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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仿佛在走一个轮回：土司的后代当上共产党的书记。但齐扎拉认为：“现在的领导，不是统治者了。统治者，命令大家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就可以了，而现在的领导是治理者。它需要从人治走向法治，从人文的精神形成大家共同的民族觉醒。”
1968那一年，10岁的藏族少年齐扎拉失去了父亲。
父亲齐世昌，时任中共云南省中甸(今香格里拉)县工委副书记。那一年，“文革”的浪潮汹涌而来，齐世昌未能幸免。他被打倒、批斗，工资也被扣发。
齐世昌本来觉得，这场运动一过，一切都会好的。一直忙于工作的他，这才注意到，家里只有一头奶牛。他说，等运动完了工资发下来，要给家里再买几头，让孩子们都有足够的营养。
但是，“文革”运动越来越充满了火药味。齐世昌不但被人贴大字报批判、批斗，而且遭到毒打。虽然中甸距北京有3000多公里之遥，但在这个有世外桃源美称的边地小城，“文革”运动却来得严酷暴烈。在看到了一位老土司被活活打死并被拖尸游街后，齐世昌决定，不再这样屈辱地活下去了。
这一天，齐扎拉本应在家陪伴父亲。但是家里的柴火没了，他要出门捡柴。临出门前，父亲问他，家里的笔放在哪。齐扎拉后来回想，那是父亲要写遗书用。
等到齐扎拉捡柴回来，他与父亲已经阴阳两隔。父亲悬梁自尽了。
父亲齐世昌
齐世昌在“文革”中的罪名，除了“走资派”外，还因为他是土司的儿子。
在滇、川、藏交界处的广大地区，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实行土司制度。而中甸一带，由齐姓、松姓、刘姓等几个大土司来统治。在民国年代，国民政府虽然也在中甸任命县长，但县长想推行点什么政令，仍然要靠土司。齐世昌就是齐家土司的长子。
为了让齐世昌能更好地继承家业，家里把他送到丽江读书，齐世昌进了丽江国立师范学校。齐世昌的功课很好，他是以迪庆地区第一名的身份考进这所学校的。但让齐家人没想到的是，好学生对革命思潮吸收起来更加如饥似渴，齐世昌在这所学校加入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即“民主青年联盟”。
在上世纪40年代，中共在云南地区有两个主要的外围青年组织，一是“民青”，一是新民主主义者联盟(简称“新联”)，特别是前者，影响非常大。后来在解放战争期间云南发生的一系列震动全国的学生民主运动，都可以看到民青成员活跃的身影。而在这时，齐世昌的姐夫——也出身于当地的另一个大土司，即刘家土司——已经投向了共产党。姐夫手里有一支马帮队，他把这支队伍改编成了一支藏族骑兵队，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编为第七支队。这支后来被称为“边纵”的部队，在解放战争中主力部队发展到6万多人，为解放西南立下赫赫战功。
受姐夫和周围环境的影响，当时只有十几岁的齐世昌走上革命道路，而且这位家里的长子把自己的弟弟们也动员到革命队伍中。据一位当年做小学教员的民青成员萧树森回忆，他们在一起的活动包括阅读《中国命运与中国共产党》《西行漫记》《八月的乡村》这样的进步书籍，唱《兄妹开荒》《解放区的天》等共产党的革命歌曲，还要准备迎接解放军进城。
齐世昌也是如此。他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中甸做了省立小学的教员，第二年，19岁的他当上校长。他把这所学校变成了革命大本营，在校内组织党的活动，用藏语教唱《国际歌》，在学校办妇女识字班，宣传党的主张。
齐世昌所做的这一切，都利用了自己家的土司身份。在当时，土司非常受人尊重，平常百姓们结婚办喜事，都会在婚礼上为齐家或松家等土司家唱颂歌。齐世昌的姐夫组建骑兵队加入解放军，后来又回到中甸去发展共产党组织，也是利用自己的土司身份。但是在内心里，齐世昌并不想当官，他只想教书，做学问。
齐扎拉长大后，听过不少人说到他的父亲：他为人文质彬彬，唱歌特别好，极少见到他发火，更不会摆土司的霸气。他喜欢看中国古典的书。“我记得在文革中被批斗时，父亲还点着煤油灯在看书”，齐扎拉说。
多年后，齐扎拉的母亲说，如果齐世昌后来没去当共产党的官，只是当个教师，是不是就不会自杀了？
但是，人生的路有时不是自己能够左右得了的。在云南解放时，民青的成员们大都加入到共产党的政府里开赴工作第一线，藏文汉文俱佳的齐世昌更是深得重用，他直接参与共产党与当地土司的谈判。后来他被送去到西南民族学院去学习，本来准备毕业后派去西藏，但1952年迪庆发生了一次叛乱，他又回到了中甸。
齐世昌回来后，出任土改工作组组长，平叛的副指挥长。他是共产党在本地培养的第一个工委副书记。他既领导土改，又指挥平息叛乱。直到1964年，才把平叛工作全部完成。接着，文化大革命就来了。
“文革”开始后两年，齐世昌死于自杀，这一年，他40岁。
爷爷杨灿文
齐世昌的父亲齐灿文并没有看到儿子的死。齐灿文——齐扎拉的爷爷——和齐扎拉的奶奶，都在上世纪50年代去世。
齐灿文原来叫杨灿文，是个汉人。而且还曾是国民党的军官。
说起来，齐家更早的祖上，并不是生活在中甸，而是在四川的巴塘(今属四川甘孜)。清雍正五年(1727年)时，齐家从巴塘迁到中甸。
齐家原来的土司职别比较高，但到了齐扎拉爷爷那一辈，出了大事，家中唯一的男性继承人，也就是齐扎拉奶奶的弟弟，被人抢走了。
抢人的也是土司。原来，在土司社会中，婚配是非常讲究门第的，土司的儿子只能配土司家的女儿。如果这一家土司生下的都是女孩，又找不到合适的土司儿子出嫁，就去抢一个来。齐扎拉的那位舅爷就是这样被抢走的。那一家把姐妹两个都嫁给他。几年后，齐家才得知，他们居然把人藏在丽江，专门在那里买了所房子——那里不仅离齐家很远，离抢人的那个土司家也完全是两个方向。几年后，当这位舅爷被允许回家的时候，小孩已经出生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
而齐扎拉奶奶家，原本共3个孩子，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弟弟被抢走了，家中没有了男性继承人，土司职务就由奶奶和奶奶的丈夫来继承。而奶奶的丈夫，却是招上门的汉人女婿杨灿文。杨灿文就变成了齐灿文，因为是招婿来的，只能继承一个比较低的土司职位，出任这一带的“土把总”。
这时，齐家自然要把希望都寄托在他们的长子齐世昌身上。他们希望，靠这个聪慧好学的孩子，把家道再度振兴起来。
没想到，齐世昌参加了共产党。
“这样的话，你爷爷奶奶他们能理解你父亲吗？”记者问齐扎拉。
“他们开始当然不能理解，但后来也接受了这个现实，”齐扎拉说。实际上，再不理解这种转变的人，也不能不看到世势的转变，新中国的成立，不仅仅是一次改朝换代，那是一次天翻地覆的大变革，这个社会整个被颠覆了过来。沿袭了数百年的土司制度寿终正寝，他们的后代，不光是长子，其他的孩子们也站到了共产党的一边。
然而，又过了20年，齐世昌在临终前写下了这样一张纸条：他是坚信共产党的，国家要统一的。他的家庭现在有一些困难，希望给孩子们一些关照。
家人们发现，他把他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把一些留给家人的东西也摆得好好的。
10岁的齐扎拉瞬间就长大了。作为长子，他要帮助母亲撑起这个家，他下面还有两个弟弟，最小的还不到1岁。
儿子齐扎拉
父亲死的那年，齐扎拉上小学三年级。他不得不辍学，当上了小牧童。
开始的两三年，他替别人家放牛。“每天早上，各家把牛奶挤完，在没吃早饭前，他们把牛给你赶出来，每户三头四头，多的五六头，你要把牛群全部赶到草地上去。然后，不管刮风下雨，你都必须要守在那里了。晚上天黑之前，再赶回来，让牛回到各家各户去。从10岁到13岁，我每天是干这样的活。”齐扎拉说。
13岁以后，齐扎拉进了生产队的牧场，这是要住在山上的。“早上天不亮就要起来，很早就要烧好水，做好早饭，然后大人们才起来。然后，大家一起喝酥油茶。其他人还没喝完时，你已经要去赶其他的牛。牧场上的牛在山坡上是放开的，你要把它们都赶回来，让大家挤奶。”
“到了第二年，你也要开始挤奶了。挤完奶后又要把牛赶出去，牛到草场后不用看着，你要回来，和大家一块打奶子，喂狗，喂猪，做完就中午了。下午要去砍柴火。砍完后，吃一天最后的一顿酥油茶，吃完就要把早上赶出去的牛赶回来。”
齐扎拉回忆说，他印象最深的，是怕找不到牛。“有的时候，牛在树林里，你根本看不到，也许这时天已经黑了，你只能凭牛脖子上挂的牛铃来辨认出自己的牛——时间长了，有时听得都有了错觉。因为雪山上雾很大，走到三五米的地方才看到牛。有时你站在牛旁边，牛却不动，你就错过了。”
“想一想，人的适应性真是很强。在雪山上那么冷，我们常常还是光着脚”，齐扎拉说。但是，这所有的一切，你必须适应下来。在牧场里，最脏最累最苦的活，肯定是刚去的人干。而齐扎拉心里明白，自己又属于“成份不好”，他必须从最底层一点点干起。
“这样做到十七八岁的时候，你挤奶也可以挤得过别人，砍柴也砍得过别人，打奶，人家打一桶你能打两桶，找牛，你能判断出牛最可能在什么地方，那里什么山势，你在牧场里的地位就往上走了。有其他更小的人接替你了。”
十七八岁的时候，齐扎拉实际上已经在管一个牧场了。他管4个人，100多头牛，这时，他已经开始可以支配一些时间，可以看些书了。
如果说，当初10岁的齐扎拉就能想到40年后自己能成为这个地方的领导者，那是瞎话。但齐扎拉从十几岁在山上当放牛娃时，就爱看书，这成为他后来向上发展的基础。“别人都在打扑克，我从来不参加。”
1977年的时候，齐扎拉已经在牧场干了9年。“当时我本来想参加高考，但那时家里不可能供养我上学。后来我参加招工招干的考试。第一次考得就很好，但父亲还没平反，没让我参加工作。到了1978年再考，父亲的问题解决了，又是考得很好，就分到一个很远的乡，当青年团的干事。在那里后来当团委书记。”
齐扎拉的上升空间从此打开。从中甸县尼西乡团委书记干起，齐扎拉历任中甸县团委书记、县党校校长、宣传部长至中甸县委书记、迪庆州州长，去年6月就任中共迪庆州委书记。
齐扎拉在工作之余写了一本书，《中国藏区县域经济探索》，还把学历念到了硕士。他做的研究除了经济方面，另一大题目是对中甸地区历史的研究。这项研究的成果广为人知：导致中甸县改名为香格里拉。
“中甸县改名这件事，可以说我一手策划一手推动。我往北京就跑了17趟。还写了很多文章”。
改名对于香格里拉经济发展的推动，不言而喻。在齐扎拉当中甸县委书记时，他提出要把中甸建成藏区中的最强县。而今天，他提出要把迪庆建成藏区中的最强州。让他欣慰的是，如今的迪庆，在全国10个藏族州中已经从排名第8位，上升到去年的第3位。
当年，在香格里拉与德钦一带，东部都由齐家土司来统治。而今天，州委书记齐扎拉管理的迪庆州，总面积23870平方公里，辖香格里拉、德钦县、维西三县，人口30多万。历史好像是在走一个轮回。
“不，现在的领导，我认为不是统治者了。统治者，命令大家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就可以了，而现在的领导是治理者。它需要民主法治建设，人文精神建设。从人治走向法治，从人文的精神形成大家共同的民族觉醒。”
“治理就是要分析各个阶层。下发一个文件时，伤害的利益主体会是怎样，得利的利益主体是怎样。文件一二三四是死的，人文关怀是活的。搞政治，就是要这样以人为本。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寻找一个共同点。把今天的事情和明天的事情，这一代和下一代的事情，现在和上一辈人的事情，寻找联结点。这样你不会简单否定过去前人的历史。今天做的事，也不可能完全超越历史来做。是平稳地又是大踏步地向前走。”
除此之外，齐扎拉还恪守着母亲去世前对她的承诺：戒酒。母亲当时对他说：你做共产党的官，如果整天喝酒挥霍，一定下场不好。
1968那一年，10岁的藏族少年齐扎拉失去了父亲。
父亲齐世昌，时任中共云南省中甸(今香格里拉)县工委副书记。那一年，“文革”的浪潮汹涌而来，齐世昌未能幸免。他被打倒、批斗，工资也被扣发。
齐世昌本来觉得，这场运动一过，一切都会好的。一直忙于工作的他，这才注意到，家里只有一头奶牛。他说，等运动完了工资发下来，要给家里再买几头，让孩子们都有足够的营养。
但是，“文革”运动越来越充满了火药味。齐世昌不但被人贴大字报批判、批斗，而且遭到毒打。虽然中甸距北京有3000多公里之遥，但在这个有世外桃源美称的边地小城，“文革”运动却来得严酷暴烈。在看到了一位老土司被活活打死并被拖尸游街后，齐世昌决定，不再这样屈辱地活下去了。
这一天，齐扎拉本应在家陪伴父亲。但是家里的柴火没了，他要出门捡柴。临出门前，父亲问他，家里的笔放在哪。齐扎拉后来回想，那是父亲要写遗书用。
等到齐扎拉捡柴回来，他与父亲已经阴阳两隔。父亲悬梁自尽了。
父亲齐世昌
齐世昌在“文革”中的罪名，除了“走资派”外，还因为他是土司的儿子。
在滇、川、藏交界处的广大地区，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实行土司制度。而中甸一带，由齐姓、松姓、刘姓等几个大土司来统治。在民国年代，国民政府虽然也在中甸任命县长，但县长想推行点什么政令，仍然要靠土司。齐世昌就是齐家土司的长子。
为了让齐世昌能更好地继承家业，家里把他送到丽江读书，齐世昌进了丽江国立师范学校。齐世昌的功课很好，他是以迪庆地区第一名的身份考进这所学校的。但让齐家人没想到的是，好学生对革命思潮吸收起来更加如饥似渴，齐世昌在这所学校加入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即“民主青年联盟”。
在上世纪40年代，中共在云南地区有两个主要的外围青年组织，一是“民青”，一是新民主主义者联盟(简称“新联”)，特别是前者，影响非常大。后来在解放战争期间云南发生的一系列震动全国的学生民主运动，都可以看到民青成员活跃的身影。而在这时，齐世昌的姐夫——也出身于当地的另一个大土司，即刘家土司——已经投向了共产党。姐夫手里有一支马帮队，他把这支队伍改编成了一支藏族骑兵队，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编为第七支队。这支后来被称为“边纵”的部队，在解放战争中主力部队发展到6万多人，为解放西南立下赫赫战功。
受姐夫和周围环境的影响，当时只有十几岁的齐世昌走上革命道路，而且这位家里的长子把自己的弟弟们也动员到革命队伍中。据一位当年做小学教员的民青成员萧树森回忆，他们在一起的活动包括阅读《中国命运与中国共产党》《西行漫记》《八月的乡村》这样的进步书籍，唱《兄妹开荒》《解放区的天》等共产党的革命歌曲，还要准备迎接解放军进城。
齐世昌也是如此。他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中甸做了省立小学的教员，第二年，19岁的他当上校长。他把这所学校变成了革命大本营，在校内组织党的活动，用藏语教唱《国际歌》，在学校办妇女识字班，宣传党的主张。
齐世昌所做的这一切，都利用了自己家的土司身份。在当时，土司非常受人尊重，平常百姓们结婚办喜事，都会在婚礼上为齐家或松家等土司家唱颂歌。齐世昌的姐夫组建骑兵队加入解放军，后来又回到中甸去发展共产党组织，也是利用自己的土司身份。但是在内心里，齐世昌并不想当官，他只想教书，做学问。
齐扎拉长大后，听过不少人说到他的父亲：他为人文质彬彬，唱歌特别好，极少见到他发火，更不会摆土司的霸气。他喜欢看中国古典的书。“我记得在文革中被批斗时，父亲还点着煤油灯在看书”，齐扎拉说。
多年后，齐扎拉的母亲说，如果齐世昌后来没去当共产党的官，只是当个教师，是不是就不会自杀了？
但是，人生的路有时不是自己能够左右得了的。在云南解放时，民青的成员们大都加入到共产党的政府里开赴工作第一线，藏文汉文俱佳的齐世昌更是深得重用，他直接参与共产党与当地土司的谈判。后来他被送去到西南民族学院去学习，本来准备毕业后派去西藏，但1952年迪庆发生了一次叛乱，他又回到了中甸。
齐世昌回来后，出任土改工作组组长，平叛的副指挥长。他是共产党在本地培养的第一个工委副书记。他既领导土改，又指挥平息叛乱。直到1964年，才把平叛工作全部完成。接着，文化大革命就来了。
“文革”开始后两年，齐世昌死于自杀，这一年，他40岁。
爷爷杨灿文
齐世昌的父亲齐灿文并没有看到儿子的死。齐灿文——齐扎拉的爷爷——和齐扎拉的奶奶，都在上世纪50年代去世。
齐灿文原来叫杨灿文，是个汉人。而且还曾是国民党的军官。
说起来，齐家更早的祖上，并不是生活在中甸，而是在四川的巴塘(今属四川甘孜)。清雍正五年(1727年)时，齐家从巴塘迁到中甸。
齐家原来的土司职别比较高，但到了齐扎拉爷爷那一辈，出了大事，家中唯一的男性继承人，也就是齐扎拉奶奶的弟弟，被人抢走了。
抢人的也是土司。原来，在土司社会中，婚配是非常讲究门第的，土司的儿子只能配土司家的女儿。如果这一家土司生下的都是女孩，又找不到合适的土司儿子出嫁，就去抢一个来。齐扎拉的那位舅爷就是这样被抢走的。那一家把姐妹两个都嫁给他。几年后，齐家才得知，他们居然把人藏在丽江，专门在那里买了所房子——那里不仅离齐家很远，离抢人的那个土司家也完全是两个方向。几年后，当这位舅爷被允许回家的时候，小孩已经出生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
而齐扎拉奶奶家，原本共3个孩子，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弟弟被抢走了，家中没有了男性继承人，土司职务就由奶奶和奶奶的丈夫来继承。而奶奶的丈夫，却是招上门的汉人女婿杨灿文。杨灿文就变成了齐灿文，因为是招婿来的，只能继承一个比较低的土司职位，出任这一带的“土把总”。
这时，齐家自然要把希望都寄托在他们的长子齐世昌身上。他们希望，靠这个聪慧好学的孩子，把家道再度振兴起来。
没想到，齐世昌参加了共产党。
“这样的话，你爷爷奶奶他们能理解你父亲吗？”记者问齐扎拉。
“他们开始当然不能理解，但后来也接受了这个现实，”齐扎拉说。实际上，再不理解这种转变的人，也不能不看到世势的转变，新中国的成立，不仅仅是一次改朝换代，那是一次天翻地覆的大变革，这个社会整个被颠覆了过来。沿袭了数百年的土司制度寿终正寝，他们的后代，不光是长子，其他的孩子们也站到了共产党的一边。
然而，又过了20年，齐世昌在临终前写下了这样一张纸条：他是坚信共产党的，国家要统一的。他的家庭现在有一些困难，希望给孩子们一些关照。
家人们发现，他把他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把一些留给家人的东西也摆得好好的。
10岁的齐扎拉瞬间就长大了。作为长子，他要帮助母亲撑起这个家，他下面还有两个弟弟，最小的还不到1岁。
儿子齐扎拉
父亲死的那年，齐扎拉上小学三年级。他不得不辍学，当上了小牧童。
开始的两三年，他替别人家放牛。“每天早上，各家把牛奶挤完，在没吃早饭前，他们把牛给你赶出来，每户三头四头，多的五六头，你要把牛群全部赶到草地上去。然后，不管刮风下雨，你都必须要守在那里了。晚上天黑之前，再赶回来，让牛回到各家各户去。从10岁到13岁，我每天是干这样的活。”齐扎拉说。
13岁以后，齐扎拉进了生产队的牧场，这是要住在山上的。“早上天不亮就要起来，很早就要烧好水，做好早饭，然后大人们才起来。然后，大家一起喝酥油茶。其他人还没喝完时，你已经要去赶其他的牛。牧场上的牛在山坡上是放开的，你要把它们都赶回来，让大家挤奶。”
“到了第二年，你也要开始挤奶了。挤完奶后又要把牛赶出去，牛到草场后不用看着，你要回来，和大家一块打奶子，喂狗，喂猪，做完就中午了。下午要去砍柴火。砍完后，吃一天最后的一顿酥油茶，吃完就要把早上赶出去的牛赶回来。”
齐扎拉回忆说，他印象最深的，是怕找不到牛。“有的时候，牛在树林里，你根本看不到，也许这时天已经黑了，你只能凭牛脖子上挂的牛铃来辨认出自己的牛——时间长了，有时听得都有了错觉。因为雪山上雾很大，走到三五米的地方才看到牛。有时你站在牛旁边，牛却不动，你就错过了。”
“想一想，人的适应性真是很强。在雪山上那么冷，我们常常还是光着脚”，齐扎拉说。但是，这所有的一切，你必须适应下来。在牧场里，最脏最累最苦的活，肯定是刚去的人干。而齐扎拉心里明白，自己又属于“成份不好”，他必须从最底层一点点干起。
“这样做到十七八岁的时候，你挤奶也可以挤得过别人，砍柴也砍得过别人，打奶，人家打一桶你能打两桶，找牛，你能判断出牛最可能在什么地方，那里什么山势，你在牧场里的地位就往上走了。有其他更小的人接替你了。”
十七八岁的时候，齐扎拉实际上已经在管一个牧场了。他管4个人，100多头牛，这时，他已经开始可以支配一些时间，可以看些书了。
如果说，当初10岁的齐扎拉就能想到40年后自己能成为这个地方的领导者，那是瞎话。但齐扎拉从十几岁在山上当放牛娃时，就爱看书，这成为他后来向上发展的基础。“别人都在打扑克，我从来不参加。”
1977年的时候，齐扎拉已经在牧场干了9年。“当时我本来想参加高考，但那时家里不可能供养我上学。后来我参加招工招干的考试。第一次考得就很好，但父亲还没平反，没让我参加工作。到了1978年再考，父亲的问题解决了，又是考得很好，就分到一个很远的乡，当青年团的干事。在那里后来当团委书记。”
齐扎拉的上升空间从此打开。从中甸县尼西乡团委书记干起，齐扎拉历任中甸县团委书记、县党校校长、宣传部长至中甸县委书记、迪庆州州长，去年6月就任中共迪庆州委书记。
齐扎拉在工作之余写了一本书，《中国藏区县域经济探索》，还把学历念到了硕士。他做的研究除了经济方面，另一大题目是对中甸地区历史的研究。这项研究的成果广为人知：导致中甸县改名为香格里拉。
“中甸县改名这件事，可以说我一手策划一手推动。我往北京就跑了17趟。还写了很多文章”。
改名对于香格里拉经济发展的推动，不言而喻。在齐扎拉当中甸县委书记时，他提出要把中甸建成藏区中的最强县。而今天，他提出要把迪庆建成藏区中的最强州。让他欣慰的是，如今的迪庆，在全国10个藏族州中已经从排名第8位，上升到去年的第3位。
当年，在香格里拉与德钦一带，东部都由齐家土司来统治。而今天，州委书记齐扎拉管理的迪庆州，总面积23870平方公里，辖香格里拉、德钦县、维西三县，人口30多万。历史好像是在走一个轮回。
“不，现在的领导，我认为不是统治者了。统治者，命令大家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就可以了，而现在的领导是治理者。它需要民主法治建设，人文精神建设。从人治走向法治，从人文的精神形成大家共同的民族觉醒。”
“治理就是要分析各个阶层。下发一个文件时，伤害的利益主体会是怎样，得利的利益主体是怎样。文件一二三四是死的，人文关怀是活的。搞政治，就是要这样以人为本。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寻找一个共同点。把今天的事情和明天的事情，这一代和下一代的事情，现在和上一辈人的事情，寻找联结点。这样你不会简单否定过去前人的历史。今天做的事，也不可能完全超越历史来做。是平稳地又是大踏步地向前走。”
除此之外，齐扎拉还恪守着母亲去世前对她的承诺：戒酒。母亲当时对他说：你做共产党的官，如果整天喝酒挥霍，一定下场不好。