恩来的亲笔信，信的大意是：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是反抗的，他们也在探索，在找出路，而且他们在学术界、在青年学生中，还是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的，所以应该争取他们，团结他们。这样，周恩来同志实际上就委婉地批评和规劝了我们之中对闻一多等人不全面的看法，用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教育和提高了我们。正是这样，我们和闻一多先生的接触多了起来，逐渐地了解他。在一定的时机我去看他，向他表明，有一位中共方面的朋友来看他。闻一多立即热情地表示欢迎，甚至还急不可待地想会见这位朋友。这以后，华岗同志和闻一多之间有过多次开诚布公地促膝长谈。在闻一多长期的徘徊苦闷之后，他找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23} 闻一多找到了“光明”之后，勇往直前，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个“光明”与自己心中所追求的光明有何不同。
李公朴被暗杀后，昆明到处在传着黑名单一事，而闻一多就是黑名单上的第二号暗杀对象，不少友人、学生叮嘱他少开会，勿刺激，须镇静，闻一多听后不以为然。
7月15日一大早，又有朋友来信，说黑名单的事绝对可靠，请闻一多千万小心。闻说：“事已至此，我不出去，什么事都不能进行，怎么对得起死者。假如因为反动派的一枪，就畏缩不前，放下民主工作，以后谁还愿意参加民主运动，谁还信赖为民主工作的人？”{24}
当时，中共地下党也派人通知闻一多注意隐蔽。闻立雕说：“就在这个当口，昆明市学联主席吴显钺受中共地下省工委书记郑伯克的特别指派，前来转达党的意见，要父亲立即转移，隐蔽。父亲与吴显钺常有接触，但不知他是地下党员，误以为他前来仅仅是出于学生对老师的关心，吴显钺则受组织纪律的约束也不便亮出自己真实身份，结果父亲仅仅对吴的好意表示了深深的感谢，但是，拒绝隐蔽，转移。他说：‘我们很多人溃退了，我不能像他们一样，我要坚持战斗。’郑伯克听了吴的汇报，一时也无可奈何，只好叮嘱云南大学的党支部和在民盟工作的党员多多关注父亲的安全，防止发生意外。”{25}
从书斋到广场，闻一多的人生无疑是丰富、壮美的，但从整个人生看，它给人们的启示无疑是多方面的。假如闻一多还活着，会怎么想？但是，历史没有假如。
注释：
①②⑥{22} 谢泳：《闻一多的18个细节》，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161、118、160、113页。
③④⑤⑦⑧⑨⑩{12}{13}{14}{16}{18}{20} 闻黎明、侯菊坤编： 《闻一多年谱长编》（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93、593、560—593、580、583、581、102、116、146、633、668、872、935页。
{11} 王一：《哭闻一多先生》，《新华日报》1946年7月25日。
{15} 闻一多：《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5页。
{17} 吴晗：《拍案而起的闻一多》，《人民日报》1960年12月1日。
{19} 张奚若：《一多先生死难一周年纪念》，《清华周刊》社编：《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特刊》，第49页。
{21} 参见《近代史资料》总70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4页。.
{23} 楚图南：《记和华岗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日子》，《文史哲》1980年第4期。
{24} 高真：《一多牺牲前后纪实》，《闻一多纪念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83页。
{25} 闻立雕：《红烛：我的父亲闻一多》，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页。
作者简介：周建华，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江西赣州，341000；陈昶，复旦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上海，200433。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